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研究》第十七卷2011年，199—220頁
論玄武門事變後對東宮舊部的政策本論文爲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和西安大唐西市博物館共同主持的“《大唐西市博物館藏墓誌》整理與研究”項目成果之一。論文初成，曾經在北大古代史研究中心的讀書班上宣讀，承蒙諸先生賜教，特致謝忱。——從《張弼墓誌》談起
孟憲實一、 問題的提出
武德九年（626）六月四日，秦王李世民發動玄武門政變，奪得政權。這一政變，不僅讓他自己成爲唐朝的第二個皇帝，也徹底改變了唐朝的皇帝血脈。原來的開國皇帝李淵，被迫成爲太上皇，原來的太子李建成、齊王李元吉則同他們的多個兒子一起死於非命。因爲隨之而來的貞觀之治，在歷史的記憶中，玄武門政變的血腥似乎淡化了很多。政變之後掌握大權的李世民，開明執政，克己納諫，反而成就一番帝王的偉業和名聲。在李世民開明的良好聲譽中，重用當初的敵人就是很重要的一個亮點。
前東宮僚屬，受到唐太宗重用的，魏徵爲第一。貞觀三年（629），唐太宗曾經對魏徵説：“卿罪重於中鉤，我任卿逾於管仲，近代君臣相得，寧有似我於卿者乎？”吳兢撰，謝保成集校《貞觀政要集校》，中華書局，2003年，62頁。貞觀六年，唐太宗曾説過：“魏徵往者實我所讎，但其盡心所事，有足嘉者。朕能擢而用之，何慚古烈？徵每犯顏切諫，不許我爲非，我所以重之也。”同上。貞觀七年，唐太宗對魏徵説：“朕拔卿於讎虜之中，任卿以樞要之職，見朕之非，未嘗不諫。公獨不見金之在礦，何足貴哉？良冶鍛而爲器，便爲人所寶。朕方自比於金，以卿爲良匠。”吳兢撰，謝保成集校《貞觀政要集校》，62—63頁。唐太宗把自己重用魏徵，當作比齊桓公重用管仲還了不起的行爲，所以反復多次談及這個話題。魏徵“亦喜逢知己之主，思竭其用，知無不言”《舊唐書》卷七一《魏徵傳》，中華書局，1975年，2547頁。這些，都給歷史記憶施加了重要影響，在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時代，唐太宗能夠重用原來的仇人，絕對難能可貴。
《貞觀政要》記錄的另一個故事，讓我們同樣看到唐太宗的可貴之處，原文如下：
〓〓太宗初即位，中書令房玄齡奏言：“秦府舊左右未得官者，並怨前宮及齊府左右處分之先己。”太宗曰：“古稱至公者，蓋謂平恕無私。丹朱、商均，子也，而堯、舜廢之。管叔、蔡叔，兄弟也，而周公誅之。故知君人者，以天下爲心，無私於物。昔諸葛孔明，小國之相，猶曰‘吾心如秤，不能爲人作輕重’，況我今理大國乎？朕與公等衣食出於百姓，此則人力已奉於上，而上恩未被於下。今所以擇賢才者，蓋爲求安百姓也。用人但問堪否，豈以新故異情？凡一面尚且相親，況舊人而頓忘也！才若不堪，亦豈以舊人而先用？今不論其能不能，而直言其怨嗟，豈是至公之道耶？”《貞觀政要集校》卷五，278—279頁。
唐太宗原是秦王，昇級成爲皇帝之後，秦王府的舊人有怨言，認爲在昇官的問題上新皇帝太重視原來東宮和齊王府的人，秦王府的舊部反而落後了。而唐太宗的回應是用人只問是否有才幹，不能考慮新故人情。《貞觀政要》把這個故事記載在“公平”這個題目之下，顯然是很恰當的。同時，唐太宗當了皇帝，用人唯才也就讓我們讀者記憶深刻。
另外一件唐太宗的故事與此事異曲同工。“貞觀元年，有上封事者，請秦府舊兵並授以武職，追入宿衛。太宗謂曰：‘朕以天下爲家，不能私於一物，惟有才行是任，豈以新舊爲差？’”《貞觀政要集校》卷五，280頁。此事，《通鑑》也置於貞觀元年，文字略有不同：“或上言秦府舊兵，宜盡除武職，追入宿衛。上謂之曰：‘朕以天下爲家，惟賢是與，豈舊兵之外皆無可信者乎！汝之此意，非所以廣朕德於天下也。’”《資治通鑑》卷一九二，中華書局，1957年，6040頁。本來中國有人惟求舊的傳統，在政治領域尤其如此。但是，唐太宗實在太開明，他當上皇帝之後，一反這些傳統，重用原來的政治敵人，故舊並沒有受到格外的重視，反而導致秦王府舊部多有不滿言論。皇帝體現出更高的格局，任官唯才，公平用人。所以，歷來史書的主調無不強調唐太宗這種大公無私的用人政策，如《舊唐書·太宗本紀》的史臣曰就此給予高度評價：“臣觀文皇帝，發跡多奇，聰明神武。拔人物則不私於黨，負志業則咸盡其才。”《舊唐書》卷三，63頁。
這些傳世史料給後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論及唐太宗及其貞觀之治，讚賞唐太宗用人不私，幾成共識。趙克堯、許道勛用“信用原東宮僚屬”論述此事，讚揚唐太宗的“棄怨用才”的“雄豪器度”趙克堯、許道勛《唐太宗傳》，人民出版社，1984年，86—87頁。。日本學者也有同樣看法，池田溫等編《中國史》就十分肯定唐太宗識人用人松丸道雄、池田溫、斯波義信、神田信夫、濱下武志主編《世界歷史大系·中國史》2《三國至唐》，山川出版社，1997年。第五章第一節“唐代前期の政治”，由愛宕元撰寫，“貞觀の治、太宗の治世”見該書318—320頁。。王吉林認爲，貞觀時期“不僅秦府舊屬得以人盡其才，即建成官僚，以及元吉之舊部，亦莫不爲太宗所重用，貞觀人才之盛，斯爲主因”王吉林《君相之間——唐代宰相與政治》第一章“唐代初年政治集團的運用及其限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5頁。。凡此等等，不勝枚舉。
唐太宗用人果然如此大公無私嗎？此前的政治對手是否一律公平對待呢？在新發現的《張弼墓誌》中，我們卻看到了另外的情況。
張弼墓誌，原稱《大唐故始州黄安縣令南陽縣開國公張府君墓誌銘幷序》，墓誌內容不僅敘述了張弼的生平，還介紹了他夫人李氏。從墓誌中得知，張弼字義輔，南陽西鄂人。高祖張筠“宋中書侍郎，宣城太守，南陽縣侯，食邑八百户，後魏大都督，秦州刺史，鄜西縣公，諡文烈”。曾祖張平“後魏太子洗馬，馮翊太守，襲爵鄜西公”。祖張延“後魏度支郎中，員外散騎侍郎，周陰盤太守，驃騎大將軍，大都督，鄜州刺史，襲封鄜西公，隨邢州刺史”。父張寛“隨侍御史，上黨郡守，今朝開府儀同三司，青州大總管府長史，青州刺史，大將軍，南陽縣公，食邑一千户”。
