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研究》第十七卷2011年，71—92頁
新出土唐代詩人碑誌綜論本文爲2009年全國高校古籍整理工作委員會重點科研項目“新出土唐代詩人墓誌文本整理與考釋”和2010年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唐代的文學家族與家族文學：以新出石刻爲依據的考察”課題成果之一。胡可先
新出土的唐代詩人墓誌73方，另載有原石或拓本傳世的詩人墓碑12方，計85方。這些碑誌，以墓誌爲主，記載了詩人的立身行事，文學活動，交遊情況，科第出身，家世籍貫，生卒年月等諸多方面。除了個別墓誌已經見於傳世的總集與別集外，大多數都是第一次問世，而且是偶然出土於地下，因而保持了唐時的原生狀態。這85方唐代詩人碑誌，有撰者姓名者69方，有書者姓名者40方。
一、 詩人墓誌的價值與類型
新出土唐代詩人墓誌，是出土文獻的精華所在。它是唐代文學史研究得以憑藉的最有價值的原始資料和實物載體。其中不乏著名詩人的墓誌，如《張説墓誌》、《張九齡墓誌》、《王之渙墓誌》、《韋應物墓誌》、《姚合墓誌》、《李益墓誌》等等。這些墓誌的價值是巨大的，諸如王之渙，在墓誌出土之前，人們對他的家世籍貫、生卒年月、生平仕歷等，幾乎一無所知，而墓誌出土以後，王之渙的生平經歷就昭然若揭，墓誌還記載了“歌從軍，吟出塞，布乎人口”的文學活動，是王之渙作爲盛唐邊塞詩人的最爲有力的堅證，也是他詩歌影響的最早文獻記載。新出土的《張説墓誌》則更有多方面的價值，誌主爲一代名相，又是引領文學潮流的文學大家，撰文者是工部侍郎集賢院學士張九齡，後來也成爲一代名相，同時是開啟盛唐詩境的先驅人物，書丹者是朝散大夫中書舍人梁昇卿，當時以八分書名震海內，這樣的墓誌不僅是新出土唐代墓誌中的精品，更是研究唐代文學與文化的絕好材料。再如新近出土的《韋應物墓誌》，堪稱近百年來唐代新出土文獻的重要收穫，墓誌的撰者是與韋應物同時的著名詩人丘丹，這一墓誌不僅對於韋應物的家世、生平、科舉、婚宦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原始文獻，還爲大詩人丘丹的研究提供了不少重要的線索。參以韋、丘的往還詩，如丘丹贈韋應物詩有：《和韋使君秋夜見寄》、《奉酬韋蘇州使君》、《和韋使君聽江笛送陳侍御》、《奉酬韋使君送歸山之作》、《奉酬重送歸山》；韋應物贈丘丹的詩有：《秋夜寄丘二十二員外》、《贈丘員外二首》、《復理西齋寄丘員外》、《送丘員外還山》、《重送丘二十二還臨平山居》、《送丘員外歸山居》等，中唐詩人的人情往來、文學交流，以及唐詩產生的主體因素，都可以由此而得到體現。又《韋應物墓誌》云：“所著詩詞、議論、銘頌、記序，凡六百餘篇行於當時。……公詩原於曹劉，參於鮑謝，加以變態，意淩丹霄，忽造佳境，別開户牖。”西安碑林博物館《紀念西安碑林九百二十周年華誕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文物出版社，2008年，308頁。對於韋應物詩歌的淵源、特徵與成就，都有獨到的闡發，對詩歌以外的其他文學成就也有所記述，這對於我們全面瞭解韋應物其人其作，都是非常重要的。
新出土唐代詩人墓誌值得稱道者尚有以下幾種類型：鴛鴦墓誌、合祔墓誌、遷葬墓誌。這些墓誌爲我們多層面瞭解唐代詩人的家世、婚姻、家庭、子嗣等情況，以及各方面的文學淵源和傳承，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原典材料。
1． 鴛鴦墓誌
所謂鴛鴦墓誌，是指同時出土的夫妻二人的兩方墓誌，這樣的墓誌，歷來受到收藏者和研究者的重視。如于右任先生搜集的318種墓誌中，有7對夫妻的墓誌，於是以“鴛鴦七誌齋”作爲自己的齋名。後來三秦出版社出版了《鴛鴦七誌齋藏石》，在學術界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形成鴛鴦墓誌的原因，一般爲夫妻一方先卒，葬時有誌，待合葬時另刻新誌，舊誌附置新穴。又或卒者祔葬舊穴，葬時新制墓誌，形成一穴兩誌；或夫妻分葬兩地，各有墓誌；或一夫多妻，卒葬時間不一，葬時各有墓誌。……兩誌合二爲一，所記人事、子嗣、葬地互證互補，對瞭解誌主家世大有裨益。”中國文物研究所、千唐誌齋博物館《新中國出土墓誌·河南》叁《千唐誌齋》壹上冊，文物出版社，2008年，13頁。新出土的唐代詩人墓誌中，鴛鴦墓誌多達12方，計爲：韋應物和其夫人元蘋墓誌、崔泰之及其夫人李氏墓誌、崔翹及其夫人盧西華墓誌、韋濟及其夫人盧氏墓誌、李峴及其夫人獨孤氏墓誌、呂渭及其夫人柳氏墓誌、徐放及其夫人元氏墓誌、崔元略及其夫人李氏墓誌、裴夷直及其夫人李弘墓誌、姚合及其夫人盧綺墓誌、楊收及其夫人韋氏墓誌、王之渙及其夫人李氏墓誌。
今以《韋應物墓誌》爲例，其墓誌出土時，夫人元蘋墓誌也同時出土，還同時出土了韋應物之孫韋慶復墓誌，以及韋應復之母裴棣墓誌。這樣，作爲唐代士族之一韋氏的韋應物家族的家世及婚姻狀況就清晰地展示在我們的面前，從中也可以窺見唐代門閥士族雖逐漸衰落，但高門大姓矜閥閱、重門第的社會風尚並沒有消減。在士族傳承的過程中，婚姻是非常重要的環節，與韋氏聯姻者大多是當時的高門大姓，韋應物出生於京兆韋氏逍遙公房，是唐代最爲顯赫的士族之一，故韋氏墓誌在這方面的記載頗爲慎重。爲了士族傳統和家風的傳承，不僅婚姻所選擇的對象非常重要，而且家族中女性的文學修養以及相關的家庭教育作用也非常重要，這在韋應物家族的墓誌中，都有明確的表述。韋應物所撰《元蘋墓誌》稱：“有小女年始五歲，以其惠淑，偏所恩愛，嘗手教書札，口授《千文》。”西安碑林博物館《紀念西安碑林九百二十周年華誕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309頁。可見元蘋在家中自覺地擔負起培養和教育兒女的任務。韋應物之所以在爲官時能有淡泊的心境，以及在文學創作上取得很大的成就，與妻子元蘋的輔佐和幫助也是分不開的。
