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四月二十三日(1898年6月11日)下定国是之诏。上谕曰：……

命各省督抚遴举使才，向来使臣，皆由总署司员及南北洋所保，上以御史杨深秀所请，特重其选，诏举使才，重邦交也。

二十八日（16日），召见工部主事康有为、刑部主事张元济，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所奏保也。先是康有为自乙未（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上万言书，请大变法自强，皇上命钞四份，一进太后，一留乾清宫南窗，一存勤政殿，一发各省督抚议。至胶警后，康有为复上书痛言国事。正月，上命总理王大臣问所言，续命上条陈具摺极言大计，统筹全局，下总署议。摺内请以日本明治之法为政法，俄彼得之法为心法，随奉旨宣取所著之《日本变政考》、《俄彼得变政记》。于是康有为陆续于二三月间写毕进呈，并附呈时务西书数种。皇上于是垂情中外之事，讲求日明，至是被荐，特予召见。召见时，垂问天下大计，康有为极言维新全局，及下手条理，至逾两时；并命随时自具条陈，专摺奏事。

五月初二日（6月20日），许应骙阻挠新政，为御史宋伯鲁所奏参，上命其明白回奏。时许应骙官礼部尚书，当正月间，诏举经济特科，更举常科，试时务策论，及法律、财政、外交、物理各专门之学，本另为一科，其试科章程，交礼部议。许应骙独谓此为礼部专职，挟所议归改之，以经济科归并于八股，且限五十人中一名，故严其额，士论大哗，宋伯鲁劾之，皇上本欲即行黜之，刚毅为之代求，乃免。

初五日（23日），废八股取士之制，改试时务策论。上谕曰：……当三月时，康有为及御史杨深秀曾具奏请废之，为礼部许应骙所驳。四月初旬，梁启超复联合举人百余名连署上书请废之，亦格不达。至康有为于召对时，力言其害，其言曰：“台湾之割，二万万之赔款，琉球、安南、缅甸、朝鲜之弃，轮船、铁路、矿务、商务之输与人，国之弱，民之贫，皆由八股害之。”上喟然曰：“西人皆日为有用之学，我民独日为无用之学。”康有为即请曰：“皇上知其无用，皆废之乎?”上曰：“可。”于是康有为退朝，告宋伯鲁，使抗疏再言之，并自上一书。既上，上命军机大臣立拟此旨。刚毅谓此乃祖制，不可轻废，请下部议。上曰：“部臣据旧例以议新政，惟有驳之而已，吾意已决，何议为?”

初八日（26日），命军机大臣、总理衙门王大臣迅速议奏京师大学堂开办章程。

初九日（27日），命军机大臣会同神机营王大臣、八旗都统，议覆神机营及京师绿营改用新法操演。

十二日（30日），命考试生童岁科两试即行改试策论。

十五日（7月3日），命孙家鼐管理大学堂事务。开办经费、常年用款，由户部筹拨。官书局、译书局均归并大学堂，由管学大臣督率办理。赏给举人梁启超六品衔，办理译书局事务。

十六日（4日），诏兴农学，命各督抚饬各该地方官劝谕绅民兼采西法，切实兴办，办有成效，准予奖叙。

命刘坤一查明上海农学会章程，咨送总理衙门查核颁行。

命各省学堂翻译外洋农学诸书。

十七日（5日），命制新器、出新法、著新书，并创学堂、开新地、造新式枪炮，照军功予重赏。

二十一日（9日），命一国皆改兵制。

二十二日（10日），命各省州县府开设中西学堂。上谕曰：……命各省官吏保护外洋传教教士。

二十三日（11日），命三品以上京官及各省督抚学政，限三个月内保举人才，咨送总理衙门，会同礼部奏请考试经济特科。初，贵州学政严修上书，请举鸿博科，时翁同龢以为然，下总署议。康有为与译署诸臣言，力请举行，乃与译署某章京拟定，名为经济科，翁同龢力主持之，恭亲王亦相从。惟守旧大臣多不以为然，大学士徐桐致削严修门生之籍，严修九诣门而不见。其子副都御史徐承煜请问所举之人，徐桐厉声责之曰：“汝若举人，可勿见我。”承煜不复敢言。举朝望风，三月无敢举一人者。康有为乃与御史宋伯鲁谋，上摺请限期三月，举足百人即考。

