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议院政治之美，其谁不艳羡焉!然如德国，如日本，其间非无卓拔之政治家与明达之学者，而不肯主张此最美之政治者何也？内自审其民，而知时有所未可也。凡议院政治，恒以议院之多助寡助，黜陟政府，故议院大多数人，有批判政治得失之常识，此第一要件也。夫使普国而为议院政治，则当普奥将宣战时，俾士麦不得不辞职，而后此之德意志帝国，何从涌现也!语曰：“非常之原，黎民惧焉。”又曰：“凡民可与乐成，难与虑始。”故大经世家万里之志，百年之计，常未必为流俗之所喻。反是，而野心薄倖者流，常能投合一般浅识者之感情，以煽动而弋一时非常之广誉，苟其借多数而即可以篡政柄焉。此罗拔士比、马拉所以涸巴黎之血，而奇亚尼所以以一无赖子而覆加罅宽尼之宪法也。以吾今日之中国而欲行议院政治乎？吾固言之矣，非顽固之老辈，则一知半解之新进也，此非吾敢为轻薄之言，实则乎心论之，其程度不过如是也。苟老辈者多焉，则复八股之议案，可以通过也；苟新进多数焉，则尽坑满洲人之议案，可以通过也。而政府若否认其议案，则顷刻不能安其位，而彼之首领且将代之而实行之也。夫今之北京政府，以群耄当艰巨，人人谓中国前途危险，不可思议；而不知今易以议院政治，其险亦犹是，而或乃更甚也。谓余不信，试观去年东京罢学事件与上海罢市事件何如矣。

……

夫非议院政治者，又非政府对于议会而不负责任之谓也。议会为监督机关，立于补助地位，而非为指挥机关，立于主动地位，则既已得人而任政府，其人固不敢自恣，而亦不至常自危。苟国民程度，未能诞育完美之政党如英国者，则惟此乃适，惟此乃能生存也。而还视我中国则何如矣?人亦有言，今之中国，无三人以上之团体，无能支一年之党派。虽今后或者稍进乎，然亦仅矣!宪法既布，则无论为君主、为共和，而政党必句出萌达，于彼时也，试想我议院党派之情状何如矣?今世界号称政党最多者，莫如奥大利，其占席于议院者凡十八党，议员总数四百二十五人中，其最大党不过占六十人，其最小党乃至占四人，天下称奇焉。若我国而开议院也，议院而有五百人也，吾敢信其党数必过百，而最大党所占无过二三十，而一党得一人者乃最多也。(经开明专制训练后十年，乃开议院，可不至有此。若今即革命，革命后召集议院，此现象必不能免也。)于此而用为监督补助机关，使其习而渐进焉，犹利多而弊少。若用为指挥主动机关以左右政府，苟其采法国制，则浃旬之间，内阁可以更迭十次；苟其采美国制，则将今日出一政策焉，命大统领执行，明日出一正反对之政策焉，又命大统领执行，否则相持而一事不能办，一律不能颁也。信如是也，吾不知政府复成何政府，而国家复成何国家也!

……

日本以四十年之学力，遂有今日，抑亦思日本此四十年中，所行者何事乎?彼盖由纯粹的开明专制，渐移于变相的开明专制也。以日本为例，则益知开明专制者，最良之速成教法也。使日本不用开明专制，而于颠覆幕府后即行共和政治，而谓其能有今日乎?必不能矣。又谓彼当尊王讨幕舆论蜩螗沸羹时代，即能于冥冥中养成共和国民之资格乎?必不能矣。夫既以共和为政纲，则必其破坏后第一次之建设，而即行共和也。吾以为必建设以后，然后可以实行速成教法，教法既行，然后成不成、速不速之问题乃有可言。今之持革命共和论者，则谓未教而可以成也，是不得以速成学科为喻也。故欲完论者之说，必谓当革命军骚扰时代，即为速成就学时代然后可，质言之，则谓暴动即教育也。然暴动果足以代教育乎?以暴动为速成共和之阶梯，是得为善良之速成教法乎？吾有以知其必不然矣！故论者之说，继不足以难吾说也。梁启超：《开明专制论》（节选），《梁启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75—482页。

