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1 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中外比较

年 份中 国日 本欧 洲美 国俄 国印 度世 界

GDP[10亿“国际美元”（1990年）]

人口（百万）

人均GDP[“国际美元”（1990年）]

注：“国际美元”均指1990年购买力

据Angus Maddison（麦迪逊）：《中国经济增长的历史比较分析》（发表于1997年11月在北京召开的“全球经济与中国经济发展”国际研讨会）表2改编。

陈争平、龙登高著：《中国近代经济史教程》，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页。

自甲午庚子两次赔偿兵费以来，岁出之款骤增四五千万，虽云未尝加赋，而各省无形之搜刮实已罄尽无遗。……在富饶者力可自给，中资之户无不节衣缩食，蹙额相对。至贫苦佣力之人，懦者流离失所，强者去为盗贼。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1840—1911）》第1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912—913页。

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促进了这种发展。外国资本主义对于中国的社会经济起了很大的分解作用，一方面，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破坏了城市的手工业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又一方面，则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

这些情形，不仅对中国封建经济的基础起了解体的作用，同时又给中国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造成了某些客观的条件和可能。因为自然经济的破坏，给资本主义造成了商品的市场，而大量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破产，又给资本主义造成了劳动力的市场。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年12月），《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28页。

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帝国主义列强的目的和这相反，它们是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年12月），《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28页。

当年本村地主有：后街高家三户，各有一顷多地。前街阎立、阎刀、有三顷多地。

小户给大户捎地，捎地秋季三七分，夏季二八分，还要打星二，如拉土洗被子等(东家管饭)。佃户对完粮、纳捐一概不管。

当时一般一亩地收麦子七八十斤(好的百来斤)，棉花七八十斤(好的百来斤)，谷子、高粱二百来斤，一年收两季(夏收麦子，种种杂粮、豇豆)。本地是粘花土，适宜种种棉花。

南宫县梨园屯公社梨园屯村，元昌(高东山之子，高元祥之同宗平辈)，68岁，1960年3月6日

路遥主编：《山东大学义和团调查资料汇编》上册，山东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3页。

当时百姓向官家一年纳三季(二季钱粮、一季漕米)，因为离县城远(130里)，都折成钱交纳。春秋二季交钱粮。

当时的粮价：高粱一升为百十个钱，谷子一升七十来个钱，一升合六斤二两。有不少穷户交不起，官府三番五次来催款，欠不得，硬卖也得交纳。

少地农民春天过不去了，就出去卖力气，扛活，小手艺等度日糊口。没有东西吃，年节时就上门要饭去。平时借钱不过月，讨个债。过月有利息(二三分)，有专门放债的富户亦放利钱。

当时邵固等地布店山西人给村内农家洋线，借点小本钱，织布才给送去。这些土布外运，有时也织大洋布。每逢三、八，梨园屯有集会，在集上卖线的有成千人。

南宫县梨园屯公社梨园屯，高元昌，68岁，1960年3月6日

路遥主编：《山东大学义和团调查资料汇编》上册，山东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页。

当时扛活、捎地的也很多。扛活的都到南宫、枣强去，因为那边赚的钱比较多，我在枣强扛了一年活。光绪廿六年，一年工钱20吊钱。当时200个制钱一升高粱涨到500多个制钱一升。捎地有三七分和二八分两种。三七分的，佃户光管干活，不管钱粮纳捐；二八分的，是青苗锄(光管犁、种、收，其他一概不管)。没有一九、四六分的。平分地很少，佃户种不起，因为东家不干活，无论什么都平半分。

南宫县梨园屯公社固献村，肖老泰，85岁，1960年3月8日

路遥主编：《山东大学义和团调查资料汇编》上册，山东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页。

庚子年那年七月下雨，八月下霜。窝窝5个制钱一个。在香城固，三床里表新的被子只卖3吊钱。地一亩7吊，不是歉年14吊一亩。那年因为早下霜。早种一天就收一点，晚了就一点不能收。当时没有吃的，就吃玉米芯子、麦子糠。

