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霖腹疾，一卧兼旬，感事怀人，百念灰尽。而户以外甚嚣尘上，豗然以国体问题闻。以厌作政谈如鄙人者，岂必更有所论列？虽然，独于兹事，有所不容已于言也，乃作斯篇。

吾当下笔之先，有二义当为读者告：其一，当知鄙人原非如新进耳食家之心醉共和。故于共和国体非有所偏爱，而于其他国体非有所偏恶。鄙人十年来夙所持论，可取之以与今日所论相对勘也。其二，当知鄙人又非如老辈墨守家之龂争朝代。首阳蕨薇，鲁连东海，此个人各因其地位而谋所以自处之道则有然，若放眼以观国家尊荣危亡之所由，则一姓之兴替，岂有所择。先辨此二义以读吾文，庶可以无蔽而迩于正鹄也。

……

今喘息未定，而第二次变更国体之议又复起。此议起因之真相何在，吾未敢深知，就表面观之，乃起于美国博士古德诺氏一席之谈话。古氏曾否有此种主张，其主张之意何在，亦非吾所敢深知。（古氏与某英文报记者言，则谓并未尝有此主张云。）顾吾窃有惑者，古氏论中各要点，若对于共和君主之得失为抽象的比较，若论国体须与国情相适，若历举中美、南美、墨、葡之覆辙，凡此诸义，本极普通，非有甚深微妙。何以国中政客如林，学士如鲫，数年之间，并此浅近之理论事实而无所觉识，而至今乃忽借一外国人之口以为重？吾实惑之。若曰此义非外国博士不能发明耶，则其他勿论，即如鄙人者，虽学识谫陋，不逮古博士万一，然博士今兹之大著，直可谓无意中与我十年旧论同其牙慧，特其透辟精悍，尚不及我什分之一、百分之一耳。此非吾妄自夸诞，坊间所行《新民丛报》、《饮冰室文集》、《立宪论与革命论之激战》、《新中国建设问题》等不下百数十万本，可覆按也。独惜吾睛不蓝、吾髯不赤，故吾之论宜不为国人所倾听耳。

……

主张变更国体者最有力之论据，则谓当选举总统时，易生变乱。此诚有然，吾十年来不敢轻于附和共和则亦以此。论者如欲自伸其现时所主张以驳诘我，吾劝其不必自行属稿，不如转录吾旧著，较为痛快详尽也。今幸也兹事既已得有比较的补救良法，盖新颁之大总统选举法，事实上已成为终身总统制，则今大总统健在之日，此种危险问题自末由发生，所忧者乃在今大总统千秋万岁后事耳。夫此事则岂复国民所忍言？然人生血肉之躯，即上寿亦安能免？固无所容其忌讳。今请遂为毋讳之言。吾以为若天佑中国，今大总统能更为我国尽瘁至十年以外，而于其间整饬纪纲，培养元气，固结人心，消除隐患，自兹以往，君主可也，共和亦可也。若昊天不吊，今大总统创业未半而遽夺诸国民之手，则中国惟有糜烂而已，虽百变其国体，夫安有幸？是故中国将来乱与不乱，全视乎今大总统之寿命与其御宇期内之所设施，而国体何论为君主、为共和，其结果殊无择也。

……

平心论之，无论何种国体，皆足以致治，皆足以致乱；治乱之大原，什九恒系于政象，而不系于国体。而国体与国情不相应，则其导乱之机括较多且易，此无可为讳也。故鄙人自始不敢妄倡共和，至今仍不敢迷信共和，与公等有同情也。顾不敢如公等之悍然主张变更国体者，吾数年来怀抱一种不能明言之隐痛深恸，常觉自辛亥、壬子之交，铸此一大错，而中国前途之希望所余已复无几。盖既深感共和国体之难以图存，又深感君主国体之难以规复，是用怵惕、仿佛、忧伤、燋悴，往往独居深念如发狂易。特以举国人方皆心灰意尽，吾何必更增益此种楚囚之态，故反每作壮语以相煦沫，然吾力已几于不能自振矣。吾友徐佛苏当五六年前常为我言，谓：中国势不能不革命，革命势不能不共和，共和势不能不亡国。吾至今深味其言，欲求所以祓此妖谶者，而殊苦无术也。

