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研究》第十七卷2011年，179—198頁
唐初元勳的家族歷程
——以《李藥王墓誌》與李靖家族NFDA3中心
聶溦萌
西安大唐西市博物館藏《李藥王墓誌》，誌石34行，滿行36字，無首題，誌蓋未見。墓誌序文中引錄貞觀二年（628）追贈誌主的詔書稱“隨故大將軍、永康公李藥王”，又提及“公第三弟刑部尚書、檢校中書令、永康公藥師”，知誌主爲初唐衛公李靖之兄李藥王。先迻錄誌文於下《大唐西市博物館藏墓誌》，待刊。墓誌的錄文、點校等工作，均屬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和西安大唐西市博物館共同主持的“《大唐西市博物館藏墓誌》整理與研究”集體研究成果。公諱藥王，字〓〓，隴西狄道人也。自真人應迹，道德闡其玄風，飛將挺身，干戈深於止攻，賢達之才繼踵，公侯之祚克昌。崇基峩峩，倚丘陵而峻峙，鴻源淼淼，括漢泗而遐往。曾祖歡，魏河陝二州刺史，永康縣公。大父義，周岐州刺史、撫軍將軍，襲爵永康公。乘傳而播時雨，褰帷而理棼絲，猶鄭武之緇衣，若傅玄之司隸，芳猷無沐，遺烈猶存。考詮，隨趙郡太守、上開府儀同三司，襲爵永康公。望重搢紳，材惟棟幹，功業銘於鍾鼎，名節殉於屯夷。公稟黄中之茂德，承積善之餘慶，識宇貞正，風度宏遠，業盛學年，聲馳冠歲。會稽之美，括羽成七札之奇，藍田之珍，琢磨倍十城之價。溫恭流譽，倜儻標奇，戢鵷鴻之迅翮，俟扶搖而高引，整騏驥之逸轡，望康衢而延佇。隨高祖虛心治道，寤寐求賢，旌先公之茂勳，欽君侯之令望，開皇九年，授上開府儀同三司，襲爵永康公。儀三台而命服，冠五等而胙土，聲實允洽，朝野榮之。十年，除婺州刺史。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渥澤隨春雲共遠，惠化與凱風俱翔，列城興詠，期月斯在。十四年，授南寧道行軍總管。總熊羆之旅，振雷霆之威，平僰道之重氛，掃滇池之積霧，民無謗黷，詎俟馬卿之文，師不疲勞，寧假唐蒙之使。旋旆荒裔，獻凱京華，冊授大將軍，繼仲卿之遺塵，邁伯度之芳烈，褒賞之典，於是茂焉。十八年，授雲州道行軍總管。猛志雲騰，宏謀電斷，曜霜戈於朔野，揚羽旆於塞垣，聲振殊俗，功聞帷扆。十九年，又除石州刺史。勵精思治，詳求民瘼，刑清訟息，遠至邇安，隨之得人，於斯爲盛。廿年，又授朔州道行軍總管。深入虜庭，長驅漠北，亟摧骨都之陣，屢挫射鵰之鋒。既而單于畏威，左賢震慴，悉穹廬之長，傾引弓之民。衆寡之勢既殊，主客之形亦異，公臨危彌勇，視險若夷，達旦通宵，兵窮矢盡。天長姧凶，我師喪律，然而煞傷巨万，亦足以暢乎天罰者矣。於時僕射楊素忌公雄烈，遂置之重議，因而除免。迺屏迹私庭，高臥虛室，同令尹之無慍，悟軒冕之儻來，優哉遊哉，聊以卒歲。以隨大業九年正月十九日終於東都之尚善里舍，春秋卌有七。公少而弘雅，長而俊發，儀表凝映，機神秀遠，皎皎猶鮮雲之開白日，肅肅若清風之拂高松，敦雅素於衿情，希靜退於名教，懷金鳴玉，悠然結薜蘿之想，綺棟華榱，澹焉有蓬茨之致，諒所謂瑚璉之宏器，廊廟之奇材者歟。然而運舛數奇，爲山止於一匱，時屯道喪，遠略頓於促塗，垂翅安歸，桑榆暮矣。廉將軍之志事，無復更鳴之期，竇丞相之英圖，遽深夜臺之痛。嗚呼，天道何其爽哉！皇唐膺運，道邁三五，擇前王之令典，錄異代之嘉庸，恩隆守冢，澤深封墓。貞觀二年正月七日迺下〓〓詔曰：“隨故大將軍、永康公李藥王，昔在隨朝，早立功績，久從風露，松價成行，眷言遺範，情深震悼，宜加寵命，被以哀榮。可贈持節、梓州諸軍事、梓州刺史。”公第三弟刑部尚書、檢校中書令、永康公藥師，才兼文武，位隆臺閣，陟崗之望既絕，在原之痛寔深，泣分株於古今，申哀榮於宅兆，以其月十九日遷厝於雍州長安縣之高陽原。鬱鬱佳城，白日黯而難見，幽幽泉户，黄壚掩而長畢。懼縑竹之易朽，悲山岳之潛移，式揚徽烈，寄情雕篆。其詞曰：
鬱矣洪族，悠哉遐緒，積德累仁，重規疊矩。玉產崐岫，珠孕隨渚，猗歟挺生，昂昂絕侶。夙表溫恭，早標英俊，澄波万頃，直上千仞。雪白蘭薰，金聲玉振，展如之人，寔邦之鎮。爰總戎律，亟舉蕃麾，旌旆舒卷，珪組陸離。澤隨雨散，威共風馳，績宣方岳，功著邊垂。道或污隆，時有通塞，迹冥慍喜，心夷語默。如何彼蒼，遽殱明德，痛深泉壤，悲纏邦國。〓〓皇情追遠，禮備哀榮，月旐啔路，白驥悲鳴。山空樹古，隴暗雲平，万古斯畢，千載飛聲。李藥王卒於大業九年（613），於貞觀二年遷葬於“雍州長安縣之高陽原”。其弟敳與之同日同地而葬，墓誌亦藏於西市博物館。《李敳墓誌》行文模式及對家世的追述與《李藥王墓誌》基本一致，葬地亦爲“雍州長安縣之高陽原”，兩人的安葬應是一併進行的，墓誌亦一併撰寫製作。此外，西市博物館所藏墓誌中還有《李令問墓誌》，誌主乃李藥王之弟客師之孫，葬於開元十八年（730），雖然其葬地寫作“京兆细柳营之东原”，與李藥王、李敳不同，但極有可能本爲一地《李敳墓誌》、《李令問墓誌》錄文，並見《大唐西市博物館藏墓誌》。。《李藥王墓誌》涉及很多隋及唐初史事，尤令人矚目的是其中引錄貞觀二年追贈詔書一首，爲我們瞭解李藥王及李靖的家族，以及瞭解唐初封贈元勳先人的事件都提供了很多重要信息。本文將首先對墓誌進行考證，揭示李靖家族在周隋的境況和唐代的一些變化，再對唐初追封元勳先世進行考察。李靖家族的經歷是不少唐初元勳家族共有的，將它視爲唐初元勳家族的一個個案進行探討，希望對深入理解唐代歷史有所裨益。1、 墓誌與正史中名字、籍貫的差異
