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以后，同盟会内部起了分化，组织趋于涣散，成员中有一些人实际上离开了组织；有一些人则另树旂帜，组织了中华民国联合会和民社等团体。原来代表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宪友会和辛亥俱乐部取消了，其成员分别组织了共和建设讨论会、共和统一党和国民协进会等团体。不久，这些原非同盟会的团体和由同盟会分化出来的团体，合并组成统一党，以后又进一步扩大组织，并改名为共和党。与此同时，还产生了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共和实进会、民国公会、共和实进会、共和促进会和国民新政社等较小的团体。
当时在参议院中，还是以同盟会为第一大党；与同盟会相抗衡的共和党为第二大党；介乎二者之间的统一共和党为第三大党；此外就是以上列举的那一些小党派。同盟会虽然是第一大党，却没有能够占到压倒的多数。同盟会面临着同袁世凯及与其相援结的共和党在参议院内、外的斗争，同时又处于小党林立的形势，这对同盟会显然是不利的。为了改变这种形势，同盟会的主要骨干分子宋教仁，主张联合政治主张相接近的一些小党组成为一个压倒一切的大党。经过他和其他同志的努力，在一九一二年八月，同盟会便和参议院内的第三大党——统一共和党，还有其他一些小党——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共和突进会等，合并改组为国民党。
当时国民党的斗争任务，就是争取在改选后的参、众两院中占有压倒的多数议席，并进而使本党以国会多数派的地位，组织责任内阁，掌握政权。宋教仁和其他党内同志都主张：将来的正式总统，虽可继续选举袁世凯，但是政治大权应归内阁；而内阁必须由本党以国会多数派来组织，才能根据约法发挥政党的责任内阁制的作用，使国家走上民主政治的正轨。要实现这一目的，则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办一次胜利的选举；为了要取得选举的胜利，又必须把全国各地的党好好地组织起来。
国民党北京总部成立以后，马上做出详细计划：第一，派人到各省组党，成立各省党支部；第二，掌握各省、县的选举，进行一次胜利的竞选；第三，取得国会及省、县议会中的压倒多数，坚持议会民主制；第四，及早组织强有力的、名副其实的政党责任内阁，并且预定以宋教仁担任内阁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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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湖南支部改组成立以后，接着就布置选举。这是一个重大工作，为当日民主事业成败之所关；根据政治形势的要求，是只可成功，不可失败的。成功的关键在哪里?首先在于民政司。民政司是主办全省选举的机关，民政司长是法定的选举总监督；备区的分监督也是由民政司选派的。其次，在于各县县长。县长主办一县的选举，并兼县选举监督；可是县长又是由民政司委派的。再就是由湖南支部派往各省组党的人，直接代表党来竞选。因此可以说，这次的选举是完全抓在我手里的。
在这里应该补说一点。我在回湘以前，北京方面曾有一个误解，以为选举是由司法司主管的，所以他们布置，要我接任洪春台的司法司。回湘以后，才知道不是这回事，北京的布置错了。那时湖南民政司是刘人熙，乃是湖南的老辈。为了完成选举的任务，由刘人熙让出了民政司，改由我来担任。这样，在选举工作上才能收到指臂之效。
我到民政司以后，把各县县长作了一番调整。随后派出了五区的选举分监督：一区龙璋，二区苏鹏，三区唐璧，四区戴展诚，五区黄右昌。于是省、县、区的选举负责人联为一气了。同时，由党支部分派了各县的组党人员，成立县的党组织，并立刻展开竞选工作。到了临近选举的时候，每县都派了选举大员，党也派了视察员下去。我就这样布置了全省的选举网。
从一九一二年十月到一九一三年二月，全省选举完成。从国会、省议会一直到各县县议会，国民党的候选人都以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比例数当选。
湖南的选举工作，是以压倒的优势胜利完成了。同时，全国各省，国民党在选举中都得到了胜利。根据统计，众议院五百九十六个议席中，国民觉得了三百六十多席，除去跨党的不计，还有二百六十七席；参议院二百七十四个议席中，国民党(除去跨党的)得了一百二十三席。如果在宪政正轨中活动，不遭到袁世凯的阴谋和武力破坏，国民党既然得到参、众两院的压倒多数，则正式政府的责任内阁，当然非国民党莫属了。
