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8年5月28日，咸丰八年四月十六日，俄历1858年5月16日，瑗珲大俄罗斯国总理东悉毕尔各省将军、大伊木丕业喇托尔主阿列克桑得尔·尼适拉业斐齐之御前大臣、结聂喇勒累特囊特尼适来·木喇福岳福，大清国之御前大臣、镇国将军、镇守黑龙江等处将军宗室奕山，会同为两国彼此永远益生和好，两国所属之人有益，并防外国，共议定者：
一、黑龙江、松花江左岸，由额尔古纳河至松花江海口，作为俄罗斯国所属之地；右岸顺江流至乌苏里河，作为大清国所属之地；由乌苏里河往彼至海所有之地，此地如同接连两国交界明定之间地方，作为大清国、俄罗斯国共管之地。由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河，此后只准大清国、俄罗斯国行船，各别外国船只不准由此江河行走。黑龙江左岸，由精奇里河以南至豁尔莫勒津屯，原住之满洲人等，照旧准其各在所住屯中永远居住，仍著满洲国大臣官员管理，俄罗斯人等和好，不得侵犯。
一、两国所属之人互相取和，乌苏里、黑龙江、松花江居住两国所属之人，令其一同交易，官员等在两岸彼此照看两国贸易之人。
一、俄罗斯国结聂喇勒固毕尔那托尔·木喇福岳福，大清国镇守黑龙江等处将军奕山，会同议定之条永远遵行勿替等因；大俄罗斯国结聂喇勒固毕尔那托尔·木喇福岳福缮写俄罗斯字、满洲字，亲自画押，交与大清国将军宗室奕山；并大清国将军宗室奕山缮写满洲字、蒙古字，亲自画押，交与俄罗斯国结聂喇勒固毕尔那托尔·木喇福岳福，照依此文缮写，晓谕两国交界上人等。《中俄瑷珲和约》，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85—86页。
第一款 中国认明朝鲜国确为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故凡有亏损独立自主体制，即如该国向中国所修贡献典礼等，嗣后全行废绝。
第二款 中国将管理下开地方之权并将该地方所有堡垒、军器工厂一切属公物件，永远让与日本。
一、下开划界以内之奉天省南边地方：从鸭绿江口溯该江以抵安平河口，又从该河口划至凤凰城、海城及营口而止，划成折线，以南地方，所有前开各城市邑皆包括在划界线内，该线抵营口之辽河后，即顺流至海口止，彼此以河中心为分界。
辽东湾东岸及黄海北岸，在奉天省所属诸岛屿，亦一并在所让境内。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重点文献资料选编第一章 反对外国侵略的斗争
二、 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
三、澎湖列岛，即英国格林尼次东经百十九度起至百二十度止，及北纬二十三度起至二十四度之间诸岛屿。
第三款 前款所载及粘附本约之地图所划疆界，俟本约批准互换之后，两国应各选派官员二名以上，为公同划定疆界委员，就地踏勘，确定划界。若遇本约所订疆界，于地形或治理所关有碍难不便等情，各该委员等当妥为参酌更定。
各该委员等当从速办理界务，以期奉委之后，限一年竣事；但遇各该委员等有所更定划界，两国政府未经认准以前，应据本约所定划界为正。
第四款 中国约将库平银二万万两交与日本，作为赔偿军费；该款分作八次交完。第一次五千万两，应在本约批准互换后六个月内交清，第二次五千万两，应在本约批准互换后十二个月内交清。余款平分六次，递年交纳，其法列下：第一次平分递年之款于两年内交清，第二次于三年内交清，第三次于四年内交清，第四次于五年内交清，第五次于六年内交清，第六次于七年内交清，其年分均以本约批准互换之后起算。又，第一次赔款交清后，未经交完之款应按年加每百抽五之息。但无论何时，将应赔之款或全数或几分先期交清，均听中国之便。如从条约批准互换之日起，三年之内能全数清还，除将已付利息，或两年半，或不及两年半，于应付本银扣还外，余仍全数免息。
第五款 本约批准互换之后，限二年之内，日本准中国让与地方人民愿迁居让与地方之外者，任便变卖所有产业，退去界外；但限满之后尚未迁徙者，酌宜视为日本臣民。
又台湾一省，应于本约批准互换后，两国立即各派大员至台湾，限于本约批准互换后两个月内交接清楚。
第六款 中、日两国所有约章，因此次失和自属废绝。中国约俟本约批准互换之后，速派全权大臣与日本所派全权大臣会同订立通商行船条约及陆路通商章程；其两国新订约章，应以中国与泰西各现行约章为本。又本约批准互换之日起，新订约章未经实行之前，所有日本政府官吏、臣民及商业、工艺、行船船只、陆路通商等，与中国最为优待之国礼遇护视一律无异。
中国约将下开让与各款，从两国全权大臣画押盖印日起，六月后方可照办：
第一，现今中国已开通商口岸之外，应准添设下开各处立为通商口岸，以便日本臣民往来侨寓，从事商业、工艺、制作。所有添设口岸，均照向开通商海口或向开内地镇市章程一体办理，应得优例及利益等亦当一律享受：
一、湖北省荆州府沙市；
二、四川省重庆府；
三、江苏省苏州府；
四、浙江省杭州府。
日本政府得派遣领事官于前开各口驻扎。
第二，日本轮船得驶入下开各口，附搭行客，装运货物：
一、从湖北省宜昌溯长江以至四川省重庆府；
二、从上海驶进吴淞江及运河以至苏州府、杭州府。
中、日两国未经商定行船章程以前，上开各口行船，务依外国船只驶入中国内地水路现行章程照行。
第三，日本臣民在中国内地购买经工货件，若自生之物，或将进口商货运往内地之时，欲暂行存栈，除勿庸输纳税钞派征一切诸费外，得暂租栈房存货。
第四，日本臣民得在中国通商口岸城邑，任便从事各项工艺制造，又得将各项机器，任便装运进口，只交所定进口税。
日本臣民得在中国制造一切货物，其于内地运送税、内地税、钞课、杂派以及在中国内地沾及寄存栈房之益，即照日本臣民运入中国之货物一体办理，自应享优例豁除，亦莫不相同。
嗣后如有因以上加让之事应增章程规条，即载入本款所称之行船通商条约内。
第七款 日本军队现驻中国境内者，应于本约批准互换之后三个月内撤回，但须照次款所定办理。
第八款 中国为保明认真实行约内所订条款，听允日本军队暂行占守山东省威海卫。又于中国将本约所订第一、第二两次赔款交清，通商行船约章亦经批准互换之后，中国政府与日本政府确定周全妥善办法，将通商口岸关税作为剩款并息之抵押，日本可允撤回军队。倘中国政府不即确定抵押办法，则未经交清末次赔款之前，日本应不允撤回军队。但通商行船约章未经批准互换以前，虽交清赔款，日本仍不撤回军队。
第九款 本约批准互换之后，两国应将是时所有俘虏尽数交还，中国约将由日本所还俘虏并不加以虐待若或置于罪戾。
中国约将认为军事间谍或被嫌逮系之日本臣民即行释放。并约此次交仗之间所有关涉日本军队之中国臣民概予宽贷，并饬有司不得擅行逮系。
