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以为望变法于朝廷，其事颇难。然各国之革政，未有不从国民而起者；故欲倡之于下，以唤起国民之议论，振刷国民之精神，使厚蓄其力，以待他日之用。于是自捐资创《万国公报》于京师，遍送士夫贵人，与梁启超、麦孟华撰之，日刊送二千份。

乃倡设强学会于北京，京朝士大夫集者数十人，袁世凯、文廷式与焉，英、米人士亦有列名会员者；每十日一集，集则有所演说。时张之洞为南洋大臣，闻而善之，寄五千金以充会中之用。时京师无有为报者，中国士夫无有为会者，有之，皆自康有为创之。然大学士徐桐、御史褚成博等咸欲劾之。(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九月，康有为出京游南京，说张之洞谋设强学分会于上海，张大喜，会遂成。此会所办之事为五大端：一译东西文书籍，二刊布新报，三开大图书馆，四设博物仪器院，五建立政治学校。我国之有协会有学社，自此始也。梁启超：《戊戌政变记·卷七·附录一：改革起源》，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97—298页。

具呈举人康祖诒等，为安危大计，乞下明诏，行大赏罚，迁都练兵，变通新法，以塞和款而拒外夷，保疆土而延国命。

窃以为弃台民之事小，散天下民之事大；割地之事小，亡国之事大；社稷安危，要此一举。康有为等：《上清帝第二书》（即公车上书），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初八日（1895年5月2日），《康有为全集》第4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2页。

夫富国之法有六：曰钞法，曰铁路，曰机器轮舟，曰开矿，曰铸银，曰邮政。康有为等：《上清帝第二书》（即公车上书），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初八日（1895年5月2日），《康有为全集》第4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7页。

行之六者，国不患贫矣。然百姓匮乏，国无以为富也。中国生齿，自道光时已四万万，今经数十年休养生息，不止此数。而工商不兴，生计困蹙，或散之他国，为人奴隶，或啸聚草泽，蠹害乡邑，虽无外患，内忧已亟。夫国以民为本，不思养之，是自拔其本也。

养民之法：一曰务农，二曰劝工，三曰惠商，四曰恤穷。康有为等：《上清帝第二书》（即公车上书），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初八日（1895年5月2日），《康有为全集》第4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9页。

凡一统之世，必以农立国，可靖民心；并争之世，必以商立国，可侔敌利，易之则困敝矣。故管仲以轻重强齐国，马希范以工商立湖南。且夫古之灭国以兵，人皆知之，今之灭国以商，人皆忽之。以兵灭人，国亡而民犹存。以商灭人，民亡而国随之。中国之受弊，盖在此也。今外国鸦片之耗我，岁凡三千三百万，此则人尽痛恨之，岂知洋纱、洋布，岁耗凡五千三百万。洋布之外，用物如洋绸、洋缎、洋呢、漳绒、羽纱、毡毯、手巾、花边、纽扣、针、线、伞、灯、颜料、箱箧、瓷器、牙刷、牙粉、肥皂、火油，食品若咖啡、吕宋烟、夏湾拿烟、纸卷烟、鼻烟、洋酒、火腿、洋肉脯、洋饼、洋糖、洋盐、药水、丸粉、洋乾果、洋水果，及煤、铁、铅、铜、马口铁、材料、木器、钟表、日规、寒暑针、风雨针、电气灯、自来水、玻璃镜、照相片，玩好淫巧之具，家置户有，人多好之。乃至新疆、西藏亦皆销流，耗我以万万计。而我自丝、茶减色，不敌鸦片，其余自草帽辫、驼毛、羊皮、大黄、麝香、药料、绸缎、瓷器、杂货不值三千万，仅得其洋布之半数。而吾民内地则有厘捐，出口则有重税，彼皆无之。康有为等：《上清帝第二书》（即公车上书），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初八日（1895年5月2日），《康有为全集》第4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0页。

