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国图志》六十卷，何所据?一据前两广总督林尚书所译西夷之《四洲志》，再据历代史志及明以来岛志，及近日夷图、夷语，钩稽贯串，创榛辟莽，前驱先路。大都东南洋、西南洋，增于原书者十之八；大小西洋、北洋、外大西洋，增于原书者十之六。又图以经之，表以纬之，博参群议以发挥之。
何以异于昔人海图之书?曰：彼皆以中土人谭西洋，此则以西洋人谭西洋也。
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清）魏源：《海国图志》（上），岳麓书社1998年版，第1页。
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吾国之大患，由国家视其民为奴隶，积之既久，民之自视亦奴隶焉。
吾国则一经庚申圆明园之变，再经甲申马江之变，而十八行省之民，犹不知痛痒，未尝稍改其顽固嚣张之习；直待台湾既割，二百兆之偿款既输，而鼾睡之声，乃渐惊起，此亦事之无如何者也。梁启超：《戊戌政变记·卷七·附录一：改革起源》，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96页。
治乱之源，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议院，上下同心，教养得法；兴学校，广书院，重技艺，别考课，使人尽其才。讲农学，利水道，化瘠土为良田，使地尽其利。造铁路，设电线，薄税敛，保商务，使物畅其流。凡司其事者，必素精其事：为文官者，必出自仕学院；为武官者，必出自武学堂。有升迁而无更调，各擅所长，名副其实，与我国取士之法不同。善夫张靖达公云：“西人立国，具有本末，虽礼乐教化远逊中华，然其驯致富强亦具有体用。”育才于学堂，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同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轮船、火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基用也。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步趋，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足恃欤?郑观应：《〈盛世危言〉自序》，《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33—234页。
议院者，公议政事之院也。集众思，广众益，用人行政，一秉至公，法诚良，意诚美矣。无议院，则君民之间势多隔阂，志必乖违，力以权分，权分而力弱。虽立乎万国公法之中，必仍至于不公不法，环起而陵蔑之。故欲藉公法以维大局，必先设议院、以固民心。
泰西各国，咸设议院，每有举措，询谋佥同，民以为不便者不必行，民以为不可者不得强。朝野上下，同德同心，此所以交际邻封，有我薄人，无人薄我。人第见其士马之强壮，船炮之坚利，器用之新奇，用以雄视宇内，不知其折冲御侮，合众志以成城，致治固有本也。郑观应：《议院（上）》，《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11页。
夫国之盛衰，系乎人才；人才之贤否，视乎选举。议院为国人所设，议员即为国人所举。举自一人，贤否或有阿私，举自众人，贤否难逃公论。郑观应：《议院（上）》，《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13页。