当湖南及其他各省的选举正在胜利进行的时候，宋教仁于一九一三年二月回到湖南，参加竞选。因为临时约法规定，担任组阁的，应该是国会议员。宋教仁回湘后，湖南省议会选他做参议议员。由于众望所归，一声喊就把他抬出来了。
宋教仁当时到各处演说，对于时政得失，尽情发挥，无所顾忌。他明白地提出：正式总统可举袁世凯，但内阁必以在国会中占多数议席的政党组织，以符立宪政治的正轨。同时分析当时选举形势，说明国民党已经肯定要在国会中占到多数议席，因此他决定准备组阁，毫不合糊。这本是当时所谓先进立宪国政治家应取的正常态度，一时发生了很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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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鰲：《一九一二年回湘筹组国民党支部和办理选举经过》（节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2集，文史资料出版社1962年版，第176—183页。
先生阁下：欧阳公有言，不动声色，而厝天下于泰山之安。公之谓矣。三月以前，举国含生，汲汲顾影，自公之出，指挥若定，起其死而肉骨之，功在社稷，名在天壤，岂俟鲰生揄扬盛美者哉！今者率土归仁，群生托命，我公之所以造福于国家者，实仅发端，而国民所为责望于我公者，益将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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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党之论，今腾喧于国中，以今日民智之稚，民德之漓，其果能产出健全之政党与否，此当别论，要之既以共和为政体，则非有多数舆论之拥护，不能成为有力之政治家，此殆不烦言而解也。善为政者，必暗中为舆论之主，而表面自居舆论之仆，夫是以能有成。今后之中国，非参用开明专制之意，不足以奏整齐严肃之治。夫开明专制与服从舆论，为道若大相反，然在共和国非居服从舆论之名，不能举开明专制之实。以公之明，于此中消息，当已参之极熟，无俟启超词费也。然则欲表面为仆而暗中为主，其道何由？亦曰访集国中有政治常识之人，而好为政治上之活动者礼罗之，以为己党而已。今国中出没于政界人士，可略分三派：一曰旧官僚派，二曰旧立宪派，三曰旧革命派。旧官僚派公之所素抚循也，除阘冗佥壬决当淘汰外，其余佳士大率富于经验，宜为行政部之中坚。以入立法部，使竞胜于言论，殊非用其所长。夫以我公之位置运用行政部，非所忧也，最当措意者，思所以博同情于立法部而已。此其道固不可不求诸旧官僚派以外。旧革命派自今以往，当分为二。其纯属感情用事者，殆始终不能与我公合并，他日政府稍行整齐严肃之政，则诋议纷起。但此派人之性质，只宜于破坏，不宜于建设，其在政治上之活动，必不能得势力，其人数之多寡，消长无常，然虽极多，终不能结为有秩序之政党。政府所以对待彼辈者，不可威压之，威压之则反激，而其焰必大张；又不可阿顺之，阿顺之则长骄，而其焰亦大张；惟有利用健全之大党，使为公正之党争，彼自归于劣败，不足为梗也。健全之大党，则必求之旧立宪党与旧革命党中之有政治思想者矣。虽然，即此两派人中，流品亦至不齐，有出于热诚死生以之者，有善趋风气随声附和者。善趋风气之人，不能以其圆滑而谓为无用也。政党道贵广大，岂能限以奇节，先后疏附，端赖此辈，多多益办，何嫌何疑。然欲植固党基，则必以热诚之士为中坚，若能使此辈心悦诚服，则尽瘁御侮，其势莫之与抗。若失其心而使之立于敌位，则不能以其无拳无勇也而易视之，虽匹夫可以使政府旰食矣。所谓政党运画问题者，此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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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致袁世凯书》（节选）（1912年2月23日），《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10—613页。
一九一二年年底，参、众两院开始选举。参议院议员由各省省议会选举，每省十人；众议院议员由各省分区选举，名额按照各省各区的人口和纳税多寡比例分配。在选举中，我发现有贿选的情况。以共和党方面来说，因为我不赞成统一党与国民协进会合并，就受到共和党本部的排挤。各省提“少壮派”的名，共和党本部总是通不过。“少壮派”几乎都是地方上选出来的，我就是得到同乡金天翮、金祖泽、钱崇威、费树蔚等老先生的支持而当选为众议院议员的。在当选的过程中，我还几乎被共和党本部所排挤。地方上提了我的名，而共和党本部的特派员某人就来同我商量，要我退让，放弃竞选，我的朋友都不答应。接着，他们又派人到我的老家吴江县去收买我的选票。据我所知，吴江盛泽镇就有五票被他们收买去了。共和党哪里有这许多钱来进行贿选呢?无疑是袁世凯用勾结帝国主义搞来的大借款在幕后作祟。