2． 合祔墓誌
唐代有祔葬的習俗，夫妻祔葬時，有時也撰寫合祔墓誌，與鴛鴦墓誌不同的是，合祔墓誌是同一方墓誌記敘夫妻二人的事蹟。新出土唐代詩人的墓誌當中，合祔墓誌有盧粲所撰《李賢及妃房氏合葬墓誌》，盧蕘所撰《唐故朝散大夫守中書舍人贈禮部侍郎上柱國賜紫金魚袋滎陽鄭府君（居中）及清河崔夫人合袝墓誌銘并序》。李賢是唐高宗第二子，頗有文才，且有詩作傳世，卒後贈雍王，又冊贈章懷太子。他的墓誌新出土有兩方，一方是《大唐故雍王墓誌銘并序》，一方就是與妃房氏的合葬墓誌。兩方墓誌都側重於記載其政治經歷，頗有助於瞭解唐代宮廷文學產生的背景。鄭居中開成二年（837）十月卒葬時由高鍇撰寫墓誌，開成三年其夫人清河崔氏卒葬時又由盧蕘撰寫了合祔墓誌，這兩方墓誌同時出土，對於瞭解唐代的祔葬情況頗爲有用。因爲前有鄭居中的單獨墓誌，故合祔墓誌記載鄭居中的事蹟就較爲簡略，而記載崔氏較詳。前者記載鄭居中的立身行事，重在早年仕歷和晚年隱逸的叙述，以突出其學道經歷和道學影響，後者則叙述鄭居中和崔氏組綬輝華、前後相照的衣冠貴族的家世，以及崔氏作爲閨門閫儀而在教子傳家方面的典範作用。鄭居中的詩多已散佚，《全唐詩》隻字未載，《全唐詩補編》亦僅收“雲山遊已遍”一句陳尚君《全唐詩補編》，中華書局，1992年，1062頁。。白居易《三月三日祓禊洛濱詩序》中有“前中書舍人鄭居中”朱金城《白居易集箋校》卷三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2298頁。，與裴度等於開成二年三月三日合宴於洛水舟中。鄭居中墓誌的出土爲我們探索這位詩人的立身行事和文學成就，提供了重要的實證資料。
3． 遷葬墓誌
唐代社會具有厚葬的風氣，亦重視返鄉而葬，而有些詩人在卒時，因爲各種各樣的原因，臨時瘞葬於卒地，未能及時返葬，故而在卒葬時，有一方墓誌，而返葬時又有一方墓誌。但詩人的遷葬墓誌存於今者以一方爲多，如邢巨撰《張錫墓誌》：“以今龍集丁卯十月十七日，遷葬於河南萬安山之南原。”《新中國出土墓誌·河南》叁《千唐誌齋》壹上冊，114頁。又岑羲撰《韋承慶墓誌》：“粵以其年十二月廿四日遷葬於雍州萬年縣義豐鄉銅人原。”《出土文獻研究》第7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344頁。又苑論撰《苑咸墓誌》：“權窆於禪智寺北原。世難家貧，久未歸葬。遺孫論、詢、NFDA2等霜露感深，歲月逢吉，謀於龜筮，求於親知。至元和五年十月十八日，NFDA2自惟揚啟舉府君旅櫬，論詢等自江陵扶護祖妣邵夫人旅櫬，偕至於洛中。越明年正月十四日葬我祖舘陶公、祖妣邵夫人於洛陽縣平陰鄉之邙原，禮也。”楊作龍、趙水森編《洛陽新出土墓誌釋錄》，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4年，158頁。又《鄭虔墓誌》：“初，公以權厝於金陵石頭山之原，夫人在王城南定鼎門之右，頃以時艱，未遑合袝。昨以詢於長老，卜於龜筮，得以今年協從是禮。……於是自江涉淮，逾河達洛，萬里扶持，歸於故鄉。昨以六月廿五日，將啟城南故窆，言歸鄭邑新塋。”《書法叢刊》2007年第6期，36—37頁 鄭虔是唐代經歷安史之亂後而南貶的重要詩人，他的南貶對於南方文化起著不可忽視的作用，因而在台州的臨海就相傳有不少鄭虔的後裔，在臨海市大田鎮白石村的金雞山麓還有鄭虔墓。而新出土的《鄭虔墓誌》對於鄭虔原葬金陵、遷葬洛陽之事記載甚明，這樣就澄清了千年以來有關鄭虔卒葬以及子嗣後代的一些迷霧。
二、 詩人墓誌的撰書者
新出土的85方唐代詩人碑誌，據筆者統計，有撰者姓名者69方，有書者姓名者40方。從撰者的身份分析，撰誌者有如下幾種類型：
1． 墓主的親戚
撰寫者與墓主是親戚關係而撰寫墓誌，是唐代墓誌較爲普遍的現象。這些撰者大多對於墓主的行實有較深的瞭解，對墓主也非常敬重。有的墓誌還是墓主家人撰寫的，目的是表現真摯的感情，或出於傳信的態度。
（1）出於敬重。庾承宣撰《崔元略墓誌》，庾承宣爲崔元略的外表生，時爲兗海沂密觀察使。墓誌中提及撰誌的緣由云：“予之於公，中外之親也。少而愛狎，長而敬慕，規過講藝，推美讓位。終始之分，雪霜松筠，襟懷之中，無有隱事，今則已矣，誰其與言？撫鳴琴而絕弦，望寢門而加慟。愛弟金部郎元式纂錄行實，俾予銘墓。知公者也，其敢辭乎？寫悲抒誠，亦在於此。”洛陽市第二文物工作隊《唐崔元略夫婦墓》，《文物》2005年第2期，57頁。崔元略是庾承宣敬重的長輩，承宣從小就受到元略的器重，元略卒後，其弟元式又將其行狀實錄提供給庾承宣，承宣就在這個基礎上撰寫了墓誌。一般來説，親戚撰寫的墓誌，大多出於敬重墓主的目的。
（2）出於傳信。李鄠撰《李郃墓誌》：“弟鄠泣血爲銘以誌。”並述説作銘之源委云：“吾兄之道塞於時，名可耀萬古，而年位偕不至。俾及夫子之門，德行不媿顏閔，文學不媿游夏。遭其用，術業不媿伊咎稷契。揚吾兄之道，冀傳於世，傳於家，宜脗其毒而文於銘也。吾名不高，道不光，文不售於時，宜有文乎？苟爲之，則蘙吾兄之德，且卑吾兄之道。是吾之文冀傳於世不可也。然吾之文，信於吾兄，著於吾家。吾冀吾兄之道，不朽於吾家而傳於吾子孫。則又宜文於銘也。”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偃師杏園唐墓》，科學出版社，2001年，334頁。李郃是經歷特殊的人物，他與晚唐的牛李党爭、宦官專權以及科舉風波都有很大的聯繫，由此而仕途失意，但也磨礪了剛毅的人格。要把這些過程通過簡短的墓誌真實地表現出來，則以其弟的身份最爲合適了。