故欲行公法，莫要于张国势；欲张国势，莫要于得民心；欲得民心，莫要于通下情；欲通下情，莫要于设议院。中华而自安卑弱，不欲富国强兵，为天下之望国也，则亦已耳。苟欲安内攘外，君国子民，持公法以永保升平之局，其必自设立议院始矣!郑观应：《议院（上）》，《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14页。
西人谓我中国人材通病，京官曰畏葸，曰琐屑；外官曰敷衍，曰颟顸。畏葸者，同官互相推诿不肯任怨，遇事动辄请旨，不肯任咎是也。琐屑者，利折锱铢，察及毫末，自负精明，不顾大局是也。敷衍者，蒙头盖面，但计目前，剜肉补疮，只贪小利是也。颟顸者，徒具外貌，实无把握，空言塞责，不切事情是也。夫畏葸也，琐屑也，敷衍也，颟顸也，皆弊之太甚而不可不去者也。去之之道奈何?请一言以蔽之曰：“是非设议院不为功！”郑观应：《议院（上）》，《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15页。
原夫欧洲各邦，以通商为大经，以制造为本务。盖纳税于货，而寓兵于商也。其未通商之始，划疆自守，不相往来。今则百货流通，各商云集。设此国之财，竟任滔滔而去，彼国之利，不能源源而来，莫塞漏卮，久将坐困。故泰西各国，举凡利之所在，趋之如狂。而传教者则非惟欲服中国之人心，兼为洋商之侦探也。
查英国进口之货税，较出口倍重。而本国之船钞，比他国稍廉，便商家而畅销路。惟岁核各商所盈之利，约八十分取一，略如中国户税。所赐商贾宝星及他表记泐之用器以为光荣。其岁入有常，三百磅以下不税。如有关于商务者，必使议政院官商议覆，务期妥协，而后施行，并设商务大臣专理其事。是以利权独擅，日臻富强。所有商埠要区俱设公使、领事，屯泊水师兵舶，以资护卫而壮声威，遇有事端恃为挟制。或请开口岸，或勒免厘捐，诛求无厌，必遂其大欲而后已。初，英国在印度等处租地开埠，志在通商，其后观衅并吞，倚为外府，而富强遂冠于欧洲。无如中国商民株守故乡，乏于远志，求如洋人之设公司集巨款，涉洋贸易者，迄今尚鲜其人。去款日多，来源日绌，窃虑他日民穷财竭，补救殊难。然既不能禁止通商，维有自理商务，核其出入，与之抗衡，以期互相抵兑而已。
中国出洋之货，以丝、茶为最大宗。今印度等处皆植桑、茶，所出与中国相仿，洋人悉往购办。故年来中土之货未能畅销，后或并此而失之。中国之利源不几竭乎!宜令地方官，广劝农民于山谷闲地遍种桑、茶，勤加经理。其缫丝、制茶之法，尤须刻意推求，如有胜于寻常者，优加奖赏。务使野无旷土，农不失时，则出数愈多，其价可减，酌为销售，用广招徕，将不特国课可增，而民财亦可阜矣!况中国东南各省多种棉花，西北广牧牲畜，若用机器以制造洋布、羽毛、呢绒等物，则一夫可抵百夫之力，又省往返运费，其价较外洋倍贱而获利倍丰。或疑用机以代人工，恐攘小民之利。不知洋布、呢羽本出外洋，无碍民业，仿而行之，本以分彼之利权耳。
今闽、粤人之贾于星加波、旧金山各处者不下八十万人。其中或住经二百余年，或隶入英、美等籍，然皆奉大清之正朔，服本朝之冠裳，足征声教覃敷，庞乎莫外矣。倘中朝亦简派领事人员，显示抚循，隐资控制，则华人有恃无恐，筹画愈工。举凡外洋之货，我华人自营运之；中土之货，我华人自经理之。扩其远图，擅其利薮，则洋人进口日见其衰，而华人出洋日征其盛，将富国裕民之效，可操券而得焉！所虑者，志无洋人之坚贞，财逊洋人之丰厚，偶有盈绌，便思改图。惟赖在上者扼其利权，神其鼓舞。凡中西可共之利，思何以筹之；中国自有之利，思何以扩之；西人独揽之利，思何以分之。扼此三端，则利权可复矣。