《新唐書》卷九三《李靖傳》謂“靖兄端，字藥王”，與《新唐書》所記的李靖字藥師完全對應。但墓誌云“公諱藥王，字〓〓”，有所不同。墓誌中出現空字，尤其是空諡號的情況時或有之，這作爲一種異刻現象已經爲學者所注意，其出現的原因，當與墓誌序文銘辭的撰寫和誌石的刻製過程有關。本誌所闕的是誌主之字。從大量的墓誌材料和文獻材料的對比中我們可以知道，從北朝開始，人的名與字往往混淆，以字行於世者比比皆是，如果觀察一些材料比較充分的家族，我們甚至會發現兄弟數人中一些人的名和另一些人的字相合（不論這種混淆是在成爲歷史記錄的過程中還是在其他某種過程中形成的），這些跡象都表明當時人對於名與字概念的區分似乎不大在意，顏之推也説：“河北士人全不辨之，名亦呼爲字，字固呼爲字。”顏之推《顏氏家訓》卷二《風操》，王利器集解，中華書局，1993年，92頁。
除了《新唐書·李靖傳》，正史中還有對誌主的零星記述。《隋書》中出現了三條與他相關的史事，皆作“李藥王”；《新唐書》卷七二上《宰相世系表》所記爲“藥王”。此外，這方墓誌中提到誌主兄弟時使用的是“李藥王”、“藥師”。按照一般觀念來看，此墓誌於誌主名諱的正確寫法應像《新唐書·李靖傳》一樣稱爲“諱端，字藥王”，但是從《隋書》以及這方墓誌中的內容來看，誌主在隋及唐初無疑是以“藥王”行的。而且李靖當時應該也以“藥師”行，除了這方刻於貞觀二年的墓誌可作證據之外，《文館詞林》卷六九一有“貞觀年中授杜如晦等別檢校官敕一首”，亦稱爲“李藥師”，《舊唐書》卷二《太宗紀上》和卷五七《劉文靜傳》敘述武德九年（626）功臣定食封時亦稱之爲“李藥師”，這兩段記載很可能也都是節引原敕詔。《李靖碑》《大唐故尚書右僕射特進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贈司徒并州都督衞景武公碑》，見王昶《金石萃編》卷五一，中國書店影印掃葉山房本，1985年，葉四正；又見《全唐文》卷一五二，中華書局，1983年，1551頁。云“公諱靖，字藥師”，而史料中“李靖”的出現大概在盛唐以後。一種解釋是藥王、藥師兄弟皆以字行李靖之弟“客師”似乎也是以字行，不過《李敳墓誌》稱“君諱敳，字〓〓”，與他幾個兄弟行用之名並不合拍。，不過《舊唐書·李靖傳》稱“藥師”並非李靖之字，而是“本名”，是《舊唐書》的作者對當時人名字行用習俗理解有誤，還是另有所憑呢？聯繫這方墓誌中誌主之諱謂“藥王”、字則闕如，至少可以判斷“靖”或“端”的名字看上去雖文雅而正式，但當時卻並不使用。
關於李靖家族地望的記載，也有幾種版本。《舊唐書》本傳記李靖爲“雍州三原人”，《新唐書》爲“京兆三原人”，實同。此方墓誌及《李敳墓誌》所記均爲“隴西狄道人”。《李靖碑》和李靖弟客師的三位後人的墓誌皆稱爲“隴西成紀人”或“成紀人”《李靖碑》已見前注。開元十八年《李令問墓誌》，西安大唐西市博物館藏。開元十九年《唐故華州鄭縣主簿李府君（景陽）墓誌》，見周紹良主編《唐代墓誌彙編》開元321，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379頁，下文簡稱《李景陽墓誌》；弘道二年正月廿六日《隰川縣令李公（嘉）墓誌銘》，見《文苑英華》卷九五九，中華書局，1956年，5039頁，下文簡稱《李嘉墓誌》。。據《新唐書》卷七二上《宰相世系表》，李靖屬丹陽房，其先世“與族人寶入後魏，因居京兆山北”，李寶爲涼武昭王李暠之孫，那麽丹陽房爲唐帝室遠裔，其郡望爲隴西，實則久居京兆，也就是説，上述幾種碑誌記錄的是郡望，而兩《唐書》記錄的則是實際情形。
隴西與京兆的差異來源於此，至於隴西狄道與隴西成紀的差異，則有些複雜。狄道和成紀實爲兩縣，下表搜集了史料中關於李暠一族人的籍貫記錄。
“隴西狄道人”“隴西成紀人”出處成書年代出處成書年代
《御覽》卷一二四“西涼李暠”條引崔鴻《十六國春秋》北魏正始三年（506）崔鴻作《十六國春秋》在正始年間（504—508），《魏書》卷六七《崔鴻傳》錄其表曰：“暨正始元年，寫乃向備。謹於吏按之暇，草構此書。（中略）至三年之末，草成九十五卷。”中華書局，1974年，1504頁。《魏書》卷三九《李寶傳》、卷九九《私署涼王暠傳》北齊天保五年（554）《隋書》卷五〇《李禮成傳》唐貞觀十年《晉書》卷八七《涼武昭王玄盛傳》唐貞觀二十二年