（3）出於釋疑。因爲這樣的原因撰寫墓誌，在唐代詩人墓誌中較爲少見，僅有《苑咸墓誌》一例。苑論撰《苑咸墓誌》，題署：“遺孫朝議郎前殿中侍御史內供奉賜緋袋論撰。”其述撰誌過程云：“遺孫論等承姑之命，奉公之櫬葬於茲，不唯虞陵谷，亦慮後之人有疑雙墳，故爲銘。”楊作龍、趙水森《洛陽新出土墓誌釋錄》，158頁。 唐代夫婦死後，有合葬的習俗，而苑咸夫婦則要起雙墳，緣由較爲複雜，故其遺孫苑論撰寫墓誌叙述得較爲清楚：“公於西方教，深入總持秘密之行，齊榮辱是非之觀，又不可得而窺也。夫人汝陰令諒之第二女，學兼內外，識洞玄微，教授甥姪，頗有達者。晚歲尤精禪理，究無生學。公薨後十年而夫人歿，遺命左右曰：歸祔鄉園，勿我同穴。論等恭聞斯語也，久不敢違先旨。故兆域之內，公居庚，夫人居壬，相近四十尺，遵遺令，徵曆者之吉也。”楊作龍、趙水森《洛陽新出土墓誌釋錄》，158頁。 由宗教信仰的原因，遺命不能同穴，而形式上的不同穴，又易引起社會與後代的誤會，故在墓誌中説明這一情況。但苑咸卒時，其孫苑論尚幼，遷墓時苑咸之子苑籍已卒，故這一遺命只有苑論之姑最爲清楚，因此苑論等遵從遺命而起雙墳安葬，距苑咸初卒已超過半個世紀。這一墓誌對於撰寫原因的叙述是頗爲詳盡的。
由親戚撰寫的墓誌尚多，如張惟素所撰的《崔備墓誌》：“（子）景裕，以予父友，哀請紀述。余不讓也，泣而誌之。”吳鋼主編《全唐文補遺·千唐誌齋新藏專輯》，325頁。崔至所撰《崔翹墓誌》，題署：“弟朝議郎行右拾遺至撰，男異書。”《書法叢刊》2006年第2期，51頁。崔翹撰《崔尚墓誌》，題署：“從父弟尚書左丞上柱國清河男翹撰。”楊作龍、趙水森《洛陽新出土墓誌釋錄》，114頁。李昂所撰的《李邕墓誌》，題署：“族子著作郎昂撰。”周紹良主編《唐代墓誌彙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766頁。韋述撰《韋濟墓誌》，題署：“族叔銀青光祿大夫行工部侍郎述撰，外甥扶風郡參軍裴叔猷書。”周紹良、趙超主編《唐代墓誌彙編續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654頁。楊牢所撰的《唐故文林郎國子助教楊君墓誌銘并序》，題署：“兄朝議郎行京兆府户曹參軍牢述。”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千唐誌齋藏誌》，文物出版社，1989年，1115頁。趙璘所撰的《趙璜墓誌》，題署：“兄中大夫守衢州刺史璘撰。”《唐代墓誌彙編》，2394頁。呂溫所撰的《呂渭墓誌》，題署：“孤子將仕郎前守集賢殿秘書郎溫撰，孤子鄉貢進士恭書。”《唐代墓誌彙編續集》，777頁。盧蕘所撰的《鄭居中及夫人崔氏合袝墓誌》，題署：“表甥宣歙池等州都團練判官試大理評事盧蕘撰并書。”《全唐文補遺》第8輯，202頁。鄭薰所撰的《楊漢公墓誌》：“將葬，其孤思願、籌、範等號痛崩擗，收涕告於其舅薰曰：‘先公之盛德大業，布於寰中，然莫如舅知之備。流美萬祀，願假刀札。’余實能詳之，著錄不讓，非敢以文。”《唐代墓誌彙編續集》，1039頁。題署：“正議大夫守尚書刑部侍郎上柱國賜紫金魚袋鄭薰撰。”《唐代墓誌彙編續集》，1036頁。2． 墓主的友人
唐代詩人墓誌，有不少是友人受墓主家人的請託而撰寫的。庾崇所撰的《樊驤墓誌》：“其弟與孤謀曰：‘亡兄之懿烈，豈可以泯之，其友人庾郎中，亡兄之立事與能，炳然悉記。’遂持書來請。崇粗錄遺善，十不敘一，乃爲銘曰。” 趙君平、趙文成主編《河洛墓刻拾零》，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7年，629頁。 元祐所撰的《徐放墓誌》：“公與余學嘗同道，愛則維私。親舊之中，交歡最久。諸甥以斯文見託，故銜涕述之。” 《全唐文補遺·千唐誌齋新藏專輯》，327頁。李夷遇所撰的《張曄墓誌》：“夷遇與公密契金蘭，習孰履行，孝思所請，焉敢讓諸？”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千唐誌齋藏誌》，1179頁。 都是具有代表性的實例。
撰誌的友人當中，有的是同門進士，如李景讓所撰的《裴夷直墓誌》：“景讓辱公之相知，分踰骨肉，忘形久矣，又陪出相國崔公門下。今老且病，無以哭公。爲文敘德，千古不盡。向風灑淚，其可止耶？”《全唐文補遺·千唐誌齋新藏專輯》，397頁。李景讓撰誌時題款的身份爲：“銀青光祿大夫、前劍南西川節度觀察處置等使、檢校尚書右僕射、兼成都尹、御史大夫、酒泉縣男李景讓撰。”同上。 而裴夷直因牛李黨爭的關係，長期被貶，直至宣宗時雪冤，官職逐漸恢復至州郡刺史、散騎常侍，其地位已遜於李景讓不少，故李景讓爲裴夷直撰誌，主要是年輕時相知相遇，又於元和十年（815）同於崔群門下登進士第的緣故。
還有的是忘年交，如韓愈所撰的《竇牟墓誌》：“愈少公十九歲，以童子得見，於今卌年，始以師視公，而終以兄事焉。公待我一以朋友，不以幼壯先後致異。公可謂篤厚文行君子矣。”《河洛墓刻拾零》，514頁。韓愈與竇牟是亦師亦友的關係，其童年時就受到竇牟的器重，一直保持了四十年的交情。竇氏兄弟四人，都與韓愈要好，這在唐代詩人中，也是很難能可貴的。後人對韓愈有諛墓之譏，而從這篇墓誌可知，其撰誌仍以出於友情爲多。至於像傳世文獻記載的《柳子厚墓誌銘》，寫得深摯感人，而柳與韓政治立場、思想觀點互有參差，甚或完全相反，這也不是諛墓之説所能解釋的。故韓愈所撰墓誌的研究還有廣闊的空間。