第十款 本约批准互换日起，应按兵息战。
第十一款 本约奉大清帝国大皇帝陛下及大日本帝国大皇帝陛下批准之后，定于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十四日，即明治二十八年五月初八日(1895年5月8 日)，在烟台互换。
为此两国全权大臣署名盖印以昭信守。
另 约
第一款 遵和约第八款所订暂为驻守威海卫之日本国军队应不越一旅团之多，所有暂行驻守需费，中国自本约批准互换之日起，每一周年届满，贴交四分之一，库平银五十万两。
第二款 在威海卫，应将刘公岛及威海卫口湾沿岸，照日本国里法五里以内地方，约合中国四十里以内,为日本国军队驻守之区。
在距上开划界照日本国里法五里以内地方，无论其为何处，中国军队不宜逼近或扎驻，以杜生衅之端。
第三款 日本国军队所驻地方治理之务，仍归中国官员管理。但遇有日本国军队司令官为军队卫养、安宁、军纪及分布、管理等事必须施行之处，一经出示颁行，则于中国官员亦当责守。
在日本国军队驻守之地，凡有犯关涉军务之罪，均归日本国军务官审断办理。
此另约所定条款与载入和约，其效悉为相同，为此两国全权大臣署名盖印，以昭信守。
议订专条
大清帝国大皇帝陛下政府及大日本帝国大皇帝陛下政府，为预防本日署名盖印之和约日后互有误会以生疑义，两国所派全权大臣会同议订下开各款：
第一，彼此约明，本日署名盖印之和约，添备英文，与该约汉正文、日本正文较对无讹。
第二，彼此约明，日后设有两国各执汉正文或日本正文有所辩论，即以上开英文约本为凭，以免舛错而昭公允。
第三，彼此约明，将该议订专条与本日署名盖印之和约一齐送交各本国政府，而本日署名盖印之和约请御笔批准，此议订各款无须另请御笔批准，亦认为两国政府所允准，各无异论。
为此两帝国全权大臣欲立文凭，各行署名盖印，以昭确实。
大清帝国钦差头等全权大臣·太子太傅·文华殿大学士·北洋通商大臣·直隶总督·一等肃毅伯爵李鸿章押。
大清帝国钦差全权大臣·二品顶戴·前出使大臣李经方押。
大日本帝国全权办理大臣·内阁总理大臣·从二位·勋一等·伯爵伊藤博文押。
大日本帝国全权办理大臣·外务大臣·从二位·勋一等·子爵陆奥宗光押。
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
明治二十八年四月十七日
(1895年4月17日)订于下之关。《中日马关新约》，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十四日(1895年5月8日)在烟台互换。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614—619页。
美丽、豪华的天津变得我都认不出来了。没有一座楼房、没有一幢欧洲人的别墅获得榴弹或火灾的饶恕。墙壁、屋顶、窗户、围墙，全都被弹片打穿或轰塌。炮弹显然是四面八方到处乱飞，不胜其数。许多豪华的商人住宅都被弃置不顾。有的房屋，里面毁掉了一些房间，有的房屋则只留下一片瓦砾。法国领事担心义和团会从与我们医院毗连的中国人的街坊区那里放火或进攻，所以下令将这个街坊区全部烧光。
这个街坊区呈现出一片彻底毁坏的凄惨景象。在两俄里内，烧焦的墙头，孤零零的烟囱，一堆堆的砖石、瓦砾和木炭，到处可见。幸免于火灾的中国人住宅，则被洗劫一空。院子里乱扔着许多普通衣服和贵重的丝绸衣服，各式各样的家具、器皿，破烂、美丽的中国刺绣、陶瓷古瓶，漂亮的嵌画、钟、电报机、留声机……成千上万的中国人为了逃避火灾、榴弹和欧洲人的报复，弃家逃跑了。无数家庭流离失所，沦为乞丐。他们只顾抢救自己的亲人，只有在可能的情况下才抢救钱财。只有中国的基督教徒仍然留住在租界里。
人们在谈论一个笃信宗教的中国人，他穷得连运走年老生病的母亲的工具都没有。为了救母亲，他只好用扁担来挑：一边筐子里放着母亲，另一边筐子里放上石块，使担子平衡起来。
如今，联军的士兵在这些无主的房子里当起了主人。遗憾的是，没有一支部队的士兵不曾在各种各样的废物堆中翻寻过。他们拿的多半是被子、钟表、小盒子、灯、各种各样的小玩物和消遣用的留声机。他们不懂得使用这些东西，往往弄坏后就扔掉。[俄]德米特里·扬契维茨基著:《八国联军目击记》,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01页。
在一九〇〇年，北京在一个月期间，如同若干世纪前满族人、蒙族人和亚洲其他半开化的游牧民族对它的掠夺与破坏一样，被文明的联军洗劫一空。由于异族部队对华人根深蒂固的蔑视，以及缺乏对各国联军统一的管辖权，所以尽管某些司令官也作了一些努力，然而，无论怎样仍不能制止对帝都的掠夺和对居民的暴行。
不论是居民的住宅，或是宫殿及古代的庙宇都不能幸免。庙宇里成为中国艺术珍品的偶像都被拆毁与亵渎。那些联军士兵与其说是在嘲弄偶像崇拜，不如说是在神像里寻找藏存的珍宝。士兵们都说华人不是人，因此，他们自恃可以对居民胡作非为。他们闯入离弃的和还住着人的住宅里抢劫与勒索各种财物。为此，许多落到复仇的华人手里的士兵，就一去不返而失踪了。[俄]德米特里·扬契维茨基著:《八国联军目击记》，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56—357页。
现在，城里开始了野蛮无阻、贪得无厌的抢劫。这是毫不奇怪的事，不仅抢劫那些中国商人、官吏和其他市民仓促逃跑而丢弃的房屋和财产，甚至抢劫还有主人住着的房屋。对中国人根本不讲什么人权。有一种奇怪的中世纪观点，认为对中国人什么事都可以干。他们被当作是卑贱的畜牲，可以，且应当对他们恣意虐待、蹂躏，甚至可以打死，如果他们胆敢反抗的话。中国人的财产被洗劫一空：银子、绸缎衣服和一切多少有点价值的东西全被抢光。如果主人不愿指出他的财帛存放的地方，则以枪支威胁他或污辱其妻女。遗憾的是各国都有人在抢劫，胡作非为。甚至中国人自己也抢劫那无主的房子。
在这个百万人口的城市里，简直不可能建立对中国人的人身和财产的那怕是些许有效的保护。某些国家的军队甚至认为没有这个必要，他们认为掠夺被占领的野蛮人的城市，这是理所当然的战利品。
如果说，还可以找到一些理由来为军人的这种行为辩护的话（尽管从现代对征服者与被征服者的权利的概念来说，这种行为是毫无道理的），那末，那些居住在天津的欧洲先生和绅士们的行为则只能令人惊讶。他们一时间忘了自己的绅士身份，推着手推车闯进中国人的住宅，根据中国仆人的指点，搜索关闭了的中国的银行和钱庄。他们破门而入，然后小车满载银子而归。在这些奇特的中国古钱的爱好者之中，不仅有小商人，而且有受人敬重的大公司的经理。[俄]德米特里·扬契维茨基著:《八国联军目击记》，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45—246页。
