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之古史氏矣：君子所大者，生也；所大乎生者，则时也。是故岁有三时：一曰发时，二曰怒时，三曰威时；日有三时：一曰蚤时，二曰午时，三曰昏时。

日之将夕，悲风骤至，人思灯烛，惨惨目光，吸饮莫气，与梦为邻，未即于床。

龚自珍：《尊隐》，康沛竹选注：《尊隐——龚自珍集》，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页。

士皆知有耻，则国家永无耻矣；士不知耻，为国之大耻。历览近代之士，自其敷奏之日，始进之年，而耻已存者寡矣！官益久，则气愈偷；望愈崇，则谄愈固；地益近，则媚亦益工。至身为三公，为六卿，非不崇高也，而其于古者大臣巍然岸然师傅自处之风，匪但目未睹，耳未闻，梦寐亦未之及。臣节之盛，扫地尽矣。非由他，由于无以作朝廷之气故也。

龚自珍：《明良论》，康沛竹选注：《尊隐——龚自珍集》，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7—8页。

人心者，世俗之本也；世俗者，王运之本也。人心亡则世俗坏；世俗坏则王运中易。王者欲自为计，盍为人心世俗计矣。有如贫相轧，富相耀；贫者阽，富者安；贫者日愈倾，富者日愈壅。或以羡慕，或以愤怨，或以骄汰，或以啬吝，浇漓诡异之俗，百出不可止。至极不祥之气，郁于天地之间，郁之久，乃必发，为兵燧，为疫疠，生民噍类，靡有孑遗，人畜悲痛，鬼神思变置。其始，不过贫富不相齐之为之尔；小不相齐，渐至大不相齐；大不相齐，即至丧天下。

龚自珍：《平均篇》，康沛竹选注：《尊隐——龚自珍集》，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76—77页。

人未有不乐为治平之民者也，人未有不乐为治平既久之民者也。治平至百余年，可谓久矣。然言其户口，则视三十年以前，增五倍焉，视六十年以前，增十倍焉，视百年、百数十年以前，不啻增二十倍焉。

试以一家计之：高、曾之时，有屋十间，有田一顷。身一人，娶妇后不过二人。以二人居屋十间，食田一顷，宽然有余矣。以一人生三计之，至子之世，而父子四人，各娶妇，即有八人，八人即不能无傭作之助，是不下十人矣。以十人而居屋十间，食田一顷，吾知其居仅仅足，食亦仅仅足也。子又生孙，孙又娶妇，其间衰老者或有代谢，然已不下二十余人。以二十余人而居屋十间，食田一顷，即量腹而食，度足而居，吾以知其必不敷矣。又自此而曾焉，自此而元焉，视高、曾时口已不下五六十倍，是高、曾时为一户者，至曾、元时不分至十户不止。其间有户口消落之家，即有丁男繁衍之族，势亦足以相敌。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重点文献资料选编上编综述 风云变幻的八十年

或者曰：“高、曾之时，隙地未尽辟，闲廛未尽居也。”然亦不过增一倍而止矣，或增三倍五倍而止矣，而户口则增至十倍二十倍，是田与屋之数常处其不足，而户与口之数常处其有余也。又况有兼并之家，一人据百人之屋，一户占百户之田，何怪乎遭风雨霜露饥寒颠踣而死者之比比乎？

曰：天地有法乎？曰：水旱疾疫，即天地调剂之法也。然民之遭水旱疾疫而不幸者，不过十之一二矣。曰：君、相有法乎？曰：使野无闲田，民无剩力，疆土之新辟者，移种民以居之，赋税之繁重者，酌今昔而减之，禁其浮靡，抑其兼并，遇有水旱疾疫，则开仓廪悉府库以赈之，如是而已，是亦君、相调剂之法也。

要之治平之久，天地不能不生人，而天地之所以养人者，原不过此数也；治平之久，君、相亦不能使人不生，而君、相之所以为民计者，亦不过前此数法也。然一家之中，有子弟十人，其不率教者常有一二，又况天下之广，其游惰不事者，何能一一遵上之约束乎？一人之居以供十人，已不足，何况供百人乎？一人之食，以供十人，已不足，何况供百人乎？此吾所以为治平之民虑也。