另外一種是曾經相互爲賓客的關係，盧光濟所撰的《王渙墓誌》：“太夫人以時艱遠道，慮不卒就，以愚頃於大明府及文昌宮洎赴賓筵，三陪同舍，用茲語分，固請抽毫，其在荒虚，敢言牽抑，乃歔欷而銘曰。”墓誌題名《唐故清海軍節度掌書記太原王府君墓誌銘》，題署：“前嶺南東道觀察判官朝議大夫行尚書吏部郎中兼御史中丞上柱國賜紫金魚袋盧光濟撰。” 岑仲勉《從王渙墓誌解決了晚唐史一兩個問題》，《歷史研究》1957年第9期，55—62頁；收入氏著《金石論叢》，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441—444頁。此時屬於唐末，盧光濟已流落嶺南。岑仲勉云：“撰人盧光濟，兩《唐書》無傳，據《新唐書》七三上，盧晝子光濟字子垂，係昭宗相光啟的哥哥；又據《新唐書》一八二，光啟‘不詳何所人’，天復三年二月昭宗還京後賜令自盡，但傳文未提到光濟。誌文內光濟曾稱在大明宮尚書省及徐彥若節度嶺南時與渙三次同事，光濟隨彥若幕，係以[檢校？]吏部郎中領嶺南東道出察判官，大約因其弟光啟被朱全忠所迫害，也就流落嶺南，不敢回到北方了。” 岑仲勉《金石論叢》，445頁。在這種情況下，爲友人王渙撰寫墓誌，也就很難能可貴了。
在友人撰寫的墓誌中，高鍇所撰的《鄭居中墓誌》較爲特別，誌中説：“始爲儒家子，耽閱墳史，深奧自得。及長，舉進士。與余交最深，每良時靜夜，話及所蓄，則曰：‘某年五十，即閒居不仕矣！’言之不已。予堂詰之，以爲大夫七十而致仕，古有明義。又子路無宿諾，今去五十尚遠數十歲，豈可前定耶？洎知雜之歲，將造予廬，中路而右足指痛，頃刻不可安。翌日，予省之，遂不能履地。乃曰：‘某今正五十矣，斯痛也，匪偶然歟！豈不嘗志某之言？’猶以亞相方委臺事，尚欲牽率公家是從，痛終不瘳，以至長告。及赴里襄峴，將與余訣。又曰：‘某若至五十五六，即卻從宦。’今五十四而歿，異哉！公雖反儒服而慕道斯甚，身佩上清籙。自仙冠之徒，以至於巖棲谷隱，煉丹養氣者，朝夕遊處，無不宗禮。及止足之限，不知爲靈仙異人告之耶？爲精爽感通自知耶？遍遊洞府，欻然而逝。爲數極時儘自終耶？爲浮丘令威相攜耶？瓘襄葬事，請予誌墓，謂備知始終，是以銘云。”《全唐文補遺》第8輯，156頁。通過與墓主的交遊情況，甚至相關的辯論，揭示墓主的性格，也點明撰誌的緣由。另一篇則是《劉復墓誌》。劉復在自己病重期間，自敘其事蹟，死後由友人梁寧整理成文。“貞元八年，君卧病長安而自敘曰，……友人安定梁寧述所序而銘曰。”《河洛墓刻拾零》，466頁。這種情況在新出土的墓誌中也是較爲少見的。
3． 墓主的下屬
唐代詩人的墓誌中，也有些是出於墓主下屬之手。如顏真卿所撰的《郭虛己墓誌》，題署：“朝議郎行殿中侍御史顏真卿撰并書。”誌云：“以真卿憲臺之屬，嘗飽德音，見託則深，敢忘論撰。” 《書法叢刊》2000年第4期，37頁。可知郭虛己與顏真卿曾同在御史臺供職，是上下級關係。郭虛己品行端懿，深得顏真卿的敬佩和嘉賞，顏真卿爲其撰寫墓誌，也就順理成章了。
作爲下屬關係最有代表性的是高璩爲白敏中撰寫的墓誌。該誌題署：“門吏翰林學士承旨、朝議郎、守尚書工部侍郎、知制誥、柱國、賜紫金魚袋高璩撰。”誌云：“璩實以文從公。公加太師，復入相，復大司徒，璩忝職內廷，皆獲視草。則銘勳撰世，承衛國夫人請，其何以辭。”又末署：“門吏朝議郎、行侍御史、上柱國于瓌書。” 中國文物研究所、陝西考古研究所合編《新中國出土墓誌·陝西》贰，文物出版社，2003年，278頁。此誌書者也是白敏中的下屬。高璩爲高元裕之子，元裕曾推薦白敏中爲侍御史 《新唐書·白敏中傳》：“御史中丞高元裕薦爲侍御史。”中華書局，1975年，4306頁。，故白敏中顯貴時對高璩尤爲眷顧，高璩也成爲白敏中的門吏。于瓌也是晚唐詩人，《全唐詩》存詩1首。《唐詩紀事》卷五三《于瓌》條：“瓌，字正德，敖之子也。大中七年進士第一人。時爲校書郎。” 計有功《唐詩紀事》卷五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805頁。于瓌大中七年（853）及第後，又於咸通五年（864）三月爲吏部員外郎，十五年由湖南觀察使貶袁州刺史。而《白敏中墓誌》作於咸通二年十月，其時尚在侍御史任。蓋于瓌之前期仕歷也與白敏中提攜有關。4． 奉皇帝敕命
唐朝的高級官員，或是重要的宦官，因爲他們所處位置的緊要和身份的重要，其葬事往往由朝廷安排，墓誌碑銘也由皇帝敕命著名的文學家與書法家撰書。大宦官《高力士墓誌》就是如此，該誌題款爲：“尚書駕部員外郎知制誥潘炎奉敕撰，太中大夫將作少監翰林待詔張少悌奉敕書。” 陝西省考古研究所《唐高力士墓發掘簡報》，《考古與文物》2002年第6期，29頁。潘炎是爲皇帝起草制誥的重要文人，故有奉敕撰寫高力士碑文的機會。《新唐書·潘孟陽傳》：“父炎，大曆末官右庶子，爲元載所惡，久不遷。載誅，進禮部侍郎，以病免。方劉晏任權，炎乃其婿，雖書疏報答，未嘗輒開，時稱有古人節。晏得罪，坐貶澧州司馬，時輿疾上道，不自言。于邵高其介，申救，不見聽。” 《新唐書》卷一六〇，4972頁。《全唐詩》卷二七二存其詩1首，《全唐文》卷四四二存其文17篇，又《全唐文補遺》第8輯收潘炎《唐朝散大夫內給事贈雲麾將軍左監門將軍佘君（元仙）墓誌并序》，署“右庶子潘炎撰”《全唐文補遺》第8輯，83頁。。説明他是中唐時期詩文兼擅的文學家。5． 墓主家屬請託而撰
墓誌的撰者除了上述幾種類型外，僅爲墓主家屬請託而撰寫的詩人墓誌並不多見。靳能所撰的《王之渙墓誌》是一個例證：“嗣子炎及羽等哀哀在疚，欒欒其棘，堂弟永寧主簿之咸泣奉清徽，託誌幽壤，能忝疇舊，敢讓其詞。”岑仲勉《金石論叢》，226頁。從墓誌提供的信息看，靳能生前與王之渙並沒有很大的關係，只是因爲王之渙之弟王之咸及王之渙之子王炎、王羽的請求而撰寫的。靳能事蹟，可考知者如下，《冊府元龜》卷六四三《貢舉部》：“（開元）二十九年八月，御興慶門樓親試明《道德經》及莊文列子舉人。問策曰……有姚子彥、靳能、元載等入第，各授之以官。”《冊府元龜》卷六四三，中華書局，1982年，7711頁。《王之渙墓誌》題署：“宣義郎行河南府永寧縣尉□河靳能撰。”靳能任永寧尉，王之渙之弟之咸爲永寧主簿，與靳能是同官，則《王之渙墓誌》是因爲這一因緣而由王之咸請求靳能撰寫的。