长工一年15～18吊，大价20吊。那年一吊买8升(一升合4斤)高粱，给不够数。到六月间，高粱一斗一吊八，小米一吊五六。织布一尺，五六百文(窄布一丈七八算一尺)。有人向地主借斗半升粮，就还不了。

地税：直隶一亩每年缴200制钱，山东400制钱。从我记事就这样，原因直隶大人杨波留下的，他好，山东刘道巡就不足。

当时大地主有十来顷地，以前有二十多顷。本村地主姓吴，现在没有了。

当时的国法与现在不同，在清宣统以前用制钱，我威县用京钱，一个钱叫二文，十个钱叫二十文，五十钱叫一百，五百个叫一吊。以吊为整数，一十、百为零数，一吊至十吊为千万吊，这是国法。

再说度量，买布讲官制尺，十尺为一丈。买粮之制，斗升，各地斗大小不一律，以桶为标准，有10桶算l斗，有20桶算1斗，还有24桶、30桶算l斗，亦有48桶、52桶算1斗的地方。秤是16两为1斤，每1斤为1桶，1斗分10升，买不起一斗就买几升，半升也有买的。

物价与工价在收成地，红高梁每升(上斤重)京钱一百六七十文，人工每天二百文，做一天工能换十斤的红高梁，能供六七口人的生活。

南宫县威镇西留善固固村，张玉同，85岁；

关怀铎，77岁，1960年3月

路遥主编：《山东大学义和团调查资料汇编》上册，山东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页。

光绪廿六年是个大贱年，红高粱卖到200多个制钱一斤，馒头160多制钱一斤，小米和麦子960个制钱一斤。而在光绪廿四五年间，馒头只36个制钱一斤，红高粱只20多个制钱一斤，小米和麦子只200个制钱一斤。当时全村(邵固)有700多户，饿死了500多人，尸体遍地，没有地方也没有人埋，许多是灭门绝户，逃荒的更不从计，活下来的都吃些狗肉、牛皮、树叶、榆树皮，有不少因为吃棉花种掺糠而死。

当时邵固村地少，富户不多，多数是做小买卖的。光绪十二年张老钟有九顷地，张老钟是因为从河南贩卖粮食来此地抬高价出买而发财起家的。光绪廿六年，秦毓落有九顷地，因在饥年贱买穷人的地而起家的。当时穷人为了糊口，把地贱卖给大户，坡地卖一吊钱一亩，好地卖三吊钱一亩。穷人到秦家地里去拾棉花，被发现，就抓起来吊着鞭打。

南宫县梨园屯公社邵固村，张绍贞，84岁，1960年3月9日

路遥主编：《山东大学义和团调查资料汇编》上册，山东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9页。

光绪廿六年大旱，一年没有下雨，到秋天才下雨，八月廿一日下霜，玉米刚上浆，没有成熟，因此闹起粮荒。人民吃树叶野草和棒子芯，粮价大涨，大米每斤由36文钱涨到64文钱，就开始抢粮。当时碧霞宫放饭，共12口大锅，来吃饭的挤满碧霞宫，人山人海，挤死很多人，人们被饿得无法，纷纷参加义和团。

临清城关碧霞宫，王九信，75岁；

石贵山，71岁，1960年2月15日

路遥主编：《山东大学义和团调查资料汇编》上册，山东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87页。

李阁全庄有90户，500口人，现在有120户。全庄有七八家富人，而刘金泉家是当时最大的地主，有20多顷，刘敬家有三四顷。有50多户穷人没有地，租种地主的地，地租是收成之50％。

金乡县李阁庄大队敬老院，侯同祥，78岁；

王胜继，78岁；侯长庆，74岁，1960年3月2日

路遥主编：《山东大学义和团调查资料汇编》上册，山东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99页。

