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换约以后，该夷退回天津，纷纷南驶，而所请尚执条约为据。是该夷并不利我土地人民，犹可以信义笼络，驯服其性，自图振兴，似与前代之事稍异。
此次夷情猖獗，凡有血气者，无不同声愤恨。臣等粗知义理，岂忘国家之大计。惟念捻炽于北，发炽于南，饷竭兵疲，夷人乘我虚弱而为其所制。如不胜其忿而与之为仇，则有旦夕之变；若忘其为害而全不设备，则贻子孙之忧。
臣等就今日之势论之：发、捻交乘，心腹之害也；俄国壤地相接，有蚕食上国之志，肘腋之忧也；英国志在通商，暴虐无人理，不为限制则无以自立，肢体之患也。故灭发、捻为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
咸丰十年十二月初一日（1861年1月11日）奕等：《请设总理衙门等事酌拟章程六条摺》，《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八·第71卷），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674、2675页。
治国之道，在乎自强。而审时度势，则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自洋人搆衅以来，至今数十年矣。迨咸丰年间内患外侮，一时并起，岂尽武臣之不善治兵哉？抑有制胜之兵，而无制胜之器，故不能所向无敌耳。外洋如英、法诸国，说者皆知其惟恃此船坚炮利，以横行海外。而船之何以坚与炮之何以利，则置焉弗讲。即有留心此事者，因洋人秘此技巧，不肯轻以授人，遂无从窥其门径。
现在应从京城火器营等挑选数十名弁兵，“派往江苏学习，可期事半功倍。且有洋人指授，必能精益求精。现在浙江正在用兵，托名学制以剿贼，亦可不露痕迹，此诚不可失之机会也。若于平贼之后，始筹学制，则洋匠虽贪重值而肯来，洋官必疑而阻挠，此又势所必至者。是宜乘南省军威大振，洋人乐于见长之时，将外洋各种器械火器实力讲求，以期尽窥其中之秘，有事可以御侮，无事可以示威。”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1840—1895）》第1辑（上册），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264—265页。
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东北，闯入中国边界腹地，几前史之所未载，亘古之所未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士大夫囿于章句之学，而昧于数千年一大变局，狃于目前苟安而遂忘前二三十年之何以创巨而痛深，后千百年之何以安内而制外。李鸿章：《筹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李鸿章全集》第2册·奏稿（1870—1880），海南出版社1997版，第676页。
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客主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外患之乘，变幻如此，而我犹欲以成法制之，譬如医者疗疾不问何症，概投之以古方，诚未见其效也。李鸿章：《筹议海防折》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初二日（1874年12月10日），《李鸿章全集》第2册·奏稿（1870—1880），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第825页。
