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逆之兴，肇自粤西桂平县金田村民韦正也。……溯于道光二十六七年间大疫(指1846年桂平县大旱及瘟疫)，教中无一染者，于是投教日加，至数万计。《发逆初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51页。

1843年（道光二十三年），《太平天国时期广西农民起义资料》载：“癸卯，(罗城）春无雨。夏四月大水。六、七月，大旱。秋收无，贫民苦之。”又记融县“夏五月，时疫流行，死人颇多。”

1846年（道光二十六年）， 广西巡抚周之琦奏：临桂县“因四月二十日以后：阴雨连绵，至二十五日辰刻，山水暴发，建瓴而下，迅猛异常。至是日未刻，旋即消退。随勘得该处被水共五十二村，田百余亩。各村共倒塌瓦草房屋一百六十二间，压毙男妇大小共六名口。”是年，桂平县大疫，疫情延至次年。明心道人《发逆初记》甚至认为，此次大疫是后来太平天国农民运动能够在这一地区酝酿、暴发之诱因之一：“发逆之兴，肇自粤西桂平县金田村民韦正也。……溯于道光二十六、七年间大疫，教中人无一染者，于是投教日加，至数万计。”

1847年（道光二十七年），佚名《平贼纪略》云：“道光丁未，广西岁饥多盗。”这个简单记述反映了广西地区由于自然灾害而激化了阶级矛盾的社会现实。又据《太平天国时期广西农民起义资料》记载，广西柳城自前年（道光二十五年)起至本年，连续三年“蝗虫为灾，飞满天空，大饥。”

1848年（道光二十八年），《太平天国时期广西农民起义资料》载：“戊申，飞蝗蔽日，如飘风骤雨之至，飒飒有声。所下之处，禾苗菽麦嚼食一空。”

1849年（道光二十九年），据《太平天国时期广西农民起义资料》载：“（灵川县）春，饥。三月，那隆方雨雹，民相抢食。夏蝗。秋旱，禾苗尽枯。”“己酉，(永淳)飞蝗蔽日，下食禾稼，大失收。”“(归顺直隶州) 州境瘟疫流行，人死无数，并多豺狼。” 李文海等：《近代中国灾荒纪年》，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32、54、68、78、98、110页。

此时天王与东王上〈尚〉是计及分军镇守江南，天王心欲结〈急〉往河南，欲取得河南为业。后有一老年湖南水手，大声扬言，亲禀东王，不可往河南，云：“河南河水小而无粮，敌困不能救解。尔今得江南，有长江之殓〈险〉，又有舟只万千，又何必往河南。南京乃帝王之家，城高池深，民富足余，上〈尚〉不立都，尔而往河南何也?”他又云：“河南虽是中洲〈州〉之地，足备稳殓〈险〉，其实不及江南，请东王思知〈之〉!”后东王复想，见这老水手之言，固〈故〉而未往。此水手是驾东王坐〈座〉舟之人。被该水手说白，故而改从，后即未往，移天王驾入南京，后改为天京。开立军伍，整立营规，东王佐政事，事事严整，立法安民，将南京城内男女分别男行女行，百工[归]亦是归行，愿随营者随营，不愿随营者各(归)民家。出城门去者准手力拿，不准担挑。妇女亦由〈同〉。男与女不得谈及，子母不得並言。严严整整，民心佩服。安民者出一严令，凡安民家，安民之地，何官何兵，无令敢入民房者，斩不赦，左脚沓〈踏〉入民家门口即斩左脚，右脚沓〈踏〉[入]民家门口者斩右脚。法律严，故癸丑年(太平天国三年，咸丰三年，1853年)间，上下战功利，民心服。《忠王李秀成自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太平天国》（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50页。《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重点文献资料选编第二章 对国家出路的早期探索

马寿龄《金陵癸甲新乐府·催进贡》诗注说：“二月十四日邻人约进贡，或作表章云：‘某处小民某某恭贺奏，正月廿九日天兵驾到，二月初十日即破金陵，诚所谓王者之师，势如破竹。’”

案这一封表章是太平天国癸好三年二月十八日，克复南京后第四天，南京人民上太平天国的《庆贺克复南京表》。表中所写的日子都还有阴历，正月廿九日即天历二月十四日，二月十四日即天历二月十八日。《人民庆贺克复南京表》，罗尔纲、罗文起辑录：《太平天国散佚文献勾沉录》，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9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