夫共和国体之难以图存，公等当优能言之矣。吾又谓君主国体之难以规复者，则又何也？盖君主之为物，原赖历史习俗上一种似魔非魔之观念以保其尊严，此种尊严自能于无形中发生一种效力，直接间接以镇福此国。君主之可贵，其必在此。虽然，尊严者不可亵者也，一度亵焉，而遂将不复能维持。譬诸范雕土木偶，名之曰神，舁诸闳殿，供诸华龛，群相礼拜，灵应如响；忽有狂生，拽倒而践踏之，投诸溷牏，经旬无状，虽复舁取以重入殿龛，而其灵则已渺矣。自古君主国体之国，其人民之对于君主，恒视为一种神圣，于其地位不敢妄生言思拟议，若经一度共和之后，此种观念，遂如断者之不可复续。试观并世之共和国，其不患苦共和者有几？而遂无一国焉能有术以脱共和之轭。就中惟法国，共和以后，帝政两见，王政一见，然皆不转瞬而覆也。则由共和复返于君主，其难可想也。我国共和之日虽曰尚浅乎，然酝酿之则既十余年，实行之亦既四年。当其酝酿也，革命家丑诋君主，比诸恶魔，务以减杀人民之信仰，其尊严渐亵，然后革命之功乃克集也；而当国体骤变之际与既变之后，官府之文告，政党之宣言，报章之言论，街巷之谈说，道及君主，恒必以恶语冠之随之，盖尊神而入溷牏之日久矣。今微论规复之不易也，强为规复，欲求畴昔尊严之效，岂可更得？复次，共和后规复君主，以旧王统复活为势最顺，使前清而非有种族嫌疑，则英之查理第二、法之路易第十八，原未尝不可出现于我国，然满洲则非其伦也。若新建之皇统，则非经若干年之艰难缔构，功德在民，其克祈永命者希矣。是故吾数年来独居深念，亦私谓中国若能复返于帝政，庶易以图存而致强。而欲帝政之出现，惟有二途：其一，则今大总统内治修明之后，百废具兴，家给人足，整军经武，尝胆卧薪，遇有机缘，对外一战而霸，功德巍巍，亿兆敦迫，受兹大宝，传诸无穷；其二，则经第二次大乱之后，全国鼎沸，群雄割据，剪灭之余，乃定于一。夫使出于第二途耶，则吾侪何必作此祝祷。果其有此，中国之民无孑遗矣，而戡定之者是否为我族类，益不可知，是等于亡而已。独至第一途，则今正以大有为之人，居可有为之势，稍假岁月，可冀旋至而立有效。中国前途一线之希望，岂不在是耶？故以谓吾侪国民之在今日，最宜勿生事以重劳总统之忧虑，俾得专精壹虑，为国家谋大兴革，则吾侪最后最大之目的，庶几有实现之一日。今年何年耶？今日何日耶？大难甫平，喘息未定；强邻胁迫，吞声定盟；水旱疠蝗，灾区遍国；嗷鸿在泽，伏莽在林。在昔哲后，正宜撤悬避殿之时，今独何心，乃有上号劝进之举？夫果未熟而摘之，实伤其根；孕未满而催之，实戕其母。吾畴昔所言中国前途一线之希望，万一以非时之故，而从兹一蹶，则倡论之人，虽九死何以谢天下！愿公等慎思之。

《诗》曰：“民亦劳止，汔可小息。”自辛亥八月迄今，未盈四年，忽而满洲立宪，忽而五族共和，忽而临时总统，忽而正式总统，忽而制定约法，忽而修改约法，忽而召集国会，忽而解散国会，忽而内阁制，忽而总统制，忽而任期总统，忽而终身总统，忽而以约法暂代宪法，忽而催促制定宪法。大抵一制度之颁，行之平均不盈半年，旋即有反对之新制度起而摧翻之，使全国民彷徨迷惑，莫知适从，政府威信扫地尽矣。今日对内对外之要图，其可以论列者不知凡几，公等欲尽将顺匡救之职，何事不足以自效？何苦无风鼓浪，兴妖作怪，徒淆民视听而诒国家以无穷之戚也！

……

梁启超：《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1915年8月31日），《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66—679页。