洪亮吉：《治平篇》，《洪北江诗文集》（一），商务印书馆（上海）1935年版，第48—49页。

今日之亩，约凶荒计之，岁不过出一石；今时之民，约老弱计之，日不过食一升。率计一岁一人之食，约得四亩。十口之家，即须四十亩矣。今之四十亩，其宽广即古之百亩也。四民之中，各有生计，农工自食其力者也，商贾各以其赢以易食者也。士亦挟其长傭书授徒以易食者也。除农本计不议外，工商贾所入之至少者，日可余百钱;士傭书授徒所入，日亦可得百钱。是士工商一岁之所入，不下四十千。闻五十年以前，吾祖若父之时，米之以升计者，钱不过六七。布之以丈计者，钱不过三四十。一人之身，岁得布五丈，即可无寒岁。得米四石，即可无饥。米四石，为钱二千八百；布五丈，为钱二百，是一人食力，即可养十人也，即不耕不织之家，有一人营力于外，而衣食固已宽然矣。今则不然，为农者十倍于前，而田不加增；为商贾者十倍于前，而货不加增；为士者十倍于前，而傭书授徒之馆不加增。且昔之以升计者，钱又须三四十矣。昔之以丈计者，钱又须一二百矣，所入者愈微，所出者益广。于是士农工贾，各减其值以求售，布、帛、粟、米，又各昂其价以出市。此即终岁劳动，毕生皇皇，而自好者居然有沟壑之忧，不肖者遂至生攘夺之患矣。然吾尚计其劳力有业者耳。何况户口既十倍于前，则游手好闲者，更数十倍于前。此数十倍之游手好闲者，遇有水旱疾疫，其不能束手以待毙明也矣，是又甚可虑者也。

洪亮吉：《生计篇》，《洪北江诗文集》（一），商务印书馆（上海）1935年版，第49—50页。

(洪亮吉于嘉庆四年，)上书军机王大臣言事，略曰：“此外，官大省、据方面者如故也，出巡则有站规、有门包，常时则有节礼、生日礼，按年则又有帮费。升迁调补之私相馈谢者，尚未在此数也。以上诸项，无不取之于州县，州县则无不取之于民。钱粮漕米，前数年尚不过加倍，近则加倍不止。督、抚、藩、臬以及所属之道、府，无不明知故纵，否则门包、站规，节礼、生日礼、帮费无所出也。州县明言于人曰：‘我之所以加倍加数倍者，实层层衙门用度，日甚一日，年甚一年。’究之州县，亦恃督、抚、藩、臬、道、府之威势以取于民，上司得其半，州县之入己者亦半。初行尚有畏忌，至一年二年，则成为旧例，牢不可破矣。诉之督、抚、藩、臬、道、府，皆不问也。千万人中，或有不甘冤抑，赴京控告者，不过发督抚审究而已，派钦差就讯而已。试思百姓告官之案，千百中有一二得直者乎?即钦差上司稍有良心者，不过设为调停之法，使两无所大损而已。若钦差一出，则又必派及通省，派及百姓，必使之满载而归而心始安，而可以无后患。是以州县亦熟知百姓之技俩不过如此,百姓亦习知上控必不能自直，是以往往至于激变。湖北之当阳，四川之达州，其明效大验也。……”

《清史稿·洪亮吉传》，蒋维明编：《川湖陕白莲教起义资料辑录》，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9页。

（嘉庆四年，广西巡抚谢启昆上疏，）略曰：“各省仓库积弊有三变。始则大吏贪婪者利州县之馈赂，偾事者资州县之摊赔。州县匿其私囊，以公帑应之，离任则亏空累累。大吏既饵其资助，不得不抑勒后任接收。此亏空之缘起也。继则大吏庸暗者任其欺蒙，姑息者又惧兴大狱，以敢接亏空为能员，以禀揭亏空为多事。州县且有藉多亏挟制上司升迁美缺者。此亏空之滥觞也。……”

《清史稿·谢启昆传》，蒋维明编：《川湖陕白莲教起义资料辑录》，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页。