張弼，唐高祖義旗初建，即拜朝散大夫。武德五年，“舉賢良，射策甲科”，擢授左領軍鎧曹參軍。“又膺令，辟爲太子通事舍人”。不久，丁外憂去職。“貞觀之始，情禮云畢。前宮寮屬，例從降授，補右衛倉曹參軍”。後來，“歷聘卅國，經途四萬里”。貞觀六年“又應明詔，舉直中書省”。襲封南陽公，食邑一千户。十年，除衛尉寺丞。十四年，除尚書水部員外郎。未拜，恩旨改授越王府主簿，兼揚州兵曹參軍。“尋又有詔，舉縣令。十九年，授承議郎，行魏縣令”。“永徽二年，蒙授朝議郎，行始州黄安縣令”。永徽五年十二月七日，“終於縣之官舍，春秋六十”《張弼墓誌》，西安大唐西市博物館藏。墓誌錄文見《大唐西市博物館藏墓誌》（待刊），感謝整理小組成員的幫助。。
張弼的父親隋末任上黨太守，張弼應該是與乃父一道在隋末投奔李淵的。武德五年，任職太子通事舍人，後因丁憂去職。玄武門事變的時候，依據墓誌的意思張弼並不在東宮任上，結果因爲“前宮寮屬，例從降授”，補右衛倉曹參軍，品級從正七品下轉而成爲正八品下。這裏，我們關心的是“前宮寮屬，例從降授”，即降职任用是否是通例。如果這是通例，那麽我們以往印象中的唐太宗重用人才不分新舊的説法就無法成立了參見胡明曌《有關玄武門事變和中外關係的新資料——唐張弼墓誌研究》，《文物》2011年第2期，70—74頁。這篇論文的傾向是贊同《張弼墓誌》的“前宮寮屬，例從降授”説法的。。
現在，對於貞觀時期的原來東宮屬官狀況，我們遇到了截然相反的兩種看法。傳統印象是唐太宗上臺，用人唯才，不論原來的東宮屬官還是自己的老部下，都是公平任用，不分親疏的。但《張弼墓誌》提供的資料，卻顯示“前宮寮屬，例從降授”，原來的東宮屬官，一律降級任用。到底哪種觀點更符合歷史的真實，或者我們今天如何看待這個問題更合適呢？今試做論證。
二、 東宮屬官上層
在整個國家的官僚系統中，東宮作爲儲君的屬官機構僅次於皇宮所屬。唐朝自有一套嚴密整齊的東宮官署，同時，東宮組織是與皇帝的國家組織密切相關的機構，所以也存在著與國家機構的對接功能，也是國家官僚組織的有機組成部分。總之，東宮官僚組織既與國家中樞機構密切相關，同時又龐大而自成體系。所以，我們主要採取以人爲主線，然後對比政變前後的變化，從而觀察玄武門政變後李世民對東宮屬官的政策。
李建成東宮舊部，因爲是失敗的一方，勝利一方在記載歷史的時候當然不肯多著墨，這應該是歷史書寫的常態。不過，《新唐書》卷二〇一《文藝·袁朗傳》中，忽然加入一段文字，內容如下：
〓〓武德初，隱太子與秦王、齊王相傾，爭致名臣以自助。太子有詹事李綱、竇軌、庶子裴矩、鄭善果、友賀德仁、洗馬魏徵、中舍人王珪、舍人徐師謩、率更令歐陽詢、典膳監任璨、直典書坊唐臨、隴西公府祭酒韋挺、記室參軍事庾抱、左領大都督府長史唐憲。《新唐書》卷二〇一《文藝上·袁朗傳》，中華書局，1975年，5727頁。
記錄李建成東宮舊部屬官的，這是所見最集中的。此文之後，再列秦王府、齊王府的“名臣”。這個名單在任職書寫時，主要介紹武德朝的特殊背景，即太子、秦王爭奪人才，所書往往不都是最後職務，有的僅僅是曾任。所以，這個名單還要具體分析，不能一概而論。
首先考察東宮屬官的上層人物。在玄武門政變之後，東宮僚屬的去向，可以分爲幾類種情況進行探討。至於雖然曾任東宮僚屬，但後來政治立場發生變化，從李建成陣營轉移進入李世民陣營，所以在玄武門事變之後當然沒有影響。這種情況所見不多，竇軌可爲典型。竇軌，武德元年，“授太子詹事”（正三品），是東宮最重要的官員。但是，根據李百藥所撰《洛州都督竇軌碑銘》，他的任職當年就有變化，武德元年出任秦州刺史，二年爲隴蜀道安撫大使，三年拜益州道行臺左僕射李百藥《洛州都督竇軌碑銘》，《日藏弘仁本文館詞林校證》卷四五九，中華書局，2001年，198頁。。竇軌擔任秦州刺史從武德元年到二年，而接替者姜謩在武德二年十一月上任參見郁賢皓《唐刺史考全編》1，安徽大學出版社，2000年，407—408頁。最重要的變化大概是跟隨秦王出征王世充，雖然再回益州，但明顯已經是李世民陣營的人，所以在政變之後，他公然殺害韋雲起但官位不變，不僅很快擔任了益州大都督，後來的仕途也很順利《舊唐書》卷六一《竇軌傳》，2365—2366頁。竇軌的弟弟竇琮，在太原起兵的時候與李世民很親近，進軍長安的時候也是秦王屬下，但在武德時期開始擔任朝廷命官如右領軍大將軍，尤其是跟隨李建成討平劉黑闥，因此功而封“譙國公，賞黄金五十斤”。但是，不久就身亡，未到玄武門政變時刻。以竇軌的經歷看，竇琮轉入李建成陣營也是完全有可能的。參見《舊唐書》卷六一《竇琮傳》，2367頁。當時兄弟鬩於墻，鬥爭激烈，朝臣多有立場問題。如封德彝，表面上是李世民的人，但暗中卻站在李建成立場上，直到死後數年，纔被發現。參見《舊唐書》卷六三《封倫傳》，2397—2398頁。。
東宮官員之中，就實職來説，太子詹事爲最高，“太子詹事之職，統東宮三寺、十率府之政令，舉其綱紀，而修其職務；少詹事爲之貳。凡天子六官之典制，皆視其事而承受焉”《唐六典》卷二六，中華書局，陳仲夫點校，1992年，662頁。。詹事任職，只有一員，從以上史料所見，竇軌應該是第一任，李百藥的説法是“總司之要，任切宮端，才地之華，允茲時望”李百藥《洛州都督竇軌碑銘》，《日藏弘仁本文館詞林校證》卷四五九，198頁。。因爲薛仁果的存在，前線的責任更重大，所以竇軌很快離開了詹事之職，接任者應該就是李綱。李綱同時兼任禮部尚書與詹事之職，武德二年閏二月，“上考第群臣，以李綱、孫伏伽爲第一”《資治通鑑》卷一八七，5843頁。，但這一年還是辭去了詹事之職。李剛之後，不知道是詹事闕任還是記載不清，總之到武德五年，裴矩再次出現在詹事的崗位上，纔再次看到詹事一職。
