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逆夷在三元里一带，恣其淫掠，人人为之发指。予连日与杨汝正劝谕数十乡，激以忠义，怵以利害，于是乡民怦怦欲战。(道光二十一年四月)初九日(1841年5月29日)，予与各乡约，每乡设大旗一面，上书乡名，大锣数面，倘有缓急，一乡鸣锣，众乡皆出。予仍以水勇当头阵。约成，予即间谍密禀宫保，而举事犹无定期也。初十日(5月30日)辰刻，逆夷由三元里过牛栏冈抢劫，予闻锣声不绝，即带水勇应之，而八十余乡，亦执旗继至，不转眼间，来会者众数万，刀斧犁锄，在手即成军器，儿童妇女，喊声亦助兵威，斯时也，重重叠叠，遍野漫山，已将夷兵困在垓心矣。彼此发炮，互有死伤，而最先阵亡者。则唯予之家人谭胜也。（谭胜者，顺德人，死时年十八，现在义勇祠供为首座。）时天色晴明，忽而阴云四起，午刻迅雷烈风，大雨如注，日夜不息。未刻后，逆夷之鸟枪火炮，俱被雨水湿透，施放不响。且夷兵俱穿皮底靴，三元里四面皆田，雨后泥泞土滑，夷兵寸步难行，水勇及乡民，遂分头截杀。予水勇砍得逆夷兵头首级一颗，杀毙夷兵十二名。乡民杀得夷兵二百余名，而水勇乡民战死者共二十名。盖是日夷兵之在四方台下者，无一脱生去。时逆兵头义律、马礼逊尚带夷兵二十余名在台上，水勇等争欲上台擒杀。唯已三更，予恐黑夜上台，其枪炮由上击下，必致民勇受伤，且恐黑夜易致逃脱，爰命水勇乡民，屯在台下，终夜严守，将待天明而后捉生。不意十一(5月31日)朝，有当事开城弹压者，且斥予等多事也，而人心解体矣，散矣，义律、马礼逊生矣，和矣。既得粤东之六百万，又往寇闽、浙、江苏矣，而后患遂无穷矣。假令是日一鼓歼绝，使其入虎门者片帆不返，则六百万固可不必破钞，而逆夷之辎重船只，反为我有，彼在外洋者，又乌能测内地之虚实，又何至有江、浙之患哉?一日纵敌，数世之患。天乎！人乎！林福祥：《三元里打仗日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00—601页。

痛哉！吾台民，从此不得为大清国之民也！吾大清国皇帝何尝弃吾台民哉！有贼臣焉，大学士李鸿章也，刑部尚书孙毓汶也，吏部侍郎徐用仪也。台民与汝李鸿章、孙毓汶、徐用仪有何仇乎?大清国列祖列宗与汝有何仇乎?太后、皇上与汝有何仇乎?汝既将发祥之地、陵寝迫近之区割媚倭奴，祖宗有知，其谓我太后、皇上何?尚且不足以快汝意，又将关系七省门户之台湾，海外二百余年戴天不二之台湾，列祖列宗深仁厚泽不使一夫失所之台湾，全输之倭奴!我台民非不能毁家纾难也，我台民非不能亲上死长也，我台民非如汝李鸿章、孙毓汶、徐用仪无廉耻，卖国固位，得罪于天地祖宗也。我台民父母妻子、田庐坟墓、生理家产、身家性命，非丧于倭奴之手，实丧于贼臣李鸿章、孙毓汶、徐用仪之手也。

我台民穷无所之，愤无所泄，不能呼号于列祖列宗之灵也，又不能哭诉于太后皇上之前也。均之死也，为国家除贼臣而死，尚得为大清国之雄鬼也矣！我台民与李鸿章、孙毓汶、徐用仪，不共戴天，无论其本身，其子孙，其伯叔兄弟侄，遇之船车街道之中，客栈衙署之内，我台民族出一丁，各怀手枪一杆，快刀一柄，登时悉数歼除，以谢天地祖宗、太后皇上，以偿台民父母妻子、田庐坟墓、生理家产、(身家)性命；无冤无仇，受李鸿章、孙毓汶、徐用仪之毒害，以为天下万世无廉无耻、卖国固位、得罪天地祖宗之炯戒。