惟洋务涉历颇久，闻见稍广，于彼己长短相形之处，知之较深。而环愿当世饷力人才，实有未逮，又多拘于成法，牵于众议。虽欲振奋而未由。《易》曰：“穷则变，变则通。”盖不变通则战守皆不足恃，而和亦不可久也。李鸿章：《筹议海防折》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初二日（1874年12月10日），《李鸿章全集》第2册·奏稿（1870—1880），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第826页。
近时拘谨之儒，多以交涉洋务为浼人之具，取巧之士又以引避洋务为自便之图。若非朝廷力开风气，破拘挛之故习，求制胜之实，济天下危局，终不可支；日后乏才，且有甚于今日者。以中国之大，而无自强自立之时，非惟可忧，抑亦可耻。臣愚以为科目即不能骤变，时文即不能遽废，而小楷试帖，太蹈虚饰，甚非作养人才之道。似应于考试功令稍加变通，另开洋务进取一格，以资造就。现在京师既设同文馆，江省亦选幼童出洋学习，似已辟西学门径，而士大夫趋向犹未尽属者何哉?以用人进取之途全不在此故也。拟请嗣后凡有海防省份，均宜设立洋学局，择通晓时务大员主持其事。分为格致、测算、舆图、火轮、机器、兵法、炮法、化学、电气学数门，此皆有切于民生日用军器制作之原。外国以之黜陟人才，故心思日出而不穷。华人聪明才力本无不逮西人之处，但未得其法，未入其门，盖无以鼓励作新之耳。如有志趣思议，于各种略通一二者，选收入局，延西人之博学而精者为之师友，按照所学浅深，酌给薪水，俾得研究精明，再试以事，或分派船厂炮局，或充补防营员弁。如有成效，分别文武，照军务保举章程，奏奖升阶，授以滨海沿江实缺，与正途出身无异；若始勤终怠，立予罢革。其京城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习算学生，及出洋子弟学成回国，皆可分调入局教习，并酌量派往各机器局、各兵船差遣。如此多方诱掖，劝惩兼施，就所学以课所事，即使十人中得一成就，已多一人之用，百人中得十成就，已多十人之用，二十年后制器驶船，自强之功效见矣。
如泰西各国，皆起于弹丸之地，创造各样利器，未及百年而成就如此之精，规画如此之远，拓地如此之广，岂非其举国上下积虑殚精，人思自奋之效乎?中国在五大洲中，自古称最强大，今乃为小邦所轻视。练兵、制器、购船诸事，师彼之长，去我之短，及今为之，而已迟矣。若再因循不办，或旋作旋辍。后患殆不忍言。若不稍变成法，于洋务开用人之途，使人人皆能通晓，将来即有防海万全之策，数十年后主持乏人，亦必名存实亡，渐归颓废。惟有中外一心，坚持必办，力排浮议，以成格为万不可泥，以风气为万不可不开，勿急近功，勿惜重费，精心果力，历久不懈，百折不回，庶几军实渐强，人才渐进，制造渐精，由能守而能战，转贫弱而为富强，或有其时乎?是天下臣民所祷祀求之者也。《李鸿章全集》第2册·奏稿（1870—1880），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第831—832页。
臣维古今国势，必先富而后能强，尤必富在民生而国本乃可益固。溯自各国通商以来，进口洋货日增月盛，核计近年销数价值，已至九千九百馀万两之多。出口土货，年减一年，往往不能相敌。推原其故，由于各国制造均用机器，较中国土货成于人工者，省费倍蓰。售价既廉，行销愈广，自非逐渐设法仿造，自为运销，不足以分其利权。盖土货多销一分，即洋货少销一分，庶漏卮可期渐塞。查进口洋货以洋布为大宗，近年各口销数至二千二三百万馀两。洋布为日用所必需，其价又较土布为廉，民间争相购用，而中国银钱耗入外洋者，实已不少。臣拟遴派绅商，在上海购买机器，设局仿造布匹，冀稍分洋商之利。
查泰西通例，凡新创一业，为本国未有者，例得畀以若干年限。该局用机器织布，事属创举，自应酌定十年以内，只准华商附股搭办，不准另行设局。其应完税厘一节，该局甫经倡办，销路能否畅旺，尚难预计；自应酌轻成本，俾得踊跃试行，免被洋商排挤。拟俟布匹织成后，如在上海本地零星销售，应照中西通例，免完税厘。如由上海径运内地，及分运通商他口，转入内地，应照洋布花色，均在上海新关完一正税，概免内地沿途税厘，以示体恤。如日后运出外洋行销，应令在新关完一出口正税。若十年后销路果能渐畅，洋布果可少来，再行察酌另议。此系中国自主之事，自可特定专章，无虞洋商藉口。李鸿章：《试办织布局折》（光绪八年三月初六日），近代中国史料从刊续编第七十辑：《李文忠公（鸿章）全集（奏稿·第43卷)》，文海出版社1980年版，第1349页。附表：清政府经营的近代军用工业简表（1861—1894）局/厂地点时间创办人简要情况经 费