臣闻方今大地守旧之国，未有不分割危亡者也。有次第胁割其土地人民而亡之者，波兰是也。有尽取其利权，一举而亡之者，缅甸是也。有尽亡其土地人民而存其虚号者，安南是也。有收其利权而后亡之者，印度是也。有握其利权而徐分割而亡之者土耳其、埃及是也。我今无士、无兵、无饷、无船、无械，虽名为国，而土地、铁路、轮船、商务、银行，惟敌之命，听客取求，虽无亡之形，而有亡之实矣。后此之变，臣不忍言。观大地诸国，皆以变法而强，守旧而亡，然则守旧开新之效，已断可睹矣。以皇上之明，观万国之势，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康有为：《上清帝第六书》（《应诏统筹全局折》），（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初八日（1898年1月29日），《康有为全集》第4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7页。

“自京师以及各省州府县皆设学堂。”“京师大学，选举贡生监年三十以下者入学，其京官愿学者听之。”“京师为首善之区，不宜因陋就简，示天下以朴。似当酌动帑藏， 以崇体制，每岁得十余万，规模已可大成。”刑部左侍郎李端棻奏《请推广学校折》（1896年），北京大学、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合编：《京师大学堂档案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6页。

今日之世界，新世界也：思想新，学问新，政体新，法律新，工艺新，军备新，社会新，人物新，凡全世界有形无形之事物，一一皆辟前古所未有，而别立一新天地。美哉新法!盛哉新法!人人知之，人人慕之，无俟吾论。吾所不能已于论者，有灭国新法在。

灭国者，天演之公例也。凡人之在世间，必争自存，争自存则有优劣，有优劣则有胜败。劣而败者，其权利必为优而胜者所吞并，是即灭国之理也。自世界初有人类以来，即循此天则，相搏相噬，相嬗相代，以迄今日而国于全地球者，仅百数十焉矣。灭国之有新法也，亦由进化之公例使然也。昔者以国为一人一家之国，故灭国者必虏其君焉，潴其宫焉，毁其宗庙焉，迁其重器焉。故一人一家灭而国灭。今也不然，学理大明，知国也者一国人之公产也，其与一人一家之关系甚浅薄，苟真欲灭人国者，必灭其全国，而不与一人一家为难。不宁惟是，常借一人一家之力，以助其灭国之手段。故昔之灭人国也，以挞之伐之者灭之；今之灭人国也，以噢之咻之者灭之。昔之灭人国也骤，今之灭人国也渐。昔之灭人国也显，今之灭人国也微。昔之灭人国也，使人知之而备之；今之灭人国也，使人亲之而引之。昔之灭国者如虎狼，今之灭国者如狐狸。或以通商灭之，或以放债灭之，或以代练兵灭之，或以设顾问灭之，或以通道路灭之，或以煽党争灭之，或以平内乱灭之，或以助革命灭之。其精华已竭、机会已熟也，或一举而易其国名焉，变其地图之颜色焉；其未竭未熟也，虽袭其名仍其色，百数十年可也。呜呼，泰西列强以新法施于弱小之国者，不知几何矣!谓余不信，请举其例：

其一，征诸埃及。……（编者删）

其二，征诸波兰。……（编者删）

其三，征诸印度。……（编者删）

其四，征诸波亚。……（编者删）

其五，征诸菲律宾。……（编者删）

以上所列，略举数国，数之不遍，语之不详。虽然，近二百年来，所谓优胜人种者，其灭国之手段，略见一斑矣。莽莽五洲，被灭之国，大小无虑首数十，大率皆入此彀中，往而不返者也。由是观之，安睹所谓文明者耶?安睹所谓公法者耶?安睹所谓爱人如己、视敌如友者耶?西哲有言：“两平等者相遇，无所谓权力，道理即权力也；两不平等者相遇，无所谓道理，权力即道理也。”彼欧洲诸国与欧洲诸国相遇也，恒以道理为权力；其与欧洲以外诸国相遇也，恒以权力为道理。此乃天演所必至，物竞所固然，夫何怪焉!夫何怼焉!所最难堪者，以攘攘优胜之人，托于岌岌劣败之国，当此将灭未灭之际，其将何以为情哉?其将何能已于言哉?