除京都及各省码头自行刊刻告白外，凡有血气者，恐未周知。贵报馆食毛践土有年，主持公论有年，向为我台民所钦佩。兹奉上《申报》、《沪报》、《新闻报》刊资各四元，请为连日用大文字刊登报首。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圣训昭然。贵报馆如一一照登，我台民有一线生机，必图衔报；如将贼臣名字隐讳，我台民快刀手枪具在，必将所以待李鸿章、孙毓汶、徐用仪者，转而相待。生死呼吸，无怪卤莽，贵报馆谅之。

大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四月 台湾省誓死不与贼臣俱生之臣民公启《台湾人民抗战檄文》，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六），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第449—450页。

神助拳，义和团，只因鬼子闹中原；劝奉教，乃霸天，不敬神佛忘祖先。男无伦，女鲜节，鬼子不是人所生，如不信，仔细看，鬼子眼睛都发蓝。不下雨，地发干，全是教堂止住天；神爷怒，仙爷烦，伊等下山把道传。非是谣，非白莲，口头咒语学真言；升黄表，焚香烟，请来各等众神仙。神出洞，仙下山，扶助人间把拳玩；兵法易，助学拳，要摈鬼子不费难。挑铁道，把线砍，旋再毁坏大轮船；大法国，心胆寒，英吉、俄罗势萧然。一概鬼子全杀尽，大清一统庆升平。《义和团揭帖》，近代中国史资料丛刊第83辑：《拳匪纪事》（第1册·第2卷），文海出版社1970年版，第175页。

当时外国人在临清大力宣传基督教，在街上用小板凳圈起来就宣传教义，说什么基督教内不分彼此，有人拿张板凳就走。他们追问，拿的人说：“你们不是说不分彼此吗?”信教的人很杂，各种人都有，地痞、流氓也参加了。当时信教与不信教的打官司，不信教有理也要输，因为官怕洋鬼子，洋鬼子出头，老百姓就受气。因此大教会与不信教的有恶感。当时有一传说，信教时医生治病用洋法，行刀割等手术，常害死非信教的，用人心配药。当时临清丢了两个小孩，踪迹毫无，有人说被洋鬼子害了，引起了非信教的恶感，青壮年立即组织反洋教斗争，声势越来越大。西乡小芦信天主教，临清多信基督教，但是在百姓看来都是一样。反教运动闹得很凶，山东巡抚毓贤对洋人也反对，所以放纵百姓反教运动。

临清城关大宁寺，崔寿亭，87岁，1960年2月15日路遥主编：《山东大学义和团调查资料汇编》上册，山东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92—493页。

我们县小韩村有一个天主教堂，教士们迫使每个人都要入教。不入教，就被认为是不和教堂一个心，就要被挤走，甚至被杀。老百姓不得已，只好入了教。

有些地方冬三月闲来无事，百姓们便到教堂读《圣经》，念祷告，也干一点活儿。这样便可以吃顿饭。那时有一首歌谣说的就是这种情形：“天主，我的主，鸡蛋大白薯，一天一顿饭，白水煮葫芦。”

有的人入了教，便同外国人一块欺压咱们中国人，干尽了坏事。廊坊车站童站长入教后，就给外国人搜集情报，当特务。他常用发报机把情报“传电”给天津租界。

义和团起来后，各地纷纷响应。但也有没有义和团活动的村子，一是回民村，一是教民很多的村子。

义和团的组织单位是“坛”，设立义和团叫“铺坛”、“安坛”、“铺团”。坛口一般都设在公房、大庙，而不设在百姓家中。我们这儿供奉最多见的神是“洪钧老祖”。旗上一般都写“××村义和团”和“替天行道”字样。“扶清灭洋”的口号、旗帜在廊坊并不多见，只有少数官绅、地主出面组织的义和团才打出那样的口号、旗帜。

义和团的团规是很严格的，团民要住坛口，睡大铺，不能随便回家。团民不能贪生怕死，不许接近女人，不许抢东西，不抽烟，不喝酒，不吃荤，走路时不许东张西望。犯了团规，惩罚是很严的，要开除甚至砍头。义和团的生活是很苦的。吃窝头、咸菜、辣椒酱，喝小米稀饭。那时流行着一首歌谣，反映了团民的艰苦生活和豪迈气概：“小米稀饭，扎红包头裹红腿；小米干饭白开水，上铁道打洋鬼。”《张士杰讲义和团》，黎仁凯主编：《直隶义和团调查资料选编》，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2页。

