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研究》第十七卷2011年，113—126頁應予關注的中晚唐文學研究新史料

——新見張籍撰《唐陽城縣主李應玄墓誌銘》

王其禕〓周曉薇

曾見先皇殿上臣，丹砂久服不成真。常騎馬在嘶空櫪，自作書留別故人。

詩句徧傳天下口，朝衣偏送地中身。最悲昨日同遊處，看卻春風樹樹新。

——張籍《哭丘長史》

　　唐代歷史文化的輝煌與厚重，最能在古長安這片沃土上隨處得到見證，尤其伴著新時代建設步伐的快速而屢屢可見地下文物日新月異的出土，更不斷令世人頻開眼界且多勵激情，亦不斷爲學術的跟進與深入新添素材更廣拓視野。邁入新世紀以來，在西安地區新出土的唐代石刻文獻中，有一類史料猶如一片璀璨星空而堪爲學界密切關注，這就是新出唐代墓誌銘文獻中頗見重要的中晚唐文學史料：諸如繼2007年韋應物及其家族墓誌銘的披露與研究被盛譽爲“百年來唐代石刻文獻最重要的發現之一”，續而爲筆者所得見知的復有張籍撰文的《陽城縣主李應玄墓誌銘》（不載於《張司業集》）、李商隱撰文並書丹的《王翊元暨妻李靈素墓誌銘》（不載於《李義山集》）誌文參見鍾明善《李商隱〈王翊元夫婦墓誌銘〉》，《第八屆中國書法史論國際研討會論文集》，文物出版社，2011年，292—299頁。、權德輿撰文的《韋渠牟墓誌銘》（載在《權載之集》）等先後重見天光，再加上比韋應物及其家族墓誌銘早幾年在長安出土的柳宗元撰文的《獨孤申叔墓誌銘》（見載於《柳宗元集》卷一一）王其禕、周曉薇《擢擢其英 熠熠其光——西安碑林新入藏柳宗元撰〈獨孤申叔墓誌〉箋證》，《書法叢刊》2007年第5期，76—83頁。，乃至更横向聯繫到近年在洛陽地區出土的柳宗元撰文的《薛巽妻崔蹈規墓誌銘》（見載於《柳宗元集》卷一三）、韓愈撰文的《竇牟墓誌銘》（載《昌黎先生集》卷三三）、元稹撰文的《韋珮母段氏墓誌銘》（載《元氏长庆集》卷五八）參見程章燦《從〈有唐武威段夫人墓誌銘〉看元稹爲人》，《中國典籍與文化》1995年第3期，69—72頁。、王建撰文的《李仲昌墓誌銘》《全唐文補遺·千唐志齋新藏專輯》，三秦出版社，2006年，315頁。、盧載自撰墓誌銘《全唐文補遺·千唐志齋新藏專輯》，376頁。，以及詩人裴夷直夫婦墓誌銘《全唐文補遺·千唐志齋新藏專輯》，397、412頁。參看胡可先《新出土〈裴夷直墓誌〉考論》，《中國典籍與文化論叢》第11輯，鳳凰出版社，2008年，107頁。等等，其無疑對中晚唐文學史特別是古文運動與新樂府詩運動及其創作的綜合研究有著不容小覷的學術價值和意義。緣此，本文謹先據所得拓本而就張籍撰寫的《陽城縣主李應玄墓誌銘》給予個案披露並略事研討，復乞大方有以示教。

一

　　筆者所得張籍撰文的《陽城縣主李應玄墓誌銘》拓本來源於同仁王慶衛氏所購藏，云爲近年出土於西安市南郊長安區高陽原，即今長安區郭杜鎮一帶，而誌石現存不詳，亦未知有誌蓋否。該墓誌刊葬於唐大和二年（828）五月十六日，拓本高535釐米、寬545釐米，誌文22行，滿行22字，楷書，張籍撰文，丘玄楚書丹，李叔寂刻字。誌文如下：