6． 自撰
自撰墓誌，是一種特殊的墓誌銘，唐代詩人自撰且爲傳世文獻所錄者，即有王績《自撰墓誌銘》、王元宗《臨終口授銘》、嚴挺之《自撰墓誌》、白居易《醉吟先生墓誌銘》、韓昶《自爲墓誌銘》、杜牧《自撰墓誌銘》、劉處靜《元墟墓誌銘》、顏蕘《自草墓誌》等，其中大多數是詩人墓誌。因爲墓主與撰誌者是同一主體，因而表現的情感更真實，實用的色彩減弱，抒情的成分增濃，也就更具有文學性。同時，自撰墓誌是活著的自己對死去的自己的設想，因而較普通墓誌也更有獨創性。
出土文獻中也有詩人自撰的墓誌，如千唐誌齋新藏的盧載墓誌，題爲《唐朝議郎守太子賓客分司東都上柱國賜紫金魚袋盧載墓誌銘并序自撰》 《全唐文補遺·千唐誌齋新藏專輯》，376頁。這篇墓誌的類型很特別，陳尚君云：“盧載自撰墓誌是很有特色的一篇。盧載不按當時的習俗備載家世閥閱，而是自稱‘性靈疏愚，言語方質，才知聳善，未及有方’，並引與友人書，以爲‘身不登神仙，道不濟天下，過此以往，則皆略同，便當處山’，可見其自負之高。墓誌中引到他自認爲得意的文章，有‘《建中德音述》一篇，是興起德宗皇帝終美之意；《文定》一首，是伸陳伯玉微婉被謗之由’，另有爲魏博節帥起草的文書，可以見到他道濟天下的努力。……此篇墓誌的發現，讓我們有機會瞭解一位傲兀文人的自負和追求。” 陳尚君《唐代石刻文獻的新收穫》，《碑林集刊》第12輯，陝西人民美術出版社，2006年，330頁。 又《唐代墓誌彙編》大中102號《唐故朝議郎檢校尚書户部郎中兼襄州別駕上柱國韓昶自爲墓誌銘并序》：“至六七歲，未解把筆書字。即是性好文字，出言成文，不同他人所爲。張籍奇之，爲授詩，時年十餘歲，日通一卷，籍大奇之，試授詩，童皆不及之。能以所聞，曲問其義，籍往往不能答。受詩未通兩三卷，便自爲詩。”《唐代墓誌彙編》，2329頁。這是韓昶自撰的一篇墓誌，從墓誌記載來看，韓昶也是當時較有影響的詩人，但其詩至今隻字不存，甚爲遺憾。
三、 文學成就的表述
與大多數人物的墓誌不同，詩人墓誌中有相當部分的內容是對文學成就的表述，這種表述更具有原典意義上的批評價值，與後人的評論進行比較研究，更有利於學術研究的進一步深入。
1． 詩人的社會影響
出土文獻中韓愈所撰的《竇牟墓誌》，也有文集本傳世，但石本與集本有很大的差異，異文達42字之多，這對我們研究詩人的社會影響很有作用。如對其父竇叔向的記載，集本云：“考諱叔向，官至左拾遺，溧水令，贈工部尚書。尚書於大曆初名，能爲詩文。及公爲文，亦最長於詩。” 馬其昶《韓昌黎文集校注》卷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525頁。石本則云：“皇考諱叔向，官至左拾遺，溧水令，贈工部尚書。尚書於大曆初名，能爲詩文，與李華善，後生歸之。及公爲文，亦最長於詩。”《河洛墓刻拾零》，514頁。李華是當時著名的文學家，其名作《吊古戰場文》今仍傳世，從石本記載的“與李華善，後生歸之”，就可以看出竇叔向在當時文壇具有領袖群倫的地位。
靳能所撰的《王之渙墓誌》：“惟公孝聞於家，義聞於友，慷慨有大略，倜儻有異才，嘗或歌從軍，吟出塞，曒兮極關山明月之思，蕭兮得易水寒風之聲，傳乎樂章，布在人口，至夫雅頌發揮之作，詩騷興喻之致，文在斯矣，代未知焉，惜乎。”李根源《曲石精廬藏唐墓誌》，齊魯書社，1986年，53頁。按，《王之渙墓誌》也是王之渙詩在當時社會影響的一個佐證，與傳世文獻綜合比較，更見其價值。啟功《碑帖中的文學史資料》説：“近代出土的《王之渙墓誌》，除可以訂正補充詩人的名字、年齡、官職等外；即如‘旗亭畫壁’的故事，由於明人胡應麟對《集異記》提出懷疑，後人對詩人這件盛傳的遺事也發生了動搖。今觀墓誌上説：‘嘗或歌從軍，吟出塞，皦兮極關山明月之思，蕭兮得易水寒風之聲，傳乎樂章，布在人口。’按‘黄河遠上’一詩，各本或題爲《涼州詞》，《樂府詩集》正作《出塞》，可見詩人這些題材的作品曾受人熱烈讚賞和廣泛傳唱，《集異記》所説的，恐怕不能隨便推翻，何況胡氏所舉的理由還不盡充足呢？”（《文物》1961年第8期，29頁）我們知道，王之渙是盛唐時期最爲著名的邊塞詩人之一，而對其邊塞詩最早作出評價者就是靳能撰寫的這篇墓誌。其詩題材是“歌從軍，吟出塞”，內涵則有“曒兮極關山明月之思，蕭兮得易水寒風之聲”，表現方法則是“雅頌發揮之作，詩騷興喻之致”，影響達到“傳乎樂章，布在人口”的境地。雖寥寥數語，評價卻全面中肯。王之渙的夫人《王氏墓誌》也相繼出土，撰者王縉是王維之弟，少好學，與兄王維早以詞藻著名，並於代宗廣德二年（764）拜相。二誌合參，對王之渙的家世、事蹟、創作歷程及影響，都會有大致的瞭解。
盧光濟所撰的《王渙墓誌》：“自私試與呈試，共著詞賦約三十首，凡寓懷觸興，月榭春臺，兼名友追隨，詞人唱和，所賦歌什約三百篇。又慶賀之詞，弔祭之作，曰牋，曰啟，曰誄，曰銘，復約二百首。應其下筆，靡不稱工，但屬世故多艱，斯文幾墜，有藏於家而未播於人者，有有其題而亡其詞者，有人之諷誦者，有士之傳寫者，苟能詮次，亦類一家，所惜乎編緝未分，而首尾亡序，不成具集，以遺後生，乃吁可恨也。”岑仲勉《金石論叢》，443頁。原載於岑仲勉《從王渙墓誌解決了晚唐史的一兩個問題》，《歷史研究》1957年第9期，55—62頁。王渙是唐末詩文兼擅的文學家，撰有《燕南筆稿》、《西府筆稿》、《從知筆稿》等。而本墓誌則稱王渙於詩文各體均擅，儘管尚未編寫文集，但已產生了較大的社會影響：“有人之諷誦者，有士之傳寫者。”