中国人憎恶的不是欧洲人民，因为他们之间并无冲突。他们憎恶的是欧洲资本家和唯资本家之命是从的欧洲各国政府。那些到中国来只是为了大发横财的人，那些利用自己吹捧的文明进行欺骗、掠夺和镇压的人，那些为了取得贩卖毒害人民的鸦片的权利而同中国作战（1856年英法对华的战争）的人，那些用传教伪善地掩盖掠夺政策的人，中国人难道能不痛恨他们吗?列宁：《对华战争》，《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9页。

中国文化在四百年以前，常有若干方面比较欧洲为优。但自彼时以后，遂成停顿不进之象，尤其是对于火车轮船所引起之世界巨大变迁，未能加以理会。而且数世纪以来，未有外敌严重压迫，以致养成一种不能战争之民族。所有上流阶级，对于世界情形毫无所知，只是骄傲自大，盲目反对白人。至于官吏人员，则为腐败之气所充塞，毫无精神之可言。其在皇室方面，则又似乎不能再行产出振作有为之人物。但吾人在此却有一事不应忘去者，即中国领土之内，……共有人口四万万，均系属于一个种族，并且不以宗教信仰相异而分裂，更有“神明华胄”之自尊思想充满脑中。此外更有一事，亦复不应忘去者，即吾人对于中国群众，不能视为已成衰弱或已失德性之人，彼等在实际上，尚含有无限蓬勃生气，更加以备具出人意外之勤俭巧慧诸性，以及守法易治。余认为中国下层阶级，在生理上，实远较吾国多数工厂区域之下层阶级为健全。倘若中国方面将来产生一位聪明而有魄力之人物为其领袖，更能利用世界各国贡献与彼之近代文化方法，则余相信中国前途，尚有无穷希望。吾人若一观察日本维新之迅速与成功，则此处实值得吾人加以特别注意。——至于中国所有好战精神，尚未完全丧失。可于此次“拳民运动”中见之。在山东、直隶两省之内，至少当有十万人数，加入此项运动。彼等之败，只是由于武装不良之故，其中大部分，甚至于并火器而无之。瓦德西：《瓦德西拳乱笔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86页。

山东义和等团，非欲谋乱也。平日受侮教堂，久已痛深骨髓。自德人占据胶澳，教焰益张，宵小恃为护符，藉端扰害乡里，民间不堪其苦，以致衅端屡起。地方官不论曲直，一味庇教而抑民。遂令控诉无门，保全无术，不得已自为团练，藉以捍卫身家。《御史黄桂鋆折》（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44—45页。

东省民教积不相能，推原其故，固有教民之强横，亦多由地方官未能持平办理。近闻东省官吏，非视夷如仇，即畏夷如虎，其仇视者固足倡民生事，而畏夷者尤足府怨激变。

乃畏事官吏，顾惜禄位，不耐烦琐，遇有教案，但欲责惩良民，敷衍了事，冀可偷保目前之安，而教民之气焰益张，良民之激怒愈甚，一旦发作，势同决川。民间多一教案，即公家多一亏损，该夷又得一进步，是良民之欲报复教民者，反足以贻累于公家，而挑衅于强敌。星星之火终至燎原，未始不由于办理不善有以釀而成之。

《总统武卫右军袁世凯折》（光绪二十五年五月二十七日），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8页。

义和乡团，练习拳棍，保护身家，以仇教为名，并无作奸犯科之为。

入其教者，虽名为习拳练技，实为演诵符咒，诡称神灵附体，舞枪操棒，形类疯癫。其附体则讬以王禅、杨戬、武松、黄飞虎、罗吒诸名。号其魁桀，则加以老祖师、大师兄、二师兄诸称谓。分设拳厂，引诱游手少年，啸聚其中。入厂者并须输资。又以输资之多寡，入厂之先后，定其名称之尊卑。如欲赴某村讹抢，则分送传单，先期征召。迨齐集后，逐一吞符诵咒，焚香降神，雜NFDA1跳舞。为首者指挥部署，附会神语，以诳其众。临阵对敌，各插一小黄旗，又以红黄巾带，裹头束腰，胸际佩黄纸符；其头目手执黄旗，或身著黄袍，背负神像；其徒众分持枪刀及鸟枪抬礮；群向东南叩头，喃喃作法，起而赴斗，自谓无前。会中簿册，以红布为之，分别登载，有总办、统领、打探、巡营、前敌、催阵及分编哨队各名目。《山东巡抚袁世凯折》（光绪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一日），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93页。

