按：“宏观视野下的中国文学史”原系独立的书稿，以《中国文学史之宏观》题名，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出版，现收入本书第一部。其间附录各篇均属原书稿以外的文章，因其内容可与书稿相参证而案插安置于此。问题的提出
对于爱好文学的人来说：“文学史”并不是一个陌生的名词，把它看成由文学总体进程所构成的历史运动，大概是能够得到众人首肯的。但若进一步追询，这一历史运动的具体内涵是什么，或者说，所谓文学总体进程究竟由哪些方面构成，则并不那么容易回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文学史被单纯处理为文学家的历史，写史就是为一个个文学家立传，因而作家生平的考订、思想的介绍、创作经历的论述和作品的分析，便占据着一部文学史的主要篇幅，其他材料（如社会背景、文化氛围、文学思潮、流派、影响等）仅只是带过而已。读着这样的文学史著作，我们仿佛走进了长长的画廊，一眼望不到头的画壁上挂满一幅幅人物肖像，有的尺寸放大，有的尺寸缩小，有的工笔细描，有的粗线勾勒，虽然各有姿态，看多了也难免感觉雷同。人们不禁要问：难道这就是文学史研究的全部内容？难道这就是文学史工作的意义所在？
我决无意于否定作家、作品的研究。作家、作品是文学史的细胞，文学史便是作家、作品的总和；从具体作家作品入手来考察文学史的历史流变，自是顺理成章的事。但是，正如同生物体并不能还原为各个细胞的堆积，而要由细胞形成器官，器官形成系统（循环系统、消化系统等），作为有机建构的文学史，也不能归结为单个作家作品的迭加，尚须努力探求隐藏于作家背后的贯串线索，包括作家群的构成、流派风格的演变、思潮的起伏兴替、体式的迁易转换，以至于文学与社会生活、时代精神、民族传统、世界文明诸方面的交互作用，由小范围的组合进入较大范围的组合，由局部性组合进入全局性组合，藉以把握文学的总体进程和历史运动。这样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景象，才不会是接缀起来的一肢一节、一毛一发，而成为血液周流、气脉贯通的活生生的机体，也才有可能由此揭示其内在的逻辑联系和规律性。我国史学界老祖宗司马迁标榜“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论史宗旨见司马迁《报任少卿书》，载中华书局1962年版《汉书·司马迁传》。，西方大哲学家黑格尔主张“将哲学史认作一个有机的进展的全体，一个理性的联系，唯有这样，哲学史才会达到科学的尊严”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第12页，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说的都是这个道理。这也应该是我们对待文学史工作的基本态度。
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中叶的中国文学史宏观研究，正是以上述认识为出发点的。它把人们的注意力从文学家的传记，引向了更为广阔的空间，于是，隐藏于具体人事背后的那个宏观世界的图景，便突现在我们眼前，召唤着我们去加以认真思考和表现。这样一种研究视野的转移，同时也是研究观念和方法的转变。不同于具体人事和文字考订上的谨毛辨发的工夫，面对宏观范围的历史运动及其诸方面联系，需要建立起一种宏观的整体的思维和与之相适应的研究方法，方足以实现有效的概括。这些便构成了宏观研究的特点，也正是它被视以为近年来文学史领域新动向的缘由。