联军不仅抢劫城市。在他们看来，中国人不是与他们享有同样权利的人，而是蛮子和苦力，即干粗活的人，因此，对待他们就像对待奴隶一样。为了抓中国人来干粗活、重活，联军还组织了一些专门的狩捕队，派出一分队士兵，他们受命要抓一大批中国人来干活。士兵们来到城里，谁倒霉被碰到谁就给抓走，根本不问他愿意不愿意、能不能干活，反正命令抓多少就抓多少。这些中国人被抓来干活，只给饭吃。如有逃跑或流露些微的不服或不满，就挨棍子打。由于中国人夏天一般都穿蓝布褂，士兵们在抓人时当然是不加分辨的，工人、商人、手工匠人、学生、老头、成年人、小孩子，都抓在一起，而他们的家人却在望眼欲穿地等待着自己失踪的儿子、丈夫和父亲的归来。联军不管那些突然失去了男人的安分守己的平民家庭会怎么样，而只管弄到足够数量的苦力。[俄]德米特里·扬契维茨基著:《八国联军目击记》，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46页。
尽管联军如此对待中国人，鄙视他们，认为他们是野蛮人和奴隶，但是，我不敢断定，究竟谁与野蛮人这称号更相称，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中国人，为数达五十万人以上，没有任何权力，基于溶化在血液中的悠久的民族纪律，在这个百万人口的城市里，这个他们曾全力保卫的城市里，从未破坏过秩序，从未发生过骚动；而是那些文明的外国，他们敲破银行、商店和衙门的门窗，抢劫银子，冲进住家，把财物洗劫一空，糟蹋妇女，遇到中国人反抗，便用手枪、步枪行凶。究竟何人称为野蛮人更合适呢？[俄]德米特里·扬契维茨基著:《八国联军目击记》，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47页。
八月十五日，正好是攻克北京后的两个礼拜，在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里，中国京都发生了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标志着帝京全部陷落的大事。这一天，联军部队举行穿过皇宫的盛大游行。
在各国联军司令官参加的筹备会上，决定了进行阅兵和举行游行，行进队列：前导为最先攻入北京的俄国部队，随后为日、英、美、法、德、意、奥等国部队。
各部队人数规定如下：俄国兵八百名，日本兵八百名，英国的印度兵四百名，美国兵四百名，法国兵二百名，德国兵二百名，意大利兵六十名，奥地利兵六十名。
八月十五日早上七时半前，天气格外晴朗，各部队汇集在皇城第一道大门——大清门内的大宫院里。站立在右侧的是俄国兵和同它并排的法国兵，在左侧的是奥地利兵、意大利兵和日本兵。右侧，在俄国兵后面是英国的印度兵和炮兵。左侧的后排是美国兵。
上午八时前，各国联军部队已准备好接受检阅。七时三刻正，直隶部队司令官利涅维奇中将随同俄国公使吉尔斯先生、总领事波波夫先生，以及包括司令部官员、军事记者、使馆职员和侍卫队等大批随员，在部队司令的白色麾旗下来到了集合地点。
俄国部队举枪敬礼。我们的军乐队奏起迎宾曲。利涅维奇将军以军衔最高的身份检阅部队。将军向热烈高呼例行祝词的俄国部队举手致意后，即开始巡阅各国联军部队。这时呈现出一幅壮丽异常的情景。[俄]德米特里·扬契维茨基著:《八国联军目击记》，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50—351页。
这一次壮观的联军部队大游行，是当今亚洲政治形势的生动体现。走在最前面的是伟大而强盛的俄国，在它之后的是年轻的、一跃而超过东方各国的日本，在日本后面的第三个国家是一度在亚洲逞强的，现已退居于俄国和日本之后的英国，往后的是美国、法国和以其黩武政策而在东亚初露头角的德国，其余的国家走在后头。上午九时阅兵完毕。
利涅维奇将军同随员及公使们回头来到那些尚未参观过的殿宇。颇令人感兴趣的是皇帝的内宫，内有鎏金的宝座、宝鼎、花瓶、陈设着各色玉器的小几、芙蓉帐、宫扇及写满对联的圆柱。朝廷的官员殷勤地端出香茗与甜食招待客人。
参观了皇帝的祈祷和古老的御膳房之后，利涅维奇将军及其随员离开了宫殿，宫门重新关闭，宫门旁设上联军的岗哨。
两百年来皇宫的神圣不可侵犯已被摧毁，隐秘已被揭开，紫禁城已不再是禁城了。[俄]德米特里·扬契维茨基著:《八国联军目击记》，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54页。
联军占领北京之后，曾特许军队公开抢劫三日。[按联军系于阳历8月14目至16日(七月二十日至二十二日)，将北京占领。占领之后，即正式特许抢劫三日，系自8月16日至18日(七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四日)为止。至于德国军队则系8月18日及21日(七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七日)始到北京云云。——译者按：此段文字，系译自瓦氏笔记之旁批，当为印行该书之人所添入。]其后更继以私人抢劫。北京居民所受之物质损失甚大，但其详细数目，亦复不易调查。……现在各国互以抢劫之事相推诿。但当时各国无不曾经彻底共同抢劫之事实，却始终存在。瓦德西：《瓦德西拳乱笔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 》（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1—32页。
所有中国此次所受毁损及抢劫之损失，其详数将永远不能查出，但为数必极重大无疑。所最可惜者，即真正对于此次战事有罪之人，反受损失极小。又因抢劫时所发生之强奸妇女、残忍行为、随意杀人、无故放火等事，为数极属不少，亦为增加居民痛苦之原因。
瓦德西：《瓦德西拳乱笔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 》（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4页。
鸦片战争后，各国纷纷以传教的名义派出传教士，划分传教区域，建立教堂，发展教徒。从1846年起，法籍教士穆立掌握了北京教区的权力，当了主教。到1850年前后，法国教士在直隶东南各地已发展教徒九千六百七十六人，建立教堂口一百三十二个。
随着教徒人数的不断增加和传教区域的不断扩展，穆立主教觉得有必要划分新教区。1851年12月20日，穆立向罗马教廷传信部提出了划旧北京大教区(即北直隶教区)为三部分的建议：一部分委托给巴黎外方传教会管理，一部分给法国耶稣会管理，余部留给法国遣使会管理。五年后，法国教皇批准了穆立的请求，1856年5月27日和30日连下两道诏书，决定将直隶东南部成立一个传教区，叫直隶东南传教区，并委任上海教区法国耶稣会会士郎怀仁为第一任代牧主教。