天下事未有中立者也，不灭则兴，不兴则灭，何去何从，间不容发。乃我四万万人不讲所以兴国之策，而窃窃焉冀其免于灭亡，此即灭亡之第一根源也。人之爱我何如我之自爱， 下岂有牺牲己国之利益，而为他国求利益者乎?乃我四万万人，闻列强之议瓜分中国也，则眙然以忧；闻列强之议保全中国也，则释然以安；闻列强之协助中国也，则色然以喜。此又灭亡之第二根原也。吾今不欲以危言空论，惊骇世俗，吾且举近事之一二，与各亡国之成案，比较而论之。

埃及之所以亡，非由国债耶?中国自二十年前，无所谓国债也；自光绪四年，始有借德国二百五十万圆，周息五厘半之事；五年，复借汇丰银行一千六百十五万圆，周息七厘；十八年，借汇丰三千万圆，十九年，借渣打一千万元，二十年，借德国一千万元，皆周息六厘；廿一年，借俄、法一万万五千八百二十万元，周息四厘；廿二年，借英、德一万万六千万元，周息五厘；廿四年，借汇丰、德华、正金三银行一万万六千万圆，周息四分五厘。盖此二十年间(除此次团匪和议赔款未计)，而外债之数，已五万万四千六百余万元矣。大概总计，每年须偿息银三千万圆。今国帑之竭，众所共知矣。甲午以前，所有借项，本息合计，每年仅能还三百万，故惟第一次德债，曾还本七十五万，他无闻焉。自乙未和议以后，即新旧诸债，不还一本，而其息亦须岁出三千万。南海何启氏曾将还债迟速之数，列一表如下：

债项五万万元，周息六厘，一年不还，其息为三千万元，合本息计，共为五万万三千万元。使以五万万三千万元，再积一年不还，则其息为三千一百八十万元，本息合计五万万六千百八十万元。

再以五万万六千百八十万元，积八年不还，则其息为三万万三千三百万元有奇，本息合计，为八万万九千五百万元有奇。

再以八万万九千五百万元有奇，积十年不还，则其息为七万万零八百万元有奇，本息合计，为十六万万零三百万元有奇。

再以十六万万零三百万元有奇，积十年不还，则其息为十二万万六千八百万元有奇，本息合计，为二十八万万七千一百万元有奇。

然则不过三十年，而息之浮于本者几五倍，合本以计，则六倍于今也。夫自光绪五年至十八年，而不能还一千六百余万元之本，则中东战后三十年，其不能还五万万元之本明矣。在三十年以前之今日，而不能还三千万元之息，则三十年后，其不能还二十三万万元之息又明矣。加以此次新债四万万五千万两，又加旧债三之一有奇，若以前表之例算之，则三十年后，中国新旧债本息合计，当在六七十万万以上。即使外患不生，内忧不起，而三十年后，中国之作何局面，岂待蓍龟哉？又岂必待三十年而已，盖数年以后，而本息已盈十万万，不知今之顽固政府，何以待之?

夫使外国借债于我，而非有大欲在其后也，则何必互争此权，如蚁附膻，如狗夺骨，而彼此寸毫不相让耶?试问光绪廿一年之借款，俄罗斯何故为我作中保?试问廿四年之借款，俄英两国何故生大冲突，几至以干戈相见?夫中国政府，财政困难，而无力以负担此重债也，天下万国，孰不知之?既知之而复争之若骛焉，愿我忧国之士一思其故也。今即以关税、厘税作抵，或未至如何启氏之所预算，中国庞然大物，精华未竭，西人未肯遽出前此之待埃及者以相待。而要之债主之权，日重一日，则中央财政之事，必至尽移于其手然后快，是埃及覆辙之无可逃避者也。而庸腐奸险、貌托维新之疆臣如张之洞者，犹复以去年开督抚自借国债之例，借五十万于英国，置兵备以残同胞，又以铁政局之名，借外债于日本。彼其意岂不以但求外人之我信，骤得此额外之巨款，以供目前之挥霍，及吾之死也，或去官也，则其责任非复在我云尔?而岂知其贻祸于将来，有不可收拾者耶?使各省督抚皆效尤张之洞，各滥用其现在之职权，私称贷于外国，彼外国岂有所惮而不敢应之哉?虽政府之官吏百变，而民间之脂膏固在，彼搤我吭而揕我胸，宁虑本息之不能归赵?此乐贷之，彼乐予之，一省五十万，二十行省不既千万乎?一年千万，十年以后不既万万乎?此事今初起点，论国事者皆熟视无睹焉，而不知即此一端，已足亡中国而有余，而作俑者之罪，盖擢发难数矣。中央政府之有外债，是举中央财权以赠他人也；各省团体之有外债，是并举地方财权以赠他人也。吾诚不忍见我京师之户部、内务府，及各省之布政使司、善后局，其大臣长官之位，皆虚左以待碧眼虬髯辈也。呜呼!安所得吾言之幸而不中耶?吾读埃及近世史，不禁股栗焉耳。