李綱爲東宮詹事府詹事，正三品，最初任職時間是武德元年，《舊唐書》本傳稱之爲“高祖踐祚，拜禮部尚書，兼太子詹事”。後來昇職，“擢拜太子少保，尚書、詹事如故”。到武德二年，“以老辭職，優詔解尚書，仍爲太子少保”。玄武門政變後，李綱不見任職記載，到貞觀四年“拜太子少師”，五年去世，年八十五《舊唐書》卷六二《李綱傳》，2373—2377頁。。貞觀之初，應是還家不用，到貞觀四年纔重新任職。太子少保、太子少師皆正二品，然少師名譽更高，從少保到少師，也是提昇，不過中間未任職的幾年中，應該與李綱的東宮經歷有關。《新唐書》的記載是“貞觀四年，復爲少師”《新唐書》卷九九《李綱傳》，3909頁。，應該是此前未任職的一個旁證。而《通鑑》的説法更明顯，貞觀四年七月：“癸酉，以前太子少保李綱爲太子少師，以兼御史大夫蕭瑀爲太子少傅”。蕭瑀太子少傅之任，與罷御史大夫同時，“不復預聞朝政”《資治通鑑》卷一九三，6081頁。，而少師與少傅相同，不過尊老之位，並無職權。
裴矩初任唐朝，官爲“殿中侍御史，爵安邑縣公。累遷太子詹事、檢校侍中”《新唐書》卷一〇〇《裴矩傳》，3934頁。。而《舊唐書》本傳則記載明確，“武德五年，拜太子左庶子。俄遷太子詹事。”“八年，檢校侍中”。“及太子建成被誅，其餘黨尚保宮城，欲與秦王決戰，王遣矩曉諭之，宮兵乃散。尋遷民部尚書”《舊唐書》卷六三《裴矩傳》，2408頁。。玄武門政變發生時，裴矩出面勸解，東宮的士兵纔最後放棄抵抗，與他正是太子詹事應該關係密切。
東宮官員中，師傅類不論，詹事之外左右庶子最爲重要。鄭善果就曾出任李建成的左庶子。鄭善果事蹟，兩《唐書》記載不異。初歸唐，“高祖遇之甚厚，拜太子左庶子，檢校內史侍郎，封滎陽郡公。善果在東宮，數進忠言，多所匡諫。未幾，檢校大理卿，兼民部尚書，正身奉法，甚有善績……尋坐事免。及山東平，持節爲招撫大使，坐選舉不平除名。後歷禮部、刑部二尚書。貞觀元年，出爲岐州刺史，復以公事免。三年，起爲江州刺史，卒”。《舊唐書》卷六二《鄭善果傳》，2379頁；《新唐書》卷一〇〇，3937頁。左庶子，正四品上，在東宮中的地位相當於朝廷門下省長官侍中。但是，鄭善果在武德時期就多有起伏，一次免官，一次除名，仕途並不順利。他擔任的大理卿和民部等尚書皆正三品，後來鄭善果擔任諸部尚書，不知是否還兼任左庶子。至少鄭善果是曾任東宮重要官員。貞觀元年，出任岐州刺史，理由不清，但三品待遇還是保持不變的，因爲岐州刺史也是三品。但是，擔任岐州刺史不久，鄭善果就犯罪，史書稱作以公事免，可知最後處分爲免職。對此，《通鑑》的一段記載與鄭善果有關，時間是貞觀二年三月，記爲：
〓〓壬子，大理少卿胡演進每月囚帳；上命自今大辟皆令中書、門下四品已上及尚書議之，庶無冤濫。既而引囚，至岐州刺史鄭善果，上謂胡演曰：“善果雖復有罪，官品不卑，豈可使與諸囚爲伍。自今三品已上犯罪，不須引過，聽於朝堂俟進止。”《資治通鑑》卷一九二，6048頁。
鄭善果在岐州刺史任上的犯罪看來很清楚，進行過公開審理，從他開始唐太宗決定對於三品以上高官犯罪在審判上採取有尊嚴的方式。總之，從所知鄭善果的情況，他的仕途變化看不出來是否受到玄武門政變的影響。
在所知做過太子詹事和左右庶子的人物中，玄武門事變帶來的影響並不相同。竇軌不論，裴矩在幫助李世民結束玄武門政變問題上立有功勞，仕途也不見有負面影響。後來出任民部尚書，雖然依舊是三品官，但是職權要大得多，也可以認爲是繼續發展。影響最大的李綱，政變發生後他休閒數年。如果説因爲年事已高，那麽貞觀四年重新任命時年事只能是更高，看來還是陣營問題導致的去職。所以，李綱受到玄武門事變的影響很大，這是“前宮寮屬，例從降授”所概括不了的。至於鄭善果，在高祖時期已經出現過免官和除名的情況，貞觀元年的再次犯罪，因爲罪行不清楚，但不該看做是唐太宗的秋後算帳。所以，在本文的論題中屬於情況不清者。而以上所列諸位高官，顯然只有李綱的處置最嚴，但没有发现降职任用的情况。
三、 東宮的文學官員
東宮官員中，有一批文學之士，現在所得資料，玄武門事變對他們的仕途的影響都很有限。歐陽詢，初唐著名書法家，兩《唐書》皆入儒學傳，但兩書本傳言及武德時期的官職，只説到給事中，未言及太子率更令，而到貞觀任職，則云：“貞觀初，官至太子率更令、弘文館學士，封渤海縣男，年八十餘卒。”《舊唐書》卷一八九上，4947頁。《新唐書》本傳略同，唯有“官至太子率更令”爲“歷太子率更令”而已， 5646頁。歐陽詢貞觀時任太子率更令沒有問題，他著名的書法作品《九成宮醴泉銘》署名即有“兼太子率更令”字樣《中國名碑海外遺珍·九成宮醴泉銘》，吉林攝影出版社，2008年，37頁。。太子率更令是太子率更寺的長官，從四品上。歐陽詢如果武德時期已經擔任率更令如《新唐書·袁朗傳》所言歐陽詢參與編寫《藝文類聚》一書，據《唐會要》卷三六《修撰》：“武德七年九月十七日，給事中歐陽詢奉敕撰《藝文類聚》成，上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759頁。但《全唐文》所收歐陽詢《藝文類聚序》卻署名“太子率更令、弘文館學士、渤海男歐陽詢序”，弘文館學士很清楚是太宗時事，這個署名的職務肯定有問題，不敢從。見《全唐文》卷一四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650頁。，那麽歐陽詢在玄武門事變之後官職並沒有變化，而且在武德九年九月，李世民剛剛即位不久就成立的弘文館機構中，歐陽詢也榮任第一批學士，同時榮任的還有虞世南、褚亮、姚思廉、蔡允恭和蕭德言《資治通鑑》卷一九二，6023頁。。其中，蕭德言也曾在李建成的東宮任職。
蕭德言的任官，兩《唐書》本傳都不曾言及他在李建成的東宮任職。不過，根據《唐會要》的記載，唐高祖武德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下詔書修史，其中關於《梁史》的修撰，詔書言爲“大理卿崔善爲、中書舍人孔紹安、太子洗馬蕭德言，可修《梁史》”《唐會要》卷六三《史館》上，1287頁。。當時蕭德言官爲東宮太子洗馬很明確。而《舊唐書·令狐德棻傳》對於這個詔書的記載比《唐會要》還完整，蕭德言的職務爲太子洗馬無誤《舊唐書》卷七三，2597—2598頁。。之所以如此，因爲修史之事，緣起於令狐德棻的建議。此外，《舊唐書·賀德仁傳》也有記載，爲“時蕭德言亦爲洗馬，陳子良爲右衞率府長史，皆爲東宮學士”《舊唐書》卷一九〇《文苑傳》，4987頁。。蕭德言爲東宮太子洗馬毫無疑問。蕭德言本傳，《舊唐書》記載“貞觀中，除著作郎，兼弘文館學士”《舊唐書》卷一八九上《儒學傳》，4952頁。《新唐書》卷一九八《儒學傳》所記同，5653頁。。太子洗馬是東宮司經局長官，共二員，從五品下。著作郎，從五品上，是秘書省著作局的長官，共二員。蕭德言弘文館學士之任，是武德九年九月之事，而著作郎之任，定在此之前。六月發生的玄武門事變，蕭德言去職太子洗馬而任著作郎，當在六月九月之間，很有可能是直接轉任，而從品階看，更是高昇一階的。