当时的竞选活动，除了有一些人暗中进行贿选外，一般都采取公开发表演说的方式。我在江苏都督府任职期间，曾抽暇到江苏的苏、松、太一带作过四十几次的竞选演说。竞选者作竞选演说，大多是在茶馆里或者在其他公共场所里。竞选者带着一些人，一面敲着锣，一面高声口斗喊：“××党×××来发表竞选演说了，欢迎大家来听呀!”听众聚集后，就开始演说。有时，不同政党的竞选者在一个茶馆里同时演说，彼此分开两处各讲各的。听讲的人大多是士绅和其他中上层人士。偶尔也有几个农民听讲；但因讲的内容在他们听来不感兴趣，所以有的听一会儿就走开了，有的坐在那里也不听。那时的选举有许多限制，例如，没有一定数目的财产，就不能参加选举。竞选者知道劳动人民不能参加选举，也就并不把注意力放在他他身上；所注意的只是那些士绅之类的人。由此可见，当时从事政党活动的人，所争的民权实际上只不过是“绅权”而已!这些来自士绅阶层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联系依靠的也是士绅阶层，同广大劳动人民是根本隔绝的。正因为这样，他们很容易被袁世凯这样的人所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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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二次革命失败，袁世凯以武力，统—南方各省。但当时国民党仍合法存在，国民党议员还照常出席国会。因为这时袁还要利用他们选举自己为正式总统。“大总统选举法”是“宪法”的一部分，不能先行单独公布。但由于袁世凯利用十四省都督联名发电提出先举总统的建议书，对议员施加压力，—九一三年九月五日众议院作出了先选总统的决议，以后参议院也子九月八日议决表示同意。袁世凯的这个无理要求之所以能够在国会通过，除了被袁操纵的一批议员起了作用外，也是一部分议员妥协的结果。他们对议会政治入了迷，以为反正国会能够约束袁的所作所为，在这个问题上退让一些也无妨。事实和他们想象的恰恰相反，袁世凯登上正式总统的“宝座”后，更加毫无顾忌，终子把国会一脚踢开。袁不久就借口宪法会议直接公布大总统选举法，与临时约法、国会组织法的规定不符，认为这样做侵犯了总统的职权，向国会提出质问。接着提出了“增修约法草案”，以图扩大总统权力；同时又派代表要求出席宪法起草委员会的会议。结果都遭到拒绝。到这个时候，袁就公开露出他的狰獰面目，通电各省都督和民政长，说“宪法起草委员会由国民党议员操枞把持”，“形成国会专制”，以制造解散国民党、解散国会的舆论。袁的狐羣狗党在他的授意下，大骂宪法草案“荒谬绝伦”，国民党议员是“国民公敌”，并提出解散国民党、解散国会的荒谬主张。
那时我天天到天坛去参加宪法起草委员会的起草工作，搞了约有半年的时间。在这个期间，宪法起草委员会中进步党议员汪荣宝、丁世峄，国民党议员张耀曾、谷锺秀、汤漪，还有共和党议员黄云鹏、解树强等一部分人酝酿成立民宪党，其主张是拥护宪法草案，拥护民主，认为国会议员除名应由国会自行决定，不受外力干涉。但我觉得应当先把宪法搞出来，劝他们不要在这个时候有所行动；如果这样做，适足以招致袁世凯制造新的借口，攻击国会，阻挠宪法起草工作的进行。与此同时，国会选举众议院的全院委员长，国民党议员张耀曾当选。其实，这个委员长的职权不大，不过办些事务性的联络工作。但袁世凯听说国民党议员当选了此职，大惊失色，竟说：“怎么，国民党的势力还是这样大!”于是他下定决心解散国民党，解散国会。一九一三年十一月四日袁发出解散国民党的命令，派出大批军警包围北京国民党支部，并在深夜里到每一个国民党议员家里去搜缴议员的证章、证书，共得三百余件，计算下来，两院议员仍够得上法定人数，还可以继续开会。接着，第二次派出军警，把以前曾参加过同盟会、国民党而后来已被袁收买为相友会、公民党等党派的议员的证章、证书搜缴回来。然而两次搜缴数还是没有超过两院议员的半数。于是又第三次派出军警，把二次革命以前巳经声明脱离国民党的议员的证章、证书也搜缴回来。这样才使国会因不足法定人数而无法开会。不久，国会两院议长即宣布停止议事。民国以来第一次成立的国会就这样被袁世凯抛弃了。
王绍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时期政党活动的点滴回忆》（节选），《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集，文史资料出版社1961年版，第401—40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