不宁惟是，国家之借款，犹曰挫败之后，为敌所逼，不得不然。乃近者疆吏政策，复有以借款办维新事业为得计者，即铁路是其已事也。夫开铁路，为兴利也，事关求利，势不可不持筹握算，计及锱铢。而凡借款者，其实收之数，不过九折，而金钱涨价，还时每须添一二成。即以一成而论，其入之也，十仅得九，其还之也，十须十一，是一转移间，已去其二成，而借万万者短二千万矣。此犹望金价平定，无大涨旺，然后能之。若每至还期，外国豪商高抬金价，则不难如光绪四、五年时之借项，借百万者几还二百万，是借款断无清还之期，而铁路前途，岂堪设想耶?夫铁路之地，中国之地也，借洋债以作铁路，非以铁路作抵不可；路为中国之路，非以国家担债不可。即今暂不尔，而他日稍有嫌疑，则债主且将执物所有主之名，而国家之填偿，实不能免。以地为中国之地也，又使今之债主，不侵路权，而异时一有龃龉，则债主又将托办理未善之说，而据路以取息，势所必然。以债为外洋之债也，以此计之，凡借款所办之路，其路必至展转归外人之手而后已。路归外人，而路所经地及其附近处，岂复中国所能有耶?(以上一段，多采何氏《新政始基》之议，著者自注。)试观苏彝士河之股份，其关系于英国及埃及主权之嬗代者何如?呜呼，此真所谓自求祸者也！此所以芦汉铁路由华俄银行经理借款，而英国出全力以抗之；牛庄铁路之借款于汇丰银行，而俄国以死命相争也。诚如是也，则中国多开一铁路，即多一亡国之引线。又不惟铁路，凡百事业，皆作如是观矣。今举国督抚，亦竞言变法矣。即如其所说，若何而通道路，若何而练陆军，若何而广制造，若何而开矿务，至叩其何所凭借以始事，度公私俱竭之际，其势又将出于借款。若是则文明事业，遍于国中，而国即随之而亡矣。呜呼，往事不可追，吾犹愿后此之言维新者，慎勿学张之洞、盛宣怀之政策以毒天下也。

俄人之亡波兰也，非俄人能亡之，而波兰之贵官豪族，三揖三让以请俄人之亡之也。呜呼，吾观中国近事，抑何其相类耶!团匪变起，东南疆臣，有与各国立约互保之举，中外人士，交口赞之，而不知此实为列国确定势力范围之基础也。张之洞惧见忌于政府，乃至电乞各国，求保其两湖总督之任；又恃互保之功，蒙惑各领事，以快其仇杀异党之意气；僚官之与己不协者，则以恐伤互保为名，借外人之力以排除之。岂有他哉?为一时之私利，一己之私益而已。而不知冥冥之中，已将长江一带选举、黜陟、生杀之权，全移于外国之手。于是扬子流域之督抚，生息于英国卵翼之下，一如印度之酋长，盖自此役始矣。第四次惩治罪魁名单，荣禄等以广大神通，借俄法两使之力，以免罪谴。于是京师、西安之大吏，生息于俄人卵翼之下，一如高丽之孱王，又自此役始矣。一国之中，纷纷扰扰，若者为英日党，若者为俄法党，得附于大国，为之奴隶，则栩栩然自以为得计。噫嘻，吾恐非至如俄人筑炮台以临波兰议院之时，而衮衮诸公，遂终不悟也。人不能瓜分我，而我先自分之，开群雄以利用之法门。彼官吏之自为目前计则得矣，而遂使我国民自今以往，将为奴隶之奴隶而万劫不复。官吏其安之矣，抑我国民其安之否耶?