诚然，就文学现象进行宏观的观照，并不是什么全新的课题。以文学史研究工作自身的进展而言，走向宏观是一个自然的趋势。人对事物的认识，总是由个别逐渐上升到一般，由分析逐渐趋于综合的；一个时期的微观研究积累多了，必然会出现向宏观跃进的需求。二千五百年前，孔子就曾在总结诗教传统的基础上，作出“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十三经注疏》本《论语注疏》卷二。的判断，算得上原始的宏观研究。两汉时期的诗论家，更进一步提炼出“六义四始”、“美刺正变”等一整套概念，有了系统的理论纲领。此后，像刘勰用“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刘勰《文心雕龙·序志》，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卷十，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来反映先秦以至他那个时代的文学变迁，钟嵘以国风、小雅、楚骚三源给汉魏晋宋齐梁的五言诗分门别派，下而及于张戒、严羽、高棅、叶燮等人，莫不自出手眼地就一朝或几朝文学现象加以综述，更不用说近现代学术史上的开创者王国维、鲁迅、闻一多诸大师了。从这一点上讲，中国文学史的宏观研究不仅“古已有之”，且称得上“统绪不坠”。但要看到，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古人所作的宏观概括，虽有其不可磨灭的精到处，毕竟带有很大程度的直观色彩，同今天需要的宏观研究不是一码事。今天的宏观研究来自对以往一段时间应用知性分析方法处理文学现象的反思，它有着明确的历史观念和自觉的追求目标，并试图建立起相应的科学方法和研究体系，这都有别于它的前驱，从而使它获得了一种新的属性。
还要看到，宏观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得到特别有力的推进，又跟我国社会变革发展的大形势有关。“四化”与改革事业的深入展开，把建设现代化的民族心理、民族文化的任务提上议事日程，而新文化的建构又离不开文化传统的批判继承。文学是民族心灵的结晶，一部中国文学史便是中华民族之魂动荡变化的写照，它映现着我们民族的喜怒哀乐、好恶爱憎，昭示着我们民族对生活、对美的理想和感受生活、创造美的才能。研究中国文学史的目的，也正是要从中发掘民族的心理素质，探讨民族的审美经验，把握在这种审美心灵支配下的民族文学传统生成和演进的规律，藉以指导文学与社会生活的未来运行。一句话，怎样认识我们民族的传统精神与审美文化，又怎样在新形势下发展和改造这一传统，便是时代向文学史研究工作者提出的大课题。而要解答这个课题，单凭一字一句的诠说、一诗一文的解析以及一人一事的考订、评判，显然是不够的，必须对全部文学史作连贯的思考与整体的综合，这就需要改换研究的着眼点，超越个别事象，进入宏观层面。据此，宏观研究不光是对象范围的扩大，更其是研究意识的更新，它可以说是社会变革形势推动下现代意识渗入历史传统的重要表征。与此相关联，学术界同时兴起的另外几股思潮，也促成了宏观视野的开拓。一是文学新观念、新方法的讨论，它把现代西方文艺理论批评的各个流派和哲学、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文化人类学以及自然科学的种种观念与方法引进文学界，为打破固有的研究模式贡献了多样化的选择机制，也为文学史观念和方法的更新提供了启示。二是“文化热”的出现，它立足于文化整体的反思，促使人们将文学、艺术、哲学、宗教、道德、法律乃至各种习俗、心理、制度、器用作为一个有机的文化系统加以观照，沟通了文学史与各个社会文化领域间的渠道。三是比较文学的复兴，而且侧重在中外文学现象和文学思想的比较研究上，为本民族文学的再认识树立了新的参照系。这几股思潮虽然都来自文学史以外的学科，却从不同的侧面施加影响于文学史的研究意识，加速了宏观研究由孕育至分娩的过程。
以上叙述表明，中国文学史之走向宏观，固属题中应有之义，而亦是多种因素交织下的产物。学科自身发展的需要是其内在种因，社会变革的大形势是其现实土壤，外学科的交叉影响则起了灌溉与施肥的作用，几方面条件互相配合，终于萌生了这样一枝新芽。从这里也可以说明它的重要性。宏观研究将文学史由狭小的天地里解放出来，使之有可能从个别事象的记录与整理，上升到一般原理的概括推求，而只有到达这一步，文学史才称得上是一门科学（真正意义上的人文科学），才算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宏观研究又促使人们将一民族的文学与他民族乃至世界各民族的文学联系起来考察，将文学现象与各种社会文化现象联系起来考察，将文学史与文学理论联系起来考察，从而有助于总体文学观念的形成以及文学史与其他学科之间的交互渗透。归根结蒂，宏观研究还适应了我们国家改革与开放的大形势，它将为民族心理的自我认识与改造，为民族文化的推陈出新，提供不可或缺的借鉴。作为文学史研究工作的新动向，它会有广阔的前途和深远的影响，是可以预期的。问题的界说