郎怀仁于1857年3月抵达当时遣使会所在地——保定安家庄，穆立主教为他祝圣(一种宗教仪式)，成为直隶东南教区的正式主教。4月1日，他和教士德良弼赴当时东南教区首府威县赵家庄就任。不久，直隶与山东交界的白莲教起义，在1859年12月25日至1860年5月间，白莲教曾先后四次攻占赵家庄教堂，还在繁华闹市贴出“不把洋鬼子们杀个一干二净绝不罢休”、“凡告发或交出洋人者必得重赏”的口号和告示。郎怀仁和他的传教士们吓得经常外逃躲藏，白天不敢露面，无法从事教务活动。因此，他们决定把总堂迁至没有白莲教活动的献县张家庄，也因献县张家庄属教区中心，又离天津较近，交通方便，便于和本国联系。郎怀仁派神父徐听波、修士吉玉隆先行到献县，负责筹建总堂事宜。
从1861年4月至7月，徐听波等教士在张家庄盖起二十五间平房，使总堂安下根基。这时，白莲教再次攻占赵家庄教堂，主教郎怀仁被赶出教堂，率众教士及修道生逃至献县张家庄。不久，献县县官到总堂巡视，并和修道生及郎怀仁见了面。郎怀仁也很有礼貌地到县衙拜访县太爷，以达“为传教开辟道路，将来遇到难处也容易请他们办理”的目的。
1861年秋，教区在住院的西边划出了一块墓地，为外国人死后埋葬之用。1862年起，总堂开始筹建主教座堂。1863年11月底，主教座堂的设计、备料、施工都已完备，12月3日，郎怀仁主持举行了奠基典礼，奠基石上书丹：“教宗庇护九世即位的第十八年，法皇拿破仑三世即位的第十一年，郎怀仁做直隶东南教区主教时，至可敬神父柏克斯做耶稣会总会长时，可敬的戴元英做法国耶稣会省长时，李秀芳神父做本会区耶稣会会长时，总堂的圣心大堂开始建筑，副理修士吉玉隆为建堂的总工程师。”
1863年底建孤儿院一所；1867年建“仁慈堂”一座，收贞女数十名；1871年9月建耶稣会初学院；1874年建印书房；由精通汉字的溥若思修士负责，铸成四万个活体铅字，印刷了一批书籍。1875年设置气象台、开设制药厂；1930年开办“若瑟医院”、“仁惠女学”和“慕华中学”。又先后建成发电厂、木器厂、白铁厂、酿酒厂、绣花房、洗衣房。1937年后，总堂分东、西两大院和云台山三大部分，共有圣堂六座，楼房十四座，平房数百间，总计有房一千三百余间，还设有花园、鱼池、运动厂、别墅等，共占地六百七十亩，驻堂人员达到一千三百多人。先后有法国、加拿大、美国、荷兰、比利时等十个国家的二百二十九名外籍神修人员在总堂供职。入主总堂的有郎怀仁、杜巴尔、步天衢、马泽轩、刘钦明五任法籍主教和赵振声一位华籍主教。从设施、人员各方面堪称得上“华北第一堂。”
编者按：献县张家庄天主教堂，系天主教原直隶东南教区的首府，有“华北第一堂”之称。该堂位于献县城东一华里的张家庄村西，占地约四百多亩，始建于1861年，现为河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郭凤台：《“华北第一堂”——献县张家庄天主教堂》，黎仁凯主编：《直隶义和团调查资料选编》，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47—149页。
窃谓外国传教之士，实中国召衅之由也。洋人之到中华，不远数万里，统计十余国，不外通商、传教两端。通商则渐夺中国之利权，并侵中国之地；传教则侦探华人之情事，欲服华人之心。阳托修和，阴存觊觎，互相联络，恃其富强，致华人谋生之计日穷，而教民交涉之案迭起，其中煽害，倍甚通商。
查泰西本基督一教分而为三。其中见解各殊，规条亦异。或结教民之党，或夺君王之权，互相讪谤，积不能容，时动干戈，务求争胜。一曰耶稣教，英国、德国、丹国、荷兰、瑞威顿、瑙威、瑞西等七国从之；一曰天主教，意大利、奥马加、北非利亚、法兰西、日斯巴尼亚、葡萄牙、比利时等七国从之；一曰希腊教，小亚细亚、欧罗巴之东、俄罗斯、希腊国等四国从之。其教或合或分，有衰有盛，而教士则必欲周游各地，劝导人民，使之尊奉其教，以遂其奢愿耳。
今中国既许洋人传教，不得不按照条约为之保护，而各教士所到之处，理应归地方官约束，不得干预公事，任意妄为。无如中国莠民，每倚进教为护符，作奸犯科，无所不至：或乡愚被其讹诈，或孤弱受其欺凌，或强占人妻，或横侵人产，或租项应交业主延不清偿，或钱粮应缴公庭抗不完纳，或因公事而藉端推诿，或因小忿而殴毙平民。种种妄为，几难尽述。传教者又往往不知底细，受其瞒耸，反以先入之言为之私心袒护，出面扛帮。常有被控在官，匿不到案；甚至犯法既经议罪，竟公然纵之出洋，致令无处缉凶，案悬莫结。而地方官凡遇教民交涉之案，恐启衅端，先存戒慎；又不知外国例律，办理茫然，迁就定谳。是以平民受屈，伸理无从，积怨日深，群思报复，以致拆教堂，辱教士，及民教互斗之案，层见叠出。虽迭经大臣查办，或以相距太远，未悉隐情；或以律例不同，各执一是。讯断殊形周折，定案每致稽延。彼遂恃强多方要挟，有司既已革职，复请添开口岸；首犯既已抵罪，恣情另议赔偿。蔑理悖情，殊乖和约。如欲顾全大局，必须善筹良法，彼此遵守，永远相安。
第华民各具天良，稍明义理者从不为彼教所惑。凡进教者，或为财利所诱不克自持，或以狂病未瘳失其本性，或奸民倚为声势，或犯罪求为系援。必先有藐官玩法之心，乃敢作逆理拂情之事。夫教士虽属西人，而进教者固中国之黎民也。以中国之黎民准彼传教，已觉曲全和谊，大度涵容。惟令入教之人，开列姓名，报明地方官与该国领事注入册内，遇有事故，仍依华例照办，惟与领事会审。如无领事之处，专归地方官办理，然必须由地方官查无过犯，方准照条约保护。倘系现在案犯及先未报明注册者，概不作教民论，径由地方官自办，教士断不得过问焉。至各教士有干预公事，挟诈多端者，应议重罚，立即咨请该国公使饬遣回国，以儆效尤。
本朝自顺治中始许荷兰通商，洋舶遂辐辏粤东，垂二百年，初无领事兵船保护之事，亦未闻有华洋仇杀之端。推原中西失欢，实由于贩烟、传教。此二事本出于英、法，他国所无。英、法恃其火器兵船，挟官吏以制商民，积怨日深，禁而愈烈，使中国儿童、妇女不及辨其种类，闻声相恶。英、法实有自取之由。故近年两国稍有违言，各口洋商均虑变生不测，是非徒中国殷忧，抑亦西国通商之大害也。同治时普法之战，教人实启其端。拿破仑第三为教所误，国破身俘为天下笑。墺相安得拉讥法人甘为教奴。西班牙谓法独居恶名，受其实祸。美国论法国三次大乱，死亡数百万，职此之由。是教者又即法国之蟊贼也。他如印度拒额力士教，德国逐耶稣会，葡萄牙、西班牙皆籍教党财产入官，意大利封教堂七十余间，簿录其产，罗马王遣教人驻瑞士，国人殴之，法国无如何也。法不能行其教于万国，而独施之中国，可乎?且各口洋商供亿教堂费用岁数百万，又因烟、教之故，中外相猜，各驻兵船费盈千万，即外国庸有利乎?