安庆内军械所安庆曾国藩造子弹、火药、炸炮等，试造小火轮一艘。延请徐寿、华衡芳等任工程师。不详
上海洋炮局上海李鸿章英国人马格里主持，造子弹、火药。次年迁至苏州。不详
续 表
局/厂地点时间创办人简要情况经 费
苏州洋炮局苏州李鸿章除原从苏州迁来的设备外，新购“阿思本舰队”带来为海军制造军火的机器设备，造子弹、火药。后迁金陵110657两
江南制造局上海曾国藩李鸿章清政府所办最大军工企业，造轮船、枪、炮、水雷、子弹、火药、机器等，设有炼钢厂创办经费约为543000两，1867—1873年间总经费2900000两，1874—1894年每年经费从330000至790000两不等。
金陵机器局南京李鸿章从苏州迁来，有所扩大。造枪、炮、子弹、火药。1881年扩建洋火药局。1879年后常年经费每年约11000两，1881年扩建后每年经费约52000两。
福州船政局福州左宗棠造、修轮船创办费670000两，常年经费每年自480000至600000两不等。天津机器局天津崇厚规模仅次于江南制造局，造枪、炮、子弹、火药、水雷。设有炼钢厂创办费约220000两。1870年后常年经费每年自130000至420000两不等。西安机器局西安左宗棠造子弹、火药。两年后迁兰州不祥
福建机器局福州英桂造子弹、火药，时开时停。不祥
兰州机器局兰州左宗棠造枪、炮、子弹。1880年后停。不祥
云南机器局昆明岑毓英（？）造炮、子弹、火药。不祥
广州机器局广州瑞麟，刘坤一
造小轮船，后扩充，购英商黄埔船坞。1885年后造子弹、火药、水雷。创办费170000两，常年经费不祥
山东机器局济南丁宝桢造枪、炮、子弹、火药。创办费186000两，常年经费每年约36000两。
续 表
局/厂地点时间创办人简要情况经 费
四川机器局成都丁宝桢造枪、炮、子弹、火药。创办费77000两，常年经费每年自20000至60000两。吉林机器局吉林吴大澂造子弹、火药、枪。创办费不祥。常年经费每年约40000至100000两。神机营机器局北京奕譞规模较大，制造不祥，1890年毁于火。创办经费数十万两，常年经费不详。
浙江机器局杭州刘秉璋造子弹、火药、水雷。创办经费100000两，常年经费不详。
台湾机器局台北刘铭传造子弹、火药。不详。
湖北枪炮厂汉阳张之洞规模颇大，机器最新。1895年开工，造枪、炮、子弹、火药。创办经费700000两，常年经费每年约400000两。
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1840—1895）》第1辑（上册），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565—566页。
窃查日本兵踞台湾番社之事，明知彼之理曲，而苦于我之备虚……一经决裂，滨海沿江处处皆应设防，各口之防难恃，不得不慎于发端。虽累经奉旨严饬各疆臣实力筹备，而自问殊无把握。今日而始言备，诚病其已迟；今日而再不修备，则更不堪设想矣!溯自庚申(1860)之衅，创巨痛深。当时姑事羁縻，在我可亟图振作。人人有自强之心，亦人人有自强之言，而迄今仍并无自强之实。从前情事，几于日久相忘。臣等筹办各国事务，于练兵、裕饷、习机器、制轮船等议，屡经奏陈筹办。而歧于意见致多阻格者有之，绌于经费未能扩充者有之，初基已立而无以继起久持者亦有之。同心少，异意多。局中之委曲，局外未能周知，切要之经营，移时视为恒泛，以致敌警猝乘，仓惶无备。有鉴于前，不得不思毖于后。现在日本之寻衅生番，其患之已见者也。以一小国之不驯，而备御已苦无策；西洋各国之观变而动，患之濒见而未见者也。倘遇一朝之猝发，而弥救更何所凭?及今亟事绸缪，已属补苴之计；至此仍虚准备，更无求艾之期。惟有上下一心，内外一心，局中局外一心，自始至终，坚苦贞定，且历之永久一心，人人皆洞悉底蕴，力事讲求，为实在可以自强之计，为实在御侮之计，庶几自强有实，而外侮潜消。王芸生编著：《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1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00页。