姚重晠所撰的《邵炅墓誌》：“公陳列代之華構，稟生人之上姿。厥初誕彌，英碩秀發，爰在志學，好古敏求。學精六藝之華，道叶五常之粹。文章雄拔，傑出當世。維昔有子建詩、相如賦，文舉之高妙，公幹之宏逸，我則兼之，彼多慙色，其餘則自鄶焉。夫如是，可謂翰林之上卿，詞場之盟主。初，以鄉賦進士擢第。居無何，制授蒲州汾陰縣尉。”《全唐文補遺·千唐誌齋新藏專輯》，146頁。邵炅詩，傳世僅1首，而且《全唐詩》將姓名寫作“邵景”，是避諱而改的，這一現象至清代勞格作《唐尚書省郎官石柱題名考》時纔提出疑問，而此誌的出土可爲這一疑問提供確鑿的證據。墓誌稱邵炅的詩賦兼有曹植、司馬相如、孔融、劉楨之長，在當時稱爲“翰林之上卿，詞場之盟主”，這些表述，或有誇張之處，但無論如何與他存下一首詩的實際情況是很不相稱的。由墓誌的評價，我們會瞭解當時不少具有較大的社會影響的文學家，因爲各種因素的制約，其作品散佚甚多，後世也就湮沒無聞了。我們今天研究唐代文學，僅憑傳世文獻進行研究，是不全面的，甚至是殘缺的。如果根據出土文獻以探索文學的原生狀態，參照傳世文獻以勾勒其發展流程，則會取得更大的收穫。
2． 詩人交遊
張惟素所撰的《崔備墓誌》述其登進士第後的情況：“博覽群籍，尤精內典。榮利不染，孤標自持。因絕肉味，遂其高志。攻於五言，澄慮萬象。研文摘字，思清意苦，往往得其句焉。爲人諷詠，名滿天下。江西廉察使、御史大夫李兼，慕公之名，奏授左金吾衛兵曹參軍、觀察巡官。江西府除，鹽鐵使、户部侍郎張滂，往年有舊，邀署使職。”《新中國出土墓誌·河南》叁《千唐誌齋》壹上冊，256頁。崔備因爲攻五言詩，而爲人諷詠，名滿天下，故而得到江西觀察使李兼、户部侍郎張滂的親睞。此因詩而與達官貴人交遊，並由此得官之例證。
韋述所撰的《韋濟墓誌》：“君風韻高朗，方軌前賢，觴詠言談，超然出衆。其所遊者，若吳郡陸景融、范陽張均、彭城劉昇、隴西李昇期、京兆田賓庭、隴西李道邃、己之族子峴、河東裴僑卿、范陽盧僎等，皆一時之彥也。或得□於登臨之際，或忘言於姻婭之間。風期一交，歲寒無改。” 吳鋼《隋唐五代墓誌彙編·陝西卷》第4冊，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22頁。墓誌中言其所交遊的文人，都是當時著名的文學家，大多有作品傳世，因而這些交遊，對於韋濟的文學創作具有較大的影響。
苑論所撰的《苑咸墓誌》：“公以盛德盛才，加之以政事，論瑣劣，不逮郯子之言，敢以纇舉。天寶中，有若韋臨汝斌、齊太常澣、楊司空綰，數公頗爲之名矣，公与之遊，有忘形之深，則德行可知也。每接曲江，論文章體要，亦嘗代爲之文。洎王維、盧象、崔國輔、鄭審，偏相屬和，當時文士，望風不暇，則文學可知也。右相李林甫在臺座廿餘年，百工稱職，四海会同。公嘗左右，實有補焉，則政事可知也。夫子設四科第學者，公兼其三。” 楊作龍、趙水森《洛陽新出土墓誌釋錄》，158頁。這段文字透露出以下兩個方面的重要信息：第一，由苑咸與韋斌、齊澣、楊綰諸人的交誼考察，苑咸在開元、天寶時期，是一位具有獨立個性的人物，他爲李林甫掌文誥，輔助其處理政事，但並未完全依附李林甫。從他得到名相張九齡的賞識，到與名臣韋斌、齊澣、楊綰的交遊，以至“爲李林甫書記”，再加上後來經歷了安史之亂與永王李璘事件，則成爲我們考察玄宗朝政治值得重視的最重要的人物之一。第二，苑咸所交遊的文人如盧象、崔國輔、鄭審等，都是當時非常著名的大詩人。惜諸人文集均不傳，故存詩並不多，與苑咸往還之作，也沒有傳下來。然即據此也可以推知，苑咸的詩文在當時應該是有一定的地位與知名度的。王維詩贊其“楚詞共許勝揚馬” 王維《苑舍人能書梵字兼達梵音皆曲盡其妙戲爲之贈》，《王維集校注》卷三，中華書局，1997年，286頁。，亦並非虛譽。
柳宗元所撰的《獨孤申叔墓誌》：“君之壽，廿有七，行道之日未久，故其道信於其友，而未信於天下。今記其知君者於墓：左司員外郎李君直方貞白，隴西人；韓泰安平，南陽人；李行純元固，其弟行敏中明，趙郡贊皇人；柳宗元子厚，河東解人；韓愈退之，昌黎人；王涯廣津，太原人；呂溫和叔，東平人；劉禹錫夢得，中山人；李景儉致用，隴西人；韋詞默用，京兆杜陵人。” 《書法叢刊》2007年第5期，82—83頁。獨孤申叔卒時僅27歲，其仕歷值得書寫者不多，故柳宗元撰此墓誌，就重視兩個方面，一是對獨孤申叔才學的評價，二是記載生前的朋友。其生前舊友，出土墓誌與傳世文集記載有所不同，二者合參，共得14人，都是與獨孤申叔及柳宗元交遊甚密的文人。這樣既增加了墓誌的實際內涵，又提升了獨孤申叔的文學地位。
楊牢所撰的《楊宇墓誌》：“皇考諱茂卿，字士蕤，元和六年登進士科，天不福文，故位不稱德，止於監察御史，仍帶職賓諸侯。君幼以孝謹聞，先公比諸子尤愛，及弱冠好學，敏於文義，六經微奧，有從師久不能辨者，反復机席間，心惟目想，已自曉解。又善屬文，每下筆輒有新意，鋒彩明健，如攄霞振英，雖釯刃不拘，而理必歸正。繇是當時文士如李甘、來擇輩，咸推尚之。時隴西李公名漢稱最重，一見所作，遂心許不可破。明年爲禮部，主司果擢居上第，年方廿八。在諸生爲少俊。”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千唐誌齋藏誌》，1115頁。這一段有關交遊的文字很重要，我們可以由此考察韓愈古文運動的譜系，“來擇即師皇甫湜古文並傳之孫樵的來無擇，李漢爲韓愈婿，知楊宇頗爲韓愈後學所器重”陳尚君《石刻所見唐代詩人資料零札》，《唐代文學研究》第1輯，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432頁。。李甘則是性情鯁直的文人，大和九年因反對李訓、鄭注被貶封州，杜牧有《李甘詩》紀其事。參以劉禹錫讚頌楊茂卿《過華山下作》爲“佳句”，以及姚合《寄楊茂卿校書》詩，可知楊茂卿在詩壇具有重要的影響。
3． 詩歌記述
新出土的唐代墓誌，也有記載詩人所作詩歌篇章的，這些更是我們研究唐代詩學不可多得的資料。因爲墓誌所載的唐詩，還叙述了作詩的具體環境，或因行卷，或因唱和，或因奉敕，這樣就爲唐詩的社會文化學研究，提供了原生態的範本。