夫毕士麻克，泰西之名相也，实创禁教之令。理雅各，泰西之名儒也，尤以贩烟为非。原英、法之初心，贩烟将以牟利，乃自烟税列于条约，懋迁之局日衰。传教将以诱民，乃自教堂遍于寰区，仇杀之案日棘。地方官虽强与周旋，亿万姓倍深其怨毒，并波及于不贩烟不传教之各国，究何为哉?今欲中外相安，惟有会集万国公议妥商，劝令英不贩烟，法不传教。至保护洋商之责，我中国自任之，以恪遵高庙怀柔远人之成宪。庶几联络一气，中外一家，而各商既可免教堂供亿之繁，各口复可少减驻泊兵船之费。猜嫌悉泯，情好日隆，于中西之国计民生当不徒小补矣。郑观应：《论传教》，《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21—123页。
《书》云：“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故先王行仁政以济贫乏，严法令以禁游民，使亿万人为一心，所以保天下之民，不使流离失所，投诸他邦，为日后执柯伐柯之患也。
夫猪仔馆者，拐贩华人过洋为奴，其所居名曰招工，俗谓之“买猪仔”。粤东方言，物之小者曰“仔”，盖言被拐者若猪仔之贱，有去无还，既入其笠，又从而招之意也。奇货可居，获利极厚，每名归西洋国税洋一元，归澳门拟事亭番官使费银两元。近复用赂蒙蔽华官。又闻粤省拐徒千万，与洋人串通，散诸四方。被骗出洋而死于难者，每年以千百计。有半途病死者，有自经求死者，有焚凿船只者。要之，皆同归于尽。即使到岸，充极劳极苦之工，饮食不足，鞭挞有余；或被无辜杀戮，无人保护，贱同蝼蚁，命若草菅。噫!华民无辜，飘零数万里，而受如此之刻酷乎!
或云：“所去者，皆经澳门拟事亭番官审讯。不愿去者，遣归原籍，而甘于去者，皆目为强徒。”实不知诡计百出，财通上下。堂中审讯，尽是冒名顶替之徒。解回原籍，岂是真情，诡称脱网，揜人耳目。计巧心狠，至此已极。富贵之家，聪明之子，亦往往误受其愚，自投陷阱，只身远出，四顾无亲，虽舍万金，无由可赎。况乎青年伉俪破镜难圆，白发高堂倚门怅望。其存其殁，杳不可知，一线宗祧，于焉中绝。良可哀已！然此犹害之在民也。若夫往者日众，其中岂无谲诈枭雄之辈。万一楚材晋用，或如明季倭患之徐、叶等，则毒蝮反噬，祸有不可问者。事关大局，窃抱杞忧。所愿与有心当事者，亟谋设法，为曲突徙薪之计也。郑观应：《澳门猪仔论》，《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7页。
窃谓：日录近事，别善恶以励人心，使遐迩咸知乐于从善。古人木铎之警，何以过之。近读《香港日报》所云：吕宋国船，由澳门载猪仔往亚湾拿，已死三分之二。又云：发财轮船，本容九百十八人，竟装猪仔一千零五十名！俱往庇鲁国，水脚获十万元之多。西洋人犹多方揜饰，谓保卫甚当，所载之人皆愿去者。日报亦未敢言其弊也。
余世居澳门，素知底蕴。非独窝娼聚赌，年投规银数十万，而又有贩人出洋之举。其中被拐见诱者，十居其九。父失其子，妻丧其夫。长离桑梓，永溺风波，有死别之悲，无生还之望。言之伤心，闻之酸鼻。此无殊设陷阱于境中也。溯自设立招工馆以来，为其所陷害者不可胜计，中国之人，无不发指涕零者。
夫拐贩人口为奴，此固有干英国厉禁，为法纪所不容。前时，大英议院屡次集众筹商，设法杜弊。中国之人闻之同声感戴，额手称庆，以为自此异地被陷之民可睹天日，不啻起死人而肉白骨矣。而不知又何以忽焉中止。是岂大西洋人力为阻挠乎?抑岂中国尚未行文与之协商乎?试思千百万年培养之生灵，驱而置之死地，其惨酷为何?如今有人特为之开网脱阱，体天地好生之心，而数千万人之倒悬立解，数十年之积弊立除，非独粤东一省之民深为感戴，即中土之民，无不仰赖其德，千百世后，犹将称颂弗衰。其阴骘岂有涯涘哉。举凡欧洲各国之通商内地者，睹此情形，被此惠泽。则被骗之家，既无妻离子散之苦而尤怨不生；即非被骗之家，亦不致有尔虞我诈之嫌而性情易洽。岂不美哉！吾知西洋人，亦必乐于从事，成兹善举也。仆虽一介迂生，无力援救，而情形目击，坐视何安?爰将澳门情事，续伸鄙论，以质高明。安得有万家生佛，作登高之呼，起千万蚩蚩之民，而出诸水火乎!郑观应：《续澳门猪仔论》，《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9页。
吾邑李德成，曾经遍历皮鲁国之境地，深知皮鲁国之情形。因游澳门，夜被亲族拐售西番，自落陷坑，哀告无路。被俘至外洋，已当苦工十有六年，赤足科头，声色俱变，番奴之态，始终不怠。番人疑伊无回国之心，疏予防范。于是窃资夜逃，搭轮船，装疯病，直到金山，得脱罗网。
据云：皮鲁人与佣工所立合约，不足为凭，虽别处或有按月付给所约之辛工八元，至于期满之时，亦罕有释放者。如西洋人云有放佣人回南，而犹能积资财归乡里者，吾未之见也。且该国之人作工，每月得工银二、三十元。观此则待中人之薄可知矣！况该处饮食、服用之费，虽月受二、三十元，尚不能有所赢余，则仅受八元者，其刻苦当何如耶?其怨望又当何如耶?