主仆之分，满州尤严。康熙初年，大司寇朱公之弼疏言：“臣见八旗仆婢，每岁报部自尽者不下二千人。岂皆乐死恶生哉？由其平日教不谨而养不备，饥寒切于中、鞭扑加于外，饮恨自尽，势固然也。”徐诃：《清稗类钞·狱讼》，蒋维明编：《川湖陕白莲教起义资料辑录》，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页。

三省者何?陕西、四川、湖北也。其边境毗连，犬牙相错，实为坤舆之奥区；高山长林绵亘千数百里，弥望蓊郁，竟日不见人烟。附近省民利其地广赋轻，襁负而至；佃山结屋，垦土开荒，土著目之曰新民。失业游民与避饥棚民往往以此为逋逃薮。游民有资则私贩趋利，折本则群聚为非，赌窃拐骗，无所不至。其为棚民者，扶老携幼，盈千累百，择肥勒食，一餐石米，伊自号曰：“吃大户”。大户目伊曰：“挨兵”。…路歧如麻，人窜似梭，咫尺隔省……其尤黠者有红钱、黑钱、大五、帽顶诸名色，其结党数十人或数百人。羽翼既多，各习拳棍刀枪以资捍护。或夜劫富民，或昼抢场镇。先约：遇兵役追捕，不许散党；如事急，众议散去，始各逃窜；如未议而一二人先散者，众共戮之。以此，其艺既精,其党亦固，小则拒捕抗官，大则揭竿谋逆，甚或棋布要害，公然为犄角之势。

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一》，蒋维明编：《川湖陕白莲教起义资料辑录》，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2页。

老林之中，其地辽阔，其所产铁矿、竹箭、木耳、石菌，其所宜包谷、荞豆、燕麦。而山川险阻，地土硗瘠，故徭粮极微。客民给地主钱数千，即可租种数沟数岭。江、广、黔、楚、川、陕之无业者，侨寓其中，以数百万计。依亲傍友，垦荒种地，架数椽栖身，岁薄不收则徙去，斯谓之棚民。其种地之外，多资木厢、盐井、铁厂、纸厂、煤厂佣工为生。……顾人聚既多，则良莠莫辨，不安本分者，时有攘窃之行。必年谷丰登，粮价平贱，各处佣工庶几尚有生计；倘遇旱涝之时，粮价昂贵，则佣作无资；一二奸民倡之以吃大户为名，而蚁附蜂起，无所畏忌。

《三省边防备览·艺文》，蒋维明编：《川湖陕白莲教起义资料辑录》，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2—13页。

白莲教者，汉末张鲁之遗也。鲁父子居汉中，以妖术惑众，其长曰祭酒。从之者，人出米五斗，时称米贼。自汉以来，历代皆有其患，近闻教中亦有祖师名色。从教者，先送供给米若干。入教之后，教中所获资物，悉以均分。而小小邪术，足以眩人。故愚者多为所惑。然其教以奉释念经、持斋戒杀为名，则所聚之徒，多脆弱不堪战斗。

《三省边防备览·艺文》，蒋维明编：《川湖陕白莲教起义资料辑录》，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8页。

白莲邪教起自元末红巾之乱，明季唐赛儿、徐鸿儒等相沿不绝。盖由狐怪所传，其经卷皆盗袭释氏之文，而鄙亵不成文理。又以“真空家乡，无生父母”八字为真言。书于白绢，暗室供之。其教以道祖为重，又有天魔女诸名位，以持斋修书为名，而暗含蓄异志，谋为不轨。其教自京畿迤南学习者众。乾隆中，傅文忠任九门提督时，曾捕获黄村妖妇某氏伏法；其党惩治有差，其风稍熄。而蔓延至楚、豫、秦、蜀诸省，遂有嘉庆丙辰楚北揭竿之乱，兵兴九载，然后扑灭。

《啸亭杂录·卷六》，蒋维明编：《川湖陕白莲教起义资料辑录》，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8页。