……

国体问题已类骑虎，启超良不欲更为谏沮，益蹈愆嫌。惟静观大局，默察前途，愈思愈危，不寒而栗。友邦责言，党人构难，虽云纠葛，犹可维防，所最痛忧者，我大总统四年来为国尽瘁之本怀，将永无以自白于天下，天下之信仰自此隳落，而国本即自此动摇。传不云乎：“与国人交，止于信。”信立于上，民自孚之，一度背信，而他日更欲有以自结于民，其难犹登天也。明誓数四，口血未干，一旦而所行尽反于其所言，后此将何以号今天下？民将曰，是以义始，而以利终，率其趋利之心，何所不至，而吾侪更何所托命者？夫我大总统本无利天下之心，启超或能信之，然何由以尽喻诸逖听之小民？大总统高拱深宫，所接见者惟左右近习将顺意旨之人，方且饰为全国一致拥戴之言，相与徼功取宠。而岂知事实乃适相反。即京朝士夫燕居偶语，涉及兹事，类皆出以嘲谐轻嘘，而北京以外之报纸，其出辞乃至不可听闻。山陬海澨，闾阎市廛之氓，则皆日皇皇焉，若大乱之即发于旦夕。夫使仅恃威力而可以祚国也，则秦始、隋炀之胤，宜与天无极；若威力之外犹须恃人心以相维系者，则我大总统今日岂可瞿然自省，而毅然自持也哉？

或谓既张皇于事前，忽疑沮于中路，将资姗笑，徒损尊严。不知就近状论之，则此数月间之营营扰扰，大总统原未与闻，况以实录证之，则大总统敝屣万乘之本怀，既皦然屡矢于天日，今践高洁之成言，谢非义之劝进，盖章盛德，何嫌何疑！或又谓兹议之发，本自军人，强拂其情，惧将解体。启超窃以为军人服从元首之大义，久已共明，夫谁能以一己之虚荣，陷大总统于不义？但使我大总统开诚布公，导之轨物，义正词严，谁敢方命！若今日以民国元首之望，而竟不能辍陈桥之谋，则将来虽以帝国元首之威，又岂必能弭渔阳之变？倒阿授柄，为患且滋，我大总统素所训练蓄养之军人，岂其有此。昔人有言，凡举事无为亲厚者所痛，而为见仇者所快。今也水旱频仍，殃灾洊至，天心示警，亦已昭然；重以吏治未澄，盗贼未息，刑罚失中，税敛繁重，祁寒暑雨，民怨沸腾。内则敌党蓄力待时，外则强邻狡焉思启。我大总统何苦以千金之躯，为众矢之鹄，舍磬石之安，就虎尾之危，灰葵藿之心，长萑苻之志？启超诚愿我大总统以一身开中国将来新英雄之纪元，不愿我大总统以一身作中国过去旧奸雄之结局；愿我大总统之荣誉与中国以俱长，不愿中国之历数随我大总统而斩。是用椎心泣血，进此最后之忠言，明知未必有当高深，然心所谓危而不以闻，则其负大总统也滋甚。见知见罪，惟所命之。

抑启超犹有数言欲忠告于我大总统者：立国于今世，自有今世所以生存之道，逆世界潮流以自封，其究必归于淘汰。愿大总统稍捐复古之念，力为作新之谋。法者上下所共信守，而后能相维于不敝者也，法令一失效力，则民无所措手足，而政府之威信亦隳。愿大总统常以法自绳，毋导吏民以舞文之路。参政权与爱国心关系至密切，国民不能容喙于政治，而欲其与国家同体休戚，其道无由！愿大总统建设真实之民意机关，涵养自由发抒之舆论，毋或矫诬遏抑，使民志不伸，翻成怨毒。中央地方犹枝与干，枝条尽从彫悴，本干岂能独荣？愿大总统一面顾念中央威权，一面仍留地方发展之余地。礼义廉耻，是谓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使举国尽由妾妇之道，威逼利诱，靡然趋炎，则国家将何以与立？愿大总统提倡名节，奖励廉隅，抑贪竞之鄙夫，容骨鲠之善类，则国家元气不尽销磨，而缓急之际犹或有恃矣。

梁启超：《上袁大总统书》（节选）（1915年12月中旬），《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84—686页。