为了对文学史宏观研究能有一个比较明晰的概念，我想，就其对象、范围、层次、结构、方法、理论模式以及学科地位与作用等问题作一番界定，或许不无意义。
先说研究的对象与范围，这就是要划清宏观与微观之间的界限。大家知道，宏观与微观本来是物理学上的一对范畴，通俗地讲，宏观物体一般指我们日常生活中可以直接观察到的事物，微观物体则指分子、原子以下层次的物质构造。这对范畴后来移植到社会科学领域，有所谓宏观经济、微观经济之类说法，现在又借用于文学史研究。文学史上的宏观与微观该怎样划分呢？目前并没有统一的意见，有人还主张在宏、微之间设立中观这一层面（三分法），甚至建议在宏观之上更划出哲学观的层面（四分法），都有一定道理。为简便起见，我仍然采用宏观与微观两分法。考虑到宏观研究原是针对以往文学史著述偏重在单个作家作品的考释与诠评、缺乏综合贯通的手眼而提出来的，我认为，就从此处划分疆界，将超越个体作家作品课题范围的综合性研究归入宏观范畴，似比较适宜。据此，宏观研究本身又包含了众多的层次与侧面，从作家群、文学社团与流派、文艺思潮与文艺运动、风格与体式之类变迁，直到一时代、一民族文学的总体概括和各时代、各民族文学的比较分析，都属于它的研究范围。这里有一个由低而高的系列结构，相互间存在密切的联系和内在的推移。看不到这一点，把标准定得过高，以为只有有关文学史全局的大题目才算宏观研究的想法，容易导致忽视基础宏观现象的考察，并不利于其健康的成长。
明确了宏观研究的范围，可以进一步来找寻它的基点，也就是由微观进入宏观层面的结合点。如上所述，微观研究以考订和解析单个作家作品为主要任务，那末，超越这一限界的宏观研究，其基本立足点又该放在什么地方呢？可以有多样化的选择。作家群（包括社团）可能是最切近的单位，但群体的结成有时基于地缘、人事上的组合，未必具有倾向上的严格一致性。文学流派也许是意义更为确定的单位，但流派的产生往往是文学创作发达、成熟的征兆，不是每个时期都有明显的流派分野，所以还缺乏普遍有效性。文学思潮大概是更广泛适用的单位，任何时候文学现象的流变都蕴含着思潮的涨落交替，它也不需要象作家群、流派那样取得比较固定的显影，不过特定的思潮又是以什么作为它的内在尺度，或者说不同思潮之间应该怎样划分它们的限界，则又成了疑难之点。我在想：科学哲学上有所谓“范式”的概念，把特定时期科学研究实践中设置的一套原理、规范、例证、符号体系及其内蕴的思维定势，归结为一种型态，用以显示这一阶段科学发展的基本趋势；范式的突破与转换，则标志着科学理论和方法的更替。那末，文艺学上有没有可能也建立起某种文学的“范式”（如“意象结构”、“风格型态”之类），作为特定文艺思潮的内在标尺，从而构成文学史在宏观层面演进的基本环节呢？这还需要作进一步研讨，同时不排斥以作家群、社团、 流派等其他单位为基点，来建构宏观的文学史。
基点既已确立，由此上窥，又可以划出宏观研究的不同层次，把握它的整个结构。大体上说，这一结构体系由三大层次组成：有关各别作家群、社团、流派、思潮乃至文学“范式”的考察，属最低层，是宏观文学中的个体研究；就两个以上的上述单位间的联系、比较、承递、转换等论述，属中间层，是宏观文学中的群体研究；而对于一时代、一民族甚至更大范围的文学现象作出概括，则属于高级层，是宏观文学中的总体研究。每个层次内部还可以有更细致的划分，如同属总体研究，就有以一时代文学现象（时代跨度又会有差异）、几个时代文学关系、整个民族文学传统、不同民族文学比较乃至一般文学史原理原则为探讨对象的区别。个别、特殊与一般之间的关系，在这里也是相互推移、彼此转化的。以上还只是就宏观文学史构成的主干而言，其实文学现象的各个侧面（主题、题材、结构、语言、方法、风格、体式、审美情趣等），也都可以分别纳入宏观研究的范围，成为整体结构中的有机组成部分。至于文学现象与各种社会文化现象的关联，理所当然地要纳入宏观研究的视野，更无须多言。