有天地开辟以来未有之奇愤，凡有心知血气，莫不冲冠发上指者，则今日之以广运万里地球中第一大国而受制于小夷也。……据英人《地理全志》稽之，我中华幅员八倍于俄，十倍于米，百倍于法，二百倍于英，[注：但就本国言，属地不与。]地之大如是。五洲之内，日用百需，无求于他国而自足者，独有一中华，地之善又如是。虽彼中舆地书，必以中华首列，非畏我，非尊我，直以国最大，天时、地利、物产无不甲于地球而已。
今顾腼然屈于四国之下者，则非天时、地利、物产之不如也，人实不如耳。彼人非倛首重瞳之奇，我人非僬侥三尺之弱，人奚不如?且中华扶舆灵秀，磅礴而郁积，巢、燧、羲、轩数神圣，前民利用所创始，诸夷晚出，何尝不窃我绪馀，人又奚不如?则非天赋人以不如也，人自不如耳。天赋人以不如，可耻也，可耻而无可为也。人自不如，尤可耻也，然可耻而有可为也。如耻之，莫如自强。
夫所谓不如，实不如也，忌嫉之无益，文饰之不能，勉强之无庸。向时中国积习长技，俱无所施，道在实知其不如之所在，彼何以小而强，我何以大而弱，必求所以如之，仍亦存乎人而已矣。以今论之，约有数端：人无弃材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四者道在反求，[以上诸议备矣。]惟皇上振刷纪纲，一转移间耳，此无待于夷者也。至于军旅之事，船坚炮利不如夷，有进无退不如夷，[……]而人材健壮未必不如夷。是夷得其三我得其一，故难胜。北兵亦能有进无退，是我得其二，故间胜。粤人军械半购诸夷而不备，并能有进无退，是我得其二有半，故半胜。然即良将劲兵，因械于敌，如天之福，十战十胜。而彼能来我不能往，犁庭埽闾，固无其事，后患正无已时，而况乎胜负未可知也。得三与得二有半，究有间也，何如全乎其为得三之相当也。果全乎其为得三，不特主客异形，劳逸异势，且我有可以穷追之道，彼有惧我报复之心，殆不啻相当焉，斯百战百胜之术矣。夫得二之效，亦道在反求而无待于夷，然则有待于夷者，独船坚炮利一事耳。
魏氏源论驭夷，其曰：“以夷攻夷，以夷款夷。”无论语言文字之不通，往来聘问之不习，忽欲以疏间亲，万不可行。且是欲以战国视诸夷，而不知其情事大不侔也。魏氏所见夷书、新闻纸不少，不宜为此说。盖其生平学术，喜自居于纵横家者流，故有此蔽。愚则以为不能自强，徒逞谲诡，适足取败而已。独“师夷长技以制夷”一语为得之。
夫九州之大，亿万众之心思材力，殚精竭虑于一器，而谓竟无能之者，吾谁欺?惟是输、倕之巧，至难也，非上知不能为也。圩镘之役至贱也，虽中材不屑为也。愿为者不能为，能为者不屑为，必不合之势矣，此所以让诸夷以独能也。
道在重其事，尊其选，特设一科，以待能者。宜于通商各口，拨款设船炮局，聘夷人数名，招内地善运思者，从受其法，以授众匠。工成与夷制无辨者，赏给举人，一体会试；出夷制之上者，赏给进士，一体殿试；廪其匠倍蓰，勿令他适。夫国家重科目，中于人心久矣，聪明智巧之士，穷老尽气，销磨于时文、试帖、楷书无用之事，又优劣得失无定数，而莫肯徒业者，以上之重之也。今令分其半以从事于制器尚象之途，优则得，劣则失，划然一定，而仍可以得时文、试帖、楷书之赏，夫谁不乐闻。且其人有道人之禀，何不可以馀力治文学，讲吏治，较之捐输所得，不犹愈乎?即较之时文、试帖、楷书所得，不犹愈乎?即如另议改定科举，而是科却可并行不悖。中华之聪明智巧，必在诸夷之上，往时特不之用耳。上好下甚，风行响应，当有殊尤异敏，出新意于西法之外者，始则师而法之，继则比而齐之，终则驾而上之，自强之道，实在乎是。