賀德仁在大業時任河東郡司法參軍，很顯然是李淵屬官。“素與隱太子善，及高祖平京師，隱太子封隴西公，用德仁爲隴西公友。尋遷太子中舍人，以衰老不習吏事，轉太子洗馬。……貞觀初，德仁轉趙王友。無幾卒，年七十餘”《舊唐書》卷一九〇上《文苑傳》，4987頁。。親王府，有一個職務稱作王友，從五品下，“掌陪侍遊居，規諷道義”《唐六典》卷二九， 729頁。。賀德仁的情況，因爲年老體衰，在武德的時候已經不能從事比較繁重的工作，所以纔從中舍人（正六品上）的崗位轉爲太子洗馬（從五品下），品階提高了，但是工作卻清閒了。貞觀初再任趙王友，還是從五品下，品階沒有變化，而且不久就去世了《新唐書·袁朗傳》所提供的名單中，記室參軍事庾抱，兩《唐書》有傳，《舊唐書》卷一九〇上《文苑傳》載：“義寧中，隱太子弘引爲隴西公府記室。時軍國多務，公府文檄皆出於抱。尋轉太子舍人，未幾卒”。這位來自南朝的才子，還未來得及在大唐施展更多的才華就不幸去世了，但沒有經歷玄武門事變，從另一個角度説也是幸運的。庾抱不涉及本文討論的問題。。
趙弘智，“武德初，大理卿郎楚之應詔舉之，授詹事府主簿，又預修六代史。初與秘書丞令狐德棻、齊王文學袁朗等十數人同修《藝文類聚》，轉太子舍人。貞觀中，累遷黄門侍郎，兼弘文館學士，以疾出爲萊州刺史。……稍遷太子右庶子。及宮廢，坐除名。尋起爲光州刺史。永徽初，累轉陳王師”《舊唐書》卷一八八《趙弘智傳》，4922頁。。趙弘智永徽四年去世，享年八十二。趙弘智在擔任太子舍人之前爲詹事府主簿，《新唐書》本傳説“太宗時，豫論譔，錄勤，繇太子舍人進黄門侍郎，兼弘文館學士”《新唐書》卷一〇六，4043頁。。太子舍人，正六品上。黄門侍郎，門下省副長官，是正四品上。依照《新唐書》的這個記載，他的昇遷顯然是很快的。不過，根據《舊唐書·太宗紀》，貞觀八年黄門侍郎趙弘智與杜正倫等受命“使於四方，觀省風俗”《舊唐書》卷三《太宗本紀》，43頁。，趙弘智不該從貞觀之初就當此任。從弘文館學士的角度看，趙弘智原來參加《藝文類聚》等重要著作的編撰，弘文館成立之初就擔任學士完全是有可能的。趙弘智的情況，應該與蕭德言等相似，因爲是文學之士，不是東宮太子李建成集團的核心成員，基本上沒有受到玄武門事變的負面影響。
唐臨，《舊唐書》有傳，稱:“武德初，隱太子總兵東征，臨詣軍獻平王世充之策，太子引直典書坊，尋授右衛率府鎧曹參軍。宮殿廢，出爲萬泉丞。”《舊唐書》卷八五《唐臨傳》，2811頁。看來應該是受到牽連。右衛率府鎧曹參軍，從八品下。萬泉縣，屬蒲州，據《新唐書·地理志》《新唐書》卷三九《地理志》，1000頁。，屬於上縣，那麽縣丞的品階依然是從八品下。雖然品階未改，但是畢竟內外不同，實質上還是降授。可以理解爲屬於“例從降授”之列。或許只有較低官階的東宮官員纔適用“例從降授”原則？但《張弼墓誌》明明有“前宮寮屬”的概括，所以難作如此理解。而低級官員的資料比較少，這又是史料的通常情況。所以，與張弼情況最相近的只有唐臨。
左領軍大都督府長史唐憲唐憲任職，應爲左領軍大都督府長史，《新唐書·袁朗傳》闕一“軍”字。，根據《舊唐書》的記載，唐憲和唐儉是兄弟，他們的父親唐鑑與高祖李淵就是朋友，所以兩家有世代之誼。唐儉父鑑“與高祖有舊，同領禁衛”《舊唐書》卷五八《唐儉傳》，2305頁。。唐憲無傳，唐儉傳中也未曾提及其兄。唐憲，《冊府元龜》有如下記載：
〓〓唐憲仕隋東宮左勳衛，太子廢，歸太原。高祖之鎮太原也，頗蒙親遇，因與弟儉預義謀。及大將軍府建，拜正議大夫，引置左右爲恩信。從平宋老生，破京城。時隱太子爲左鎮大都督，以憲爲長史。累遷光祿大夫，封安富縣公。武德初，拜爲太子右虞候卒。《冊府元龜》卷七六六《總錄部·攀附》二，中華書局，1960年，9106頁。
李建成太原起兵時任左領軍大都督，李世民爲右領軍大都督，《大唐創業起居注》記載很清楚：“癸巳，以世子爲隴西公，爲左領軍大都督，左三統軍等隸焉。二郎爲敦煌公，爲右領軍大都督，右三統軍等隸焉”《大唐創業起居注》卷一，中華書局，1991年，10頁。對此，《資治通鑑》卷一八四也如此説：“又以世子建成爲隴西公，左領軍大都督，左三統軍隸焉；世民爲敦煌公，右領軍大都督,右三統軍隸焉；各置官屬。”。按理，以唐憲初任李建成大都督府長史的身份，後來的發展應該很可觀纔對。
不過，同是《冊府元龜》，另有記載，唐憲“武德初拜太子右虞候率，後歷散騎常侍、雲麾將軍、銀青光祿大夫。既無他職事，居多閒逸，與親戚故人酣暢，以此自適焉”《冊府元龜》卷八六八《總錄部·好客》，10306頁。。太子虞候率，分左右，隋煬帝時期設置，唐朝沿襲，率爲長官，正四品上《唐六典》卷二八《太子左右衛及諸率府》，唐初仍稱左右虞候率，高宗龍朔二年改名爲左右清道率。718頁。。散騎常侍共設二人，從三品。“左散騎常侍掌侍奉規諷，備顧問應對”，經常陪伴皇帝左右，地位很高，但沒有實際權力。“武德初，散騎常侍加官。貞觀初，置散騎常侍二員，隸門下省”《唐六典》卷八《門下省》，245—246頁。。雲麾將軍，武散官，從三品。銀青光祿大夫，文散官，從三品。
兩份《冊府》的記載，前者“右虞候卒”，應該是“右虞候率”之誤。從武德之初的太子右虞候率上昇到散騎常侍是很重要的發展，但是不知道散騎常侍的就任時間。好在《新唐書·唐儉傳》附有唐憲小傳，稱唐憲是唐儉之弟。內容如下：
〓〓憲字茂彝，仕隋爲東宮左勳衛……。高祖領太原，頗親遇之，參與大議。義師起，授正議大夫，置左右，尤所信倚。封安富縣公。武德中，進累雲麾將軍，加郡公。貞觀中，終金紫光祿大夫。《新唐書》卷八九《唐儉傳》所附，3760—3761頁。