　　唐故陽城縣主墓誌

朝散大夫守國子司業上柱國張籍撰

　　〓〓玄宗妃武氏生壽王琩，王第二十二女宮字曰應玄，母妃韋氏，貞元二年五月十二日封陽城縣主，是日出降河南丘運，時年十有三，有子九人，大和元年，年五十七，六月十日薨於光德里宅。皇帝悲悼，廢視朝一日。二年五月十六日，祔葬於高陽原長史之塋。將葬，其子玄楚等以主狀來請，曰主嚴婉閑慧，勤儉自居，事舅姑，約家撫族，一由士法。不好聲樂炫飾，凡車服制度率減，異於其倫。宮庭莫不聞，每時節對見，上以屬尊德美，恩禮逾等。丘氏之孤稚皆收給，無宦者乃奏其子所賜官而授之。好讀道家經書，頗修其齋戒，味蔬藥事，清靜爲常。長史官登翼王府，夙通玄學，不希集於世，與主德叶，邦里所高。先七年而終，子玄咸、玄穎早逝，玄素尚宋王女華亭縣主，爲司農寺主簿。玄楚左武衛倉曹參軍，季札汴州開封縣尉。素甚有吏幹，楚、札皆學文史，長女嫁虢州閿鄉縣令楊崯，次嫁河中府户曹參軍李鄑，次嫁校書郎謝逢。楊、李早喪，一猶未適人。籍與長史舊，又楚見請，乃爲誌。其銘曰：

　　天星燿燿於中宮，柔朗之德無與雙，克歸賢氏懿以融，將登仙雲年遽終，永祔荒原松栢封。

嗣子玄楚書

隴西李叔寂刻字

案啟功先生嘗著文《碑帖中的古代文學資料》總結利用和研究新出土的文學家的文學作品大約有四項作用：“1作品的校勘；2集外作品的補編；3作家、作品的史實考證；4創作技巧的研究。”《啟功叢稿》，中華書局，1981年，102頁。張籍是彼時步韓愈後塵最爲緊密的詩人和古文家，惜其文章爲詩名所掩，且不幸傳於今天的文章只留下《與韓愈書》和《重與韓退之書》這兩篇寫給韓愈的書信體散文載《張司業集》卷八，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四庫全書》第1078冊，1987年，59—61頁。《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〇集部三《張司業集八卷》提要：“其文惟《文苑英華》載與韓愈二書，餘不概見。”中華書局，1965年，1290頁。又，《新唐書》卷五七《藝文志》一著錄張籍《論語注辨》二卷，朱熹《昌黎先生集考異》卷八《中散大夫少府監胡良公墓神道碑》小注云：“蜀本注：牛僧孺撰《墓誌》，陳鴻撰《諡》，張籍撰《行狀》。”今皆不存。而韓愈《張中丞傳後敘》轉述云：“張籍曰：有于嵩者，少依於巡；及巡起事，嵩常在圍中。籍大曆中於和州烏江縣見嵩，嵩時年六十餘矣。以巡初嘗得臨渙縣尉，好學無所不讀。籍時尚小，粗問巡、遠事，不能細也。云：巡長七尺餘，鬚髯若神。嘗見嵩讀《漢書》，謂嵩曰：‘何爲久讀此？’嵩曰：‘未熟也。’巡曰：‘ 吾於書讀不過三遍，終身不忘也。’因誦嵩所讀書，盡卷不錯一字。嵩驚，以爲巡偶熟此卷，因亂抽他帙以試，無不盡然。嵩又取架上諸書，試以問巡，巡應口誦無疑。嵩從巡久，亦不見巡常讀書也。爲文章，操紙筆立書，未嘗起草。初守雎陽時，士卒僅萬人，城中居人户亦且數萬，巡因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者。巡怒，鬚髯輒張。及城陷，賊縳巡等數十人坐，且將戮，巡起旋，其衆見巡起，或起或泣。巡曰：‘汝勿怖。死，命也。’衆泣不能仰視。巡就戮時，顏色不亂，陽陽如平常。遠，寬厚長者，貌如其心，與巡同年生，月日後於巡，呼巡爲兄，死時年四十九。嵩，貞元初死於亳、宋間。或傳嵩有田在亳、宋間，武人奪而有之，嵩將詣州訟理，爲所殺。嵩無子。”筆者以爲亦可視爲張籍文字片段。見《韓昌黎文集註釋》卷二，三秦出版社，閻琦校注，2004年，120—121頁。，因此《陽城縣主李應玄墓誌銘》的發見，無疑可成为《張司業集》的集外作品補編，同時也能夠使我們看到他的碑銘體散文的真面目，且對他詩歌以外的文學成就和語言風格以及當時的學派與學源關係的史實考證等，亦可以有新的認識和評判。