或曰：购船雇人何如?曰：不可。能造，能修，能用，则我之利器也。不能造，不用修，不能用，则仍人之利器也。利器在人手，以之转漕，而一日可令我饥饿；以之运盐，而一日可令我食淡；以之涉江海，而一日可令我覆溺，仓卒有隙，幡然倒戈，舟中敌国，遂为实事，而购值不赀，岁修不赀，赏犒不赀，使令之不便，驾驭之不易，其小焉者也，是尚不如借兵雇船之为愈也。借兵雇船皆暂也，非常也。目前固无隙，故可暂也，日后岂能必无隙，故不可常也，终以自造、自修、自用之为无弊也。夫而后内可以荡平区宇，夫而后外可以雄长瀛寰，夫而后可以复本有之强，夫而后可以雪从前之耻，夫而后完然为广运万里，地球中第一大国，而正本清源之治，久安长治之规，可以容议也。
夫穷兵黩武，非圣人之道，原不必尤而效之。但使我有隐然之威。战可必克也，不战亦可屈人也，而我中华始可自立于天下。不然者，有可自强之道，暴弃之而不知惜；有可雪耻之道，隐忍之而不知所为计，亦不独俄、英、法、米之为虑也，我中华且将为天下万国所鱼肉，何以堪之?此贾生之所为痛哭流涕者也！冯桂芬：《制洋器议》，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9—33页。
窃谓中国人心有万不可解者。西洋为害之烈，莫甚于鸦片烟。英国士绅亦自耻其以害人者为构衅中国之具也，力谋所以禁绝之。中国士大夫甘心陷溺，恬不为悔。数十年国家之耻，耗竭财力，毒害生民，无一人引为疚心。钟表玩具，家皆有之；呢绒洋布之属，遍及穷荒僻壤；江浙风俗，至于舍国家钱币而专行使洋钱，且昂其价，漠然无知其非者。一闻修造铁路、电报，痛心疾首，群起阻难，至有以见洋人机器为公愤者。曾劼刚以家讳乘坐南京小轮船至长沙，官绅起而大哗，数年不息。是甘心承人之害以使朘吾之脂膏，而挟全力自塞其利源。蒙不知其何心也！郭嵩焘：《伦敦致李伯相》，《郭嵩焘诗文集·卷十一》，岳麓书社1984版，第189—190页。
论者曰：中国之当改革不待言矣，然此次之改革，得无操之过蹙，失于急激以自贻蹉跌之忧乎？
辨曰：中国之言改革，三十年于兹矣，然而不见改革之效，而徒增其弊何也？凡改革之事，必除旧布新，两者之用力相等，然后可有效也。苟不务除旧而言布新，其势必将旧政之积弊，悉移而纳于新政之中，而新政反增其害矣。
夫不除旧而不能布新，前既言之矣，而除旧弊之一事，最易犯众忌而触众怒，故全躯保位惜名之人，每不肯为之。梁启超著：《戊戌政变记》，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81页。
我中国自同治后，所谓变法者若练兵也，开矿也，通商也，交涉之有总署使馆也，教育之有同文方言馆及各中国学堂也。皆畴昔之人所谓改革者也。夫以练兵论之，将帅不由学校而出，能知兵乎？选兵无度，任意招募，半属流丐，体之羸壮所不知，识字与否所不计，能用命乎？将俸极薄，兵饷极微，武階极贱，士人以从军为耻，而无赖者乃承其乏，能潔己效死乎？图学不兴，阨塞不知，能制胜乎？船械不能自制，仰息他人，能如志乎？海军不游弋他国，将帅不习风涛，一旦临敌，能有功乎？警察不设，户籍无稽，所练之兵，日有逃亡，能为用乎？如是则练兵如不练，且也用洋将统带训练者，则授权于洋人，国家岁费巨帑，为他人养兵以自噬。其用将士者，则如董福祥之类，藉众闹事，损辱国体，动招边衅，否则骚扰闾阎而已，不能防国，但能累民。又购船置械于外国，则官商之经手者，藉以中饱自肥，费重金而得窳物，如是则练兵不如不练。
以开矿论之，矿物学堂不兴，矿师乏绝，重金延聘西人，尚不可信，能尽地利乎？机器不备，化分不精，能无弃材乎？道路不通，从矿地运至海口，其运费视原价或至数倍，能有利乎？如是则开矿如不开。且也西人承揽，各国要挟，地利尽失，畀之他人，否则奸商胡闹，贪官串弊，各省矿局，只能为候补人员领乾修之用（中国旧例官绅之不办事，而借空名以领俸者，谓之乾修。凡各省之某某局总办某某局提调者，无不皆是也。），徒糜国帑，如是则开矿不如不开。以通商论之，计学（即日本所称经济财政诸学。）不讲，罕明商政之理，能保富乎？工艺不兴，制造不讲，土货销场，寥寥无几，能净利乎？道路梗塞运费笨重，能广销乎？厘卡满地，抑勒逗留，朘膏削脂， 有如虎狼，能劝商乎？领事不察外国商务，国家不护侨寓商民，能自立乎？如是则通商如不通。且也外品日输入，内币日输出，池枯鱼竭，民无噍类，如是则通商反不如不通。
