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是，宋案发生后，袁知南方人心愤激异常，将来总有一战，遂派二、六两镇由京汉路南下，二镇驻汉口(此时黎已降袁，党人逐黎虽未成功，而黎心惊胆寒，请袁派军镇慑地方，兼保护自己，所以二镇驻汉)，六镇进驻鄂、赣交界的兴国县，监视江西；并派四、五两镇由冯国璋指挥，沿津浦路南下，协助在兖州的张勋所部；又令倪嗣冲编好皖军二十营，驻扎阜阳，以备进攻淮上。

此时四督解职，人心更为忿怒，各处均思发动，潯、湖尤为激烈。袁知非战不可，而首难必在九江，遂令李纯进驻距九江五里余的官排甲，直逼九江。我看势已至此，无可游移，非战不可，即使战败，亦所不辞。当即一面急电李协和速回主持战事，一面召集三、六、九团的三个团长开会，商榷夜间袭击北军计划。那知六团团长李定国别有用心，力说日间未曾筹备，夜间不易战斗。三、九两团长因此亦不积极，所以夜间袭击计划未能施行。加以陈廷训亦驻九江城内，屡次和三、六、九团下级官兵连络。我深恐各团被陈引诱，遂下令各团移驻九江城外的八里坡，声言防北军袭击，城内不好作战，用意实为防陈。

……

事已至此，只有前进之一法。李在上海时，和各方代表商妥，推他为长江上游讨袁军总司令，请我为长江上游讨袁军司令部参谋长；任林虎为左翼司令，指挥一、二、七团攻击在十里铺的北军；任方声涛为右翼司令，指挥三、九、十团攻击在九江城南的北军；任何子奇为湖口守备司令，指挥十团的一营和水师各部。

一九一三年七月十二日为起义日，左翼军林虎司令早已由德安进驻沙河，距北军只有九里，是日拂晓发起攻击，战到十点左右敌被击溃，退至赛湖附近，我军占领瓜子岭。右翼方声涛即在八里坡附近和敌相遇，战斗极烈，九团团长周璧阶阵亡，兵士惊慌，幸赖十团团长李明扬维持战线。日暮：敌军拟退却时，用炮连放十数响，声音颇大。赣军兵士素未听过这样大的炮声，不知所以，忽然乱退。官长喝令不许退却，亦不能制止，竟退至沽塘。

江西战端已开，黄克强、蔡孑民等由沪到南京，拉着陈之骥到都督府，要求程德全独立。程初不允，经再三软劝硬逼，才发通电宣布讨袁。程本多病，言语不能发声，全赖秘书看其嘴角动作而猜其意旨。程又坚请到沪调养，遂推黄兴为总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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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得电后，正和李商议办法，忽报乐化七团已溃退，王家渡被敌舰占领，牛行岸上放炮数声，细看有军队数百，红旗两面，正是敌人的旗帜。又见河中船只都往上游开走，岸上的军队亦向南昌城南奔跑，总司令部的小轮只好随众船而行，至滕王阁前，秩序纷乱，不能停轮，只好再向上游行驶，到漳树镇，始能停泊。但见兵士散乱，如丧家狗，仍是不便在此久停，遂令开至临江，始见平静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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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三日，乘武陵丸赴汉口。船靠汉口码头时，本想下轮访晤前年共抗北军的好友。日人日野突来说：“码头上黎派许多侦探，正想捕拿你们，尚能下轮么?暂在轮上休息，将来下轮，尚须另想办法呢。”我总觉黎宋卿和我们尚有交谊，谅不至如此无情。当初汉阳失守，黎逃至葛店，我和协和带兵援鄂，他才敢回武昌，所以后来地每次晤谈，总是说感激的话，并请吃西菜。现在我们战败，他真就反脸无情么?后来据鄂省的友人说，我们才到长沙，黎就电谭捕拿我们；我们乘武陵丸到汉时，黎早派数十人在码头等候。黎的参谋长金永炎曾劝黎说：“李、耿援鄂，都有大功于鄂，且和你有不平常的交谊，何必这样认真呢?况且政治问题是无定的，将来的胜败谁能决定呢?加以日人竭力保护，你能不顾治外法权，上轮抓他们么?”黎说：“此等乱党不除，中国没有安静之日。湖北起义，各省响应，都是此辈所造，若不歼灭浄尽，中国还有安静的日子么?”金永炎听黎说出这样无情的话，只好叹息而已。晚十时许，忽有日本小火轮靠在武陵丸船边上，青木、可儿等将我们当病人，把头蒙住，扶着下船上了小轮，开到刘家庙，又把我们请上野村军舰，舰长佐藤级表欢迎，并言拥护共和，虽至战败，也是光荣。我们只有说惭愧而已。翌日，野村军舰送我们至大冶，请我们上岸到大冶铁厂办公处暂住。处长是日人西泽，亦表欢迎。该厂和汉阳兵工厂、萍乡煤矿，系前清两湖总督张之洞所创办，号称汉冶萍公司，后清廷因借日款，押给日本，即由日人西泽经理，厂内任何事情，清廷不能干预，所以我们在此勾留，袁、黎即使闻知，亦不能捕拿我们。住五日，即乘运铁往日本的轮船往日本避难。