最典型的詩人墓誌是《張曄墓誌》，這是一篇較爲純粹的詩人傳記，其中還載有張曄與友人唱和詩，爲《全唐詩》所失收，故這樣的墓誌彌足珍貴。陳尚君論述此誌的價值時稱：“張曄及其先人，皆不見史傳記載。誌云張曄‘天下知名’，但在《全唐詩》、《全唐文》中均未收其作品，在同時人詩文中，也未見提及他。誌文稱讚他所作古律詩千餘篇，爲‘風雅其來，莫之能上’，‘自梁宋以來，未之有也’，恐不逸過譽。曄詩僅存誌中所錄的一首，要據以判斷其成就，是不夠的。值得注意的是，誌文用一半篇幅叙述其作詩情況及時人的評價，詩歌在唐人心目中的位置之重要，可以想見。……文中敘唐人行卷的情況及受卷者閱卷後的感觸，十分具體，爲研究唐人行卷及其與文學關係提供了極爲珍貴的記載，值得重視。”陳尚君《石刻所見唐代詩人資料零札》，430頁。有關進士行卷的內容，宋人趙彥衛《雲麓漫鈔》卷八説：“唐之舉人，先藉當世顯人，以姓名達之主司，然後以所業投獻。逾數日又投，謂之溫卷。如《幽怪錄》、《傳奇》等皆是也。蓋此等文備衆體，可以見史才、詩筆、議論。至進士，則多以詩爲贄，今有唐詩數百種行於世者是也。”趙彥衛《雲麓漫鈔》卷八，中華書局，1996年，135頁。這篇《張曄墓誌》明確記載張曄應進士舉，而又投獻詩集，不僅爲傳世的文獻記載提供了確鑿的文物證據，更對於我們探討科舉與唐詩繁榮的關係，提供了第一手實物材料。
有些墓誌，還記載了奉敕作詩的過程，如《唐將仕郎張君墓誌銘并序》：
君諱敬之，字叔謇，功曹府君之第五子也。耿介不群，文藻貫世。年十一，中書舍人王德本聞其俊材，當時有制舉天下奇佚，召與相見。賦《城上烏》，勒“歸”“飛”二字，仍遣七步成篇。君借書於手，不盈跬息。其詩曰：“靈臺自可依，爰止竟何歸？秖由城上冷，故向日輪飛。”王公嗟味，乃推爲舉首。文昌以其年幼，第不入科。以門蔭補成均生，高第，授將仕郎，非其好也。遂與諸兄紬校經史，專以述作爲務。按，《張敬之墓誌》著錄於羅振玉《襄陽冢墓遺文》，《唐風樓碑錄》本，3頁。拓本圖版今載《隋唐五代墓誌匯編·北京大學卷》，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88頁。本段文字據拓片圖版錄入。
從這篇墓誌中，可以看出唐代重視詩歌的風氣。張敬之僅因奉敕作了一首好詩，王公即推爲舉首。但因年僅11歲，不合入科條例，只好作罷，而補爲成均生。崔翹所撰的《崔尚墓誌》，則不僅記錄了崔尚爲右補闕時隨唐玄宗幸溫泉時獻《溫泉詩》的過程，還記載了他與當時著名文人士大夫張説、杜審言、劉憲、沈佺期的交往，其詩得到諸人的讚歎：
〓〓君國子進士高第，中書令燕國公張説在考功員外時，深加賞歎。調補秘書省著作局校書郎。校理無闕，魚魯則分。作《初入著作局》詩十韻，深爲文公所賞。時有知音京兆杜審言、中山劉憲、吳興沈銓期讚美焉。秩滿，授汜水縣尉，稍遷大理評事。初，陳留郡謀逆者，命使推劾。朝廷所難，委君此行，果雪非罪。使乎之美，復存於今。俄遷右補闕。會駕幸溫泉宮，獵騎張皇，雜以塵霧，君上疏直諫，詔賜帛及綵九十疋。獻《溫泉詩》，其略曰：“形勝乾坤造，光輝日月臨。願將涓滴助，長此沃堯心。”帝嘉其旨意，賚雜綵三十疋。時錄詩者多，咸稱紙貴。補袞之職，非君而誰？歷秘書郎、起居舍人、著作郎。載筆西掖，舒錦東觀；帝難其選，僉謂得人。無何，外轉竟陵郡太守。俗好墮胎，境多暴虎，下車未幾，虎去風移。時金部郎賈昇廉問，作詩頌美，略云：“育子變頹俗，渡獸旌深恩。”其從政有如此者。及入奏咸京，攀臥移日，其惠愛有如此者。爲朝集使作《上尊號表》，衆以爲能。楊作龍、趙水森《洛陽新出土墓誌釋錄》，114頁。按，此處沈銓期，即初唐大詩人沈佺期。此爲石本所見唯一作“銓”者。
更爲特殊的是盧載在自撰墓誌中標榜自己的詩文成就：“少好作詩，忽忽亦或不凡。長兼敘事，多必有爲而作。其中《建中德音述》一篇，是興起德宗皇帝終美之諷。《文定》一首，是伸陳伯玉微婉被謗之尤。洎《私門傳實哀辭》、《黄叔度碑》、《序張子田文》、《宋汴判官名權輿銘》、《鄭玉水墓誌》、《東都留守推官名溶》、《與崔周楨書》、《爲魏博田侍中與鎮州兵馬留後王侍御承元書》，及《爲田公初到鎮州祭王侍中承宗文》、《任商州刺史日告城隍神碑文》等一二十篇，庶幾及倫。”《全唐文補遺·千唐誌齋新藏專輯》，376頁。這裏雖然沒有完全錄入詩文原作，但詳細記錄了盧載在不同時期所作的詩文篇名，身世與詩文的結合，是我們研究唐詩得以知人論世的重要文本。又盧載爲其妻鄭氏所撰的墓誌云：“余性樸而野，僻於慕好，常所涉口，莫關世榮。唯人倫等夷，賢智□裁，意有所屬，往往爲人言之。嵩峰伊流，彌在約中。靜而不孤，唱必來和。雖不敢學古，亦其自得之心焉。道惟有涯，貧病交積。量己之分，深同所歸。身齊草茅，願止山水。”盧載《唐前黔中觀察推官試太常寺協律郎盧載妻鄭氏墓誌銘并序》，《新中國出土墓誌·河南》叁《千唐誌齋》壹，254頁。叙述了盧載作詩撰文的社會環境和家庭氛圍，也可與其自撰墓誌相印證。
4． 詩人的創作歷程
墓誌主要是記述墓主的立身行事的，而文學創作是詩人立身行事的重要部分，故不少墓誌都對詩人創作進行了或多或少的記載，對我們研究詩人的創作歷程頗爲有用。郭□所撰的《唐劉復墓誌》，則是叙述劉復創作歷程較爲詳細的文字：