二

　　墓誌文中所涉及的史事人物，包括誌主凡記名姓者有16人，茲略事考説：

　　壽王琩，即李瑁，玄宗第十八子，宮中常呼十八郎，初名清，母武惠妃，開元十三年（725）封壽王，二十三年改名瑁，大曆十年（775）薨，贈太傅。有傳見《舊唐書》卷一〇七《玄宗諸子傳》、《新唐書》卷八二《十一宗諸子傳》。舊傳云壽王母武氏“頻產夏悼王、懷哀王、上仙公主，皆端麗，繈褓不育”，故壽王出生後由讓帝妃元氏收養十餘年始封王入宮。而墓誌云陽城縣主爲壽王第二十二女，傳又載其子五人，則壽王生育子女頗夥，惟不详出韋氏者有幾。

　　墓誌云壽王娶妻韋氏，可與正史互證。《新唐書》卷七六《后妃上·楊貴妃》云：“玄宗貴妃楊氏，隋梁郡通守汪四世孫。徙籍蒲州，遂爲永樂人。幼孤，養叔父家。始爲壽王妃。開元二十四年，武惠妃薨，後廷無當帝意者。或言妃姿質天挺，宜充掖廷，遂召內禁中，異之，即爲自出妃意者，丐籍女官，號‘太真’，更爲壽王聘韋詔訓女，而太真得幸。” 中華書局，1975年，3493頁。是知韋氏乃韋詔訓女，而韋詔訓其人尚乏史料可徵。

　　陽城縣主李應玄，不載於史。以墓誌所述年歲推之，生於大曆九年，貞元二年（786）13歲時受封並出降，卒於大和元年（827），享齡57歲。而壽王之女不載於史者，據石刻文獻還可得知一位，不妨鏈接於此而有以觀照。1958年年初於西安城南長安縣龐留村出土唐乾元元年（758）二月十八日《大唐壽王故第六女贈清源縣主墓誌銘》《隋唐五代墓誌彙編·陝西卷》第1冊，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147頁。書中著錄葬時誤爲“至德二年四月十八日”。最先披露則見於《文物參考資料》1958年第10期40—43頁之《西安南郊龐留村的唐墓》一文，且文中對縣主卒葬年月的推定是正確的。，墓誌題署“朝散大夫守著作郎秦立信撰，壽王書”，誌文略云：“壽王第六女者，光天文武大聖孝感皇帝之姪也。丁酉歲建亥月十日薨於益昌郡行頓。尋有寵命，褒贈貴號。即以建卯月十八日懸窆於咸寧洪原鄉少陵原，禮也。”“光天文武大聖孝感皇帝”即至德三載正月戊寅（五日）爲肅宗所冊尊號，同年二月丁未（五日）改元乾元。“丁酉歲”即至德二載，卒月“建亥月”用太陰曆即夏曆爲十月，則葬月“建卯月”即至德三載二月，又葬日爲十八日，則是至德改元乾元後第十三天，故以葬時作乾元元年二月十八日爲妥。“益昌郡”，《新唐書》卷四四《地理志》四山南西道云：“利州益昌郡，下都督府。本義城郡，天寶元年更名。”即今四川廣元。“行頓”一詞不多見，有類於行幸所到之行在、行所之謂。頓者，停留、止息、駐紮。故每以軍行所止曰軍行頓止。其詞源或可推之《後漢書》卷七一《皇甫嵩傳》：“嵩溫恤士卒，甚得衆情，每軍行頓止，須營幔修立，然後就舍帳。”嗣後《梁書》卷九《曹景宗傳》云：“（高祖）復帥衆前驅至南州，領馬步軍取建康，道次江寧，東昏將李居士以重兵屯新亭，是日選精騎一千至江寧行頓，景宗始至，安營未立；且師行日久，器甲穿弊，居士望而輕之，因鼓噪前薄景宗。”此蓋較早出現徑用“行頓”一詞者。案此壽王第六女亦不載於史，而其名字、享齡及母氏爲誰，誌文皆未提及，又不言婚嫁，則顯然未及出降而亡，故其卒時年當少小案陽城縣主出生第二年壽王即薨，而據兩《唐書》本傳知壽王封建之事晚於諸王，若以壽王母武惠妃開元元年始見幸，而壽王又在由讓帝妃元氏收養十餘年後的開元十三年始封王入宮推之，開元十三年壽王封爵時不過10歲左右，則其大曆十年薨時享齡亦不過60歲耳。又除韋氏外，史不言壽王妃更有何人，故設以韋氏開元二十四年爲壽王妃時不超過15歲（壽王當20歲出頭）推之，大曆九年生陽城縣主時爲53歲，那麽再設以至德二載（757）清源縣主薨時“年當少小”而上推五年，則韋氏以約天寶十一年（752）31歲而生壽王第六女，應該是完全有可能的。誠然事實是陽城縣主已是壽王第二十二女，則壽王子女之多，顯然不可能盡出韋氏而必有其他妃子所生者。這裏需要留意的是，韋氏50歲後尚在生育，雖非絕不可能，而難免讓人揣疑。。在此主要想關聯説明的是，陽城縣主是祔夫而葬，葬地爲“高陽原”，而清源縣主葬地爲“咸寧洪源鄉少陵原”，顯然相距甚遠。“高陽原”在潏水正流西畔的今韋曲以西郭杜鎮一帶，唐時屬長安縣，而“少陵原”則在潏水正流東畔的今韋曲以東龐留村一帶，唐時屬咸寧縣。以葬於龐留村附近者有玄宗妃武氏、玄宗第二十二女咸宜公主（武惠妃生）等推之，壽王亦韋氏所出，則夭折的壽王第六女正宜祔其祖母而葬。