轮至南京时，两岸寂然无声，想第八师的同志们亦完全失败矣。回思数年来大家费无数的心血，造成此一支革命军队，现在一旦丧失无余，所有官兵不知流离何所。悲忿交加，不觉泪下。次日，出吴淞口，过黄海至日本门司上岸到东京，作起亡命客来了。

耿毅：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癸丑讨袁回忆录》（节选），《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集，文史资料出版社1961年版，第551—558页。

自民国建号以来，仅十余月，而以二次革命闻者，几于无省无之，其甚者则三四次（如湘、如蜀），乃至七八次（如鄂），最近则江西之叛，尤其章明较著者也。论者或以为当局失政，宜有以召之；或谓彼好乱之辈，其狼子野心，实有以异于人。斯二说者固各明一义，虽然，非其至也。历观中外史乘，其国而自始未尝革命，斯亦已耳，既经一度革命，则二度、三度之相寻相续，殆为理势之无可逃避。我国历代鼎革之交，群雄扰攘，四海鼎沸，迭兴迭仆，恒阅数十年而始定。然犹得曰专制私天下，宜奖攘夺，非所以论于共和之始也。夫言革命、言共和者，必以法兰西为祖之所自出，然法国自大革命以后，革命之波相随属者亘八十年，政体凡三四易。其最初之十余年间，则丹顿、马拉、罗拔比尔、拿破仑迭擅神器，陷其国于恐怖时代者逾一纪。后此，中美、南美十余国踵其辙，而各皆相夺相屠，以国家供群雄之孤注，至今犹不知所届也。最近，则墨西哥两岁之间，三易其元首矣。其后此踵袭而兴者，孰审所极！葡萄牙今犹未也，而泯棼阴曀之象遍国中，稍有识者，知其儳然不可终日也。即以根器最厚之民如英国者，彼其十七世纪之革命，逮克林威尔没世，而结一翻其局。由此言之，革命复产革命，殆成为历史上普遍之原则，凡以革命立国者，未或能避也。（就中惟美国似属例外，然美国乃独立而非革命。前此英国之统治权本不能完全行于美境，美之独立，实取其固有之自治权扩充之，巩固之耳。）夫天下事有果必有因，革命何以必复产革命？此其故可得而言也。

……

由此言之，革命之必产革命，实事所必至，理有固然。推究终始，既有因果之可寻；广搜史乘，复见前车之相踵。今吾国人见二次革命之出现，而始相与惊诧，宁非可悯？然则此种现象果为国之福耶，为国之祸耶？此在稍有常识者，宜不必复作是问。顾吾见夫今日国中彷徨于此疑问中者犹多也，故吾不得惮词费也。吾以为假使革命而可以止革命，则革命何必非国家之福；革命而适以产革命，则其祸福复何待审计者！今倡革命者，孰不曰吾今兹一革以后，必可以不复再革也。夫当初次革命时，亦孰不曰一革后可无复再革也，而今则何如者？今革而不成，斯勿论矣，假其能成，吾知非久必且有三次革命之机会发生，而彼时昌言革命者，其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如今日。其以为一革后可无再革亦如今日，而其结果如何，则非至事后言之，则罕有能信者。今欲征因知果，则且勿问所革之客体作何状，而先问能革之主体作何状。试问前所列举之十种事理，再度革命之后，其恶现象果缘此稍灭乎，抑缘此赓续增益乎？前列十种，有其三四，祸既未艾，而况于俱备者！循此递演，必将三革、四革之期日，愈拍愈急；大革、小革之范围，愈推愈广。地载中国之土，只以供革命之广场；天生中国之人，只以作革命之器械。试思斯国果作何状，而斯民又作何状者？…………

梁启超：《革命相续之原理及其恶果》（节选）（1913年6月16日），《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34—6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