再说一说研究方法。方法和对象分不开，宏观研究既然在对象上起了变化，方法自不能不有所更张；如果仅仅是课题范围的放大，具体做法上仍然把对象割裂开来，作孤立的单项分析，也还是达不到宏观的目的。以往对作家作品的研究较多采用考证、训诂、评点、解析之类方法，在宏观式的观照中难以肩负主要责任（或可用作辅助手段），于是各种新的方法，如社会学方法、文化人类学方法、原型批评方法、历史哲学方法、比较文学方法、文史哲综合方法、结构主义方法、接受美学方法以及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方法等，便应运而生。这种种方法，有的从现代西方文艺思潮中引进，还须结合本民族文学批评的实际加以创造性应用；有的从其他人文学科乃至自然科学中嫁接过来，更有一个根据文学研究自身的特点进行加工改造的过程。但不论采用哪种方法，作为其深层结构的思维方式，则必须是整体综合的思维，它有别于那种“见木不见林”的知性分析方法和“囫囵吞枣”的直观思维，要求把文学的历史过程视以为一条奔流不息、通贯而难以切割的长河，一个由各要素、各局部按特定方式组合而成的有机进展着的整体，就其内部与外部、共时与历时、前因与后果诸种联系来加以立体式观照，作出比较全面与综合的把握。总之，“有机整体”的观念，可以说是宏观文学史的基本观念，各种研究方法都应该体现这一基本的原则，才有可能在处理复杂的文学现象时，有效地建立起宏通的视野。我们说宏观研究不仅是对象范围的扩大，更其是研究意识的转变，指的就是这样一种新观念、新方法的树立。
随着各种新方法的运用，宏观文学史研究必然要产生出一定的理论模式。对这一点，有人会不赞成，在他们看来，文学史的任务仅在于弄清事实，勾画历史的本来面貌，根本不需要什么模式。我的看法有所不同。弄清事实诚然是很重要的，不详细占有史料，便谈不上历史的总结。但史料并非史学的全部。姑无论史料不可能穷尽，复现历史原貌只是一种幻想，即使弄清了事实，把它们按编年方式排列起来，也未必能体现历史的内在联系，因为事物的表象与实质之间总有距离，不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工夫，难以触及其内在的生命。所以在史料建设之外，还需要有史才和史识，特别是识见，作为一种理论洞察力，经常对历史现象的概括起着主导作用，是真正的史家所必不可少的。而识见的确立，又须以某种认知事物的方式为前提，这就是我所谓的理论模式。凭藉这一模式，人们才能面对纷繁的现象材料进行整理加工，形成秩序，事物也才能被我们所认知。故严格说来，不具备模式的人是没有的，差别仅在于自觉追求还是被动接受特定的模式，以及所建构的模式是否比较合理。建国以来，我们在文学史研究上试图推行过几种模式，如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相对立，民间文学主流，经济繁荣必然带来文学繁荣，阶级斗争直接推动文学发展等等，结果都不成功，这也是理论模式为人诟病的由头。但仔细分析一下，失败的原因恐还在于模式设置的不当。我们看以上这些命题，尽管内涵不一，思路上却有惊人的相似处，即都是从纵横交错、多向辐射的历史大系统中，割裂出两个单独的对应项来作线性推导，而置整个系统的有机联系、交感共振于不顾，这怎能不陷于片面、僵化乃至荒谬呢？因此，问题不在于回避模式，而在于用正确的观念为指导，寻求合理的模式，进行科学的总结。即便如此，文学史的理论模式也不会是单一的。由于各人从事研究的具体方法不同，进入宏观领域的角度不一，其观察条件和方式也有所差异。可以想象：社会学的模式不会等同于原型批评模式，比较文学的横向沟通也会有别于历史哲学的纵向演绎。模式的多样化，并不致于导致“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的相对主义，它们之间的“互补”，正好显示出文学现象的多姿多彩和宏观研究的阔大容涵。