《北齊書》卷二九《李璵傳》唐據《北齊書》卷二九校勘記，此卷與《北史》不同，無論贊，宋人校語云“疑尚非正史”（中華書局，1972年，399頁）。錢大昕以爲似經刪改，或以《高氏小史》補（錢大昕《廿二史考異》卷三一“神武帝紀”條，方詩銘、周殿傑點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511頁）。《北齊書》成於貞觀十年，《高氏小史》可能作於玄宗開元年間，參見張固也《高峻〈高氏小史〉考》，《史學史研究》2002年第2期，50—52頁。《舊唐書》卷一《高祖紀》後晉開運二年（945）《新唐書》卷一《高祖紀》宋嘉祐五年（1060）
如上所示，《御覽》引《十六國春秋》以及《魏書》中多處都稱他們是“隴西狄道人”，早期未見“隴西成紀人”的説法。在石刻材料中，北朝墓誌似乎亦未見云“隴西成紀”者，而唐代李氏的郡望作“成紀”或“狄道”之例都不少，也説明“成紀”當是後起之説，而與“狄道”並行。這兩種郡望當各有依據。《十六國春秋》以來多種史籍都稱李暠爲李廣之後，而《漢書》謂李廣爲隴西成紀人。《晉書》卷八七《涼武昭王玄盛傳》云：
〓〓廣曾祖仲翔，漢初爲將軍，討叛羌於素昌，素昌乃狄道也，衆寡不敵，死之。仲翔子伯考奔喪，因葬於狄道之東川，遂家焉。世爲西州右姓。
《晉書》這番解釋，説明狄道實爲李氏之家業所在。“隴西狄道”的郡望最初是與實在的地方勢力相聯繫的，但隨著西涼被滅，李氏成員最終進入北魏並顯達於北魏周隋朝廷，“狄道”對最具影響力的這一支李氏的意義逐漸消退，加上這一時期不斷滋長的攀冒家世的風氣，出現徑稱爲“隴西成紀人”的做法實在是順理成章。
唐代的風氣是稱郡望，李靖家族早期自稱爲“隴西狄道人”，即如李藥王和李敳兩人墓誌所示，而自貞觀末年《李靖碑》以後皆稱“隴西成紀人”。聯繫到李藥王、李靖生前皆以“藥王”、“藥師”行於世，似乎在唐初的動盪時期過後，伴隨著社會的穩定和家族的不斷發展，這一家族對自身的郡望和先人譜系都有所整理。
2、 李靖先世的境況
墓誌記李藥王之世系云：
曾祖歡，魏河陝二州刺史，永康縣公。大父義，周岐州刺史、撫軍將軍，襲爵永康公。乘傳而播時雨，褰帷而理棼絲，猶鄭武之緇衣，若傅玄之司隸，芳猷無沐，遺烈猶存。考詮，隨趙郡太守、上開府儀同三司，襲爵永康公。望重搢紳，材惟棟幹，功業銘於鐘鼎，名節殉於屯夷。
《李敳墓誌》所記與此基本一致。在具體討論其家世前，首先應注意到這方墓誌完全未提及李唐皇室，而據《宰相世系表》，李靖家族與李唐皇室皆是西涼李暠的後裔，《李靖碑》銘辭開篇即説“猗歟茂族，同源帝先”。《李藥王墓誌》和《李敳墓誌》都未提及其家族與李唐皇室有任何聯繫，或許説明貞觀初年李靖家族的譜系尚未像後來般與李唐皇族明確地聯繫在一起。
墓誌僅從李藥王之曾祖説起，更早的情況則見於《新唐書·宰相世系表》。李氏丹陽房的先人“文度，西涼安定太守，與族人寶入後魏，因居京兆山北”《新唐書》卷七二上《宰相世系表》，中華書局，1975年，2461頁。，即這一支的始遷祖。他能夠在西涼擔任安定太守，自然是由於他與西涼君主同族的關係。李歡即文度之孫，但表格中李歡父輩卻付之闕如，説明文度入魏後這一家族便趨於平庸。北魏東西分裂後，除了北方六鎮之民多騰達，關中和東西魏交界地區也有不少人憑藉鄉土勢力或武力而崛起，李歡極有可能就是隨著這一浪潮步步攀升，得至高位，而李歡以下幾代人的官職不過刺史、郡守一類，蓋皆爲武人。
李藥王曾祖、祖、父的官爵，在其他史料中亦有記錄，茲列表如下：
出處曾祖祖父《李藥王墓誌》歡，魏河陝二州刺史，永康縣公義，周岐州刺史、撫軍將軍，襲爵永康公詮，隨趙郡太守、上開府儀同三司，襲爵永康公
《李敳墓誌》歡，魏河陝二州刺史，永康縣公義，周和岐二州刺史、撫軍將軍，襲爵永康公詮，隨趙郡太守、上開府儀同三司，襲爵永康公
《李靖碑》懽，後魏河秦□州刺史、□縣開國公（前闕）和復硖殷五州刺史、永康縣公（闕）軍事、荆州刺史（闕）
《李嘉墓誌》趙郡太守、雍州大中正、上開府、永康公
《李令問墓誌》隨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趙郡太守、永康公，贈荆州大都督
《舊唐書·李靖傳》崇義，後魏殷州刺史、永康公詮，隋趙郡守
《新唐書·宰相世系表》權，後魏河秦二州刺史、杜縣公。崇義，後周雍州大中正、廣和復硤殷五州刺史，永康縣公詮，隨趙郡太守、臨汾襄公
《李靖碑》與《宰相世系表》對曾祖、祖兩代的記載基本吻合，唯《宰相世系表》將“懽”譌爲“權”，《李靖碑》中曾祖歡的爵位雖殘，但從所闕字數推斷是“杜縣開國公”的可能性極大。兩處記載父輩的官爵雖不同，但《李靖碑》於此殘損過甚，有可能荆州刺史、趙郡太守都是其官職的一部分，而《宰相世系表》略言之。《舊唐書》本傳的記述十分簡略，而與《世系表》無矛盾之處，姑且看作同一説。《李藥王墓誌》卻與上述幾種材料不同，最明顯的一點在爵位上，稱曾祖歡爲“永康縣公”，而祖、父皆“襲爵永康公”，另外序文還提到藥王之弟“刑部尚書、檢校中書令、永康公藥師”，爵位同樣是“永康公”，這是唐代所封，肯定與其家在先朝受封此爵有關。《李嘉墓誌》僅及藥王之父，所記的爵位也是永康公，在這一點上與《李藥王墓誌》相同。但是，李歡的“杜縣公”之爵、李詮的“臨汾襄公”之爵和諡號也不會是杜撰出來的，這些歧異應該是由追贈引起的。