二十五日（13日），谕奖著书、制器及捐办学堂者，给予世职，实官虚衔，及许令专利，颁赏匾额。

二十六日（14日），命各省督抚整顿商务。

二十八日（16日），命各省督抚再整顿裁撤冗兵之制。

命行保甲；整顿厘金。

二十九日（17日），命荣禄印刷《校邠庐抗议》一千部，送交军机处颁行各衙门签议。

六月初一日（7月19日），浙江学政陈学棻奏言：“改试策论，阅卷艰难，不如八股之易。”上曰：“陈学棻既不会看策论，可无庸视学，命撤差来京供职，改命唐景崧去。”

命乡会试仍定为三场，第一场试中国史事、国朝政治论五道；第二场试时务策五道，专问五洲各国之政、专门之艺；第三场试四书义两篇、五经义一篇。首场按中额十倍录取，二场三倍录取，取者始准考次场，每场发榜一次，三场中毕，如额取中。学政岁科两考生童，亦以此例推之，先试经古一场，专以史论策命题，正场试以四书五经文各一篇。张之洞、陈宝箴所奏请也。

初八日（26日），上海《时务报》命改为官报，派康有为督办。并令天津、上海、湖北、广东各报章，胪陈利病，据实昌言，无存忌讳；由该督抚咨送都察院及大学堂各一份，撮其有关时务者，由大学堂一体进呈御览。

十一日（29日），命各督抚就各省在籍绅士选择品学兼优之人派管各省中小学堂。

命各部院堂官督饬司员将该衙门则例删改，仓督李端棻所奏请也。先是正月初三日（1月24日）上命总理衙门王大臣传询康有为，康有为言六部则例积弊极深，必须改定。李鸿章曰：“然则将尽去之乎？”康有为曰：“今败亡中国者，六部则例也，若不亟改，不能为治。”时座上诸大臣皆骇是言。康有为旋奉命上摺，即陈法律局一事。后御史王鹏运又奏言之。及康有为召见后，请开制度局，又复言之。英人赫德、大学士徐致靖（时官侍读学士，非大学士）、御史杨深秀、宋伯鲁、李盛铎、主事王照以及京师通人，皆以为然。诸臣前后上陈，或名开新政局，或名开变法局，为枢臣所忌，皆未能行。至是李端棻力主是议，梁启超与之极言，李深然之，乃上言：一请御门誓众，以定国是，一众志；一请用咸丰时例，开懋勤殿，选通人入直，议定新法，一请改定六部则例；一请派各省通才办各省学报。摺既上，上发交军机会同庆王（奕劻 封庆亲王）、孙家鼐会议。枢臣最忌懋勤殿与御门誓众两事，并驳而不行。上以重违大臣所请，故择其小者，如删改则例及派绅士督办学堂二条行之。

十五日（8月2日），命总理各国事务大臣王文韶、张荫桓管理京师矿务铁路总局事宜，并统辖各省开矿筑路一切公司事宜。

命各省督抚整饬吏治，考核属员。

命翰林院、詹事府、都察院各于值日之日，由该堂官轮派讲读编检八员、中赞二员、科道四员，随同到班听候召见。部院司员有条陈事件者，由各堂官代奏。士民有上书言事者，赴都察院呈递。

命各省督抚振兴工商，各就地方考察情形，于颁行农学章程，及制造新器新艺专利给奖，并设立商务局，选派绅员开办各节，实力推广。

十七日（4日），命五城御史劝办京师小学堂。

二十日（7日），命出使各国大臣督同领事各就寓洋华人劝办学堂。

命使馆翻译外洋书籍。

二十二日（9日），命官报局所需经费，照官书局之例，由两江总督按月筹拨银一千两，另拨开办经费银六千两。

命康有为翻译泰西报律，参以中国情形，定为报律。

二十三日（10日），谕奖湖南巡抚陈宝箴力行新政，严责守旧毁谤诸人。先是陈宝箴自去年冬月力行新政，凡时务学堂、南学会、印花税、巡捕章程、轮船、电线，陆续举行，全省移风。绅士祭酒王先谦、主事叶德辉皆附和之。既而叶德辉求为山长，不得，妒极相攻，鼓动守旧诸人飞文诬谤。于是楚人之官于京师者，先后参劾抚臣陈宝箴、学臣江标、按察使黄遵宪及绅士知府谭嗣同、翰林熊希龄等；妄造谣言，谓陈宝箴拜跪洋人，使妇人易西种；刊刻成书，遍送言路，京师哗然，故有此谕。