總合以上資料，可知唐憲的基本情況。散騎常侍、雲麾將軍和銀青光祿大夫都是從三品，應該是武德時期的任命。貞觀時期以金紫光祿大夫之職終了此生。金紫光祿大夫不過正三品，比銀青高一階而已。而所謂“既無他職事，居多間逸，與親戚故人酣暢，以此自適焉”之説，應該是貞觀時期唐憲的基本狀況。唐憲、唐儉兄弟，因爲唐儉是李世民天策府長史，政治站隊不同，後來發展也不可同日而語，唐儉爲唐朝功臣可免一死，官至民部尚書之職，而唐憲卻只能縱酒爲樂。玄武門事變之後，唐憲顯然不再任用，比起“例從降授”的其他人而言，這應該是一種更嚴厲的政策性對待，只有散職三品，沒有實際職務和職權。
在東宮的文學官員中，唐臨是符合“例從降授”這個原則的。而唐憲則是更嚴厲的處置，他成爲徹底的邊緣人，除了飲酒作樂，再也沒有出任什麽職務。比起李綱來，唐憲還有不如，畢竟李綱後來還是啟用過的。唐憲的兄弟唐儉在貞觀時期發展良好，也算得上是貞觀名臣。即使如此，他的兄弟唐憲卻依然長期賦閒在家，説明唐憲的情況一定是很嚴重的。史料不足證，唐憲雖然名應文學，估計應該是李建成的真正心腹之人。
薛萬徹屬於武官，本不該在此交代，但因同類情況很少，所以附在這裏一併討論《冊府元龜》卷九三八《總錄部·奸佞》二記載李安儼事：“李安儼初事隱太子。及太子拜，率兵拒戰。太宗以爲終於所事，故任用之，至中郎將，典屯兵於北門，甚見親委”。11042頁。後來他參與了太子承乾的謀反計劃被誅殺。但在武德東宮時所任職事不清，應該也是軍事方面。李安儼的情況可以與薛萬徹比較，但史料受到限制，因爲李安儼貞觀之初的職務昇降不清，擔任中郎將是後來的事。。玄武門事變發生時，據《通鑑》的記載，當時的薛萬徹爲東宮的副護軍《資治通鑑》卷一九一，6010頁。。事變後，李世民全面掌權，至七月六日（壬辰），唐太宗任命一批重要官職，如高士廉爲侍中，房玄齡爲中書令等，同時任命“副護軍薛萬徹爲右領軍將軍”同上書，6016頁。。根據《舊唐書》的記載，護軍是護軍府的長官，正四品下，副護軍爲副長官，從四品下《舊唐書》卷四二《職官志》，1810頁。。而薛萬徹在玄武門事變之後不久就昇任從三品的右領軍將軍，連昇四階。薛萬徹在玄武門事變中，表現神勇，失敗後隱匿終南山，唐太宗不但沒有追究當初之責，反而提拔任用。顯然，薛萬徹不屬於“例從降授”之內。
四、 魏徵、王珪等特殊情況
在貞觀時期影響比較大原東宮官員，衆所周知是魏徵、王珪和韋挺三位。在貞觀之治的人物系列中，魏徵向來是僅次於唐太宗的人物。那麽，玄武門事變，對於這三位到底有怎樣的影響呢？首先，事變發生的時候，至少王珪和韋挺是不在長安現場的，他們正在爲過去的錯誤受苦。武德七年，因爲楊文幹案件，唐高祖“惟責以兄弟不能相容，歸罪於中允王珪、左衛率韋挺及天策兵曹杜淹等，並流之巂州”。《舊唐書》卷六四《隱太子建成傳》，2417頁。流刑是唐朝五刑之一，嚴重程度僅次於死刑。巂州（今四川西昌市）屬劍南道，“在京師西南三千六百五十四里”《舊唐書》卷四一《地理志》，1698頁。。流刑有三個等級，即二千里、二千五百里和三千里，王珪、韋挺所服顯然是流刑中最重的。
王珪在東宮系統裏官爲中允，正五品下，是左庶子的副手。“及東宮建，除太子中舍人，尋轉中允，甚爲太子所禮。後以連其陰謀事，流於巂州。建成誅後，太宗素知其才，召拜諫議大夫”《舊唐書》卷七〇《王珪傳》，2527頁。。韋挺左衛率，正四品上，“及太宗在東宮，徵拜主爵郎中”《舊唐書》卷七七《韋挺傳》，2669頁。。政變之後的新任命是什麽時間呢？根據《通鑑》的記載是武德九年六月十二日任命魏徵爲詹事主簿之後，“亦召王珪、韋挺於巂州，皆以爲諫議大夫”《資治通鑑》卷一九一，6014頁。。六月十二日是召回時間，回來之後即任命爲諫議大夫，一個“亦”字表明，至少王珪與魏徵同時被任職爲諫議大夫。現從《通鑑》的記載來看，到七月丙申（十日）李世民下令不許再追究原來的敵對成員，而且要“違者反坐”，就是諫議大夫王珪的報告發揮了作用，證明此前王珪已經返回長安。接著，七月丁酉日（十一日）派遣“諫議大夫魏徵宣慰山東”同上書，6017頁。。所以，七月十日之前，王珪和魏徵已經被任命爲諫議大夫了。此時，李世民還是太子身份，距離八月登基還有一些日子。
韋挺沒有擔任諫議大夫，《舊唐書》韋挺本傳記載是“徵拜主爵郎中”，品階是從五品上，不如原來的左衛率高。不過從武官系列轉入文官系列，這應該給予考慮。王珪諫議大夫是正五品上，比照原來的中允還提昇一階。不過，對於王珪和韋挺而言，他們原來的東宮官職是一個參考項，但更應該注意的是他們擔任新職之前的狀態是“配流”。
魏徵的情況有些模糊。六月十二日他被任命爲東宮的詹事主簿，僅僅是從七品上。而在原來的東宮，魏徵曾任從五品下的洗馬之職。但是，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原來李建成時代的東宮官員全都遷移他任，因爲現在東宮主人換作李世民了。李世民爲太子，新的東宮重要官員都是李世民秦王府人馬，宇文士及爲太子詹事，長孫無忌、杜如晦爲左庶子，高士廉、房玄齡爲右庶子，尉遲敬德爲左衛率，程知節爲右衛率，虞世南爲中舍人，褚亮爲舍人，姚思廉爲洗馬同上書，6013頁。。但是，魏徵是所知唯一的例外，雖然與曾經有過的官職相比級別降低了，但是依然任職在東宮。很簡單，在李淵還在皇位的時候，現在的東宮是真正的權力中心。詹事府相當於朝廷的尚書省，詹事一人爲長官，少詹事一人爲副長官，丞二人，主簿一人。魏徵是詹事府第五號人物。“主簿掌付所受諸司之移、判及彈頭之事而勾會之。凡三寺、十率府文符之隱漏，程限稽失，大事啟文，小事下率更以繩之；及掌印，勾檢稽失”《唐六典》卷二六《太子三師三少詹事府左右春坊內官》，663頁。。主簿權力不大，但所有事情都經手，在剛剛政變之後，以魏徵的特殊身份，這個任命不能不歸因於李世民的大膽信任。於此相較，級別問題則是小事了。