現在所知其家最早得到永康公爵位者應該是李崇義，但《舊唐書·李靖傳》在其官爵前冠以“後魏”而《宰相世系表》在其官爵前冠以“後周”，可能因他本人歷仕兩朝或是在北周獲得贈官。如果李崇義在後魏僅爲殷州刺史而到北周時又任四州刺史或被贈四州，説明其家在北周時有一定地位，這種地位明顯超過了僅爲“隋趙郡太守”的李詮所處的水平，換言之，李崇義的永康縣公之嗣可能本非李詮，亦即李詮在北周並無永康公之爵，而《宰相世系表》所載的臨汾公或許是他原本的封爵。
關於李詮的生平，《李藥王墓誌》謂其“功業銘於鍾鼎，名節殉於屯夷”，再加上他曾得到“襄”的諡號，推測他死於邊境戰爭中。《舊唐書·李靖傳》稱“其舅韓擒虎”，知李詮所娶爲韓雄之女，韓擒虎之姊妹。據《周書》卷四三《韓雄傳》，韓雄卒於北周天和三年（568），李藥王生於天和二年，所以李詮娶韓雄女，是在韓雄死前。不過婚後沒幾年韓雄便去世，韓雄諸子尚未成氣候，所以北周末年是韓氏低潮的時期。入隋後韓擒虎功業漸顯，自然會帶動李詮一支地位上昇，而迅速上昇的最有可能的機會，就在開皇九年平陳之時，因爲韓擒虎於平陳有大功，其侄兒李藥王正在這一年襲爵，或許不是巧合。我推測李氏家族正嫡本不在李詮這一支，然而由於韓擒虎的緣故，此時永康公之爵改由李詮、李藥王承襲。
據墓誌，李藥王繼承爵位之後的11年中，曾擔任過婺、石二州刺史，并幾次任行軍總管，以功冊授大將軍，地位較其先祖毫不遜色。但在經過這十餘年的家族復興後，李藥王的官宦生涯遭到毀滅性打擊。墓誌敘述這一段經歷云：〓〓廿年，又授朔州道行軍總管。深入虜庭，長驅漠北，亟摧骨都之陣，屢挫射鵰之鋒。既而單于畏威，左賢震慴，悉穹廬之長，傾引弓之民。衆寡之勢既殊，主客之形亦異，公臨危彌勇，視險若夷，達旦通宵，兵窮矢盡。天長姧凶，我師喪律，然而煞傷巨万，亦足以暢乎天罰者矣。於時僕射楊素忌公雄烈，遂置之重議，因而除免。
李藥王於開皇二十年出任朔州道行軍總管，與突厥作戰失敗，因而受到處罰，於是被廢於家，直至逝世。墓誌中所述的戰事見於《隋書》卷五二《韓洪傳》、卷七四《酷吏傳·趙仲卿》和卷八四《北狄傳·突厥》。《酷吏傳》與《北狄傳》所記較略，《韓洪傳》云：
〓〓尋拜代州總管。仁壽元年（601），突厥達頭可汗犯塞，洪率蔚州刺史劉隆、大將軍李藥王拒之。遇虜於恒安，衆寡不敵，洪四面搏戰，身被重創，將士沮氣。虜悉衆圍之，矢下如雨。洪僞與虜和，圍少解。洪率所領潰圍而出，死者大半，殺虜亦倍。洪及藥王除名爲民，隆竟坐死。
恒安即北魏舊都平城，據《元和郡縣志》卷一三“河東道雲州”，北齊初於平城故地置恒安鎮，周、隋因之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卷一三，賀次君點校，中華書局，1983年，409頁。。韓洪是韓擒虎季弟，也是李藥王的舅舅，是這次行軍的主帥。這次在恒安與達頭交戰，隋軍因衆寡不敵死傷甚衆，主帥韓洪與李藥王被除名爲民，劉隆被處死。史傳中沒有涉及楊素在這件事中所起的作用，而墓誌稱“僕射楊素忌公雄烈，遂置之重議，因而除免”。但是墓誌中常有回護逝者的傾向，因此也不能就此認爲李藥王之除名乃楊素從中作梗。但可以肯定的是，李藥王及其舅父韓洪同時被除名爲民，對李氏家族的打擊一定很大。直到十年後煬帝北巡至恒安，見到當年的戰場白骨被野，感而傷懷，韓洪才得以起爲隴西太守，且不久因遠征朱崖而病卒見《隋書》卷五二《韓擒虎傳》，中華書局，1973年，1343頁。傳在此事後云“未幾，朱崖民王萬昌作亂”，而據同書《煬帝紀》，王萬昌作亂在大業六年。因此推斷韓洪任隴西太守在戰敗被除名後十年左右。韓洪在討平王萬昌及其弟仲通的連續叛亂之後，未及旋師即病卒。，李藥王則再未能出仕。這就是李靖在大業末僅爲馬邑郡丞的背景《舊唐書》卷六七《李靖傳》：“大業末，累除馬邑郡丞。”中華書局，1975年，2475頁。3、 唐初對元勳先世的封贈
李藥王卒於大業九年，與其墓誌所立時間相隔甚遠，這是因爲他作爲唐開國勳臣李靖之兄，在貞觀二年受到追封，並被遷葬至長安。墓誌云：
〓〓皇唐膺運，道邁三五，擇前王之令典，錄異代之嘉庸，恩隆守冢，澤深封墓。貞觀二年正月七日迺下詔曰：“隨故大將軍、永康公李藥王，昔在隨朝，早立功績，久從風露，松價成行，眷言遺範，情深震悼，宜加寵命，被以哀榮。可贈持節、梓州諸軍事、梓州刺史。”公第三弟刑部尚書、檢校中書令、永康公藥師，才兼文武，位隆臺閣，陟崗之望既絕，在原之痛寔深，泣分株於古今，申哀榮於宅兆，以其月十九日遷厝於雍州長安縣之高陽原。
《新唐書·李靖傳》云李藥王“以靖功襲永康公，梓州刺史”，但墓誌稱李藥王於開皇九年襲永康公之爵，從墓誌所引詔書來看，“大將軍、永康公”是隋代官爵，唐代所贈只有“持節、梓州諸軍事、梓州刺史”，且《隋書·酷吏傳》亦謂“永康公李藥王”，這些材料證明《新唐書·李靖傳》實誤。《李藥王墓誌》的材料，對於瞭解唐初對勳臣先世的追封及遷葬賵贈情況極有幫助。
關於這一問題的重要材料，還有《房彥謙碑》《房彥謙碑》，即《唐故都督徐州五州諸軍事徐州刺史臨淄定公房公碑》，見《金石萃編》卷四三，葉一正至葉二背；又見《全唐文》卷一四三，1447—1451頁。。房彥謙爲房玄齡之父，死於隋代，於唐貞觀三年及四年以玄齡之故被追贈，並在朝廷的贊助下遷葬本鄉，這一系列過程與李藥王基本一致。其碑云：