命南北洋大臣、沿海各将军督抚整顿水师。

命王文韶、张荫桓于各处铁路扼要之区及开矿省份，应增设学堂之处，筹议奏明办理。

二十九日（16日），举人梁启超所拟译书章程十条，得旨允行，命拨开办经费银一万两外，再加给银一万两，常年用项，于原定每月经费一千两外，再加增给每月二千两，各款均由户部筹拨。

七月初三日（8月19日），废朝考之制。

初五日（21日），户部郎中王宗基于北城集资设立会文学堂，得旨奖励。时京师张元济首创通艺学堂，王照继开八旗奉直小学堂，皆著成效，且先于此学堂，应得奖。孙家鼐曾请张元济为大学堂总办，张守章程，孙不然之，忤而去，王尤抗直，故皆见遗。

命设立农工商总局于京师，派直隶霸昌道端方、直隶候补道徐建寅、吴懋鼎为督理，均赏给三品卿衔。命各省府县绅富之有田业者，设立农务学堂，广开农会，刊发农报，购置农器。各直省由该督抚设立分局，遴派通达时务公正廉明之绅士二三员总司其事。

初十日（26日），举人梁启超请设立编译学堂，准予学生出身并书籍报纸免税，得旨允行。

严责刘坤一、谭锺麟办事不力。

十一日（27日），严责各省将军督抚疲玩因循，命于六月以前将所有明降谕旨及寄谕并电音饬办各件，迅即覆奏。

十三日（29日），命刘坤一速筹商会办法，并令各督抚查明沿江、沿海商贾辐辏之地设立商会。

十四日（30日），命各督抚督饬地方官劝办桑、麻、丝、茶等项并严行考核所属州县。

裁撤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太仆寺、大理寺等衙门。湖北、广东、云南三巡抚，河东总督，及京外大小冗员。

十六日（9月1日），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骙等因阻格主事王照条陈，交部议处。命此后条陈者呈进原封，无得拆看。先是王照睹上求言之切，故上摺请上游历日本及各国，又责诸臣之谬为持正，敢于谤上不忠，请立教部以平理诸教。许应骙不肯代递。时司员递摺多为堂官所抑，不代达者甚多，王照到堂亲递本，司掌印媚堂官意，复摈而还之。王照怒，再上堂，告侍郎溥颋、堃岫曰：“皇上特许司员递摺，无得阻蔽，若必不递，吾当亲到察院，或觅人上之。”溥、堃二人恐动，怀塔布谓必不递，如有处分，吾自担之。许应骙退而作摺，劾王照咆哮署堂，藉端要挟；谓其摺请上游历日本，日本最多刺客，昔俄太子、李鸿章曾蒙大祸，王照置皇上于险地，故不敢代递，王照居心叵测，请加惩治等语。上以方开言路，有所阻格，特将怀塔布等交部以示警。

命詹事府、通政使、光禄寺、鸿胪寺、太常寺、太仆寺、大理寺一切事宜，归并内阁六部分办。

命吏部、户部堂官督饬司员删订则例，将核定例章，仿照史表分门别类，创为一表。

十七日（2日），命各衙门均照户部、吏部之例，删订则例。

十九日（4日），斥革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骙、左侍郎堃岫、署左侍郎徐会沣、右侍郎溥颋、署右侍郎曾广汉，赏给王照三品顶戴，以四品京堂候补。

二十日（5日），命工部会同管理沟水河道各官、步军统领衙、五城御史暨街道厅，将京城内外河道沟渠一律挑挖深通，并将各街巷道路修垫坦平。

命裕禄、李端棻署理礼部尚书，寿耆、王锡蕃署理礼部左侍郎，萨廉、徐致靖署理礼部右侍郎。

擢内阁候补侍读杨锐、刑部候补主事刘光第、内阁中书林旭、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以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预新政事宜。