白莲教，自元明有之，如杨惠、徐鸿儒及四川之白台仙、蔡伯贯皆习此作乱，旋并殄夷。

自白莲教总教首刘之协貙貔异类，自外生成，谋逆湖北襄阳，始严行稽禁。未几，当阳、枝江相继作乱；由是勾连裹胁，日聚日滋。而无赖不法之徒，如四川之啯噜子，南山之老户，襄郧之棚民，沿江私盐之枭，各省私铸之犯，乘间阑入，鼓煽劫掠，纷纷而起。流转靡定，自楚而豫、而陕甘、而蜀，越白水江，蓦梓橦水，出没夔、巫、郧、竹、商雒之间，而以南山为巢窟。不傍城郭，惟劫村坞，会则鱼烂，败则兽散。恃老林为藏身之固，东至唐、邓，西至松潘，北至沣县，南至孝感，五省数十州，无不遭其蹂躏。

《勘靖教匪述编·卷一》，蒋维明编：《川湖陕白莲教起义资料辑录》，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9页。

白莲教之是否邪教，殊未易言。何以故?中国民间信仰颇杂，非必出于儒释道三教之一途。释、道教多互相混合，如何而为释教，一般人之心中甚不明明，指人民之信仰即为邪教，未得为当。究其真意，谓此种信仰稍带有政治意味，未始不可。

稻叶君山之说，见周谷城《中国通史·第四篇》，蒋维明编：《川湖陕白莲教起义资料辑录》，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9页。

白莲教者，亦自莲社造端，是以有香军之目。值胡元猾夏，民心思宋，故其教兼为种族。王道凌迟，政失其绪，亦有屯聚以抗官吏者，无为、闻香教自明始也。要之，比傅释道，人易信从，迄明之亡，孑遗黄发，谋所以光复者。

章炳麟之说，见平山周《中国秘密社会史·叙言》，蒋维明编：《川湖陕白莲教起义资料辑录》，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9—30页。

考《元史·方外传》有白云会、白莲会之名，而栾城人韩山童以白莲会烧香聚众，鼓煽妖言，谓弥勒佛下生，河南、江淮间，多信之，因起兵。

明之中年，白莲教屡起为变。山东汶上县田斌妻连氏与白莲教僧惠金、妖人杨惠煽乱，所掠丁壮，醉以药，咒之，列阵前则憨战，不避死伤。治河都御史詹翰平之。

四川大足县蔡伯贯以白莲教挟众为乱，伪号大唐大宝元年，破合州、大竹、铜梁、荣昌、安居、定远、璧山七州县。川抚刘自强讨灭之。

山东巨野县徐鸿儒以白莲教倡乱，破巨野、郓城、胜县、邹县，截运河，夺粮艘，巡抚赵产讨之，其党高尚宾缚鸿儒降。

同时，四川白莲教贼洪众、白台山，为巡抚朱燮元讨斩。

《勘靖教匪述编·卷十二》，蒋维明编：《川湖陕白莲教起义资料辑录》，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0页。

（乾隆末年）余被议来湖北之当阳县，闻有邪教，名白莲者，不知所自始，互相传，意信心坚。入其教，先输钱一千，名根基钱，遂列名，厥后渐有加增，推尊权其钱之多寡，多则称“掌柜”，妇则曰“师母”，送钱与老师付名曰“进水”。动称佛祖，消灾免祸罪；弃生理，轻家业，似别有所持者。索阅经意，端主尊天，词句荒渺，毫无文理。叩其初入时，师坐上徒列两旁，中槕设灯一盏，使观灯花，变化百出。复安木凳一条，骑之可涉云端。教人以时聚会，轮留备酒席，夜赴首事家，男妇一堂，以簸箕搪大门，击鼓鸣金，任内喧哗，门外人弗闻也。斋诵经毕，即入席，惟忌食驴马犬。天将晓，各教归，教中人之言如此。

教匪口语，同类相称“一家人”，自称曰“昝家人”，人称之曰“掌柜”。呼不入教之人为“石根子”，亦曰“扁根子”。自命为“红羊劫”。或父母妻子死，向之悼脑，则变色成仇；向之恭喜，赞曰“登仙”，则心悦。头顶白布，或白帽，以白棉线结顶成绺，白棉线斜挂于肩。妄言：天上换玉皇，地府换阎王，另议孔夫子，不用四书五经，别读九书十三经。