采用机器来缫丝已引起很多人反对。有些批评是没有道理的，但另有些批评则很耸人听闻。机器动力代替手工操作，使人们在幻想中觉得恶果很多，这是主要的反对理由。……第二个理由是因为男女在同一厂房里作工，有伤风化。第三个理由是……工匠操纵机器，技艺不纯熟，容易伤人。人们又反对汽笛声音太吵闹，机器响声太大。又说高烟囱有伤风水。最近河南洲建立了一个机器缫丝厂，遇到很多人反对。

孙毓堂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1840—1895）》第1辑（下册），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959页。

中国之资本家，或为大商人，或为大地主，……惟于此二者之外，有一外国所不能见之资本家在焉，盖即官吏是也。东西诸国，官吏而富裕者，未始无之，……惟中国之号为大资本家者，则大商人、大地主，尚不如官吏之多。彼其国人，一为官吏，则蓄产渐丰，而退隐之后，以富豪而兼绅贵，隐然操纵其政界之行动，而为乡民之所畏忌。……次之者为绅商，此中固亦有相当之官阶，或至为官为商，竟不能显为区别，常表面供职于官府，而里面则经营商务也。

孙毓堂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1895—1914）》第2辑（下册），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925—926页。

“中国人民遭到四种巨大的长久苦难：饥荒、水患、疾病、生命和财产的毫无保障。”“所有的一切的灾难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普遍的又是有系统的贪污。”“贪污是产生饥荒、水灾、疫病的主要原因。”“贪污和疫病、粮食缺乏、洪水横流等等自然灾害间的关系，可能不是明显的，但它很实在，确有因果关系。这些事情绝不是中国的自然状况或气候性质的产物，也不是群众懒惰和无知的后果。坚持这说法，绝不过分。这些事情主要是官吏贪污的结果。”

孙中山：《中国的现在和未来》，《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89页。

我们考察旧日典籍记载，从来灾荒的发生，带根本性的原因无不在于统治阶级的剥削苛敛。自成周以后，史实的表现，尤为显著。中国社会从西周以后三千间，虽王朝屡更，而统治的性质基本不变。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变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但是封建势力的统治仍然笼罩一切，况且在历代封建的剥削日益加剧，官府赋役征虐之外，再加上社会统治各阶层的暴敛侵掠。这实是丧失农民防灾力的主要原因。

邓云特著：《中国救荒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62页。

方今大吏虽不尽如刘藩司之不恤民艰，酿成大灾，而一种因循之习、苟且之风则在所不免也……大抵地方灾荒半由天意，然救荒之政所能预筹。平时不知策画访求，使各属仓储全无颗粒，民间疾苦壅于上闻，一旦被灾，无所措手，全赖他省捐输拨借，果谁之咎?而况本省无款，他省劝捐借解，奏而后议，议而后行，再筹银以变米，辗转运解，动需数月，垂毙饥民乌能久待?

《恭读谕旨末议》，《申报》，1878年4月13日。

晋省受灾之区计共十七州县，而以平阳府属之洪洞、襄陵、临汾、吉州、汾西及霍州之灵石、赵城与汾州府属之平遥、介休、孝义等十州县为最，彼处灾民真所谓死生争呼吸，存亡在俄顷也。然县官催科比平时更急，敲扑与呼号之声实不忍闻，盖图赶紧征收，俾日后蠲免，得尽归私橐耳。

《灾区苦况》，《申报》，1877年9月4目。

上海徐家汇天主教士印一新闻纸，中载须凑连师教士述晋之灾象云。据山西神甫报称，晋省之灾，人民或因饿死，或因疫死，计死三分之二，总计约有七八百万人。而人相食之事亦所在多有，甚有不但食死之肉，而杀人以为食者。更甚至有夫食其妻、父子食其子、子食其父母者。又有父母不忍自食，而易子以炊者。卖人肉者尤指不胜屈。《京报》中亦云，中国从开辟以来，虽有荒歉，未有如此之甚者。且晋地多山，山中树木葱郁，人尽知之，今则牛山濯濯，尽叹头童矣。据长老言，有生以后，山西之雨年少一年，今树木俱无，地气不能上达，恐此后雨泽终难望其普澍也。