命裕禄、李端棻补授礼部尚书，阔普通武补授礼部左侍郎，萨廉补授礼部右侍郎。

命李培元补授吏部右侍郎，刘恩溥补授仓场侍郎，曾广銮补授都察院左副都御史。

命各省督抚访查所属地方州县官之通达时务、勤政爱民之员，随时保送引见。

停止昭信股票。

二十三日（8日），命总理衙门会同吏部议奏位置、裁撤各官之法。

命农工商总局端方等议覆以工代赈开办章程。

二十四日（9日），命各衙门于呈请代递之件，随到随呈，不必拘定值日期限。

命设立医学堂，归大学堂兼辖，着孙家鼐详拟办法。

增置三四五品卿、三四五六品学士各职。

二十五日（10日），命云南补用道韩铣、记名道李征庸，会同翰林院检讨宋育仁，督理四川矿务商务。

命大学士、尚书、侍郎、督抚等速将应裁撤及归并京内外文武大小各缺，妥议请旨办理。

二十六日（11日），命于已通开口岸及出产丝茶省份，设立茶务学堂及蚕桑公院。

二十七日（12日），布告变法之意于天下。上谕曰：……

命各部院堂官考试司员，认真试以策论，秉公分别去取，笔帖式亦一律考试。

命整顿部务，令司员逐日到署办事拟稿，藉定优劣。

命各省教职改为中小学堂。

大学士瑞洵奏请在京师创设报馆，翻译新报，为上海官报之续，得旨允行。并命顺天府、五城御史切实劝谕官绅士民一律举办。

命庆亲王、孙家鼐会同户部妥议折漕之事。

命广设邮政分局，及裁撤驿站。

命各衙门于六月十五日、七月十日谕旨，七月十九日朱谕，七月十七日及二十四日交片谕旨，誊写一通，悬挂大堂。

废武科弓刀步石之制，命军机大臣会同总理衙门、兵部分条将议具奏。

二十八日（13日），命藩臬道府专摺奏事，州县等官由督抚将原封代递；许天下士民人人上书言事，由本处道府等随时代奏。

二十九日（14日），听八旗人自谋生计。

八月初一日（9月16日），命户部将每年出款入款分门别类，列为一表，按日刊报，颁行天下。

命军机大臣会同大学士各部院并翰林科道各官会议审定官职。

命袁世凯开去直隶按察使，以侍郎候补，责成专办练兵事务。

初二日（17日），命工部主事康有为速往上海督办官报。

政变正纪

二十四年戊戌八月初六日（1898年9月21日），皇太后垂帘听政，以皇上晏驾密电各省，谓为康有为、张荫桓进红丸所弑。命步军统领崇大金吾礼亲王督官弁往宣武门外米市胡同南海馆查拿康有为，而康有为已于前一日出京，不得。乃将康有为之弟康广仁拿捕，监禁刑部狱中。黜革御史宋伯鲁。

初七日（22日），停止芦津火车，关闭城门，搜捕康有为。幽皇上于南海瀛台，命内监数人守候，禁使出入。

初八日（23日），命步军统领派差弁往马家堡守候截拿康有为。关闭内外九城，分驻弁兵，盘查行人出入，遇有迹涉可疑者，即予扣留。太后命内阁将四月以来新政谕旨进呈，依次详阅，并将大小臣奏议，一一披览。以皇上病重布告天下。黜革工部主事康有为，密令各省严拿治罪，并令查抄家产，逮捕家属。

各国公使赴总署问皇上病由，求见皇上。御史杨深秀抗疏诘问皇上被废之故，援引古义，切除国难，请太后撤帘归政，触太后怒，被捕系狱。以张荫桓为与康有为串通谋害皇上，捕之。以侍读学士徐致靖为滥保匪人，捕之。以梁启超为与康有为狼狈为奸，密令拿捕治罪，并令查抄家产，逮捕家属。以废立之事电商各省督；两江总督刘坤一覆电曰：“君臣之分已定，中外之口难防，所可言者在此，所不忍言在此。”

初九日（24日），拿捕军机章京内阁侍读杨锐、刑部主事刘光第、内阁中书林旭，监禁于刑部狱中。黜革农工商局总办三品卿衔端方、徐建寅、吴懋鼎。康有为由天津至上海，英领事派兵船往吴淞口迎护，得免于难。……

命拿办四品京堂王照，并令查抄家产，逮捕家属。

初十日（25日），诏天下名医入宫诊治皇上。先是荣禄蓄意废立，数月以来，遍布病重之谣言，至是乃以病重布告天下。

捕拿军机章京谭嗣同。前一日，日本志士某苦劝嗣同东游，不听，再四强之，乃曰：“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者，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十一日（26日），命军机大臣会同刑部都察院于十三日（28 日）审讯御史杨深秀、军机四卿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主事康广仁、侍读徐致靖。

复置詹事府等衙门及各省冗员；禁止士民上书；废官报局；停止各省府州县设立中小学堂。以康有为结党营私诏示天下。

梁启超、王照出走日本。当事变既作，有官场二人赴天津谓日本领事郑永昌，请其保护此二人，领事一力担承，即留二人暂于署中下榻，继思在津恐有疏虞，即告停泊大沽之日本兵轮管带，嘱其载诣日本。