由此便可进而说明宏观文学史在文艺学学科中的地位和作用。作为文学史的一个分支，宏观与微观是相辅相成的，前者以后者为基础，后者向着前者升华。但宏观研究在它自身由低而高的发展系列中，又愈来愈迫切地需要建构起特定的理论模式，不断地增长其内含的理论要素，从而使自身逐渐向着文学理论升华。待到宏观研究上升到一般文学史原理原则探讨的层面，它就已经摆脱了具体史料的直接羁绊，开始进入理论学科的领域，成为文学史学的研讨（有类于史学学科中的历史哲学）。这样的研讨属于“史”，也属于“论”，它是史论交界的产物，而肇端来自宏观史学中理论因素的渗入。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宏观研究又可看做由文学史向文学理论过渡的桥梁，它一头建基于作家作品的考订、分析，另一头则伸向了总体文学观，承上启下的作用是很明显的。与此同时，作为史、论的综合体，宏观文学史还不可避免地要同哲学、美学、艺术学、文化学、心理学、语言学、社会学、历史学甚而至于某些自然科学发生交互影响，从这些学科里汲取思想方法和思想材料，也为它们提供借鉴，从而更增强了自身内容的丰富性和地位的复杂性。这些都是我们从事宏观研究所不应忽视的。
本书编写说明
现在来谈这本小书按:指《中国文学史之宏观》一书，亦即本书第一部的正文部分。的编写宗旨和内容结构。
本书的构想萌芽于20世纪60年代中叶，当时就曾想到要对一个特定范围的文学现象进行综合研究，藉以总结历史的经验，探索文学发展的规律性。不过那个设想还很粗略，无论就主观或客观方面而言，都不具备付诸实施的条件。“文革”结束后，这一考虑被重新拾掇起来，并逐渐酝酿成形。特别是80年代出现的“文化热”，将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突出地提了出来，更激励着我去认真考察民族文学的运行轨迹，思考它的历史命运；把思考所得整理出来，便有了这本小书。这就决定了本书的性质属宏观文学史中的总体研究，也就是把整个民族文学传统及其运行机制作为一个完整的对象来加以讨论，这样的工作是具有开拓性的。
在内容结构上，本书分上下两编。上编本体论部分，着重回答中国文学是什么的问题，涉及其社会与文化渊源、民族特质、演进脉络、语言文字功能以及与世界各民族文化的关系等方面；下编方法论部分，主要探讨中国文学怎样发展的问题，涉及发展的动因和动向、进化的内涵与形态以及自古迄今有关文学史观的演变诸方面。前一部分着眼于文学的民族传统，较多地取文化学的视角；后一部分偏重在文学的运行法则，更注意用历史哲学的方法。两者有所区别，但又是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的，合在一起，便构成我对中国文学史的基本观念。
无庸置疑，从事上述课题研讨，要冒很大的风险，不仅因为中国文学史研究中存在许多薄弱的乃至空白的环节，个人的学殖素养尤嫌不足，还由于当前现实生活和理论观念变化迅疾，人的思维方式需要不断调整，难以形成稳固的支点。这一切都给研究工作带来了困难，甚至会使研究成果轻易地转变为“明日黄花”。尽管如此，我还是愿意一试，因为路总是人走出来的，没有眼下的弯路、绝路，就不会有日后的直道通衢。所以，本书所论决非深思熟虑的结晶，毋宁说，它只是个人探险的记录。讲得好听一点，足资参考；讲得不好听一点，谬误百出。至于线条粗疏，挂一漏万，只存大体，不拘小节，则属总体性宏观研究难以避免的缺陷，或许能得到谅解。
末了有两点声明。其一是这里所谓的“中国文学”，按照习惯用法，实际上仅指汉民族文学，不包括国内各少数民族文学。要把众多的兄弟民族文学一起包摄进来，写一本“大中华文学概观”，固然意义重大，目前条件尚不成熟；况且汉族与各少数民族文学并非同出一源，其间虽有交流，却未能形成整体素质，似不宜当作单一的对象加以审视。另外，从时间界限上看，书中某些章节的讨论侧重在传统文学，不完全切合“中国文学”的概念，那是因为中国的传统文学已经走完了自己的历史行程，确立了自己独特的质性，并完成了自身的总体格局，这都是中国新文学所不可比拟的，必须分别论列，不容混为一谈。但传统文学与新文学又有继承关系，从总体上看仍是一部中国文学史的两个发展阶段，未可强为割裂，所以全书的着眼点还是注意到贯通古今，综合取势。这样一种弹性处理方式，是根据论题需要变通设置的，勿以“名”“实”淆乱为訾。这也是本书开卷所应有的交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