惟西人多财善贾，利之所在必争趋之。若华人亦设公司造商船，力与争雄，媚商减价，拚折资本，势必彼此亏绌，无裨大局。欲救其弊，须开其源。按公法例载，凡长江内河，如欧罗巴之来因河、多拿江，尽人皆得开设船行，以其分属于各国也。美国之米西昔比江，帆轮之利土着擅之，以专属于一国也。他如巴西之阿麻沈江，虽发源于秘鲁，入巴西支分派别，兼注依瓜朵耳国、委内瑞拉国，以贯注巴西数千里之遥。昔有客请立船行，而执政拒之；嗣因商旅萧条，爰除前禁，以广招徕，操纵之权，仍自掌之，不以假人也。若夫中国之长江，西导岷峨，东注沧海，源远流长，如美国之米西昔比江，绝非巴西可比。
今长江二千数百里有奇，洋船往来，实获厚利，喧宾夺主，殊抱杞忧。宜俟中西约满之时，更换旧约，另议新章。凡西人之长江轮船，一概给价收回。所有载货水脚，因争载而递减者，酌复其旧，则西人罔敢异词。更于长江上、下游间，日开行轮船，以报市价。如是，则长江商船之利，悉归中国独擅利权。当道其有意乎?为国为民，胥于是乎在矣！郑观应：《论商务》，《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3—75页。
泰西有君主之国，有民主之国，有君民共主之国，虽风俗各有不同，而义理未能或异。其初开国，立规模、制礼律，何尝无非常之士集思广益，以期长治而久安。然考其时数，审其盛衰，知强富有由，洵非一朝一夕之故也。
昔英境分为七国，各有酋长，皆蠢尔野蛮，甚至杀人以祭，剖心以卜，暴戾恣睢，无复人理。迨罗马统辖英地，政教渐开。未几北狄作乱，祸被全欧，势成割据。其后英、法斗战，延及百年。用是苦心焦思，始制巨舰大炮，狎风涛之险，备战守之方。西班牙检出西半球，悟地体圜转之理，遂开海道以连于亚洲之东南洋。及华盛顿崛起自立，合众部以挫强英。于是英人乃东并五印度，直逼东洋诸国。每经一战，局势诡变，人材挺生，各国皆发奋有为，讲武通商，力筹强富。既而拿破仑第一兴于法国，用兵精锐，穷全欧之智力以相竞，卒莫敢撄其锋焉。近百年来，轮船驶于重洋，火车驰于陆路，而电线遥接于数万里外，顷刻通音，以至耕织、开矿及制造枪炮等事，悉假机器为用，疑有鬼神之助，以泄造化之奇。此彼所恃以雄峙海外，虎视宇内者也。然皆积百年研究之功，始得一旦贯通。其学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非偶然矣。
惟欧洲各国，当中国汉时，始辟洪荒，至今未及二千年。故其风气敦庞，人心坚定，较之中国，尚在春秋之世。夫天道数百年小变，数千年大变。考诸上古，历数千年以降，积群圣人之经营缔造，而文明以启，封建以成。自唐、虞迄夏、商、周，阅二千年莫之或易。洎秦始并六国，废诸侯，改井田，不因先王之法，遂一变而为郡县之天下矣。秦以后虽盛衰屡变，分合不常，然所谓外患者，不过匈奴、契丹西北之塞外耳。至于今，则欧洲各国兵日强、技日巧，鲸吞蚕食，虎踞狼贪，环地球九万里之中，无不周游贩运。中国亦广开海禁，与之立约通商。又一变而为华夷联属之天下矣。是知物极则变，变久则通。虽以圣继圣而兴，亦有不能不变、不得不变者，实天道、世运、人事有以限之也。
况欧洲各国，动以智勇相倾，富强相尚，我中国与之并立，不得不亟思控制，因变达权。故公法、约章宜修也，不修则彼合而我孤；兵制阵法宜练也，不练则彼强而我弱；枪炮器械宜精也，不精则彼利而我钝；轮船、火车、电报宜兴也，不兴则彼速而我迟；天球、地舆、格致、测算等学宜通也，不通则彼巧而我拙；矿务、通商、耕织诸事宜举也，不举则彼富而我贫。噫！世变无常，富强有道。惟准今酌古，勿狃于陈言；因时制宜，勿拘于成例。力行既久，成效自征。
方今俄与英、美、普、法、澳、日诸国，争逐海上，何殊战国七雄。论者谓：俄据形胜之地，逞强富之雄，辟土开疆，励精图治，则秦之连横也。英、美、普、法、澳、日诸国，立约要盟，练兵修政，悉意备俄，则六国之合纵也。而各国之藉以互相维系，安于辑睦者，惟奉万国公法一书耳。其所谓公者，非一国所得而私；法者，各国胥受其范。然明许默许，性法例法，以理义为准绳，以战利为纲领，皆不越天理人情之外。故公法一出，各国皆不敢肆行，实于世道民生，大有裨益。然必自视其国为万国之一，而后公法可行焉。