　　李應玄夫爲翼王府長史丘運，正史無名。藉此墓誌爲我們留證了一位“夙通玄學”的張籍故交。本文起首錄有張籍七言一律《哭丘長史》李建崑《張籍詩集校注》卷五《七言律詩》，臺灣華泰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1年，247頁。，而吳汝煜、胡可先《全唐詩人名考》謂“丘長史爲丘儒”《全唐詩人名考》卷上，江蘇教育出版社，1990年，373頁。，今以誌文“長史官登翼王府，夙通玄學，不希集於世，與主德葉，邦里所高。先七年而終”及“籍與長史舊”諸要素推勘，其《哭丘長史》一詩更可能是寫給丘運的张籍復有一首《哭丘長史》七言絕句：“丘公已歿故人稀，欲過街西更訪誰？每到子城東路上，憶君相逐入朝時。”《全唐詩人名考》卷上又云“丘長史疑爲丘儒”（375頁），可知並無力據。筆者以爲，吳、胡所考，蓋以賈島有《寄丘儒》五古一首、皇甫湜有《送丘儒序》一文而懸測之。既然“籍與長史舊”，丘運又任翼王府長史而非州郡長史，自然可能“相逐入朝”，且丘運更貴爲縣主之夫，也自然可能宅居長安城朱雀街西之光德里。又賈島《寄丘儒》詩有“長安秋風高，子在東甸縣”，似與“先皇殿上臣”、“相逐入朝時”不合。若筆者考證不誤，以墓誌云長史“先七年而終”推之，適可界定張籍七律《哭丘長史》的寫作時間應在縣主大和元年（827）去世的前七年，亦即元和十五年（820），而七絕《哭丘長史》的寫作時間則應稍晚於元和十五年。再則《冊府元龜》卷五九二“掌禮部·奏議”有“開成二年（837）二月太常博士丘濡奏祠祭圭玉請依禮文”云云（“濡”、“儒”形近，當即一人），而張籍早於大和四年去世矣。更爲重要的是，唯有丘運方能符合“長史”的身份。。而“詩句徧傳天下口”一語，又道出了此丘長史與張籍乃是詩文舊交。郡望爲河南之丘氏，遠祖係後魏獻帝時宗族十姓之一的臨淮王丘敦氏，孝文改爲丘氏丘敦即《魏書》卷三〇有傳的丘堆，代人，世祖即位，進爵臨淮公。《魏書》卷一一三《官氏志》云：獻帝以“次弟爲丘敦氏，後改爲丘氏”。七族之興，自此始也。又與帝室爲十姓，百世不通婚。中華書局，1974年，3006頁。。爲兩《唐書》所載者，高祖太宗朝有河南洛陽譚國公丘和及其子師利、行本、行恭、孝恭、行整、行淹、孝忠丘和有傳載《舊唐書》卷五九、《新唐書》卷九〇，云爲洛陽人，仕周入隋，唐高祖初封譚國公。父壽，魏鎮東將軍。《元和姓纂》卷五“丘氏”又記：“後魏獻帝七分國人，以弟豆真折爲丘敦氏，封臨淮王，孝文改爲丘氏。折生堆，堆生跋，跋生鱗，鱗曾孫大幹；生壽，野王公；生和，唐左武衛大將軍、譚國公。”