十万火急。各省上将军、将军、巡按使、护军使、镇守使、各都统并转各军师旅长、各道尹、各知事、各商会、农会、教育会、各学校、各报馆公鉴：

呜呼！天祸中国，实生妖孽，袁氏以子孙帝王之私，致亿兆生灵之祸，怙终不反[返]，愎谏无亲。既自绝于国民，义不同其履戴。敢声其罪，与众讨之。

袁氏昔在清廷，久窃权位，不学无术，跋扈飞扬，凶德既已彰闻，朝端为之侧目。迨民军首义之日，及清廷逊位之时，袁氏两端首鼠，百计媚狐，以孤儿寡妇为大可欺，以天灾人言为不足畏，迹其侮弄神器，睥睨君亲，固已路人知司马之心、识者有沐猴之叹。惟时我邦人诸友，念风雨之飘摇，惧民生之涂炭，永怀国难，力奠邦基。故赣、宁之役无功，而皖、粤之师亦挫。乃袁氏恃其武力，遽即骄盈，蹂躏人权，弁髦法治，国会加以解散，自治横被摧残，异己削迹于国中，大权独操于一手，彼固日是可以有为矣。卒之无补时艰，不保中立。济南自拓夫战域，辽东复展其租期，甚至俯首为城下之盟，披发有陆沈之痛。呜呼！我国民之忍辱含垢为已甚矣！袁氏之力图湔雪，以求报称，宜何如者?何图异想忽开，野心愈肆，元首谋逆，帝制自为。筹安会发生于前，请愿团继起于后，等哀章之金匮，假强华之赤符，对内国人民则谓外议之一致，于外交方面复假民意以相欺，自奋独夫之私，欲掩天下之目。呜呼！永除专制，夫已氏之口血未干；难拂民心，清帝之诏书具在。无信不立，宁得谓人！食言而肥，何以为国！因之外侮自召，警告频来，干涉之形既成，保护之局将定。此时杨再思一日天子，宁复有人间羞耻之心；他日石敬瑭半壁江山，更安有吾民视息之所。兴言及此，哀痛何云！

夫总统一国之元首，中外所具瞻也。今袁氏躬为叛逆，自失元首之资格，斯其丑行凉德，固有无能为讳者。更举其略，以告国人。南北和议初成，党人欢迎南下，袁氏欲留无辞，乃煽动兵变，以为口实。京津一带，残付劫烧。张家口兵变，首乱不过数人，而全军威遭坑杀。逞一己之淫威，轻万众之身命，是为不仁。黎副总统一代元勋，功在民国，段陆军总长当世人杰，志尤忠纯，皆袁氏股肱心膂也。徒以反对帝制之故，积彼猜疑。瀛台等羑里之囚，西山有云梦之辱。近传恶耗，未卜存亡。叹乌喙之凶残，悲鸟弓之俱尽，是谓不议。梁士诒、段芝贵、张镇芳、袁乃宽、杨度、胡瑛、顾鳌辈皆市井小人，顽钝无耻。袁氏利其奔走，任以鹰犬之材，梁等遂窃威权，肆其狼狈之技。群邪并进，一指当前。望夷之祸匪遥，轮台之悔何及，是谓一智。当和议初起，袁氏握清廷全权，每语人曰，吾誓不作总统。及叛迹已露，中外咸知，袁氏犹曰，公等若再以帝制相迫，则我必逃英伦。言犹在耳，今竟何如？是谓不信。辛壬之际，义旅同兴，争冒死以图功，更举国以相授。袁氏之有今日是，伊谁之力？乃动矜禅让，横肆诛夷，谓不杀于谦，则此举无名，谓苟无曹瞒，则几个称帝？功反为罪，生者之身已冤，死而有知，地下之目岂瞑？是谓不让。又若财权集于内府，计部徒建空名。大借款以盐税抵押，用途始终秘密。长芦运盐公司独占，商利垄断，闻亦同登。袁乃宽、梁士诒、张镇芳，袁氏之聚敛臣也。交通银行，袁氏之外府也。甚至以一国之元首，而寄私产于他邦。腾笑外人，贻羞当世。其寡廉鲜耻，有如斯者。尤可异者，显达违亲，陌视孔怀。乖戾已深，本实先拔。宫门喋血，患已伏于隐微；斗尺寻仇，祸恐烈于典午。彼宗且覆，吾国何存！哀我无告之人民，忍与昏暴而俱尽哉！昔者董逃未唱，关东州郡同盟；莽窃初成，两河义军并起。今袁氏之罪，更浮于二凶；民国之危，尤甚于季汉。而且孙皓与下多忌，祖约褊厄不仁。孟津之八百不期，牧野之三千愈奋，斯其时也。各省军民长官，身为共和官吏，实系大局安危，必能挥士行之义旗，标茂宏之大节，举足轻重，立判存亡。其有海内顾厨、先朝耆硕，在昔首阳贬节，原知心在国家；于今大盗潜移，宁肯助其乱逆？谅同义愤，请共驱除。至若南阳旧部，新室故人，谁非国民，岂任私昵？况悲凉风于斛律，铲地难除；感大树之飘零，长城已坏。难共忧患，请视韩彭，其必有倒戈以图奋袂而起者乎？其余各界人士，虽未与人军国之谋，应念兴亡有责之义。则匹夫蹈海，义感邦君，小吏登坛，节厉群后，于古有之，是所望也。尧等痛念阽危，诚发宵寐；力虽穷于填海，志不挫于移山；请负弩以先驱，冀鼓桴之相应。将与摧公路之枯骨，走杨越之居尸，义声播而黄河清，大旆指而幽云卷，然后保固有之民国，定再造之旧邦，解此倒悬，绵我华胄，天下自此定矣。诸君其有意乎？乃若觊延漏刻，眷恋穷城，等防后之稽诛，效蜚廉之死纣，则师直为壮，助顺者天，何枯朽之能支，将声名之并裂，幸毋贻悔于他日，庶其有感于斯文。