十三日（28日），命斩杨深秀、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康广仁于市，未经讯鞫也。

十四日（29日），康有为由上海附塔巴刺列火船至香港，英国兵船宝拿云查沿途护送，香港缉捕官梅君、华民政务司波君，亲率巡船差数名同乘皇家水轮船往接。既登岸，乘舆至中环捕衙， 港官派兵多名保护，有求见者皆却之。

命张荫桓遣戍新疆。政府既拿捕张荫桓，拟致于死，英国以张为曾出使英国，出而阻止，故止予遣戍。徐致靖交部永远监禁，徐仁铸革职永不叙用。

十五日（30日），以康有为为谋围颐和园，劫刺皇太后，宣示天下，命各省督抚严密查拿。以梁启超为与康有为狼狈为奸，命一体严拿惩办。

十六日（10月1日），命销毁康有为所著书籍板片。

十七日（2日），命谭继洵毋庸来京，即日回籍。捕拿王照之弟吏部主事王焯、兄南营都司王燮，收禁刑部狱中。

二十日（5日），黜革礼部尚书李端棻，遣戍新疆。

二十一日（6日），命黄遵宪开去日本公使差使，密令两江总督刘坤一拿问。刘坤一札委上海道扣留于洋务局，派差严守，侯命押解北上。时日本前总理大臣伊藤博文游历我国，由京至沪，闻之，电致驻北京日本公使矢野文雄至总署会晤庆王各大臣。略谓中国政府前既以黄遵宪简放出使，是必以黄遵宪为能胜联络邦交之好。于两国均有裨益，今忽管押拿问，而政府又未将其所得罪明白宣示，如此办理，未免有伤两国交谊。庆王答以务(必)力为保全。继总署又接南洋大臣来电，言英国拟派兵十人将黄遵宪极力保护，并声言如中国政府欲将黄遵宪不问其所得何罪，必治以死，则我国必出力救援，以免其不测之祸。总署因电覆南洋大臣，旋将黄遵宪释放。

命拿办保国会会员。初康有为开保国会，御史文悌劾其为保中国不保大清，至是命拿办。

二十二日（7日），以湖南巡抚陈宝箴为滥保匪人，其公子主事陈三立、候补四品京堂江标、庶吉士熊希龄，以其为庇护奸党，暗通消息，革职永不叙用。熊希齡命交地方官管束。

二十三日（8日），以广东学政张百熙为保送康有为使才，交部严议。

二十四日（9日），复八股取士之制，罢经济特科，废农工商总局。

命各省督抚查禁全国报馆，严拿主笔。

二十六日（11日），禁立会社，拿办会员。废漕运改折之议。复前裁撤之湖北、广东、云南三巡抚。侍读学士徐致靖之子、翰林院编修徐仁铸、徐仁镜，上书请代父下狱。詹事府少詹署礼部左侍郎王锡蕃，以其讲求新政，革职永不叙用。学士文廷式命拿办，逮捕家属。工部员外郎总署章京李岳瑞、刑部主事总署章京张元济，以其讲求新政，革职永不叙用，并拿问。刑部主事洪汝冲曾上书请迁都、用客卿，命拿问。工部笔帖式志锜革职。知府冯汝骙，以其喜言维新，为人参劾，革职。江苏候补道前出使美国钦差容闳，命撤去芦汉铁路差使。

九月初五日（10月19日），庆邸进法国某医士入诊皇上，英使麦端奴所荐也。初贼臣见上海西报纷传皇上大故，总署请英使禁之，英使曰：“欲报馆释疑，莫若请一外国医士入视皇上，而后刊之报章，则谣言不禁自息矣。”总署问何人工医?英使乃荐法国某医士。军机大臣连日面奉懿旨，饬将诸医按日所请脉案医方，钞交六部九卿各堂官传观参酌。

初八日（22日），传中外大臣所举精通医学之三人，会同太医院院使、院判，敬谨请脉拟方。

初九日（23日），传卢秉政、朱焜、陈秉钧、庄守和、李德昌、范绍相六医士入诊皇上；依旧由军机大臣六部九卿参阅。皇上御前供应内监二人，饬正国法。皇上困于颐和园巨池中之一室，潜出颐和园，至某门为某侍郎等阻止，复还瀛台。次日，太后令将瀛台桥板拆去，自是皇上常幽于瀛台，一切不得自由。 梁启超：《戊戌政变纪事本末》，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15—328页。