中華書局，1994年，708頁。姚薇元《北朝胡姓考》內篇第一《宗室十姓》“丘氏”，又據《庾子山集》卷一一《周廣化公丘乃敦崇傳》考證：“《崇傳》既稱丘氏爲魏室十姓之一，是丘乃敦即丘敦可知。如《庾集》‘乃’非衍文，則此氏原當作丘乃敦矣。”中華書局，2007年，22頁。，則天朝有丘行恭子酷吏丘神勣，睿宗朝有河南陸渾丘悦（説），此陽城縣主夫婿丘運亦河南籍，檢《元和姓纂》卷五“丘氏”，知丘運即丘遇運，爲安南公丘孝忠之重孫。以墓誌云丘運“先七年而終”推之，其卒年應是長慶四年（821）。翼王即李綽，順宗第二十一子，貞元二十一年封。《舊唐書》卷一五〇《德宗順宗諸子傳》云“咸通二年（861）薨”，《新唐書》卷八二《十一宗諸子傳》云“王五十八年，咸通三年薨”。《姓纂》記“遇運，尚衣奉御、史衛中郎，生元楚、元穎。”《元和姓纂（附四校記）》卷五丘氏，711頁。據此知丘運高祖丘忠孝、曾祖丘承嗣、祖丘文堂、父丘隍，又有弟丘遹運，任檢校太子賓客。此元楚、元穎與誌文之玄楚、玄穎正合。而《唐會要》卷七六《貢舉中》有貞元十年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制科及第之丘穎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1645頁。，權德輿還寫了《送邱穎應制舉序》一文《權載之文集》卷三九，《四部叢刊初編》集部0674冊，上海商務印書館重印本，1929年。《送邱穎應制舉序》又云“前年舉秀才上第”，即貞元九年，則邱（丘）穎與柳宗元、劉禹錫爲同年進士。，韓愈《祭董相公文》也记有“維貞元十五年歲次己卯二月乙亥朔某日，……觀察支使監察御史裏行丘穎、觀察推官守秘書省校書郎韓愈等，謹以少牢之奠，敬祭於故尚書右僕射平章事隴西公之靈”《韓昌黎文集註釋》卷九集外文，499—500頁。以韓愈爲校書郎，丘穎爲監察御史裏行，則丘穎在年資上當不比韓愈低。，又《舊唐書》卷一三《德宗紀》下還記有貞元十五年二月因汴州軍亂而被殺的宣武判官丘穎中華書局，1975年，389頁。，此四丘穎應爲同一人。結合這篇張籍撰寫於大和二年的墓誌文所記“玄穎早逝”，復以時代推之，則與前舉史傳記載之丘穎相距約50年，大和元年時縣主李應玄享年57歲，不當其子已去世50年矣。故岑仲勉在《姓纂》四校記中也謹慎的認爲“不詳即此元穎否”，而如今則應能斷定玄穎與丘穎非是同一人。不過據墓誌又可補知丘運尚有玄咸、玄素、玄札三子。