〓〓貞元八年，君臥病長安，而自敘曰：劉復，字公孫，彭城綏餘里□。五代祖伯□□，懷州別駕，家於脩武，版籍隸焉。其世官列於宗諜。年六歲能誦□論，至十二歲，習《古文尚書》、《周易》，每日所誦，踰於萬言。性解義理，聞諸儒夜中談論，不寢寐者，動經數宿。性好圖畫及道書，鄙於疏注及諸經讖緯，見《經典釋文》，知學徒無師授矣；見《切韻》，知《説文》古篆不行矣；觀時文，知雅頌國風廢矣。廿有四，通馬遷《史記》、班固《漢書》。天靖其性，少於交結，未嘗與人論及此學。時吳郡大儒陸皜知之，每列坐，則勸令學文，遂入吳容山，深居一年，制文四十首，爲時人所重。後遊晉陵、丹楊，与處士琅耶顏胄、廣陵曹評往來贈答。江寧縣丞王昌齡、劍南李白、天水趙象、琅耶王偃多所器異。江寧云：“後來主文者子矣。”然性孤直，勉於所忤，尔後五六年，凋喪略盡，唯公孫獨存，仕至蘭臺正字。歷河陽主簿，起監察御史，除秘書郎、集賢殿直學士，遷尚書水部員外郎，以足疾除著作郎致仕。乘小車詣道流，學無生法，行年七十有二，少時遊行多所記錄，列之於後。有文集三十卷，凡五百餘篇。娶頓丘李氏，無子，生二女，服緇於天竺教。入無所得，待歸老焉。余家山陽，少而孤貧，臨廚浣濯，與家人斫薪汲井，而樂在其中。長好山水，遊無遠近。嘗登天台石門，以觀滄溟，後詣廬山東林，獨遊盧溪，山多脩竹巨木，每聆幽風湍瀨之聲，雲霞出沒之狀，則忘寢與食。夜行幽陰之中，若覩群靈之髣髴焉。後遊廣陵、宣城，從有道者居，性朴略，不善俗人，同事有枉而問訪，則致酒炮炙，爲之笑語，以免薄俗之責。趙君平、趙文成《河洛墓刻拾零》，466頁。
劉復自敘的這段文字，主要記載了以下幾方面的問題。第一是重經術。劉復12歲就誦習《古文尚書》、《周易》，以通其義理；稍長以後，沉潛於《經典釋文》、《切韻》與《説文》，這也是爲其通經術服務的。因爲對經學的貫通，也就得到吳郡大儒陸皜的知遇與器重。第二是讀史書。尤其重視司馬遷的《史記》與班固的《漢書》。其三是治文學。因爲陸皜的勉勵，劉復於中年以後轉治文學。先是入吳容山沉潛讀書，進而制文十四首，得到王昌齡、李白、趙象、李偃的賞識。劉復的創作歷程是由治經學，轉而治史學，最後治文學，達到文史哲融會貫通的境地。墓誌叙述其因治經學得到大儒陸皜的賞識，而陸皜反而勸勉他治文學，説明其才性適宜於文學創作。尤其是墓誌所載：“余家山陽，少而孤貧，臨廚浣濯，與家人斫薪汲井，而樂在其中。長好山水，遊無遠近。嘗登天台石門，以觀滄溟，後詣廬山東林，獨遊盧溪，山多脩竹巨木，每聆幽風湍瀨之聲，雲霞出沒之狀，則忘寢與食。夜行幽陰之中，若覩群靈之髣髴焉。”表現出安貧樂道的心理狀態與遨遊山水的高尚志趣，更對其文學創作個性的形成具有促進作用。再據新出土的《楊仲雅墓誌銘》：“工於歌詩，天然自妙，風月滿目，山水在懷，採月中桂，探驪龍珠，變化無方，駭動人鬼。故劉水部復，唐之何遜；君之宗人巨源，今之鮑昭；咸所推伏，莫敢敵偶。雖跡繫寰中，而心希物外，不揖卿相，不目流俗。”《唐代墓誌彙編》，2031頁。這裏將劉復比作“唐之何遜”，更是對其詩壇地位的確認。劉復有文集三十卷，作品五百餘篇，足見其創作之豐。《全唐詩》卷三〇五尚存其詩16首，清喬億《大曆詩略》評曰：“劉水部詩肌理細膩，氣味恬雅，殆無一字類唐人，真絕塵品也。”陳伯海《唐詩匯評》，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1544頁引。（附記：本文曾在2009年11月日本京都“東亞漢籍交流研討會”上演講，承静永健、淺見洋二、内山精也、芳村弘道等先生提出寶貴意見，特此致謝）
This is a survey of 78 pieces of mostly newly discovered Tang funerary inscriptions containing rich information on Tang poets, which include family background, dates of birth and death, network of friendship, literary activies, and examination record, and other career related matters. This survey has three parts. The first part addresses the overall value of these epitaphs. Among the subjects of these 78 epitaphs are important literary figures such as Zhang Yue張說, Zhang Jiuling張九齡, Wang Zhihuan王之渙, Wei Yingwu韋應物, Yao He姚合and Li Yi李益. The second part focuses on the authorships of these epitaphs. 69 of these 78 epitaphs carry the information on their authorship.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authors and the subjects of these epitaphs and the possible motives for them to compose these works. The third part of this survey addresses how literary practice and the value of literary works were discussed in the epitaphs of Tang writers, and what sort of standards the authors of these funerary inscriptions applied to assess the quality of literary works and their social impact. This survey also provides an appendix with a list of the extent funerary inscriptions of Tang poets.
唐研究〓第十七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