蔡锷：《致各省将军巡按使等电》(1915年12月27日)，《蔡松坡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53—855页。

一般人都知道袁世凯之死，受陈二庵宦的影响最大，但在袁左右的人，认为袁在死前所受刺激大的事还有唐天喜背叛。

唐天喜，河南人，幼年在豫剧班中唱小旦，人长得俊美，袁世凯在家当少爷的时候就爱上了他，收留下来作为贴身仆从。袁去朝鲜时把唐带到汉城，仍作随从差役。小站练兵时期，袁提拔唐为武卫右军右翼三营哨官(相当于连长)；后来改建新军，升唐为领官(相当于营长)；后来编陆军第三镇，升唐为该镇第十标标统(相当于团长)。民国成立后，袁用唐的第十标作为自己的卫队。

民国元年(1912)，曹锟的陆军第三镇发生了京、津、保兵变事件，袁世凯迫于舆论，下令解散第三镇，但只解散兵而仍保留官。次年，袁调第三镇第五协统领卢永祥接任第二十镇统制，其遗职调唐天喜继任。但卢遭到二十镇军人们拒绝，仍回原职。是时唐天喜已将笫十标交出，于是袁又下令编两个混成旅，以唐为第七混战旅旅长，不久又发表唐担任京汉线北段护路司令。袁的家在彰德，实际上唐是给袁看家的。

一九一五年洪宪帝制发生，蔡锷首先起兵讨袁。袁派曹锟带兵入川，对护国军作战。因护国军获得人民的拥护，袁军作战失利。

当时，因为湖南吃紧，袁世凯任命帮办江西军务马继增为援湘司令，由江西率第六师开入湖南。此时唐天喜往见袁世凯，痛哭流涕，说：“蒙大总统三十年养育之恩，我要上前线去打蔡锷。”袁嘱以看家要紧，唐坚决要去，袁遂任唐为援湘副司令，归马继增节制，唐天喜遂率部开抵湖南。湖南赵恒惕等知唐最贪财，花了三十万两银子收买，唐就变了心。在一个夜间，唐部忽向马继增的第六师袭击，马部猝不及防，全师溃乱，马愤而拔枪自杀。袁世凯接到唐天喜叛变消息，如晴天霹雳，震动非常。一面电江西李纯派员往湖南收容第六师，一面通缉唐天喜，指明如抓到唐即行就地正法。据靠近袁的人说，袁临死以前，神经失常地口口声声叨念：“唐天喜反了!唐天喜反了!”