　　丘運子“玄素尚宋王女華亭縣主”，此宋王即李結，本名滋，順宗第九子。始封雲安郡王，貞元二十一年進封。長慶二年薨。有傳見《舊唐書》卷一五〇《德宗順宗諸子傳》、《新唐書》卷八二《十一宗諸子傳》。“華亭縣主”，史籍不載，賴此誌可知。又知丘運、丘玄素父子兩代皆尚縣主，當與皇室素有舊誼，致“夙通玄學”的丘運得以官登從四品上的翼王府長史，而“甚有吏幹”的丘玄素更得以在大和二年約三十餘歲即官從七品上的司農寺主簿。時“皆學文史”的玄素弟玄楚任正八品下的左武衛倉曹參軍，季弟玄札亦任從九品上的開封縣尉。

　　據墓誌又知丘運有三位女婿，二婿李鄑、三婿謝逢，均不載於正史，大婿楊崯，《舊唐書》卷七一下《宰相世系表一》下楊氏觀王房有隋觀德王楊士雄七代孫崯，未詳與此大和年以前任虢州閿鄉縣令之楊崯是同一人否？

　　縣主所居之“光德里”，亦附説於此。“光德里”位於長安城外郭城朱雀門街西第三街即皇城西之第一街街西從北第六坊，東南西北所臨依次爲通義坊、延康坊、西市、延壽坊。其里坊位置十分重要，京兆府廨即在此坊，又有鄱陽公主邑司、勝光寺、慈悲寺和劉仁軌、裴垍、裴稹、崔邠、劉崇望、孔緯等顯宦住宅《唐兩京城坊考》卷四，中華書局，1985年，107頁。李健超《增訂唐兩京城坊考》（修訂版）又於此坊補有鄭谷、張茂樞、樊方、長孫仁、劉伏寶、蕭寡尤、羅炅、李國珍、裴稹、趙群等人宅第。三秦出版社，2006年，205—207頁。。今可據補陽城縣主宅於此坊。

三

　　張籍（約766—830），中唐詩人之中堅。字文昌，排行十八，祖籍吳郡(今蘇州)，出身貧微，賦性狷直，交友至誠，朝野名士皆與之遊，最爲韓愈賢而重之。博學多能，獨深於詩，兼之衆體，尤擅樂府，與王建同爲中唐新樂府運動主帥，世稱“張王”。歷任太常寺太祝、國子博士、水部員外郎、主客郎中，仕終國子司業，世有張太祝、張水部、張司業之稱。其詩對晚唐詩派影響頗大，以至當世即有李肇《唐國史補》卷下“元和已後，……歌行則學流蕩於張籍”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57頁。，趙璘《因話錄》卷二商部下“張司業籍善歌行，李賀能爲新樂府，當時言歌篇者，宗此二人”同上書，82頁。，及南唐張垍《唐張司業詩集序》有“公爲古風最善，……元和中，公及元丞相、白樂天、孟東野歌詞，天下宗匠，謂之元和體。……而後章句之妙，冠於流品矣”明錢穀《呉都文粹續集》巻五五，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四庫全書》第1386冊，1987年，638頁。等等誇譽。現存詩四百七十三首，文兩篇，今又可補其散體文墓誌銘一篇。