到底是什麽原因讓魏徵顯得如此特殊呢？《舊唐書》的魏徵本傳，記載“及建德就擒，與裴矩西入關。隱太子聞其名，引直洗馬，甚禮之”《舊唐書》卷七一《魏徵傳》，2546頁。，時間是武德四年，而這裏的魏徵職務是“直洗馬”，並不是正式的洗馬。武德五年十一月甲申，高祖命令太子建成領兵鎮壓劉黑闥，根據《通鑑》的説法，是因爲李建成接受了太子中允王珪、洗馬魏徵的建議《資治通鑑》卷一九〇，5960頁。。可見，此時魏徵已經是正式太子洗馬了。但是，鎮壓劉黑闥的戰事要到武德六年正月纔會結束，而太子洗馬魏徵是陪同太子出征河北的，可是在武德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的一份詔書中我們看到魏徵的職務名稱發生了變化。《唐會要·史館》上載，高祖李淵在這一天發出修撰前朝史書，點名朝臣分工修撰，“太子詹事裴矩、吏部郎中祖孝孫、前秘書丞魏徵，可修《齊史》”《唐會要》卷六三，1287頁。《唐大詔令集》也收有此詔，題爲“命蕭瑀等修六代史詔”，內容一致，只是時間上有年月無日期而已，中華書局，2008年，466—467頁。。何以詔書中不稱魏徵爲“太子洗馬”而是“前秘書丞”呢？秘書丞，從五品上，高於洗馬一階，而且屬於朝廷命官與東宮官有別。從品階上看，秘書丞的任命理應在太子洗馬之後。
在這件修前朝史的詔書中，稱令狐德棻爲秘書丞，而根據《唐六典》的記載，秘書丞從來只有一員，那麽魏徵曾經任秘書丞，當在令狐德棻之前。爲什麽對魏徵不直接稱呼秘書丞，要稱前秘書丞呢兩《唐書》的令狐德棻本傳在魏徵的職務上説法不同，《舊唐書》也是“前秘書丞”，而《新唐書》則寫作“秘書丞”，同時令狐德棻的職務也是秘書丞。《新唐書》卷一〇二，3983頁。？這應該意味著當時的魏徵已經離開秘書丞的崗位，但新的職務尚未任命。再據《舊唐書》令狐德棻本傳，他是在“（武德）五年，遷秘書丞”的《舊唐書》卷七三《令狐德棻傳》，2596頁。。而且，修前朝詔書中，指名修《梁史》的有“太子洗馬蕭德言”，而太子洗馬從隋煬帝以來就只有二員，另外一員應該就是上文已經提及的老資格的賀德仁。所以，可以肯定魏徵在武德五年十二月已經不是太子洗馬了。總之，此時的魏徵，既不是太子洗馬，也不是秘書丞，是處於無職務狀態之下。
魏徵的這種狀態不知道持續多久。到武德七年發生楊文幹事件，一方面我們沒有見到魏徵在這個事件中的表現，東宮只有王珪和韋挺遭到嚴重處理，配流巂州。另一方面，根據《大唐新語》的説法，在楊文幹事件中，魏徵還是遭受到處理，不過沒有王珪、韋挺那麽嚴重而已。“魏徵、王珪、韋挺俱事隱太子，時或稱東宮有異圖，髙祖不欲彰其事，將黜免宮寮以解之。流挺、珪於巂州，徵但免官”《大唐新語》卷六，中華書局，1984年，88頁。對於楊文幹事件，《舊唐書·李建成傳》的記載是高祖受到李建成一派的影響，沒有窮治該案，也放棄對李世民的許諾，“惟責以兄弟不能相容，歸罪於中允王珪、左衛率韋挺及天策兵曹杜淹等，並流之巂州”《舊唐書》卷六四《李建成傳》，2417頁。。《資治通鑑》的記載幾乎與此完全相同《資治通鑑》卷一九一，5987頁。，可見是同意這個説法的。這些權威性的史學著作，與《大唐新語》的記錄很一致，説明《大唐新語》也有一定的可信性。如果魏徵確因楊文幹事件免官，那麽在玄武門事變的時候他不在東宮官任上，與王珪、韋挺相似，在太子與秦王兩個陣營衝突最嚴重的時刻不在現場。這應該是後來被重用可以考慮的一個因素。
李建成東宮舊部，現在還不能一覽無餘，但是就大體情況而言，以上所舉情況應該涵蓋了基本範圍，每個人在玄武門事變之後的去向，不會距離這些情況太遠。雖有新資料《張弼墓誌》，得知玄武門事變之後，對於東宮舊部有“例從降授”的情況，但是從現在搜集到的資料看，“例從降授”並不是處置東宮舊部的唯一原則。原東宮舊部至少在中高層的狀況是根據個人的具體情況來決定的。文學官員不是政治中心，所以多不受影響。老臣們雖然地位高，李綱之外，都不是太子團隊的核心成員，所以多不受影響。就如同後來的李承乾一樣，他身邊參與最機密計劃的核心成員，并不是東宮官員地位最高的那些老臣。而李建成的核心成員，除了李綱、唐憲以外，玄武門事變之時王珪、韋挺根本不在長安。魏徵的情況不清，很可能也是一種不在職的狀態。這些因素都會對後來的事情發展，包括個人情況產生影響。至於舊史表揚唐太宗重用原來敵對人物的結論，還沒有足夠的資料予以否定。
五、 總合分析
玄武門事變後，作爲勝利一方的李世民怎樣處理原來敵對的東宮舊部，既可以從某一點如短時間的人事安排上觀察，也可以採取多點或者稍長時段的觀察。對於李世民來説，此事不僅是一時的政策，也涉及貞觀朝廷的多方面問題。在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大歷史背景下，全面考察顯然是更可取的。
首先，即使沒有《張弼墓誌》的出現，我們根據李綱、唐憲等人的情況，也不會以爲凡是原來李建成的東宮舊部在貞觀時代都獲得重用。《張弼墓誌》告訴我們的新資料是東宮舊部盡數被“降授”，但我們在總結更多的資料時發現，確有“降授”的情況，但絕不是“例從降授”。張弼墓誌強調張弼“前宮寮屬，例從降授”，應該有替誌主解釋的用意，強調不是他纔遭受降授，是東宮僚屬都享受了同樣的“待遇”。
降授並不是最嚴厲的處分，李綱、唐憲或者數年廢棄不用，或者終生未再任用，所受處分當然是比張弼的“降授”更嚴厲。根據1954年西安市東郊路家灣紅慶村出土的《王大禮墓誌》，他“武德元年，授太子左千牛，轉右衛率府親府隊正。……尋以宮廢去職……”墓誌錄文，參見《全唐文補遺》第3輯，三秦出版社，1996年，415—416頁。論文參見周曉薇、王其煒《唐高宗朝兩方〈王大禮墓誌〉合考》，《唐史論叢》第7輯，1998年，318—327頁。。親府隊正，根據《新唐書》的記錄，是正七品上《新唐書》卷四九上《百官志》，1307頁。。看來，王大禮比張弼的品階還高一階，結果他的境遇比張弼還差。張弼最多是降授，而王大禮幹脆去職。後來，他纔又努力讀書，到貞觀十四年纔應賢良舉成功。