陶树德：《唐天喜叛袁》(唐永良整理）(1960年10月），《八十三天皇帝梦》，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279—280页。

孙殿英匪众于1926年阴历10月到达石寨，因沿途怕军队追击，跑得人困马乏，且枪支不多，弹药无着，未敢贸然攻城。当时马敬臣带乡团数百人前去堵击，因寡不敌众，一战即溃；马指望华部支援，不料华毓庵故意避往十河、双沟一带去了；城内只有北关驻有张拱臣一个团，按兵不动。李大瞎暗地送给孙殿英弹药一车。 10月20日，陈益斋、白仿泰、汤云龙又勾通匪徒百余人，让他们埋伏在东门内李家牌坊下李家坊子里。守备南门的警备团营长李传运对此事佯作不知，偷偷的让开。23日夜，孙匪于外围鸣枪，东门和曹巷口潜进的匪徒，乘乱把煤油浇在扫帚上，在沿街屋檐下放火。城内居民，还有没睡的，刚听到城外枪声时，以为有那些军队保护，不虑城内会有匪人放火；继而发现情况不对，便同声喊斥，匪徒鸣枪杀人，始知这是孙匪的内应。一时火光冲天，喊声动地。城内警备团长蒋震之、亭筱庵，商团蒋逊之，东台庙守卫蒋秃子，带队保护他们的家眷，急急忙忙逃往商邱去了。匪兵突入北关，放了几把火，抢了几家大商号，随即冲进城里，关上城门，大抢大掠起来。姜家首户住的地方，有一个警官守卫，他持枪抵抗，被匪兵杀死，遂打开大门。这时姜家的男人，皆在北京，家里存的一万多支枪，被匪徒全部劫走。匪兵们烧杀奸淫，无所不用其极。逃不出去的妇女，惧匪徒奸污，许多都投了沙扛坑，或者是跳井，投的多了，到处浮尸累累。夏侯巷有一户，全家的妇女，都投了坑。地主家里保险铁柜，被砸开后扔在街上，横七竖八；鲜衣美服，丢得足可垫路。匪徒逐户抢遍，又到处抓人，严刑审问钱财的线索，鞭打、吊梁、香烧、铁烙，各种酷刑无不具备，四角悲声哀号，惨不忍闻。人们跑到小庙，破屋，或是城墙角落里，脸上涂上泥灰，三三五五，这里蹲一堆，那里蹲一堆，如同死囚犯，坐以待毙。东门蒋家(蒋璧清)净银子掘出二十余粪筐。有个王寡妇，是有名的殷实户，粮食摺子内，囤积的都是铜元，因为笨重，匪兵不要，铜钱雨般撒得满街。大家富户的财产，这次全部抖了出来。很多过去在毅军混过事的，借着毅军的势力，当年进入故宫，偷盗了许多文物，此次烧得点滴无存。匪兵们强迫王巷口一家锯锅匠，替他们把抢来的银元熔铸成大个银块，缠在腰间，穿着抢来的花衣服，拉着马匹，一匹马身上能垫上四五床绸缎绣花被褥，招摇过市。这场洗劫一直延续了十八天。

北关商业富庶区，匪徒本来只突入一时，按说大致是可以保住了。不料老百姓花钱养活的警备团、商团以及华毓庵的一个团，放着土匪不打，却也趁火打劫，成了土匪。接着放火、抢劫，各商铺的细软货物，都被抢光。他们还强迫民船装载抢来的物资，运往蚌埠，准备事后分赃，余下的就一把火烧掉了。他们抢到我们住的马厂街，这里有一家蛋品厂，地方大，人们都藏了起来。蛋品厂会计鲍先生未及躲开，被他们扭住，打着问钱放在哪里。结果保险铁柜被砸开，鲍先生趁土匪争夺的机会再跑到我们藏的地方。我见他面无人色，头上被盒子枪砸了一个酒杯大小的紫疙瘩。大火烧了很长时间都没有熄掉。老砖街、纯化街原来都是经营糖纸杂货的，糖被烧得化成了水，顺着石头街上流淌，遇冷凝结，道路成了晶莹的糖板路。我的邻居大江和一些人跑出去，趁无人的机会，用铁锤敲击凝结在地上的糖块，成篮子的挎回来当菜吃。在街上还能看见那些持枪的土匪，把电线砍下来，拧成数股，当作文明棍；姜桥下的电灯厂，也全部烧毁。城里关外，经过这次浩劫，损失实在无法统计。