乃其中则更有一虐政焉：距皮鲁国不远有一海岛，芜秽不治，遍积鸟粪。皮鲁人艰于垦辟，每逼令工人赴岛掘粪。秽气熏蒸，岚毒侵害，其人触之，年余必死。故工人既到之后，作工数年，无不逼令赴该岛者。以致但见工人之往，而不见工人之回也。皮鲁人自知其害而不肯往，惟令中人以往，并于前赴某岛，则于原价八元之外，另加辛工二元之说。夫人岂有以二元之事，而甘赴死地者乎?但其故有三焉：勉强逼勒，掩泪而去者，一也；隐其实情，甘言拐诱，二也；或在皮鲁已受酷毒，故不顾性命而求速死，三也。此则工人困苦之情状也。
至于澳门之贩猪仔者，则以诱来之人卖与船主，其价则每名五、六十元，而船主至皮鲁国后，每人可得三、四百元，除所给贩者五、六十元及路费七十元外，每名可得二百余元不等。若载三、四百人，则生意颇有可观。故其于澳门经理贩人之事，不遗一分之余力，而亦不留一点之良心也。世有如此之好经营，而尚怪人之百端强拉硬执乎?而尚怪人之百计甘诱巧骗乎?
然愚人之甘心愿往者亦复不少，至问其所为甘心者何也?并不知彼国之情形与工人况味耳。八元之工钱在中土不可谓薄，三餐之饭在中土不可谓苦。或以贪利往，或以免死往，或以不容于乡里往，此则甘心者之种种情节也。其余则不必问焉耳。吾故深罪夫皮鲁国雇人之人，而益不能恕船主；吾更深罪夫澳门贩人之人，而犹可以恕船主也。郑观应：《记猪仔逃回诉苦略》，《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5—16页。
曾经来华的某英国牧师，回到英国，要筹款在中国创办学校。筹了三星期，仍无着落，后来他和某经济博士商量。这经济博士是个伦敦总会的雇员，于是他就对总商会的一班人说：“你们何以不肯为牧师筹款去中国办学校?你们每天每时费了许多的广告费，大登广告，也不外要在各地的贸易发达，独占各地市场；世界的市场，能有比中国的更大的吗?今你们只须节省几分钟的广告费，就可以在中国办十几个大学，教育中国人。广告不能说话，效力还小；若办学校，他们读的是英国书，说的是英国话，识的是英国的事事物物，这才是最好的广告。况且又不独在学校的学生成为我们的广告，即是学生的家族，和他们相识的朋侪，联带成为广告，又何乐而不为呢?”此说很得商会的同情，大家捐了很多款，供给英国牧师到中国来办学校。觉悟：《外国在华办学之真因》，《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资料——教会教育》，教育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579页。
国之大政，教养而已。养之事惟一，而教之事有二：有禁之为非者，法制是也；有导之于善者，教育是也。二者皆国家成立永久之要素，必以本国之人任之，然后有以培其爱国之心，扩其乐群之力，以蕲日进于富强。未有以乙国之人，任甲国教育之事，而其国不即于衰弱者也。今之君子，知法制之为我国权，而不可授之外人矣。乃独于教育问题，关系一群之生死存亡，有什伯于行法裁判者，任外力之侵入，而夷然不思所以抵制之，其无乃知二五而不知十乎！
吾国学制，师法日本。日之始兴学也，被都人士，无足任教员资格者，不得已而借材异国，与我同也，乃未及数年，通国师范，悉已成立，人材蔚起，遂沛然充全国教育任而有余，外国教员，一切报罢。今其存者，仅列国语学一科而已，国力之骤强，不亦宜哉。吾国学制之颁，亦有年矣，乃至今求一普通师范之材而不可得，仍事事借资于彼族，重以财力艰绌之故，不得遴高材而聘之，其应募而来者，非下驷之乘则膺；且岂惟教育一端而已彼东西各国，方藉口于慈善事业，以揽我人心，凡所谓施医之病院，戒烟之公所，救灾之义会，日进月增，无地无之而环顾吾国地方官吏，所朝夕汲汲不遑者，惟是簿书期会，苟求无过而已，至养民本务，所以销患于未萌者，无暇及之，亦何怪大难之不宁也！《论外人谋我教育权之可危》，《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资料——教会教育》，教育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567—568页。
中国维新之事，百端待理，而要不能不以新教育为建设之基，且受此新教育，又不能不赖之中国青年佳子弟，苟得真法，以执其中，则复此国民，不出数年，即可殖势力于亚洲之大陆。今我日本之教育华人，其果能怀此理想，挟此抱负，确知数年以后中国之真价值，以经营之乎，抑果具用经营之心力，可为建设新中国之准备，而不以科学皮毛，遗误其青年乎，吾辈不得不一研究之。
我驻华林公使，尝于东邦协会演说曰：以万余学生委托于人者，中国也；而引而受之者，日本也，此可知日本责任之重矣。及察其留学生之数，近乃锐减，推原其故，约有数端：改订教育制度，一也；财政艰困，二也；自革命党徐锡麟刺杀皖抚恩新帅,政治因以顿挫，教育因以恐怖，三也。是等原因，犹属中国一己之责，然而反观于我，保无有措置留学生之失当，败坏教育界之学风，而由我日本直接负其责任者耶！
美国纽约都利宾报，近曾著一论文，题为中国毋须乎日本之教育。中一节曰：中国官立诸校，皆聘外国教授数人，而日本人位居多数，吾辈有不能不加非难者，则日本教习之俸糈，视西人为廉，易于延揽，然大都但具皮相之学识，而即自信为学人，其愚而自用，在所不免。客岁，游学东京之华人，数凡一万三千，然其过半，蓄有革命思想，或不道不德之劣行，非果欲受完全之教育者。及秋间，政府考试留学生，取录约百人，中以留学日本者为最多，而无不落第，其最前列之五人，则皆游学于美者也。据所传闻，中政府此后已拟不派留学生往日云。
德国设德华学堂于北京，其规模之宏大，设备之完全，远为官学所不及。其他内地，德教士若军人经营之大小学校，所在多有；而德皇又特许于其本国，收录中国武员若干人，每年拨入柏林联队，为见习士官。昨年德国议会，又议准岁支三万元，以补助德人在沪所设之医学经费云。
美之奖励中国青年，意亦甚殷，然以道远之故，知华人航海为艰，乃竭力派遣学者赴华，传授教育，其所掌中国教育权，实介于日德二国之间。而其精神活泼，能使人知其宗旨，为博爱主义之宗教，而不知其为政治之竞争。如天津之丁家立所设大学(今已停办)与上海之圣约翰书院、中西书院等，其资格殆相伯仲，教员能通华语，习知中国风俗人情，故其陶成子弟，雍容温和，所在皆然。又南部监理会所设之东吴大学堂，其设置经营之外，无一不模仿美国。近者耶路大学，欲创新业于远东，乃先择华人性质最坚强之湖南长沙府，设基督教大学，校长为哈德立，自校长以至男女教员职员，无一非出身于耶路大学者。他如坡林士顿大学，派遣教员于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喷息巴尼亚大学，设病院于广东；教会设基督教大学于广州，中国基督教青年会，设专会于东京，而客岁中国考察政治大臣端制军过美时，与耶路、科奈尔、威里士利三大学特约，岁遣学生若干人入校，不纳学费。要而言之，中美教育界之联络情形，颇极美满。美国人士，已准备补助金二千万元，以充教育中国学生经费云。