《西人综论晋灾书》，《申报》，1879年4月19日。

此次晋省荒歉，虽曰天灾，实由人事。自境内广种罂粟以来，民间蓄积渐耗，几无半岁之粮，猝遇凶荒，遂至无可措手。……查晋省地亩五十三万余顷，地利本属有限，多种一亩罂粟，即少收一亩五谷。小民因获利较重，往往以膏腴水田，偏种罂粟，而五谷反置诸硗瘠之区，此地利之所以日穷也。……罂粟收浆之际，正农功吃紧之时，人力尽驱于罂粟，良田反荒芜而不治，此人力之所以日弛也。地利既差，人力又减，因而时之在天者，上熟仅得中稔，中稔便若无麦无禾；一遇天灾流行，遂至疲莫而不可救药。

《申明栽种罂粟舊禁书》（光绪四年正月二十六日），《曾忠襄公全集》（一·卷八），（台北）成文出版社1969年版，第733—734页。

晋民好种罂粟，最盛者二十余厅州县，其余多少不等，几于无县无之，旷土伤农，以致亩无栖粮，家无储粟，丁戊奇荒，其祸实中于此。张之洞：《禁种罂粟片》（光绪八年六月二十日），《张文襄公（之洞）全集·奏议·卷四》（光绪五年四月至光绪八年十一月），文海出版社1970年版，第545页。

不列颠人给印度斯坦带来的灾难，与印度斯坦过去所遭受的一切灾难比较起来，毫无疑问在本质上属于另一种，在程度上要深重得多。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61页。

英国则摧毁了印度社会的整个结构，而且至今还没有任何重新改建的迹象。印度人失掉了他们的旧世界而没有获得一个新世界，这就使他们现在所遭受的灾难具有一种特殊的悲惨色彩，使不列颠统治下的印度斯坦同它的一切古老传统，同它过去的全部历史，断绝了联系。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62页。

英国在印度斯坦造成社会革命完全是受极卑鄙的利益所驱使，而且谋取这些利益的方式也很愚蠢。但是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如果亚洲的社会状态没有一个根本的革命，人类能不能实现自己的命运?如果不能，那么，英国不管干了多少罪行，它造成这个革命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66页。

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重建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

相继侵入印度的阿拉伯人、土耳其人、鞑靼人和莫卧儿人，不久就被印度化了，——野蛮的征服者，按照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本身被他们所征服的臣民的较高文明所征服。不列颠人是第一批文明程度高于印度因而不受印度文明影响的征服者。他们破坏了本地的公社，摧毁了本地的工业，夷平了本地社会中伟大和崇高的一切，从而毁灭了印度的文明。他们在印度进行统治的历史，除破坏以外很难说还有别的什么内容。他们的重建工作在这大堆大堆的废墟里使人很难看得出来。尽管如此，这种工作还是开始了。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68页。

工业巨头们发现，使印度变成一个生产国对他们大有好处，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首先就要供给印度水利设备和国内交往手段。现在他们正打算用铁路网覆盖整个印度。他们会这样做。其后果将是无法估量的。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69页。

英国资产阶级将被迫在印度实行的一切，既不会使人民群众得到解放，也不会根本改善他们的社会状况，因为这两者不仅仅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决定于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但是，有一点他们是一定能够做到的，这就是为这两者创造物质前提。难道资产阶级做过更多的事情吗?难道它不使个人和整个民族遭受流血与污秽、蒙受苦难与屈辱就实现过什么进步吗?

在大不列颠本国现在的统治阶级还没有被工业无产阶级取代以前，或者在印度人自己还没有强大到能够完全摆脱英国的枷锁以前，印度人是不会收获到不列颠资产阶级在他们中间播下的新的社会因素所结的果实的。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1页。

当我们把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它在故乡还装出一副体面的样子，而在殖民地它就丝毫不加掩饰了。

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