彭延庆：《当阳县避难记》，蒋维明编：《川湖陕白莲教起义资料辑录》，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0—31页。

西乡， 秔稻、鱼、鸭、笋、彘之饶，南郑、城固、洋三县不逮也。然俗之难治，不逮此三县远甚。楚人多，蜀人尤多，杂业以厂名者凡五，曰笋、曰硝黄、曰木耳、曰茶、曰纸。拥厚资求赢者，其人率有机智，招乌合之众而役之，皆徒手无赖，饥甚则食力，稍饱则醉、斗、奸、赌并作。其人率无名，以形之长短、面之黑白光麻名。其伯仲叔季之行，皆其盟约之次，非同胞族姓之次。名行固不足据，姓亦子虚乌有之类。戚党大率干儿义子之属，婚姻子女俱不可细诘。罪发票捕，则去若猿狙，越深山大林，遁入蜀境矣。在蜀罪发，则又昼伏夜行，来西乡矣!吞舟屡漏，则胆益壮心益野。方葆岩中丞瓦石坪奏章所谓游匪是也。每岁腊月中旬以后，山商鬻新年之货，百物辐辏，忽精壮数十人来市，始则流观问贾，既则攫夺径去，绝不予值，岁以为常。追，则刀剚商贾之腹中矣。嗟乎，白莲教匪之祸，非一朝夕之故，其所由来渐矣。前所谓五厂者，殆其巢穴欤!

岳震川：《赐葛堂集·答叶健葊太守书》，蒋维明编：《川湖陕白莲教起义资料辑录》，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0页。

习其教者，有患相救，有难相死，不持一钱，可以周行天下。故愚民陷焉。其伪造经咒犹末也。

《骨董锁记·卷二》，蒋维明编：《川湖陕白莲教起义资料辑录》，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33页。

（嘉庆初，开县等地）有贼揭贴通衢云：“大秤小斗不公平，上天降下火德星。”

咸丰《开县志·卷三》，蒋维明编：《川湖陕白莲教起义资料辑录》，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33页。

留存白莲教经卷中的只言片语有：“或是男或是女本来不二，都仗着无生母一气先天”；“吩咐合会男和女，不必你们分彼此”。

黄育楩：《续刻破邪详辩》，蒋维明编：《川湖陕白莲教起义资料辑录》，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33页。

（当阳白莲教徒）妄言：天上换玉皇，地府换阎王，另议孔夫子，不用四书五经，别读九书十三经。

彭延庆：《当阳县避难记》，蒋维明编：《川湖陕白莲教起义资料辑录》，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33页。

我生以来，河十数决。岂河难治?抑治河之拙?抑食河之餮?作《筹河篇》。

但言防河，不言治河，故河成今日之患；但筹河用,不筹国用，故财成今日之匮。以今日之财额，应今日之河患，虽管、桑不能为计；由今之河，无变今之道，虽神禹不能为功。故今日筹河，而但问决口塞不塞与塞口之开不开，此其人均不足与言治河者也。无论塞于南难保不溃于北，塞于下难保不溃于上，塞于今岁难保不溃于来岁；即使一塞之后，十岁、数十岁不溃决，而岁费五六百万，竭天下之财赋以事河，古今有此漏卮填壑之政乎?吾今将言改河,请先言今日病河病财之由，而后效其说。

人知国朝以来，无一岁不治河，抑知乾隆四十七年以后之河费，既数倍于国初；而嘉庆十一年之河费，又大倍于乾隆；至今日而底高淤厚，日险一日，其费又浮于嘉庆，远在宗禄、名粮、民欠之上。其事有由于上者，有由于下者。