敝邦此次政变，其原因有四端：一曰帝与后之争，二曰新与旧之争，三曰满与汉之争，四曰俄与英之争。要而言之，实则只有两派而已。蓋我皇上之主义在开新，用汉人，联日英，以图自立。西后之主义在守旧，用满人，联俄以求保护。故综此四端，实为帝后两派也。皇上本非西后亲生子，当其即位之时，不过拥为虚名，而西后自专朝柄，皇上虽在位二十四载，而于君主应享之权利，实未尝一日能享之也。

皇上既渐长，而外患亦日瀰，数年以来，屡思发愤改革，皆见制于西后。《新党某君上日本会社政府论中国政变书》，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02页。

要而论之，敝邦今日情形，实与贵邦安政庆应之时，大略相类。皇上即贵邦之孝明天皇也。西后即贵邦之大将军也，满洲全族，即贵邦之幕吏也。贵邦议论之士，持公武合体之论者有之，持尊王讨幕之论者有之，而合体之说，固万不能行矣。何也？皇上苟不图改革，一切守旧，一切废弛，一切奉西后之意，一切任满洲大臣之欲，则无不可合。然如此则如社稷何哉？皇上赐康先生密谕有云：“不变法则祖宗之国不保，若变法则朕之位不保”，此合体之所以难也。蓋不改革则合，改革则分；不改革则亡，改革则存；两者比较，万无能合之理，此亦如贵邦公武合体之终不能行矣。

窃与贵邦昔日情形比较之，其较难于贵邦者有三端：贵邦幕府虽威福久积，然于皇室则有君臣之分。敝邦西后则朝权久据，且于皇上冒母子之名，故讨逆幕，则天下之人皆明其义，语及西后，则天下之人或疑其名，其难一也。

贵邦天皇与将军，一居京都，一居江户，不相偪处，故公卿处士之有志者，得出入宫禁，与天皇从容布置，而幕府无如之何。敝邦则皇上与西后同处一宫，声息相闻，且皇上左右皆有西后之私人，皇上所有举动，西后无不立知，故此次仅下一密谕，图自保之法，而祸变已起矣。一旦废立，即使外省有举义之兵，兵未及京都而彼已可立置皇上于死地，是皇上直为西后质子也，其难二也。

皇上手下无尺寸之兵柄，与当时贵国之皇室略同，然当时贵国有萨长土佐诸藩相与夹辅，故虽藉处士之功，尤赖强藩之力，藩侯自君其国，经数百年，本藩之士民，皆其赤子，彼一举义，幕府无如之何，甚者如毛利公父子，黜其爵，讨其罪而已，而终不能削其兵力，禁其举义也。故王室得其维持，而志士有所凭藉。若敝邦则不然，各省督抚数年一任，位如传舍，顺政府之意，则安富尊荣，稍有拂逆，授意参劾，即日罢官矣。即如此次之事，湖南为人才之渊薮，大邦之长门也。而政变数日，即已将陈宝箴、黄遵宪、徐仁铸等一概罢斥，而一切权柄皆归守旧之徒，无复可用矣。处士以一身毫无凭藉，惟有引颈就戮而已，其难三也。《新党某君上日本会社政府论中国政变书》，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04—605页。

敝国幅员之广，人民之众，物产之饶，岂有不能自立之理，此敝国君权之可用也。下之则数年以来，风气大开，各省学会学校新闻杂志纷纷并起，年少之人，志盛气锐，爱国心切，而无一毫自尊自大之习，咸自濯磨，讲求专门之学，以备国家之用，计湖南、广东两省，此类之志士，其数不下三四万人，各省亦所在皆有。大率敝邦之三十岁以上者，别为一种类；二十岁以下者，别为一种类；两种之人，其意想气象，正大相反，惜旧种偏居要津，而新种皆贫贱之士，手无寸柄，现时不得不忍受鱼肉耳。

然而愈压之则愈振，愈虐之则愈奋，正所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者，今时不过萌芽而已。数年以后，此辈成就，欧人欲臣而妾之，恐未易也。此敝国民气之可用也。故以鄙意计之，以为敝邦现时之情形，视贵国三十年前，未多让也。

然而又有不同者，则贵邦三十年前，外患未亟，其大忧仅在内讧，故专恃国内之力，而即可以底定，敝邦今日如以一羊处于群虎之间，情形之险，百倍贵国。《新党某君上日本政府会社论中国政变书》，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06—60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