〓〓高祖法壽，宋大明中，州主簿、武賁中郎將、魏郡太守，立功歸魏，封莊武侯、使持節、龍驤將軍、東冀州刺史，薨，贈□□□青州刺史，諡蕑侯。（中略）曾祖伯祖，州主簿，襲爵荘武侯，齊郡内史、幽州長史、□行州事。（中略）祖翼，年十六，郡辟功曹，州辟主簿，襲爵莊武伯，宋安太守。（中略）□伯熊，年廿，辟開府行参軍，仍行□州清河廣川二郡太守。
碑文還詳細記錄了房彥謙在唐代被追贈的情況：
〓〓降生一子，光輔帝唐，叶贊璇璣，參調玉燭。皇上情深遺烈，□□想於夷門，眷言才子，便有懐於袁煥。貞觀三年十有二月，迺下詔曰：“紀功褒德，列代通典，崇禮飾終，著在方策。隋故司隸刺史房彦謙，世襲簪纓，珪璋特秀，温恭好古，明閑治術，爰在隋季，時屬卷懷，未遂通塗，奄從運往，以忠訓子，義□過庭，佐命朝端，業隆功茂。宜錫以連率，光被九原，可贈使持節、都督徐泗仁譙沂五州諸軍事、徐州刺史。”四年十一月，又發詔追封臨淄公，食邑一千户，諡曰定公，禮也。
關於房彥謙及其先世的情況，《隋書》卷六六《房彥謙傳》“莊武”皆作“壯武”，於房翼之爵謂爲“莊武侯”而非“伯”，此外無矛盾之處；《新唐書》卷七一下《宰相世系表》和《房玄齡碑》所記亦與此略同《房玄齡碑》，即《大唐故左僕射上柱國太尉梁文昭公碑》，見《金石萃編》卷五〇（避諱作“房元齡碑”），葉一正、背；又見《全唐文》卷一四九，1516—1517頁。。由此可以知道，房玄齡先世房法壽得封壯武侯，至玄齡祖父熊失去了襲爵的資格，因此其祖、父兩代在唐代以前都無爵位。其父在貞觀四年被追封爲“臨淄公”，并賜予諡號，爵稱來自房玄齡的“臨淄侯”而不是其先世的“莊武侯”，而且碑文明言其得封是由於“降生一子，光輔帝唐”。唐初的追贈僅及房玄齡之父一代，未及其祖。與追封相聯繫的是遷葬。《房彥謙碑》碑陰詳細記錄了朝廷“前後爲供葬事發勅旨行筆十有二條”“行筆”或當作“御筆”，然《金石萃編》、《全唐文》作“行筆”。之狀，並有“從京師洛陽殯所送至本鄕”之語，説明是將房彥謙從原葬地遷葬至其故里，即碑陽所謂“本鄉齊州亭山縣趙山之陽”。追贈詔書分別發於貞觀三年和四年，遷葬時間在五年三月，“爲供葬事”所發敕詔在“公之將葬”時。
此外，在史傳和碑誌中還可以找到一些唐初開國勳臣之先人受封贈的例子。
長孫無忌之父長孫晟，於《隋書》卷五一有傳，傳曰：“貞觀中，追贈司空、上柱國、齊國公，諡曰獻。”而據《舊唐書》卷六五《長孫無忌傳》，無忌於貞觀元年封齊國公，貞觀十一年改封趙國公，其父所得的“齊國公”與他在貞觀前期的爵封相同。
天冊萬歲元年（695）《張忱墓誌》載：“高祖敢之，齊司徒司馬。曾祖士儒，唐持節、深州刺史、定遠郡公。祖公謹，唐左驍衛大將軍、使持節都督諸軍事荆州刺史、郯國公，諡曰襄。”《潞州潞城縣令張忱墓誌》，《唐代墓誌彙編》天冊萬歲003，879頁。神功元年（697）《張愃墓誌》載：“曾祖□儒，唐使持節、深州諸軍事、深州刺史，諡曰昭。”《唐故朝散大夫益州大都督府郫縣□張君（愃）墓誌銘》，《唐代墓誌彙編》神功004，915頁。墓誌中張公謹之父士儒的官爵前被明確冠以“唐”，顯然是由公謹而得到的封贈，而公謹之祖敢之則未獲得追贈。張公謹於武德九年玄武門之變後被封爲定遠郡公，貞觀四年破頡利可汗於定襄後進封鄒國公，其父所得的“定遠郡公”與他在貞觀元年至四年的爵封相同。
《陳子昂集》卷六《唐故循州司馬申國公高君墓誌》：“曾祖勵，字敬德，北齊朔州大行臺僕射，襲爵清河王，改封樂安王，周授開府，隋授楊楚洮三州刺史，我唐有命，崇寵典章，貞觀初，贈恒定并趙四州刺史，垂拱中，又贈特進。”《陳子昂集》卷六《唐故循州司馬申國公高君墓誌》，徐鵬點校，中華書局，1960年，122頁。高勵即高士廉之父，他在北齊已是清河王，可能因此唐初追封僅贈與官位，而未贈爵。
顯慶四年（659）《尉遲敬德墓誌》云：“曾祖本真，後魏西中郎將、冠軍將軍、漁陽懋公，贈六州諸軍事幽州刺史。祖孟都，齊左兵郎中、金紫光祿大夫，周濟州刺史。（中略）父伽，隋儀同，皇朝贈汾州刺史、幽州都督、幽檀嬀易平燕等六州諸軍事、幽州刺史、常寧安公。”《大唐故開府儀同三司鄂國公尉遲君墓誌》，《唐代墓誌彙編》顯慶100，291頁。其曾祖本真所得的贈官，應是先朝所贈，獲得唐朝封贈的只有其父伽，墓誌在其贈官前書“皇朝”。《舊唐書》卷六八《尉遲敬德傳》云：“顯慶三年，高宗以敬德功，追贈其父爲幽州都督。”《舊唐書》卷六八，2500頁。墓誌與本傳結合來看，唐朝對尉遲伽的封贈應是兩次，第一次贈汾州刺史、常寧郡公，第二次贈幽州都督諸軍事、刺史。雖然墓誌中將“常寧安公”寫在第二次所贈官之後，但那只是爲了將官與爵分開記錄，並不表示它一定也是第二次所贈，《尉遲恭碑》中所書的就是“考伽，隋授儀同三司、衞王記室，皇朝追封常寧安公，贈汾州刺史、幽州都督”《文苑英華》卷九一一《唐并州都督鄂國公尉遲恭碑》，4795頁下欄。。碑文明言“常寧安公”是唐代追封的，結合其他勳臣之例，是與汾州刺史一起在第一次封贈時所得的可能性比較大。