呜呼!吾观天下最奇最险之现象，则未有如拳匪之役者也。列强之议瓜分中国也，十余年于兹矣。事机相薄，妖孽交作，无端而有义和团之事，以为之口实。皮相者流，孰不谓瓜分之议将予今实行乎?而岂知不惟不行而已，而环球政治家之论，反为之一大变，保全支那之声，日日腾播于报纸中；而北京公使会议，亦无不尽变其前此威吓逼胁之故技，而一出以温柔噢咻之手段。噫嘻，吾不知列强自经此役以后，何所爱于中国，而方针之转变，乃如是其速也?一面骂吾民之野蛮无人性，绘为图画，编为小说，尽情丑诋，变本加厉，惟恐不力；一面抚摩而煦妪之，厚其貌，柔其情，视畴昔有加焉。义和团之为政府所指使，为西后所主持，亦既万目共见，众曰一词矣，而犹NFDA9然认为共主，尊为正统，与仇为友，匿怨相交，欢迎其谢罪之使，如事天神，代筹其偿款之方，若保赤子。噫嘻，此何故欤?狙公之饲狙也，朝三暮四则诸狙怒，朝四暮三则诸狙喜。中国人之性质，欧人其知之矣，以瓜分为瓜分，何如以不瓜分为瓜分?求实利者不务虚名，将大取者必先小与。彼以为今日而行瓜分也，则陷吾国民于破釜沉舟之地，而益其独立排外之心，而他日所以钳制而镇抚之者，将有所不及。今日不行瓜分而反言保全也，则吾国民自觉如死囚之获赦，将感再造之恩，兴来苏之颂，自化其前此之蓄怨积怒，而畏折、歆羡、感谢之三种心，次第并起，于是乎中国乃为欧洲之中国，中国人亦随而为欧洲之国民。吾尝读赫德氏新著之《中国实测论》，(P〈R〉OBERT HART’S ESSAYS ON THE CHINESE VISITATION，去年西十一月出版，因义和团事而论西人将来待中国之法者也。)其大指若曰：

今次中国之问题，当以何者为基础而成和议乎?大率不外三策：一曰分割其国土，二曰变更其皇统，三曰扶植满洲政府是也。然变更皇统之策，终难实行，因今日中国人无一人有君临全国之资望，若强由此策，则骚扰相续，迄无宁岁耳。策之最易行者，莫如扶植满洲朝廷；而漫然扶植之，则亦不能绝后来之祸根。故论中国最终之处分，则瓜分之事，实无所逃避，而无奈瓜分政策，又不可遽实行于今日。盖中国人数千年在沉睡之中，今也大梦将觉，渐有“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之思想，故义和团之运动，实由其爱国之心所发，以强中国、拒外人为目的者也。虽此次初起，无人才，无器械，一败涂地；然其始羽檄一飞，四方响应，非无故矣。自今以往，此种精神，必更深入人心，弥漫全国。他日必有义和团之子孙，辇格林之炮，肩毛瑟之枪，以行今日义和团未竟之志者。故为今之计，列国当以瓜分为最后之一定目的，而现时当一面设法，顺中国人之感情，使之渐忘其军事思想，而倾服于我欧人，如是则将来所谓“黄祸”(西人深畏中国人，向有黄祸之语互相警厉。)者，可以烟消烬灭矣。云云。(此乃撮译全书大意，非择译一章一节。作者自注。)

呜呼，此虽赫德一人之私言，而实不啻欧洲各国之公言矣。由此观之，则今日纷纷言保全中国者，其为爱我中国也几何?不宁惟是，彼西人深知夫民权与国权之相待而立也，苟使吾四万万人能自起而组织一政府，修其内治，充其实力，则白人将永不能染指于亚洲大陆。又知夫民权之兴起，由于原动力与反动力两者之摩荡，故必力压全国之动机，保其数千年之永静性，然后能束手以待其摆布，故以维持和平之局为第一主义焉。又知夫中国民族，有奴事一姓、崇拜民贼之性质也，与其取而代之，不如因而用之，以中国人而自凌中国人、自制中国人，则相与俯首帖耳，谓我祖若宗以来，既皆如是矣，习而安之，以为分所当然，虽残暴桎梏，十倍于欧洲人，而民气之靖依然也。故尤以扶植现政府为独一无二之法门焉。梁启超：《灭国新法论（节选）》（1901年7月16日—8月24日），《梁启超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年版，第91—9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