且又有最近之事，不可不亟注意者，则美国国会行开会礼时，总统鲁斯华尔所颁之谕文是也。其中一节，专以奖诱中国留学生，而宣布其宗旨者。其要旨曰：美国欲使中国渐蓄实力，采用欧洲近世之制度，故期以切实之方法，教育华人，不惜量力以资助，而奖励其留学美国；使美国各大学，尽力以相缓引，此即其要务之一也。
今也，美于中国教育事业，已尽弃其向日宗教之毛皮，而显然表露其政治之机能，于是教育一端，遂公然成为国际竞争之局，故以总统谕文，直无异日美两国决斗之约文，宣战之布告，而日本已安然受之矣。
夫我日本，必不怀猜疑之心，而以学问陋劣视美国，并不以排斥他国主义，而嫉视美国掌握中国之教育权。诚以中国之兴废，关于日本之存亡，故日夜筹思，务求所以维持世界和平之局者，当此之时，而苟有扶助中国文明之国，是正世界平和之恩人，为中日两国计，为东亚全体计，皆将感谢美国之好谊，且方曰祝其事业之成功，而于猜忌何有耶，此日本区区之愿也。
德美人士之经营中国教育，或主政治，或依宗教，常抱有一种信念或理想于其间，故能壹志锐意，以达其本旨。日本之从事中国教育，由于得地利之长，此乃当然之结果，要非日人今日所创成，乃若应中国延聘而往，稍羁内地，辄有倦鸟思还之意，盖其志仅为一己糊口计，初未尝有大计蕴抱于胸中，上不能如美总统谕文所挟之抱负，下不能如美国资本家捐产助学之成绩，夫如是，而欲与国际竞争之列强，角逐于汹涛骇浪之际，岂可得哉！岂可得哉！他日不幸，而落美德之后，则日本于中国，必无得占势力之一日矣。
夫德美之教育，有信念理想，乃其蕴于中者，欲求其表著于外，而有迹象可寻者，则无他，真挚而已。至中国青年学生，其心目中，亦挟有成见，若谓欲求所学，而为建设新中国之借资者，惟日本为最善，以日本所举成绩，能视德美为优耳。何则?泰西之文明，不能迳移于中国其政治法律，悉由道义而生，日本维新之制，虽自泰西输入，而精气才力，与坚忍沈毅之性，则纯本乎东洋(按日本盛行我国阳明学，时人谓其胜俄一役，亦本乎此)，中国取长舍短，要惟日本可为最良之龟鉴；惟如是也，日本之教育华人，当知所在矣。即此一端，我所占中国教育界之地位，其视德美，已占天然之优胜，而欲尽启牖中国之天职，舍此宁复有他道耶！日本外交时报：《论各国以国际竞争争夺中国教育权》，《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资料——教会教育》，教育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572—575页。
丁未本报，曾以外人争谋我教育之权，其积虑处心，较诸他事竞争，尤阴鸷而险狠，已著为论说，以忠告我政府矣。日者，译日人之外交时报，见其侃侃而谈，居然以启牖华人，引为一己之天职，而深嫉美利坚之攘其利权，以皋比讲授之仪，代利炮坚船之用，野心勃勃，情见乎词。又参以近日某君所著之欧事近闻，然后知彼族谋国之深心，在挑起我国人种族之恶感，而离析其敌忾同仇之心志，使移其对外之竞争，用诸对内，以完全一统之中国，千百分歧，如印度未造之群侯然，而后能压以兵力，遂其豆剖瓜分之秘计耳。然则饮其毒者，不在我政府，而在我国民矣，是安可不揭其阴，以警告我全国之志士也。
近年以来，排满革命之风涛，骤灌输于禹域，佹仆佹起，举国若狂。在朝廷一视同仁，并无挑衅国民之意，而何以怒潮倏起，群为无病之呻吟，窃疑必有人焉，以为之搏跃而激行者，今而始信其果然也。黄祸之说，由来旧矣，彼族郑重分明，以是为惟一之问题,汲汲然谋所以抵制之者。迩来车瀛士夫，极意献媚西人，且苦心自别于吾族，亦是故耳。然欲免此黄祸，则向所竭力经营之兵力财力，俱无用武之地，计惟有于心理之间，施其播弄转移之术，夫而后群情风靡，得巧运其覆巢毁卵之手段耳。故庚子以后，彼所心营目注，专以教育为当务之急，建设学校也，推荐教员也，美其名曰扶植中国之文明，切其辞曰实行博爱之主义，吾国民方感其雅意之殷拳，而不察其阴谋之眈逐，合朝野上下，以心醉而欢迎之，而彼此之计行矣。夫天演竞争，日新月异彼之极虑殚精而计出于此也，曾何足怪！所最不解者，吾国人当此一发千钧之会，犹未能同心御侮，努力合群，以拒西来之洚洞，而乃以至可宝贵之时光心力，用以操一室之戈，而甘为渔人之鹬蚌耳。且彼之用心，岂惟挑动满汉之恶感而已。法人之于云南也，则构扇于汉苗之间，英、俄之于蒙古回藏也，则教猱于回纥拓跋之族，而入手之方针，则皆假传教宣讲之名，以巧施其作用。今其机已甚矣，度三四年后，神州大陆，必遍受此问题之影响，内讧迭起，骨肉仇仇，彼族乃乘机利用之，而中国乃其亡矣。今吾国所号为俊杰渊雅、识时变、能文章者，往往不能自化其町畦，日言满汉之争，犹未已也；且进而分南北矣，且进而分省界矣，充类至义之不尽，不至复涂山万国之旧观不止，其实皆堕他人之术中，日受其愚而不自觉耳。
然则为今日计者，其将杜绝外人之干预，而停遣东西留学生徒，禁延聘他国之教员乎?此又惩羹吹荠，畏影匿形之故智，而不适今日之用者耳。夫人必先能自立，而后足以合群，不受他族之齮龁，自立之策奈何?立宪是已。物必先自腐也，而后虫生焉，吾国人虽相忍为国，而中间常含有离携扰乱之种性，他人乃得以蹈我瑕隙，施其交乱之谋，此离携扰乱之种性所以不能融化者，则以相沾之政体，不能通上下之情，泯同异之见而已。惟决瘤去鲠，改弦更张，毅然施行宪政，而不复稍存凝沮之思，则天下之民，咸欣欣于得我直之乐，第觉上之可亲，而不复知有可畏，猜嫌不期化而自化，畛域不期消而自消矣。当是时也，虽使负笈之生徒，遍于重瀛，异域之讲师，充于黉舍，适足以助我新机之孟晋而已。安能施其觊觎之谋，而行其荧听之术也哉。乱之初生，潜始既涵，乱之又生，君子信谗，愿吾国之君子，一垂听焉，而勿重为诗人之所消也。《申论外人谋握我教育权之可畏》，《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资料——教会教育》，教育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569—571页。
我们的目的——尤其是基督教大学的目的——是要培养一种特殊的领袖人才。此种领袖人才不独要有精深的专门学识和训练，对于改造国家的影响，可因少数坚决的领袖而转移，影响到该地人民以后的历史。比方，数十年前，没有孙中山先生，我国现在或许仍处君主专制之下；美国倘若没有林肯，现在或许有南北两个美国；二千年前，倘若保罗不到欧洲去传道，转问东方，世界的历史又不知当变更几许！缩小来说，一省一县一市事情的趋势往往击于一个人或少数人的身上。我们研究中外的历史，便觉得领袖个人对于社会的关系。基督教学校倘若能产生一种特殊领袖人才散布全国，将来对于国家前途的影响当然不小了。朱有光：《基督教教育对于改造中国的特殊贡献》，《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资料——教会教育》，教育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42页。