若我中国，自谓居地球之中，余概目为夷狄，向来划疆自守，不事远图。通商以来，各国恃其强富，声势相联，外托修和，内存觊觎，故未列中国于公法，以示外之之意。而中国亦不屑自处为万国之一列入公法，以示定于一尊，正所谓孤立无援，独受其害，不可不幡然变计者也。且中国舆图未富。古之时，如两广、两湖、吴越皆属蛮夷，匈奴、乌桓、西羌半为戎狄。至汉始南达交趾，东径乐浪，编为郡县。历元、明以至本朝，匈奴、西羌等地悉隶版图，而朝鲜、安南又为藩服，幅员之广，亘古为昭。而地球九万里，半属外夷。非谓中国正统一方，遂不必考其政事之得失，强弱之何如，自足以驾驭边陲，使四夷宾服也。即使怀柔有术，亦当如《春秋》书法，不以国小异其辞。夫地球圆体，既无东西，何有中边。同居覆载之中，奚必强分夷夏。如中国能自视为万国之一，则彼公法中必不能独缺中国，而我中国之法，亦可行于万国。所谓彼教之来，即引我教之往。风气一开，沛然莫御。庶几圣人之道施及蛮貊，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文教之敷，于是乎远矣。
为今计，中国宜遣使会同各国使臣，将中国律例，合万国公法，别类分门：同者固彼此通行，不必过为之虑；异者亦各行其是，无庸刻以相绳；其介在同异之间者，则互相酌量，折衷一是。参订既妥，勒为成书。遣使往来，迭通聘问，大会诸国，立约要盟，无诈无虞，永相恪守。敢有背公法而以强凌弱，藉端开衅者，各国会同，得声其罪而共讨之。集数国之师，以伐一邦之众，彼必不敌。如能悔过，遣使请和，即援赔偿兵费之例，审其轻重，议以罚锾，各国均分，存为公项。倘有怙恶不悛，屡征不服者，始合兵共灭其国，书其罪以表《春秋》之义，存其地另择嗣统之君。开诚布公，审时定法。夫如是，则和局可期经久，而兵祸或亦少纾乎!故惟有道之邦，虽弹丸亦足自立；无道之国，虽富强不敢自雄。通九万里如户庭，联数十邦为指臂。将见干戈戾气，销为日月之光；蛮貊远人，胥沾雨露之化也。不亦懿欤!郑观应：《论公法》，《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5—68页。
中国幅员最大，居温凉之道而百物悉生，得地脉之精而五金悉备，于我无所乏，自于人无所求，但宜通商以收各国之利权，无事通商以给民生之食用。乃欧洲各国垂涎已久，寻端犯顺，搆兵恫喝，乘我未及深悉洋情，逼我猝定税则，各种货物，除鸦片外无所轩轾，正子两税，不过值百抽七有半之数。咸丰八年(1858年)所定条款，虽在英、法二国定税之先，然为时未几，咸丰十年英、法之税则，已为欧洲各国轻税之嚆矢，尚有远过于中国者。则当时英、法与中国立约，岂非欺我不知，以与我争利！且又续许各口运行土货，止纳半税，并无旗号，口岸各捐名目，是利源尽为所夺矣。数十年吸中国之膏血，官商贫富，无不仰屋而嗟。
今何幸而中国渐悉外洋情势，且又设立招商局以分其利，由此推广，而机器织布、开煤、炼铁，渐可收回利权，以为富强张本。乃洋商入内地，执半税之运照，连樯满载，卡闸悉予放行；而华商候关卡之稽查，倒箧翻箱，负累不堪言状，与我朝轸恤商民之至意，大相剌谬。律以西国勒抑外商庇护己商之理，又不啻倒行逆施矣。兹乘其欲免厘金，许我加税之机，仿照各国通商章程，择其可加者加之，以与厘捐相抵，然后将厘卡尽行裁撤，省国家之经费。裕我库储，便商贾之往来，苏其隐困，皆幸赖有此修约之转机也。马建忠：《覆李伯相札议中外官交涉仪式洋货入内地免厘禀》，《适可斋记言》，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76—77页。