顯慶元年《唐儉墓誌》詳細記錄了唐儉高祖至父四代先人的官爵：“高祖岳，後魏肆州刺史。曾祖靈芝，齊贈尚書右僕射、司空公。（中略）祖邕，侍中、中書監、左、右僕射、尚書令、錄尚書事、晉昌王。（中略）父鑑，齊中書舍人、通直散騎常侍，隋武賁郎將、戎順二州刺史、晉昌郡公，皇朝贈太常卿、上柱國。”《大唐故開府儀同三司特進户部尚書上柱國莒國公唐君（儉）墓誌》，周紹良主編《唐代墓誌彙編續集》顯慶006，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88—89頁。看來只有唐儉之父鑑獲得了唐朝的封贈，而且他在隋已爲郡公，唐朝的封贈不包括爵位。
顯慶五年《趙王妃宇文氏墓誌》載宇文士及之父宇文述爲“隋開府儀同三司、左翊衛大將軍、司徒、尚書令、十郡太守，皇朝贈司空、上柱國，許國公”《大唐趙王故妃宇文氏墓誌銘》，《唐代墓誌彙編續集》顯慶042，110頁。墓誌整理者原在“許國公”前點頓號，爲避免誤解，此處改爲逗號。。這裏將“許國公”寫在“皇朝贈”之後，也是由於要將官與爵分開記錄，衆所周知宇文述在隋封許國公，顯然非唐朝所贈；而且這方墓誌記錄宇文士及的官爵亦是如此，將“郢國公”書於“贈左衛大將軍、上柱國”之後，而宇文士及高祖時就封郢國公了。宇文述在隋有爵，因此唐朝所贈只有“司空、上柱國”。
麟德二年（665）《程知節墓誌》云：“曾祖興，齊兗州司馬。祖哲，齊黄州司馬。（中略）父婁，濟州大中正，皇朝贈使持節瀛洲諸軍事、瀛洲刺史。”《大唐故驃騎大將軍盧國公程使君墓誌》，《唐代墓誌彙編續集》麟德019，151頁。其曾祖及祖均未得到封贈。墓誌未云唐朝贈其父爵位，但從程知節先人的歷官及其早年經歷來看《舊唐書》卷六八《程知節傳》云程知節“大業末，聚徒數百，共保鄉里，以備他盜”，2503頁。，應非顯宦家庭出身，其父在隋不大可能有爵封。
李勣的情況比較特殊，其墓誌云：“祖康，齊譙郡太守，皇朝贈濟州刺史。（中略）顯考蓋，皇朝散騎常侍，封濟陰郡王，固辭王爵，徙封舒國公，贈潭州都督，謐曰節。”《大唐故司空太子太師贈太尉揚州大都督上柱國英國公勣墓誌銘》，《唐代墓誌彙編續集》總章010，178頁。不僅父親，而且祖父也得到唐朝封贈。這是由於李勣在武德二年降唐時其父李蓋仍在世，當時即“封其父蓋爲濟陰王，蓋固辭王爵，乃封舒國公，授散騎常侍、陵州刺史。”《舊唐書》卷六七《李勣傳》，2484頁。所以李勣之祖也很可能是作爲李蓋之父得到追贈。李蓋大約死於貞觀初據《舊唐書》卷六七《李勣傳》，李勣丁父憂之事繫於武德末至貞觀十一年行代襲刺史之制之間，如果其父只獲得過一次贈官，也應在此時。，由於他生前已在唐朝獲得官爵，因此李勣先世受封贈的情況與其他開國勳臣有所不同。下文暫不將李勣與其他勳臣一併討論。
通過以上材料可知，唐初不僅對勳臣本人進行封賞，亦對其先人加以褒贈，它應是一場有規劃的集體褒贈行動徐樂帥在其《中古時期封贈制度的形成》一文中説“我們推測唐初對功臣們（父祖）的封贈，很可能是以集體的方式進行的”，但並未展開論述，見《唐史論叢》第10輯，三秦出版社，98頁。吳麗娛《光宗耀祖：試論唐代官員的父祖封贈》一文也提到“淩煙閣功臣之父多追贈刺史”，“贈父大約已是唐初對開國元勛的一項特殊待遇”，見《文史》2009年第1輯，143頁。，下文將串聯這些褒贈個案來闡釋其整體規律。爲了便於論述，先將前文考訂的一些史實列於下表。
勳臣受贈先人所贈官所贈爵（先朝爵位）封贈時間備註李靖兄藥王持節、梓州諸軍事、梓州刺史（隋永康公）貞觀二年李靖時爲永康公。
房玄齡父彥謙使持節、都督徐泗仁譙沂五州諸軍事、徐州刺史臨淄公貞觀三年、四年玄齡武德時封臨淄侯，貞觀元年進邢國公。
長孫無忌父晟司空、上柱國齊國公“貞觀中”無忌貞觀元年封齊國公，十一年改趙國公。
張公謹父士儒持節、深州刺史定遠郡公公謹貞觀元年封定遠郡公，四年進鄒國公。
高士廉父勵贈恒定并趙四州刺史（北齊樂安王）“貞觀初”尉遲敬德父伽汾州刺史常寧郡公敬德貞觀元年封吳國公。
唐儉父鑑太常卿、上柱國（隋晉昌郡公）宇文士及父述司空、上柱國（隋許國公）程知節父婁使持節、瀛州諸軍事、瀛州刺史
以上能夠確定時間的三例（李靖、房玄齡、高士廉）都在貞觀初年，因此這一時期當有一次集中褒贈勳臣先人的行動發生。其他時期亦有類似活動，但可能較爲零散，如前述尉遲敬德之父於高宗顯慶三年被再度追贈。所贈包括官與爵，但爵不是普遍的。首先來看所贈之官。雖然很多材料來源於後人的墓誌，其中對官職的記錄很可能有所簡略，但還是可以看出所贈之官多爲都督諸軍事、刺史，至於是否有使持節或持節，以及督、刺州數的差異，可能並不像表中所見的那樣明顯。而長孫晟、唐鑑、宇文士及三人所獲贈官爲公卿及上柱國，等級較高，可能與三人本身地位有關：長孫晟之女即太宗長孫皇后，宇文述在隋位極人臣，唐鑑“與高祖有舊，同領禁衛”《舊唐書》卷五八《唐儉傳》，2305頁。。
接下來看所贈之爵。在以上九例中，四例的受封贈者（李藥王、高勵、唐鑑、宇文述）在前朝已有爵位，李藥王墓誌所引詔書明確表示其永康公爲隋朝爵位，唐代所贈僅限於官而不及爵，其他幾例在墓誌中出現時亦書先朝之爵，唐所贈者亦應是有官無爵。另外四例（房玄齡、長孫無忌、張公謹、尉遲敬德）的受封贈者在先朝尚無爵位，而唐朝的封贈不僅包括官，也包括爵。