何谓由上?国初靳文襄承明季溃败决裂之河，八载修复，用帑不过数百万；康熙中，堵合中牟杨桥大工，不过三十六万。其时全河岁修不过数十万金，盖由河槽深通，而又力役之征，沿河协贴物料方价皆贱，工员实用实销，故工大而费省。乾隆元年，虽诏豁各省海塘河堤派民之工十余万，而例价不敷者，尚摊征归款。至四十七年，兰阳青龙冈大工，三载堵闭，除动帑千余万外，尚有夫料加价银千有一百万，应分年摊征。其时帑藏充溢，破格豁免，而自后遂沿为例，摊征仅属空名。每逢决口，则沿河商民，且预囤柴苇，倍昂钱值，乘官急以取利，是为河费一大窦。然乾隆末，大工虽不派夫，而岁修、抢修、另案，两河尚不过二百万。及嘉庆十一年，大庾戴公督南河，奏请工料照时价开销，其所藉口，不过一二端，而摊及全局。于是岁修、抢修顿倍，岁修增，而另案从之，名为从实开销，而司农之度支益匮，是为河费二大窦。计自嘉庆十一年至今，凡三十八载，姑以岁增三百万计之，已浮旧额万万，况意外大工乏费，自乾隆四十五年至今，更不可数计耶?此之谓费浮自上。

其浮自下者，自靳文襄以后，河臣不治海口，而惟务洩涨，涨愈洩，溜愈缓，海口渐淤，河底亦渐高，则又惟事增堤。自下而上，自一二岁以至十岁、数十岁，河高而堤与俱高。起海口，至荥泽、武陟两堤，亘二千余里，各增至五六丈。束水于堵，隆堤于天。试以每岁加堤丈尺，案册计之，必有二三十丈。其实今堤不及十分之二，不曰汛水淤垫，则曰风日削剥，以盖其偷减。其实汛水仅能淤堤中之河身，不能淤堤外之官地。试以堤外平地高低丈尺诘之，则词穷矣。即此加堤之费，已不下三万万。河身既淤，大溜偶湾，即成新险，于是又增另案之费；河堤既高，清水不出，高堰石堤，亦逐年加高，于是又增湖堰之费，亦不下三、五万万。是以每汛必涨，每涨必险，无岁不称异涨。每岁两河另案岁修，南河计四百万，东河二三百万。溃决堵合之费，人能知之，能患之，其不溃决而虚糜之费，则习以为常，且不知之，且不能患之也。堤日增，工日险，一河督不能兼顾，于是分设东、南两河，置两河督，增设各道、各厅。康熙初，东河止四厅，南河止六厅者，今则东河十五厅、南河二十二厅。凡南岸北岸，皆析一为两，厅设而营从之，文武数百员，河兵万数千，皆数倍其旧。其不肖者，甚至以有险工有另案为己幸。若黎襄勤之石工、栗恪勤之砖工，即已有“糜费罪小，节省罪大”之谤。此之谓费增自下。

是以国家全盛财赋，四千万之出入，无异乾隆中叶之前，巡幸土木普免之费，且倍省于乾隆之旧；而昔则浩浩出之而不穷，今则斤斤撙之而不足。是夷烟者，民财之大漏卮，而河工者，国帑之大漏卮也。然则今日舍防河而言治河可乎？惩糜费而言节用可乎？曰无及矣！南河十载前，淤垫尚不过安东上下百余里，今则自徐州、归德以上无不淤。前此淤高于嘉庆以前之河丈有三四尺，故御黄坝不启，今则淤高二丈以外。前此议者尚拟改安东上下绕湾避淤，或拟接筑海口长堤，对坝逼溜，以期掣通上游之效；今则中满倒灌，愈坚愈厚愈长，两堤中间，高于堤外四五丈，即使尽力海口，亦不能掣通千里长河于期月之间，下游固守，则溃于上，上游固守，则溃于下。故曰：由今之河，无变今之道，虽神禹复生不能治，断非改道不为功。人力预改之者，上也，否则待天意自改之，虽非下士所敢议，而亦乌忍不议？

魏源：《筹河篇（上）》，《魏源集》上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65—368页。

凡钱粮节省之时，河必稍安；钱粮糜费之时，河必多事。……盖糜费之时，必各工并举，而无一归实，上最苞苴，下贤筐箧，堤加而河身随之并高，工生而水势因之更险，引盗入室，隳败为期。

包世臣：《论治何优劣》，黄河水利委员会黄河志总编辑室：《历代治黄文选》上册，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