以交涉论之，总理衙门老翁十数人，日坐堂皇，并外国之名且不知，无论国际，并己国条约且未寓目，无论公法，各国公使领事等官，皆由奔竟而得，一无学识。公使除呈递国书之外无他事，领事随员等除游观饮食之外无他业，又何取于此辈之坐食乎？如是则有外交官如无外交官。且使馆等人在外国，或狎邪无赖，或鄙吝无耻，自执贱业，污秽难堪，贻笑外人，损辱国体，其领事等非惟不能保护己商，且从而凌压之，如是则有外交官反不如无外交官。
以教育论之,但教方言以供翻译,不授政治之科,不修学艺之术,能养人材乎？科举不变，荣途不出，士大夫之家，聪颖子弟，皆以入学为耻，能得高才乎？如是则有学堂不如无学堂，且也学堂之中，不事德育，不讲爱国，故堂中生徒，但染欧西下等人之恶风，不复知有本国。贤者则为洋傭以求衣食，不肖者且为汉奸以倾国基，如是则有学堂反不如无学堂。
凡此之类，随举数端，其有弊无效，固已如是，自余各端，亦莫不如是，则此前之所谓改革者，所谓温和主义者，其成效固已可覩矣。夫此诸事者，则三十年来名臣曾国藩、文祥、沈葆桢、李鸿章、张之洞之徒，所竭力而始成之者也，然其效乃若此。然则不变其本，不易其俗，不定其规模，不筹其全局，而依然若前此之支支节节以变之， 则虽使各省得许多督抚皆若李鸿章、张之洞之才之识，又假以十年无事，听之使若李鸿章、张之洞之所为，则于中国之弱之亡能稍有救乎？吾知其必不能也。何也？蓋国家之所赖以成立者，其质甚繁，故政治之体段亦甚复杂，枝节之中有根干焉，根干之中又有总根干焉，互为原因，互为结果。故言变法者将欲变甲，必先变乙，及其变乙，又当先变丙，如是相引，以至无穷，而要之非全体并举，合力齐作，则必不能有功，而徒增其弊。譬之有千岁老屋，瓦墁毁坏，榱栋崩析，将就倾圯，而室中之人，乃酣嬉鼾卧，漠然无所闻见，或则补苴罅漏，弥缝蚁穴，以冀支持，斯二者用心虽不同，要之风雨一至，则屋必倾而人必同归死亡一也。梁启超：《戊戌政变记·卷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74—276页。
再，臣维当今重臣，莫如李鸿章；朝廷倚任，亦莫如李鸿章；而声望大损谤议喧腾者，亦莫如李鸿章。或谓其交通洋夷以为奥援，或谓其拥恃淮军以要权利。夫以李鸿章受皇上深恩，中外诸臣莫与为比，岂有丧心昧良一至于是?然而人言不尽无因，何也?
自李鸿章总督直隶，今日买船，明日置炮，此处筑台，彼处设垒，岁费国家数百万金，而每有震惊，一味议和。夫洋寇果来，折诸外洋，诚非兵船不可，折诸内地，诚非炮台不可。顾李鸿章只知言和，船械军垒，何所用之？且和，尽人所能也。朝廷倚李鸿章为折冲御侮之臣，凡所请求，无不俞允。而李鸿章仅一和为报称，又觊开销之利，众役繁兴。其言曰：“外洋铁船以千百计。”无论不实，即使确有此数，岂能尽撤各埔之防来犯中国?李鸿章而为此言，所购之船，何所底止?岂将尽购夷船，而后与夷战耶?秦钟简：《请罢斥李鸿章片》，光绪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1883年12月21日），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十五辑：《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第1册·卷8，文海出版社1967年版，第654—655页。
李鸿章出其资财，令人贸易，沿江沿海，无处不有。深恐启衅洋夷，则商本亏折，是以断不欲战。夫既不欲战，则断不能战。今日夷事方棘，畿辅所任惟李鸿章，臣能无惴惴乎?曩者叶名琛因红头之乱（“红头之乱”，指1854年(咸丰四年)后，广东天地会以陈开、李文茂为首的红兵起义），寄顿资财于夷人，故夷攻粤东，竟大张告示曰：“开炮者斩！”然而夷终拘执以去。夷之反覆无情如此。今李鸿章亦专欲媚夷以保其资，仍恐夷之反覆无情也。李鸿章纵不足惜，如朝廷何?