那麽唐朝所贈之爵是如何決定的呢？長孫晟、張士儒所得之爵與長孫無忌、張公謹在貞觀初年的封爵完全相同，房彥謙所得的“臨淄公”，當與房玄齡先前受封“臨淄侯”有關，只有尉遲伽的“常寧郡公”，既不是來自尉遲敬德，也不是來自尉遲先世，令人疑惑。這恐怕是由於過高的爵等不輕易授人。《通典》卷一九載唐封爵有“國王，郡王，國公，開國郡公、縣公，開國侯、伯、子，凡九等”《通典》卷一九，488頁。。《唐六典》卷二“司封郎中”條云“至郡公，有餘爵聽回授子孫；其國公，皆特封焉”《唐六典》卷二，陳仲夫點校，中華書局，1992年，38頁。，貞觀初年爲國公者屈指可數，也説明國公之爵的特殊性。上述幾例中只有長孫無忌之父獲贈國公級的爵位，長孫氏乃國之懿戚，而其他人皆獲贈郡公，應是常例。於是，房彥謙和尉遲伽在受封時應得到郡公之爵，而他們兒子的爵位都已經成爲國公，國公與郡公的爵號屬於兩種系統，無法相互借用。房彥謙的情況是採用了房玄齡早先的爵號，而尉遲敬德，從本傳和墓誌的記載來看，是由於在玄武門之變中立下大功而直接獲封“吳國公”，因此其父無法借用他的爵號，另得“常寧”之封。
《李藥王墓誌》和《房彥謙碑》都反映出追贈成爲遷葬的契機，尤其是《房彥謙碑》所記唐政府對遷葬賻贈甚厚。其他各例由於材料本身的性質所限，無法知道是否伴隨了遷葬的行爲，但在隋末動亂中卒於異鄉之人很多，唐初墓誌中有大量遷葬的情況，我想如果受封的先人未葬於本鄉，借此機會遷葬的可能性非常大。而且，古代遷葬往往是家族中多人同時進行，比如這裏的李靖家族就至少有李藥王及其弟李敳兩人遷葬至長安。所以一位先人得到封贈，有可能帶來對家族葬地的影響。
關於封贈的對象，有六例（李靖、房玄齡、張公謹、尉遲敬德、唐儉、程知節）明確顯示僅封贈一人，其他幾例亦不能説明有更多人受贈。絕大部分情況是封贈勳臣之父，但李藥王是作爲李靖之兄而得到追贈的，或許是由於他們的父親李詮早逝，在李靖之前的永康公是李藥王而不是李詮。
封贈制度本身即蘊涵著對魏晉以來的門閥制度的反動因素。吳麗娛在討論唐代官員父祖封贈及門蔭制度的社會影響時指出：“唐宋官僚制下的封贈和用蔭沒有對子孫身份來源甚至數量的限制，嫡、庶都可以用蔭，反之嫡、庶也都可以贈父祖。”這就打破了宗法制度，尤其是父祖封贈，通過制度使家族的歷史可以借由現時的權勢而改變，“但提供這一切可能的是皇帝”參見吳麗娛《光宗耀祖：試論唐代官員的父祖封贈》，175—180頁。。一個家族的門閥資歷可以由現實決定，而且家族內的大宗也可以基於現實改變而不受制於嫡長子繼承制，體現了與中古早期的門閥制度恰恰相反的由現時決定、由皇權決定的傾向。而貞觀初年對元勳先世的封贈中這樣的傾向更加強烈，尤其體現在對元勳先人的賜爵上。不僅是獲得封贈的資格依託於當世的功業，甚至先人封爵名號就直接來自勳臣本人的爵號，而他本人的騰達及其爵號的獲得，自然是完全仰仗太宗之皇權的，這與士族社會當世仕途仰仗先人官爵的過程恰好完全相反。
將封贈的這一功能與前文考證的李靖家世相結合，更能看出貞觀初期封贈元勳先世的不尋常之處。這一在隋末已經沒落的家族，在唐初由於李靖而再度興盛。雖然李藥王在隋有永康公之爵因而沒有獲得唐朝追封爵位，但唐朝封李靖亦爲永康公，無疑使其家族正嫡由李藥王過渡爲李靖，追封李藥王後的遷葬亦由李靖主持。而且，這樣的命運不僅出現在李靖一人身上，雖然不是同時降詔，但貞觀初年還是在較集中的時期、以較相似的方式對多位元勳先世進行了封贈，可以説是一項成規模的行動。自北朝以來，國家對大臣先世進行追贈漸趨流行，但通常都是對當朝的某位權貴所賜予的殊榮，像貞觀初期這樣的成規模行動是前所未有的。衆所周知，秦王李世民是在與太子的尖銳鬥爭中勝出而即位的，太子的支持者多是北周以來的關隴集團的舊貴族，而秦王的陣營中則有不少新力量。貞觀初年亦即李世民即位後不久對元勳之先人的封贈，將提升其家族、尤其是原本地位不高的新晉元勳家族的資望，進而可能影響當時貴族社會的格局。這是太宗鞏固政局的一項措施，也表現出此時皇權對門閥貴族社會採取主動的傾向，而這無疑是影響此後唐代歷史走向的一種重要力量。
四、 餘論
李靖家族在北魏分裂後得以顯達於關中，但李靖一支本非正嫡，到隋末已經沒落。李靖投靠太宗，成爲初唐最爲功績赫赫的元勳之一，無疑使這一支再次崛起，而且地位遠遠超過了過去任何時候。這也是唐初很多元勳家族的共同經歷。李靖家族後來改稱郡望，以及李靖兄弟後來以較文雅的名字出現在史書中，或許都是這個家族在身份地位上昇的過程中對自身的修飾。貞觀初年對元勳先人的封贈，也可以看作國家賦予這些處於政治核心的家族以門閥資歷。