以李世民爲核心的秦王府一黨與以李建成爲核心的東宮一黨，在武德時期的政治鬥爭是衆所周知的。太子是法定皇位繼承人，不僅有齊王李元吉一派強力支持，實際上唐高祖也是站在李建成方面的。秦王黨是奪權一派，在各種鬥爭中秦王黨終於落得下風，最後不得已鋌而走險，發動玄武門事變，採用軍事政變的方式奪得最高權力。從政治策略上考慮，勝利後的李世民對於唐高祖會盡可能手下留情，畢竟在講究忠孝道德的時代，對於父皇的過分手段會造成更大的反作用力。但是對待東宮舊部的處置則不同，兄弟鬩於牆畢竟還是比較常見的，道德壓力相對弱小。
玄武門事變秦王一方控制了局面以後，太子李建成和齊王李元吉的兒子們，在東宮與齊王軍隊放棄抵抗之後悉數被殺，這是很慘烈的斬草除根手段。但是，這是不是玄武門政變計劃的一部分呢？畢竟政變是秦王黨一方設計並實施的，所以他們應該有一整套行動計劃與方案。根據《舊唐書·尉遲敬德傳》的記載，玄武門政變勝利、李世民昇任太子之後，尉遲敬德出任左衛率。“時議者以建成等左右百餘人，併合從坐籍沒。唯敬德執不聽，曰：‘爲罪者二凶，今已誅訖，若更及支黨，非取安之策。’由是獲免”《舊唐書》卷六八《尉遲敬德傳》，2499頁。不過，《資治通鑑》在採用這個資料時，沒有把時間放置在李世民昇任太子之後，而是放在政變的六月四日當天。“諸將欲盡誅建成、元吉左右百餘人，籍沒其家，尉遲敬德固爭曰：‘罪在二凶，既伏其誅；若及支黨，非所以求安之也。’乃止”《資治通鑑》卷一九一，6012頁。。綜合地看，《通鑑》的時間點應該是正確的，因爲當天六月四日當天發佈的大赦文中已經有“凶逆之罪，止於建成、元吉，自餘黨與，一無所問”的內容同上。。李世民立爲太子是六月七日的事情，所以《舊唐書·尉遲敬德傳》所記時間點有誤。
所謂“建成等左右百餘人”當然就是建成、元吉左右百餘人，百餘人的説法應該是約數，未作更準確的表達。那麽，到底這一百多人具體是哪些人，雖然沒有進一步的信息透露，至少秦王府是很清楚的。因爲尉遲敬德的“固爭”，這項追殺沒有實施，而尉遲敬德固爭的對象，既應該包括諸將，更應該包括李世民，也只有李世民同意了尉遲敬德的意見，纔會停止這項行動。那麽，這百餘人的名單，是政變勝利後一時起意、臨時想到的追殺對象，還是本來就有這麼一個消滅計劃呢？至少一種很大的可能是原本就有這樣的計劃。
尉遲敬德在玄武門政變中立功甚大，後來論功與長孫無忌同爲第一等就是證明。他的勸説發揮作用，這應該是停止追殺計劃的一個原因。此外，皇帝很快變成識時務者，屈服了李世民並答應了李世民所有要求，比如交出兵權等等，對於發動政變的李世民一方而言應該是意外順利。此外，皇帝命令東宮和齊王府軍隊放棄抵抗，對方很快就執行了命令，這也讓李世民的計劃阻力豁然減少。那個追殺名單的制定，大約以天下大亂、各方進入大混戰爲前提的，而如今皇帝和各方十分配合，李世民很快控制的局面，再加上尉遲敬德的堅決反對，繼續追殺確實喪失意義，所以李世民批准了尉遲敬德的建議，停止追殺。
玄武門事變之後，停止追殺計劃，是李世民一派重大的政策調整。對於原來的東宮舊部而言，不被追殺，當然是好事。不過，六月四日的大赦，也僅僅是不予追究而已，“自餘黨支，一無所問”。但是，這不是和解，更不是任用與合作，最多表現出勝利者的高姿態而已。政變的第二天，六月五日，“馮立、謝叔方皆自出；薛萬徹亡匿，世民屢使諭之，乃出。世民曰：‘此皆忠於所事，義士也。’釋之”《資治通鑑》卷一九一，6012頁。。這個態度，應該是前一天政策的表達，不予追究，所以釋放無事。
對於東宮舊部政策的進一步轉變，從不追究到任用，應該是從六月十二日開始，而第一個任命的東宮舊部的人就是魏徵。李世民任命魏徵擔任東宮詹事府主簿，同時決定放歸王珪和韋挺，並一體任用。到七月六日，新任了一批中央政府的官員，薛萬徹昇爲右領軍將軍，而王珪和魏徵的諫議大夫，應該也是這次任命的。這樣，東宮舊部官員，從不追究到重新任用，這一轉變的意義更關鍵，對於後來李世民任用舊敵的評價，就是從這裏開始，否則無從談起。當然，這種任用，對於東宮舊部而言，不是全部而是有選擇性的任用。
七月十日，根據王珪的報告，李世民下令繼續追告東宮舊部的要加以“反坐”，力度極高。而諫議大夫魏徵出使山東敢於負責，就地釋放東宮、齊王府舊部，獲得了李世民的讚賞。對於李世民而言，掌控國家權力之後，繼續鬥爭只能破壞自己的統治，全力實現天下和解，這纔是他的統治大局。所以，針對東宮舊部的政策轉變，任用部分原來的東宮官員，符合他和解大局的需要。除了人才不可多得以外，這種政治需要也是必須給予考慮的。
我們觀察李世民貞觀時期對於李建成東宮舊部的任用，第一個觀察點是多少人最初得到任用，其次是這些人在後來的官場中升遷的速度，最後是他們所達到的最高位置。魏徵最初出任東宮詹事府主簿，時間是六月十二日，七月六日升任諫議大夫。大概是同年，《舊唐書》魏徵本傳説太宗新即位，“其年，遷尚書左丞”。這是正四品的官員。貞觀二年，遷秘書監，參預朝政，成爲宰相之一。貞觀七年，爲侍中。十六年拜太子太師知門下省事如故。李建成東宮舊部，在貞觀時代功績最高，職位最高的應屬魏徵無疑。唐太宗曾説過：“貞觀以前，從我平定天下，周旋艱險，玄齡之功，無所與讓。貞觀之後，盡心與我，獻納忠讜，安國利民，犯顏正諫，匡朕之違者，唯魏徵而已。”《舊唐書》卷七一《魏徵傳》，2559頁。這是最高評價，連原來的秦王府部下也不在話下，而魏徵正是來自原來的敵對陣營。
唐太宗任用甚至重用李建成東宮舊部，魏徵無疑是最具代表性的。王珪在李世民的時代，初任諫議大夫，貞觀元年遷黄門侍郎兼太子右庶子，二年爲侍中，成爲宰相，入相時間較魏徵爲早。七年犯法，貶官同州刺史，八年回朝擔任禮部尚書，脫離了宰相團隊，十三年去世，享年69歲。李建成東宮舊部在貞觀朝入相者，只有魏徵、王珪二人。
李建成在武德九年冬十月封爲息王，以禮改葬。“魏徵、王珪表請陪送至墓所，上許之，命宮府舊僚皆送葬”《資治通鑑》卷一九二，6024頁。關於時間，《通鑑考異》有交代，最後依從的是《唐曆》的記載。。魏徵、王珪的這個舉動，代表性極強，而唐太宗願意和解，不僅哭之於宜秋門，而且允許東宮舊僚送葬。究竟都是什麽人屬於東宮舊僚，唐太宗的新朝廷當然很清楚。魏徵、王珪所爲，既是舊臣的一種心情表達，其實也是爲唐太宗新政權做政治工作，用實際行動表達新政權的寬容大度。