臣于李鸿章素无往来，更无嫌怨，方以为一时柱石，何敢妄肆诋諆。顾深维时局已堕坏于该大臣一人之手，及今不言，后更有言之莫能挽救者。伏望皇上断自宸衷，立予罢斥；即或念其前绩，曲予保全，亦宜听其终制归里，别简贤能，为奠安畿辅之策，毋为该臣所误，天下幸甚!臣为安危所系，谨冒昧附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秦钟简：《请罢斥李鸿章片》，光绪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1883年12月21日），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十五辑：《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第1册·卷8，文海出版社1967年版，第655—656页。
自中外通商以来，彼族动肆横逆，我民日受欺凌，凡有血气孰不欲结发厉戈，求与彼决一战哉。于是购铁舰，建炮台，造枪械，制水雷，设海军，操陆阵，讲求战事不遗余力，以为而今而后庶几水栗而山詟乎。而彼族乃咥咥然窃笑其旁也。何则?彼之谋我，噬膏血匪噬皮毛，攻资财不攻兵阵，方且以聘盟为阴谋，借和约为兵刃。迨至精华销竭，已成枯腊，则举之如发蒙耳。故兵之并吞祸人易觉，商之掊克敝国无形。我之商务一日不兴，则彼之贫谋亦一日不辍。纵令猛将如云，舟师林立，而彼族谈笑而来，鼓舞而去，称心餍欲，孰得而谁何之哉?吾故得以一言断之曰：“习兵战不如习商战。”郑观应：《商战（上）》，《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86页。
平日于中外事虽稍稍究心，终不能得其要领。经此创巨痛深，乃始屏弃一切，专精致思。当馈而忘食，既寝而累兴，绕屋徬徨，未知所出。既忧性分中之民物，复念灾患来于切肤。虽躁心久定，而幽怀转结。详考数十年之世变，而切究其事理，远验之故籍，近咨之深识之士。不敢专己而非人，不能讳短而疾长，不敢徇一孔之见而封于旧说，不敢不舍己从人取于人以为善。设身处境，机牙百出。因有见于大化之所趋，风气之所溺，非守文因旧所能挽回者。不恤首发大难，画此尽变西法之策。谭嗣同：《上欧阳中鹄书》，《谭嗣同全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67—168页。
不变一言，决非天运。而悠久成物之理，转在变动不居之中。是当前之所见，经廿年卅年而革焉可也，更二万年三万年而革亦可也。特据前事推将来，为变方长，未知所极而已。虽然，天运变矣，而有不变者行乎其中。不变惟何?是名天演。以天演为体，而其用有二：曰物竞，曰天择。此万物莫不然，而于有生之类为尤著。物竞者，物争自存也。以一物以与物物争，或存或亡，而其效则归于天择。天择者，物争焉而独存。则其存也，必有其所以存，必其所得于天之分，自致一己之能，与其所遭值之时与地，及凡周身以外之物力，有其相谋相剂者焉。夫而后独免于亡，而足以自立也。而自其效观之，若是物特为天之所厚而择焉以存也者，夫是之谓天择。天择者，择于自然，虽择而莫之择，犹物竞之无所争，而实天下之至争也。斯宾塞尔曰：“天择者，存其最宜者也。”夫物既争存矣，而天又从其争之后而择之，一争一择，而变化之事出矣。严复：《天演论（上）·导言一——察变》，《严复集》第五册，中华书局1986年出版，第13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