当时陈调元已经当了安徽督军，亳县人高世读在他部下当旅长。得到亳县告警的消息，陈调元派高世读联合孙传芳部下的一个旅(旅长刘凤图)来亳剿办。但是他们怕孙殿英困兽犹斗，真打未免损失自己实力，行动非常迟缓。孙殿英吃饱抢足，大开西门，冲了出去。刘、高随即电请省里派一个所谓道尹袁励宸来亳负责办理善后。蒋震之，蒋逊之、李筱庵等这些土劣，得到消息又威风起来，带队赶回来准备抓办善后的事权。至于追查责任，当然是官样文章，县长高培德，无权无势，首先被撤职，换了王汝敬。地方上的二蒋一李有保卫地方的责任，临阵脱逃，本来是有罪的，可是他们百般趋奉袁励宸，请客送礼，仅仅被处以罚款代赈。蒋逊之更会逢迎，结果说他商团力薄，没有责任，反而又当了善后局局长。只有旅长华毓庵是个问题。刘凤图想趁机“吃”他的部队，诱他进城开会，当场宣布他勾结孙匪，扣了起来。北关驻防趁火打劫的华部团长张拱臣、得钱卖放让开城门的营长李传运，因为老百姓恨之入骨，纷纷控告，为了消消民愤，与华毓庵一道，枪毙在大隅首。可是李大瞎、陈益斋、白仿泰、汤云龙等全部跑了。后在六安一带逮到了白仿泰、汤云龙，解回来也枪毙了。然而首恶孙殿英却谁也逮不到。老百姓说：

鹰飞(指孙殿英)雕攒(指陈益斋)逮住野猪还愿(指白仿泰)。

所谓“善后”不过是拿罚款的五万元，给城内被害之家，发放一点救济，以掩人耳目。试想杯水车薪，能济什么用?而孙匪撤退，带走“肉票”四百余人，却没有人问，还得各家自己备钱赎回。至于被杀、被奸、死难之家那就更无处呼冤了。

孙殿英匪众逃到济宁，用从姜家劫来的枪支武装起来，投降了直鲁军阀张宗昌的部下褚玉璞，改编为三十五师，孙当了师长。1928年，张宗昌反蒋，命孙殿英率领袁家骥、程占元等进攻阜阳蒋介石的新编十一军军长马祥斌，二次来到亳县。虽然亳县满目疮痍，到处残存他劫掠的遗迹，却谁也不敢说他是土匪。他居然堂而皇之征粮、征财、征夫，俨然是个土皇帝。恬不知耻的蒋逊之，还把他奉为上司，在财政局设立了粮食筹备处，专门替他筹饷。孙殿英还竟然跑到白仿泰的坟地，无耻地公开祭奠白仿泰。他给白送了一幅这样的挽联：“冤狱竟织成，我今痛哭岳鹏举；深怀终莫吐，君熟犹怜周伯仁”。真是不识人间尚有羞耻二字！

商会会长蒋逊之在孙殿英的庇护下，生心坑害老百姓，由粮秣筹备处印发一种“流通券”，交给直鲁军，在市面上公开流通，因有武力压制，人们不敢拒绝使用；他们宣称捐款到手，由财政局兑现，农村一天一个条子要捐，农民被捐的连裤子都穿不上。不久，孙殿英在阜阳和马祥斌接上火，很快溃退下来。败兵退到亳县，老百姓恨透了孙殿英，得到这个打“败鸡”的机会，便自动起来缴败兵的枪。孙殿英立脚不住，狼狈退回济宁。但是孙匪人虽走了，却给亳县遗留下二条祸根。一是枪支丢在农村，有些坏人凭借这些枪支继续干着土匪的勾当，搞得老百姓不得安宁;一是流通券变成了废纸，城市电小商家，十有八九遭到破产，而商会会长，却发了一笔大财。

1930年，直鲁军又联合阎锡山、冯玉祥倒蒋，孙殿英被任命为讨逆军总司令，第三次进驻亳县城，牵制蒋系上官云相、唐生智、王均等大部兵力；亳县城被团团围困。孙殿英从1930年5月在此地坚守，直到7月，城内粮食被吃光，树木被烧光。一老百姓跟着孙匪军队困在城里，二个多月不能生产，困苦万状，直到7月中旬，冯玉祥派孙连仲部队来援救，孙殿英才率部突围北去。七十余天的攻守战，到处瓦砾成堆，死尸盈野，亳县又一次遭受浩劫。

张荫庭：《孙殿英三次祸亳亲历记》（1964年10月），《军阀祸皖》，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94—19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