歷經太宗一朝，很多原本寒微的勳臣藉助政治上的顯達而使自己的家族一躍成爲社會上層，甚至竟然競相與太宗深惡痛疾的山東士人聯姻。《通鑑》卷二〇〇云：“太宗疾山東士人自矜門地，（中略）而魏徵、房玄齡、李勣家皆盛與爲昏，常左右之，由是舊望不減。”中華書局，1956年，6318頁。要與山東士族聯姻的絕不止《通鑑》所舉的幾人，如前引《程知節墓誌》記程知節前夫人爲“孫氏”，甚至不云郡望，而後夫人則爲“清河崔氏”。從這種情況可以看出這些勳臣家族不僅在政治上顯達，也尋求高級的社會和文化地位。這些新的勳臣家族的興起，既是依靠太宗的扶植，也有他們自身的努力經營。中央政權核心人物的家族搖身變爲高門大族，是北朝以來就存在的現象，這是士族社會價值觀的巨大感染力與中央政權對社會各方面的有力控制共同作用的結果，不過這個問題已經遠遠超出了本文所能論述的範圍，姑且就此結束。
Li Yaowang 李藥王is the elder brother of Li Jing 李靖, a meritorious general who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founding of the Tang Dynasty. This article studies the family history and career of Li Yaowang and Li Jing based on the information gathered from the recently discovered epitaph of Li Yaowang, and other relevant historical records and epigraphic sources.
The family of the Li brothers flourished in Northwestern China in the wake of the split of the Northern Wei Dynasty, but its status declined by the late Sui Dynasty. Li Yaowang, once a prominent general at the Sui court, was disgraced due to his failure in military campaign against the Turks and political defeat in the hands of the rival factions. Li Jing, on the other hand, joined the rebel camp of Li Shimin 李世民, the later Tang Emperor Taizong, and became one of Shimin’s most accomplished and trusted grand marshals. As a result, the family of the Li brothers rose to prominence once again. The reputation of Li Yaowang was also reinstated.
The edicts quoted in the epitaph shows that the imperial court bestowed an honorary title on Li Yaowang posthumously in the first lunar month of the second year of Zhenguan 貞觀.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imperial conferment was a milestone in the resurrection of the Li brother’s family. Contemporary records indicate that the ancestry of many other meritorious generals of the dynasty, like that of Li Yaowang and Li Jing, gained similar recognition from the Tang court in the early Zhenguan period. Such conferment can be interpreted as the court’s affirmation on the prominent status of these families. While this was a measure taken by Emperor Taizong to solidify his personal ties with his key supporters, it also shows the imperial involvement in shaping the aristocratic society in early Tang.
唐研究〓第十七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