後來，隨著李世民統治的逐漸發展，對於東宮舊僚的政策也有進一步寬鬆的傾向。貞觀四年，李綱重新工作，擔任太子少師，是具有標誌性意義的。薛萬徹成爲貞觀時期名將，在貞觀的幾次重大戰爭中都發揮過重要作用。其他人降級使用的，也有發展比較順利的。唐臨“宮殿廢，出爲萬泉丞”，但後來遷侍御史，累轉黄門侍郎，成爲門下省的副長官。高宗朝，官至刑部尚書、兵部尚書和吏部尚書《舊唐書》卷八五《唐臨傳》，2813頁。 。
韋挺在貞觀時期，做到御史大夫，並與太宗結爲兒女親家。《舊唐書》韋挺本傳記載韋挺“常與房玄齡、王珪、魏徵、戴胄等俱承顧問，議以政事”。韋挺爲御史臺長官御史大夫，是唐太宗堅持的結果，似乎是有不同聲音。韋挺專門陳謝曰：“臣駑下，不足以辱陛下高位。且臣非勳非舊，而超處藩邸故僚之上，臣願後之，以勸立功者。”結果是“太宗不許”《舊唐書》卷七七《韋挺傳》，2670頁。。此段文字有兩層意義，一是韋挺知道自己的非勳非舊的地位，一旦升入高位很警覺；二是韋挺已經知道自己的昇任，已經“超處藩邸故僚之上”，這與上文引用《貞觀政要》的資料，房玄齡反映的“秦府舊左右未得官者，並怨前宮及齊府左右處分之先己”，正可互證。
並不是所有東宮舊僚在貞觀時期都飛黄騰達，如《張弼墓誌》所反映的張弼歷官，就不是很順利，最終的位置也不過縣令。就此而言，仕途是否坦蕩順利，具體原因應該很複雜，即使原來秦王府舊僚恐怕也不是人人得以高升。舊時背景是一個可以考慮的條件之一，但不可能是充分條件。帝王用人，忠誠度當然是首選，原來的敵對勢力，在樹倒猢猻散之後，忠誠度並非一定差。而用人得當，同樣有利於國家治理，唐太宗對魏徵的任用，依然稱得上是千古佳話。
《張弼墓誌》的發現，啓發我們認真看待相關問題，價值不能低估。玄武門事變之後，唐太宗如何處置李建成的東宮舊僚，絕不能只用一個原則去看待。李世民任用乃至重用原來李建成的東宮舊僚，是一個相對性的問題，既不是全部任用，更不是大面積重用，唐憲就一直沒有啟用。貞觀時期他所依靠的朝臣，當然以原來的秦王府舊僚爲主。但是，唐太宗對於東宮舊僚的政策還是比較大度的，就此而言，舊史所言並非沒有依據，新出《張弼墓誌》並不能徹底推翻原來印象。
論玄武門事變後對東宮舊部的政策
——從《張弼墓誌》談起
孟憲實
玄武門事變之後，李世民對原來東宮舊部的政策如何？傳世資料多持褒揚。新出《張弼墓誌》則有新的透露：“前宮寮屬，例從降授”。本文搜集相關資料，對此進行考察，認爲降授情況存在，但並非一律如此。瞭解唐太宗對於東宮舊部的政策，應該全面考察，不能僅注意最初的職務升降。唐太宗重用原來的敵對官員是有根據的，新資料不能改變既有印象。
What was Li Shimin’s policy towards the former associates of his arch rival Crown Prince Li Jiancheng 李建成 after the Xuanwu Gate 玄武門Incident? Tang official sources tell us that Li Shimin’s magnanimous treatment of the former subordinates of Li Jiancheng constituted one of the defining characteristics of his reign and created a healthy political atmosphere at his court. But the newly discovered epitaph of Zhang Bi 張弼, a former assistant at the Eastern Palace, seem to paint a different picture. The epitaph states that after the Xuanwu Gate Incident, it became a standard practice that the former staffs of the Eastern Palace were reduced in rank. This article analyses in detail Zhang Bi’s career along with the service records of many other former associates of Li Jiancheng during the Zhenguan era. It argues that the statement in Zhang Bi’s epitaph should not be taken at its face valu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Emperor Taizong’s overall attitude towards the former officials of the Eastern Palace can only come from a study of these officials’ entire career records, rather than the positions they received immediately after the incident. This article also points out that Li Shimin changed his policy towards the former associates of Li Jiancheng from persecution to rehabilitation during a relatively short period of time. Such shift indeed helped Li Shimin gaining trust of his former opponents. 唐研究〓第十七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