古语说得好：“学然后知不足。”近五十年来，中国人渐渐知道自己的不足了。这点子觉悟，一面算是学问进步的原因，一面也算是学问进步的结果。第一期，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这种感觉，从鸦片战争后渐渐发动，到同治年间借了外国兵来平内乱，于是曾国藩、李鸿章一班人，很觉得外国的船坚炮利，确是我们所不及，对于这方面的事项，觉得有舍己从人的必要，于是福建船政学堂、上海制造局等等渐次设立起来。但这一期内，思想界受的影响很少，其中最可纪念的，是制造局里头译出几部科学书。这些书现在看起来虽然很陈旧、很肤浅，但那群翻译的人，有几位颇忠实于学问。他们在那个时代，能够有这样的作品，其实是亏他。因为那时读书人都不会说外国话，说外国话的都不读书，所以这几部译本书，实在是替那第二期“不懂外国话的西学家”开出一条血路了。第二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自从和日本打了一个败仗下来，国内有心人，真像睡梦中着了一个霹雳，因想道，堂堂中国为什么衰败到这田地，都为的是政制不良，所以拿“变法维新”做一面大旗，在社会上开始运动，那急先锋就是康有为、梁启超一班人。这班人中国学问是有底子的，外国文却一字不懂。他们不能告诉人“外国学问是什么，应该怎么学法”，只会日日大声疾呼，说：“中国旧东西是不够的，外国人许多好处是要学的。”这些话虽然像是囫囵，在当时却发生很大的效力。他们的政治运动，是完全失败，只剩下前文说的废科举那件事，算是成功了。这件事的确能够替后来打开一个新局面，国内许多学堂，外国许多留学生，在这期内蓬蓬勃勃发生。第三期新运动的种子，也可以说是从这一期播殖下来。这一期学问上最有价值的出品，要推严复翻译的几部书，算是把十九世纪主要思潮的一部分介绍进来，可惜国里的人能够领略的太少了。第三期，便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第二期所经过时间，比较的很长——从甲午战役起到民国六七年间止。约二十年的中间，政治界虽变迁很大，思想界只能算同一个色彩。简单说，这二十年间，都是觉得我们政治、法律等等，远不如人，恨不得把人家的组织形式，一件件搬进来，以为但能够这样，万事都有办法了。革命成功将近十年，所希望的件件都落空，渐渐有点废然思返，觉得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决计不可能，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悟。恰值欧洲大战告终，全世界思潮都添许多活气，新近回国的留学生，又很出了几位人物，鼓起勇气做全部解放的运动。所以最近两三年间，算是划出一个新时期来了。
这三期间思想的进步，试把前后期的人物做个尺度来量他一下，便很明白：第一期，如郭嵩焘、张佩纶、张之洞等辈，算是很新很新的怪物。到第二期时，嵩焘、佩纶辈已死去，之洞却还在。之洞在第二期前半，依然算是提倡风气的一个人，到了后半，居然成了老朽思想的代表了。在第二期，康有为、梁启超、章炳麟、严复等辈，都是新思想界勇士，立在阵头最前的一排。到第三期时，许多新青年跑上前线，这些人一趟一趟被挤落后，甚至已经全然退伍了。这种新陈代谢现象，可以证明这五十年间思想界的血液流转得很快，可以证明思想界的体气实已渐趋康强。梁启超：《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33—8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