政治团体，非得国民多数之赞同，则不能有力。而国民苟漠视政治，如秦越人之相视肥瘠，一委诸政府而莫或过问，则加入政治团体者自寡，团体势力永不发达，而其对于国家之天职将无术以克践。故为政治团体者，必常举人民对国家之权利义务，政治与人民之关系，不惮晓音瘏口为国民告，务唤起一般国民政治上之热心，而增长其政治上之兴味。夫如是，则吾前所举第一著之目的，于兹达矣。复次，政治团体之起，必有其所自信之主义，谓此主义确有裨于国利民福而欲实行之也，而凡反对此主义之政治，则排斥之也。故凡为政治团体者，既有政友，同时亦必有政敌。友也敌也，皆非徇个人之感情，而惟以主义相竞胜。其竞胜也，又非以武力，而惟求同情。虽有良主义于此，必多数国民能知其良，则表同情者乃多；苟多数国民不能知其良，则表同情者必寡。故为政治团体者，常务设种种方法，增进一般国民政治上之知识，而赋与以正当之判断力。夫如是，则吾前所举第二著之目的，于兹达矣。复次，政治团体所抱持之主义，必非徒空言而已，必将求其实行。其实行也，或直接而自起以当政局，或间接而与当局者提携。顾无论如何，而行之也必赖人才，苟国民无多数之政才以供此需要，则其事业或将蹶于半途，而反使人致疑于其主义。故为政治团体者，常从种种方面，以训练国民，务养成其政治上之能力，毋使贻反对者以口实。夫如是，则吾所举第三著之目的，于兹达矣。准此以谈，则政治团体，诚增进国民程度惟一之导师哉！我中国国民，久栖息于专制政治之下，倚赖政府，几成为第二之天性，故视政治之良否，以为非我所宜过问。其政治上之学识，以孤陋寡闻而鲜能理解；其政治上之天才，以久置不用而失其本能。故政府方言预备立宪，而多数之国民或反不知立宪为何物。政府玩愒濡滞，既已万不能应世界之变，保国家之荣，而国民之玩愒濡滞，视政府犹若有加焉。丁此之时，苟非相与鞭策焉、提挈焉，急起直追，月将日就，则内之何以能对于政府而申民义，外之何以能对于世界而张国权也？则政治团体之责也。此又政闻社之所由发生也。

政闻社既以上述种种理由，应于今日时势之要求，而不得不发生。若夫政闻社所持之主义，欲以求同情于天下者，则有四纲焉：

一曰实行国会制度，建设责任政府。

吾固言之矣，凡政府之能良者，必其为国民的政府者也。曷为谓之国民的政府？即对于国民而负责任之政府是也。国民则夥矣，政府安能一一对之而负责任？曰：对于国民所选举之国会而负责任，是即对于国民而负责任也。故无国会之国，则责任政府终古不成立；责任政府不成立，则政体终古不脱于专制。今者朝廷鉴宇内之势，知立宪之万不容已，亦既涣汗大号，表示其意思以告吾民。然横览天下，从未闻有无国会之立宪国，故吾党所主张，惟在速开国会，以证明立宪之诏，非为具文。吾党主张立宪政体，同时主张君主国体。然察现今中央政治机关之组织，与世界一般立宪君主国所采用之原则，正相反背。彼则君主无责任，而政府大臣代负其责任。君主代政府负责任之结果，一方面使政府有所诿卸，而政治末从改良；一方面使君主丛怨于人民，而国本将生摇动。故必崇君主于政府以外，然后明定政府之责任，使对于国会而功过皆自受之，此根本主义也。

二曰厘订法律，巩固司法权之独立。

国家之目的，一方面谋国家自身之发达，一方面谋国中人民之安宁幸福。而人民之安宁幸福，又为国家发达之源泉，故最当首注意焉。人民公权私权，有一见摧抑，则民日以瘁，而国亦随之。然欲保人民权利罔俾侵犯，则其一，须有完备之法律，规定焉以为保障；其二，须有独立之裁判官厅，得守法而无所瞻徇。今中国法律，大率沿千年之旧，与现在社会情态，强半不相应，又规定简略，惟恃判例以为补助，夥如牛毛，棼如乱丝，吏民莫知所适从。重以行政、司法两权，以一机关行之，从事折狱者，往往为他力所左右，为安固其地位起见，而执法力乃不克强。坐是之故，人民生命财产，常厝于不安之地，举国儳然若不可终日，社会上种种现象，缘此而沮其发荣滋长之机。其影响所及，更使外人不措信于我国家，设领事裁判权于我领土，而内治之困难，益加甚焉。故吾党以厘订法律，巩固司法权之独立，为次于国会制度最要之政纲也。

三曰确立地方自治，正中央地方之权限。

地方团体自治者，国家一种之政治机关也。就一方面观之，省中央政府之干涉及其负担，使就近而自为谋，其谋也必视中央代谋者为易周，此其利益之及于地方团体自身者也。就他方面观之，使人民在小团体中为政治之练习，能唤起其对于政治之兴味，而养成其行于政治上之良习惯，此其利益之及于国家者，盖益深且大。世界诸立宪国，恒以地方自治为基础，即前此久经专制之俄罗斯，其自治制亦蚤已颁布，诚有由也。我国幅员辽廓，在世界诸立宪国中，未见其比，而国家之基础，又非以联邦而成，在低级之地方团体，其施政之范围，虽与他国之地方团体不相远，在高级之地方团体，其施政之范围，殆埒他国之国家。故我国今日，颁完备适当之地方自治制度，且正中央与地方之权限，实为最困难而最切要之问题。今地方自治之一语，举国中儿于耳熟能详，而政府泄泄沓沓，无何种之设施，国民亦袖手坐待，而罔或自起而谋之。此吾党所以不能不自有所主张而期其贯彻也。