每一次齐射之后，我们都听到了刺耳的号叫声，只见红灯掉落了，溃散了，熄灭了。但是团民们仍然挥舞大刀长矛，高喊“义和拳!红灯照!”向车站前进。

他们中有一位师傅，是个脸色阴沉的高个子老头。他带领一群团民径直向我们连冲过来。走在前头的小孩子举着大旗，上面写着“义和团”三个大字。

月亮照耀着这些丧失理智的莽汉，照耀着他们的大刀和旗帜。

一排子弹射过去，大旗倒下了，又举了起来，接着又倒了下去。[俄]德米特里·扬契维茨基著：《八国联军目击记》，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97页。

当时奉教的穷人，有两种人：一种是饥饿的穷人，为了吃教堂“放赈”的粮食入教的。一种是犯点罪为了逃避官府的搜捕而入教的。

南宫县梨园屯公社小里固村，刘万衍，53岁，1960年3月7日路遥主编：《山东大学义和团调查资料汇编》上册，山东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3页。

当时入教的没有多少是老实庄稼人，都是一些小偷、贼、土匪、有罪作案的，入教后就没事了。

光绪二十四五年间，曾有过这样一回事：有一个老实生意人(卖洋油的)叫张先烈，在街上叫卖“卖洋油!”教民无中生有说他是喊“抗洋楼!”于是教民让他拉鞭炮，摆席赔礼。张先烈被迫摆了三四座席，让村内教民吃了，磕头赔礼才算完了事。

南宫县梨园屯公社邵固村，张绍贞，84岁，1960年3月9 日路遥主编：《山东大学义和团调查资料汇编》上册，山东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3页。

义和拳在常家屯闹了四五年，光绪二十六年就开始，这时教民欺侮百姓，才闹起来的。光绪二十六年村南隋某某是教民(本村教民多是隋家人)，欺侮人很厉害，当时村民说个岔话就罚人，赔礼送物才能完结。

南宫县侯贯公社常家屯村，王金迎，88岁，1960年3月11日路遥主编：《山东大学义和团调查资料汇编》上册，山东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3页。

常家屯十字街以北参加义和拳的很多，以南多是天主教，当时斗争很激烈，教民横行，一般老百姓说教民一句错话，就得磕头赔礼，所以没有敢惹教民的。

本村南头姓隋的有二十几家，只有一家在教，在教的还有姓徐的二家，姓丘的二三家。

南宫县侯贯公社常家屯村，牛老彬，86岁，1960年3月10 日路遥主编：《山东大学义和团调查资料汇编》上册，山东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3页。

这村里奉教的当时有十几户，他们这几户有不少也是穷的，他们多是为了借天主教里的粮食吃而奉的教。当时因为年景不好，谁家奉教，天主堂就给谁粮食、给谁钱。

威县梨园屯公社红桃园村，杨勤亭，73岁，1966年2月22日路遥主编：《山东大学义和团调查资料汇编》上册，山东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3—24页。

俺这里的教民很厉害，一遇到事，他们就亮出牌子(十字架)。他们的根儿很硬，有外国人撑腰。光绪年间，经常发生这样的事：教民见了某个有法儿的(富裕人家)，就说你前几天借我的什么什么东西还不还哪(实际这人不一定借他们的东西)?这人如果不承认，他们就把这人捆起来，这人就得花钱，花些钱就没事了。那时，我们村有50亩地以上的人家没有不吃教民的亏的。

威县大宁公社潘村，陈宗禹，85岁，1982年4月16日路遥主编：《山东大学义和团调查资料汇编》上册，山东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4页。

这里教民很厉害，县长都惹不起他们。潘村原有一个集，周围几村的人逢集都来，教民如果想要哪样东西，就说卖这种东西的是义和拳，要捆起来，卖东西的人就吓跑了，教民就得了东西。后来潘村的集就兴不起来了。

威县大宁公社祁王庄，王泽明，73岁，1982年4月16日路遥主编：《山东大学义和团调查资料汇编》上册，山东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4页。

“这是一个纯粹爱国主义的自发自愿的运动”，“这个运动已经掌握了群众的想像力，将会像野火一样烧遍全中国”。“今天的这段插曲不是没有意义的，那是一个要发生变革的世纪的序曲，是远东未来历史的主调：公元2000年的中国将大大不同于1900年的中国!”“外国的发号施令有一天必须停止，外国人有一天必须离开中国，而目前引起注意的这段插曲就是今天对于将来的暗示。”赫德：《论义和团运动及防止“黄祸”之策（其一）》，吕浦、张振鹍等编译：《“黄祸论”历史资料选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46、144、1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