基督教会所办之教育事业，始于一八三九年设学为嚆矢。特基督教会之学校，初非专门之教育家所设立，其志亦并不在教育人才以促进教育之进步，乃欲以学校为一种补助之物，以助其宣传福音之业。顾一经设立，此等学校乃立要求其存在之权利，不特能助创办之人达其当初设校之目的，并能力助教会事业，以赏其建设之愿望。职此之故，此等学校之数额、范围、及种类，遂日增而月盛；计自幼稚园以迄专门学校，竟能无所不有。
中国基督教会所办教育事业之总额，实至巨大，且足证明教会事业之范围与努力。在华之基督教会共一百三十所，几无有不办理教育事业者。另有男女青年会，则补助其他教会机关办理成人与贫民之教育及补习学校。
教会学校之重要，并不关乎已设校数及学生之多寡，实可以其毕业学员在国内及宗教上所占地位，及学校本身所做事业证明之。此等学校创办之方法，纵有多种之缺点，其所得资助纵不适当，然彼等实赏养成多数之男女人士，而此多数之男女人士今皆身膺重要之位置，并于政治、教育、商业，及基督教会今方发展之情况，咸大有作为。将来宗教之兴盛，工商业与政治得受较高观念之侵润，俾中国得有一种健全之国民生计，并得因彼固有之才能及伟大之天产，能在国际间取得彼天赋之地位，当悉惟此等人士与其后起之同志是赖。
《基督教教育事业》，《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资料——教会教育》，教育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5—6页。
广学会当时出版的书刊几乎全部是分送出去的。李提摩太认为要着重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有计划地委托各地传教士亲赴考场分发书刊。按当时的科举考试制度是三年一科，府取秀才，省中举人，京师中进士。全国各省共有两百个考场，约计一百万以上的考生。李提摩太认为通过书刊去“系统地指导”这些未来官员的思想，就等于指导了中国四亿人民的思想。他肯定地说：“要感化中国，就没有比文学宣传来得更快的方法了。”
第二，是抓住一批经常施加影响的对象。在这方面李提摩太作过以下的具体估计：
文官自县长以上者 2289人
武官自营官以上者 1987人
学官自府视学以上者 1760人
大学堂教习 2000人
派驻各省会的高级候补官员 2000人
科学出身的文人(以六十万，百分之五计) 30000人
官家及书家的妇女儿童(十分之一计) 共计 4000人
共计 44036人
李提摩太认为这四万四千多人是迅速成功的起码对象。当他就任广学会总干事提出这个计划时，他说：“我们建议把这些人看作是我们的学生，对他们进行系统的教育。”他深信控制了这些人就等于控制了全中国。江文汉：《李提摩太与广学会》，《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资料——教会教育》，教育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70—371页。
基督教教育对于在中国教堂全体事业贡献之最著者，乃在其以教育之方法，实现基督教教会之目的。教会之目的非他，盖即欲使各个人委身于耶稣基督，俾上帝之国祚复建于人世，并创造一适合于基督教教义之社会制度而已。其对于中国全体教育事业上之贡献，则在设备一种教育，以基督教之精神贯彻于其学校生活之各方面，并以此种之内容及手续，适应中国学生之最深切的精神上的需求。是故基督教教育之特色，不在其监督之机关，亦不在其办理人员之宗教上的关系，并不专在其课程表之内容，而在其精神与目的也。盖基督教教育者，乃依基督教的精神而办理，并能发挥灌输此种精神之教育是已。
但欲确实保存此种教育制度之基督教的性质，则此种制度，必当在基督教徒管理之下。
凡有关于中国人民之幸福者，皆不当有意排斥于中国基督教教育范围之外。星期学校及商业学校，虽由基督教教育精神上观之，皆当在排斥之列，但因其有益于中国国民，故亦可视为基督教教育范围内之事。
凡学校皆当以人才之产出为其第一要务。
凡从事于基督教教育者，当熟察中国文化之优点，而谋所以保存之；鉴别西洋文化之弱点，而谋所以避去之；更当极力改正中国国民生活中之种种欠缺，而以西洋文化中之美质及基督教之基本原理以灌输补益之。
一基督教的教育系统与政府教育并行不悖者，实为此后中国所尚不可少者也。而使基督教学校能维持其良好之内容，有爱国之影响，避去异邦之特点，与政府教育切实提携，而又能对于此统一标准，供给一健全之变态，并能对于中国国民变迁之生活中，产出一精思进取自治有方之基督教团体，则中国国民必不欲张或允许其废止也。
欲使基督教教育事业，得为经济的有效的办理，则必竭力研究中国之宗教上、社会上、政治上、经济上，与教育上之需要，并如何造成一中国基督教的支配，以适应此种种之需要也。尤为重要者，为研究一种适合于基督教的社会及中国人民需要之特种教育。欲鼓励并指导此种研究，则必当及早设立一教育研究机关。及一社会学与经济学研究机关。《基督教教育之目的与精神》，《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资料——教会教育》，教育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2—43页。
关于近年以来，时常讨论之“瓜分中国”一事，若以该国现刻武备之虚弱,财源之衰竭，政象之纷乱而论，实为一个千载难得之实行瓜分时机。现在所欲问者，只是各国对此问题，究取何种态度。俄国方面，因占领满洲之故，在最近期间，当可心满意足。假如现在法国进据云南，日本占领福建，英国取得长江流域一部分，德国占据山东，则中国方面实无力加以阻止。因此，我们对此问题，必须十分注意，倘或一旦列强对于瓜分之事，果有妥协之望。
但余对于此事，却认为绝对不能实现。英国极不愿意法国进据云南，日本占领福建。日本方面对于德国之据有山东，则认为危险万分。各国方面对于英人之垄断长江，认为势难坐视。至于美国方面，更早已决定，反对一切瓜分之举。俄国方面若能听其独占满洲，毫不加以阻挠，则该国对于他国之实行瓜分中国，当可袖手旁观，盖彼固深信，各国对于此事，彼此之间必将发生无限纠葛故也。因此之故，急欲促现瓜分一事，实系毫无益处之举。
据余在此所能推断者，则几乎所有列强，皆欲藉建设铁路、开采矿山之事，在华直接生利以自肥。其结果则各种间接利益，亦将渐渐随之而生。瓦德西：《瓦德西拳乱笔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84—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