……

问者曰：政闻社虽未足称政党，而固俨然为一政治团体，则亦政党之椎轮也。中国旧史之谬见，以结党为大戒，时主且悬为厉禁焉，以政闻社置诸国中，其安从生存？政府摧萌拉蘖，一举手之劳耳。且国中贤才，虽与政闻社有同一之政见者，其毋亦有所惮而不敢公然表同情也！应之曰：不然。政闻社所执之方法，常以秩序的行动，为正当之要求。其对于皇室，绝无干犯尊严之心；其对于国家，绝无扰紊治安之举。此今世立宪国国民所常履之迹，匪有异也。今立宪之明诏既屡降，而集会、结社之自由，则各国所咸认为国民公权，而规定之于宪法中者也，岂其倏忽反汗，对于政治团体而能仇之。若政府官吏不奉诏，悍然敢为此种反背立宪之行为，则非惟对于国民而不负责任，抑先已对于君主而不负责任。若兹之政府，更岂能一日容其存在以殃国家！是则政闻社之发生，愈不容已，而吾党虽洞胸绝脰，而不敢息肩者也。取鉴岂在远，彼日本自由、进步两党，与藩阀政府相持之历史，盖示我以周行矣，彼其最后之胜利，毕竟谁属也？若夫世之所谓贤才者，而犹有怵于此乎，则毋亦以消极的表示其默认专制政体之意思，而甘为之后援耳。信如是也，则政府永不能改造，专制永不能废止，立宪永不能实行，而中国真从兹已矣！呜呼，国民恒立于其所欲立之地位，我国民可无深念耶！可无深念耶！

梁启超：《政闻社宣言书》（节选）（1907年10月7日），《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37—547页。

吾中国人之缺点，可得而论次矣。

一曰有族民资格而无市民资格。吾中国社会之组织，以家族为单位，不以个人为单位，所谓家齐而后国治是也。周代宗法之制，在今日其形式虽废，其精神犹存也。窃尝论之，西方阿利安人种之自治力，其发达固最早，即吾中国人之地方自治，宜亦不弱于彼。顾彼何以能组成一国家而我不能？则彼之所发达者，市制之自治；而我所发达者，族制之自治也。试游我国之乡落，其自治规模，确有不可掩者。即如吾乡，不过区区二三千人耳，而其立法、行政之机关，秩然不相混。他族亦称是。若此者，宜其为建国之第一基础也。乃一游都会之地，则其状态之淩乱，不可思议矣。凡此皆能为族民不能为市民之明证也，吾游美洲而益信。彼既已脱离其乡井，以个人之资格，来住于最自由之大市，顾其所赍来、所建设者，仍舍家族制度外无他物，且其所以维持社会秩序之一部分者，仅赖此焉。此亦可见数千年之遗传，植根深厚，而为国民向导者，不可不于此三致意也。

二曰有村落思想而无国家思想。吾闻卢斯福之演说，谓今日之美国民最急者，宜脱去村落思想，其意盖指各省、各市人之爱省心、爱市心而言也。然以历史上之发达观之，则美国所以能行完全之共和政者，实全恃此村落思想为之原。村落思想，固未可尽非也。虽然，其发达太过度，又为建国一大阻力。此中之度量分界，非最精确之权量，不足以衡之。而我中国则正发达过度者也。岂惟金山人为然耳，即内地亦莫不皆然，虽贤智之士，亦所不免。廉颇用赵，子房思韩，殆固有所不得已者耶！然此界不破，则欲则一巩固之帝国，盖亦难矣。

三曰只能受专制不能享自由。此实刍狗万物之言也，虽然，其奈实情如此，即欲掩讳，其可得耶？吾观全地球之社会，未有淩乱于旧金山之华人者。此何以故？曰自由耳。夫内地华人性质，未必有以优于金山，然在内地，犹长官所及治，父兄所及约束也。南洋华人，与内地异矣，然英、荷、法诸国，待我甚酷，十数人以上之集会，辄命解散，一切自由，悉被剥夺，其严刻更过于内地，故亦戢戢焉。其真能与西人享法律上同等之自由者，则旅居美洲、澳洲之人是也。然在人少之市，其势不能成，故其弊亦不甚著。群最多之人，以同居于一自由市者，则旧金山其称首也，而其现象乃若彼。