　　張籍在《舊唐書》卷一六〇有傳，而在《新唐書》卷一七六則附屬韓愈傳中，可見張籍與韓愈之學源師承關係的密切。張籍與韓愈結識於德宗貞元十三年，後依韓愈學文，成爲韓門弟子之一，韓愈尤重之薦之《舊唐書》卷一六〇《韓愈傳》云：“少時與洛陽人孟郊、東郡人張籍友善。二人名位未振，愈不避寒暑，稱薦於公卿間，而籍終成科第，榮於祿仕。後雖通貫，每退公之隙，則相與談讌，論文賦詩，如平昔焉。”中華書局，1975年，4203頁。韓愈《送孟東野序》云：“從吾游者，李翱、張籍其尤也。”韓愈《與馮宿論文書》云：“有張籍者，年長於翱，而亦學於僕，其文與翱相上下，一二年業之，庶幾乎至也；然閔其棄俗尚。而從於寂寞之道，以之爭名於時也。”元代辛文房《唐才子傳》卷五《張籍傳》云：“初至長安，謁韓愈，一會如平生歡。才名相許，論心結契。愈力薦爲國子博士。”見傅璇琮《唐才子傳校箋》第2冊，中華書局，1989年，561—562頁。。不僅於此，張籍的岳父胡珦也是韓愈的門人。胡珦的神道碑文即出自韓愈之手，《昌黎先生集》卷三十《唐故中散大夫少府監胡良公墓神道碑》中還提及“婿廣文博士吳郡張籍”，又稱“女嫁名人”者，即是指胡珦女婿張籍。張籍還嘗爲其岳父撰寫了《行狀》，惜今已不存朱熹《昌黎先生集考異》卷第八《中散大夫少府監胡良公墓神道碑》小注云：“蜀本注：牛僧孺撰《墓誌》，陳鴻撰《諡》，張籍撰《行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影印山西祁縣圖書館藏宋刻本，297頁。。再統計韓愈寫給張籍的詩竟有十七首之多，張籍亦與韓愈多所酬唱而將近十首。張籍嘗在古體長詩《祭退之》中寫到：“籍在江湖間，獨以道自將。學詩爲衆體，久乃溢笈囊。……觀我性樸直，乃言及平生。由兹類朋黨，骨肉無以當。……到今三十年，曾不少異更。公文爲時帥，我亦有微聲。而後之學者，或號爲韓張。”見李建崑《張籍詩集校注》卷八〈拾遺〉，488頁。應最能道明韓張二人的交情與文誼的深篤，以及他們在當世文壇特別是古文運動中的地位和作用。又，張籍還嘗爲韓愈子韓昶傳授詩歌。《韓昶自爲墓誌銘》云：“昌黎韓昶，字存之，傳在國史，生徐之符離，小名曰符。幼而就學，性寡言笑，不爲兒戲，不能闇記書，至年長不能通誦得三五百字，爲同學所笑。至六七歲，未解把筆書字。即是性好文字，出言成文，不同他人所爲。張籍奇之，爲授詩，時年十餘歲，日通一卷，籍大奇之，試授詩，童皆不及之。能以所聞，曲問其義，籍往往不能答。受詩未通兩三卷，便自爲詩。及年十一二，樊宗師大奇之。宗師文學爲人之師，文體與常人不同，昶讀慕之。一旦爲文，宗師大奇。其文中字或出於經史之外，樊讀不能通。”《唐代墓誌彙編》大中102號，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2329頁，錄自周紹良藏拓本。亦可見知韓張交誼的非同一般。

　　“文學附於儒學，作者的思想感情纔有正統的來源，是非喜怒纔合乎封建社會的道德標準” 卞孝萱《漫談中唐詩壇》，《白雲論壇》第4卷上輯，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7年，81頁。。作爲韓愈“古文運動”大旗下的主將，張籍所倡行的“變盛唐、求創新”的文體改革主張與實踐，恰好印證於他僅存的兩篇文章中，在《與韓愈書》中他呼籲：“願執事絕博塞之好，棄無實之談，弘廣以接天下之士，嗣孟軻揚雄之作，辯楊墨老釋之説，使聖人之道復見於唐，豈不尚哉。” 《張司業集》卷八，59頁。在《重與韓退之書》中他又強調：“君子發言舉足，不遠於理。未嘗聞以駁雜無實之説爲戲也。執事每見其説，亦拊幾呼笑，是撓氣害性不得其正矣。苟止之不得，曷所不至焉。或以爲中不失正，將以苟悦於衆，是戲人也，是玩人也，非示人以義之道也。”同上書，60頁。可見以扶立孔孟之道爲雅正之學，是當世君子之責任，抵老釋而尊儒教，倡經世致用之文，棄駁雜無實之説，正能見出古文運動所倡行的“文以載道”、不著空文的“道”之所在元稹《授張籍秘書郎制》云：“籍雅尚古文，不從流俗，切磨諷興，有助政經。”《元稹集》外集卷第四補遺四，中華書局，1982年，661頁。。當然在詩歌上，張籍同樣極力追求“以文爲詩”，“鋪陳終始”，坦易通俗，敘事凝練的文字表現風格，誠所謂“無深苦之跡”而“有溫夷之氣”明代鍾惺、譚元春《唐詩歸》之鍾惺評語。參見陳伯海主編《唐詩彚評·張籍》，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1893頁。以此衡量張籍撰寫的這篇陽城縣主墓誌文，不僅文意揚厲著“約家撫族，一由士法。不好聲樂炫飾，凡車服制度率減，異於其倫。宮庭莫不聞，每時節對見，上以屬尊德美，恩禮逾等。丘氏之孤稚皆收給，無宦者乃奏其子所賜官而授之。好讀道家經書，頗修其齋戒，味蔬藥事，清靜爲常”之類“教子義、勉夫忠”張籍古風《董公詩》：“其父教子義，其妻勉夫忠。”見李建崑《張籍詩集校注》卷八〈拾遺〉，459頁。的正統風教，且文體更完全趨近於“文必兩漢”的散體文，而擺脫了魏晉已降的四六駢體，平實凝練，簡古易讀，爲時爲事，不空不浮，正所谓“学有师法，文多古风”《韓昌黎文集註釋》卷八《舉薦張籍狀》，421頁。。以之與韓愈的數十篇章法无一雷同的碑誌銘文相比較，竟何其相似乃爾。即便是銘文，也一反傳統地寫成五句七言的古樂府歌行體，用韻通押，十分大膽而新奇，儼然是對當時普遍的四言對句、雙句一韻的基本法式的革命，從而踐行著古文運動在章句文法上所倡導的經世致用的旨趣，同時也符合他創作樂府詩好用七言歌行體以及重字學、用古韻的基本風格讀韓愈《題張十八所居》“端來問奇字，爲我講聲形”一語可證。見錢仲聯《韓昌黎詩繫年集釋》卷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986頁。。聯想韓愈《病中贈張十八》：“文章自娛戲，金石日擊撞。龍文百斛鼎，筆力可獨扛。”錢仲聯《韓昌黎詩繫年集釋》卷一，63頁。白居易《讀張籍古樂府》：“爲詩意如何，六義互鋪陳。風雅比興外，未嘗著空文。……上可裨教化，舒之濟萬民。下可理情性，卷之善一身。”朱金城《白居易集箋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5頁。姚合《贈太祝張籍》：“古風無手敵，新語是人知。”《文苑英華》卷二六〇，中華書局，1966年，1303頁。以及王安石《題張司業詩》：“看似尋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卻艱辛！”《全宋詩》卷五六八，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年，6713頁。等等評譽，皆可謂公允而合宜。四

歸納本文，大要強調幾點：

其一，新得詩人張籍的這篇碑誌銘散體文，乃其集外作品，可資補編；又且是爲史傳所不載的一位縣主而撰寫，則其史學與文學價值並高，應能引起學界關注。

其二，據墓誌文所記縣主夫君丘運一門史實人物，適可裨補《元和姓纂》丘氏世系之所闕並釋證岑仲勉四校記對“元穎”與“丘穎”之所疑，且更知丘運第三子“玄素尚宋王女華亭縣主”一事亦爲史所不載。

其三，依墓誌所記，考得張籍與丘運當是詩文舊交，從而進一步證得張籍的兩首《哭丘長史》詩，所哭乃是丘運，而非《全唐詩人名考》所説的“丘儒”；並緣此而再進一步界定這兩首詩的基本寫作年代。

其四，解析這篇墓誌的文體文風和字句韻律等創作技巧，有以印證張籍與韓愈的學源師承之脈絡關係，並透見其碑誌散體文的排斥駢體和善用古韻古風的一貫文法不僅與韓愈同類作品的格調如出一轍，更且在中唐古文運動與新樂府運動中高擎“文章合爲時而著，歌詩合爲事而作”之大旗所肩負的骨幹作用。

其五，目前此類關涉中晚唐文學家與文學史的新出石刻文獻資料已經頗見豐富，以之綜合起來作比類研究，應能對當時文學與思想和社會與文化的發展脈動乃至潮流趨向獲得更加深廣細微的認知。

張司業集because of its important historical and literary value. It could also made the Qiu’s family tree in 元和姓纂more clearly. Based on this epitaph, we could know that the word “Qiu Shi” 丘氏in the two poems named “Ku Qiu Zhang Shi” written by Zhang Ji is not Qiu Ru丘儒 but Qiu Yun丘運. Zhang Ji’s skills in writing epitaphs, his literary ideas and his relationship with Han Yu are revealed, too, which is fairly important in the studies of mid and late Tang dynasty.唐研究〓第十七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