……

四曰无高尚之目的。此实吾中国人根本之缺点也。均是国民也，或为大国民、强国民，或为小国民、弱国民，何也？凡人处于空间，必于一身衣食住之外，而有更大之目的；其在时间，必于现在安富尊荣之外，而有更大之目的。夫如是，乃能日有进步，缉熙于光明，否则凝滞而已，堕落而已。个人之么匿体如是，积个人以为国民，其拓都体亦复如是。欧美人高尚之目的不一端，以吾测之，其最重要者，则好美心其一也，（希腊人言德性者，以真、善、美三者为究竟。吾中国多言善而少言美，惟孔子谓韶尽美又尽善，孟子言可欲之谓善，充实之谓美，皆两者对举，此外言者甚希。以比较的论之，虽谓中国为不好美之国民可也。）社会之名誉心其二也，宗教之未来观念其三也。泰西精神的文明之发达，殆以此三者为根本，而吾中国皆最缺焉。故其所营营者只在一身，其所孳孳者只在现在，凝滞堕落之原因，实在于是。此不徒海外人为然也，全国皆然，但吾至海外而深有所感，故论及之。此其理颇长，非今日所能毕其词也。

此外，中国人性质不及西人者多端，余偶有所触辄记之，或过而忘之。今将所记者数条，丛录于下，不复伦次也：

西人每日只操作八点钟，每来复日则休息。中国商店每日晨七点开门，十一二点始歇，终日危坐店中，且来复日亦无休，而不能富于西人也，且其所操作之工，亦不能如西人之多。何也？凡人做事，最不可有倦气，终日终岁而操作焉，则必厌，厌则必倦，倦则万事堕落矣。休息者，实人生之一要件也。中国人所以不能有高尚之目的者，亦无休息实尸其咎。

美国学校，每岁平均只读百四十日书，每日平均只读五六点钟书，而西人学业优尚于华人，亦同此理。

华人一小小商店，动辄用数人乃至十数人，西人寻常商店，惟一二人耳。大约彼一人总做我三人之工，华人非不勤，实不敏也。

来复日休息，洵美矣。每经六日之后，则有一种方新之气，人之神气清明实以此。中国人昏浊甚矣，即不用彼之礼拜，而十日休沐之制，殆不可不行。

试集百数十以上之华人于一会场，虽极肃穆毋哗，而必有四种声音：最多者为咳嗽声，为欠伸声，次为嚏声，次为拭鼻涕声。吾尝于演说时默听之，此四声者如连珠然，未尝断绝。又于西人演说场、剧场静听之，虽数千人不闻一声。东洋汽车、电车必设唾壶，唾者狼藉不绝；美国车中设唾壶者甚希，即有亦几不用。东洋汽车途间在两三点钟以上者，车中人假寐过半；美国车中虽行终日，从无一人作隐几卧。东西人种之强弱优劣可见。

旧金山西人常有迁华埠之议，盖以华埠在全市中心最得地利，故彼涎之，抑亦借口于吾人之不洁也。使馆参赞某君尝语余曰，宜发论使华人自迁之。今夫华埠之商业，非能与西人争利也，所招徕者皆华人耳，自迁他处，其招徕如故也。迁后而大加整顿之，使耳目一新，风气或可稍变。且毋使附近彼族，日日为其眼中钉，不亦可乎？不然，我不自迁，彼必有迁我之一日，及其迁而华埠散矣，云云。此亦一说也。虽然，试问能办得到否？不过一空言耳。

旧金山凡街之两旁人行处（中央行车），不许吐唾，不许抛弃腐纸杂物等，犯者罚银五元；纽约电车不许吐唾，犯者罚银五百元。其贵洁如是，其厉行干涉不许自由也如是。而华人以如彼淩乱秽浊之国民，毋怪为彼等所厌。

西人行路，身无不直者，头无不昂者。吾中国则一命而伛，再命而偻，三命而俯。相对之下，真自惭形秽。

西人行路，脚步无不急者，一望而知为满市皆有业之民也，若不胜其繁忙者然。中国人则雅步雍容，鸣琚佩玉，真乃可厌。在街上远望数十丈外有中国人迎面来者，即能辨认之，不徒以其躯之短而颜之黄也。

西人数人同行者如雁群，中国人数人同行者如散鸭。

西人讲话，与一人讲，则使一人能闻之；与二人讲，则使二人能闻之；与十人讲，则使十人能闻之；与百人、千人、数千人讲，则使百人、千人、数千人能闻之。其发声之高下，皆应其度。中国则群数人坐谈于室，声或如雷；聚数千演说于堂，声或如蚊。西人坐谈，甲语未毕，乙无儳言；中国人则一堂之中，声浪稀乱，京师名士，或以抢讲为方家，真可谓无秩序之极。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吾友徐君勉亦云：中国人未曾会行路，未曾会讲话。真非过言。斯事虽小，可以喻大也。梁启超：《新大陆游记》（节选）（1904年2月），《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32—4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