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成立七年于兹矣，世界之大战，自开始以来三年有半矣，而自由平等之幸福未能获得，于是平和亦不能望，恐怖、悲哀、不安、愤激，诸种悲剧的情调，尚缠绕于吾世界人类之身心而不能去，以爱平和之吾“民族的国民”对于平和之大光明，其努力应如何耶?

为主义而斗，勿为利欲而争，为平等自由而牺牲，勿为征服压迫而战，此吾人所以希望之于世界各国民，而尤希望于吾民族的国民者也。

孙洪伊：《吾人对于民国七年之希望》，《民国日报》社论，1918年1月1日，第2版。

自“世界革命”的呼声大倡，“人类解放”的运动猛进，从前吾人所不置疑的问题，所不遽取的方法，多所畏缩的说话，于今都要一改旧观，不疑者疑，不取者取，多畏缩者不畏缩了。这种潮流，任是什么力量，不能阻住，任是什么人物，不能不受他的软化。

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

……

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顺它的生，逆它的死!如何承受它?如何传播它?如何研究它?如何施行它?是我们全体湘人最切最要的大问题，即是《湘江》出世最切最要的大任务。

毛泽东：《〈湘江评论〉创刊宣言》，《湘江评论》创刊号，1919年7月14日，第1版。

须知此次欧洲战胜武力者，非金钱，非武力，而为民意。非敌国之民意，乃用武力之国自身之民意。俄国政府有武力，人民不满足之，则排去之。德国政府有武力，人民不满足之，亦排去之。当俄国之与德国讲和，俄国自言虽于武力上为德国所败，而于主义上必征服德国。不及一年，德国人民果受俄国之影响，不数日而推翻德皇四年来百战不挠之武力，则俄人之言不诬矣。试问主义如何而能有力乎?人民之意志受其感化故也。而人民意志何以能发扬其力乎?则又当曰：有主义以指导之故也。故倒德国武力之力，即犹之倒俄国武力之力。固非武力，亦非金钱，乃有主义之人民意志也，即所谓民意也。

……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重点文献资料选编中编综述 翻天覆地的三十年

中国人民知金钱、武力之可畏矣，而未知所以胜之之具。故对于国内神奸大憝，非不知恶之，而以为武力不足以倒之也，金钱绌而不能有所营以抗之也。对于国外侵略之相加，非不知畏之也，以为金钱武力不若人，虽举国战犹不胜也。是不自觉其力也。自觉其意志之力，则政府所以对国民之金钱、武力，可以有主义之民意转移之，使不为用。外国所以来相压迫者，亦可以主义动其人民意志而消去之。夫使有金钱、武力而莫为用，是则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也。弱于物质者可以精神强之，此现代弱者最有力之武器也。

朱执信：《民意战胜金钱武力》（1919年8月），《建设》第1卷第1号，第151、156页。彭明主编：《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1册（1919—1923），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24—229页。

我们对于中华民国九年六个字，有一些责任。

我们应当怎样做?

第一件事，自然要与强权奋斗。

甚么是强权，日本的野心家是强权，政府的帝制党是强权，各省的预备皇帝——督军——是强权。

怎样能与强权奋斗?注意动的修养，练习团体生活，辅进文化运动，倡导社会教育。

要想成一个独立的国家，光要国民有一个独立的精神，要想成一个民主的国家，光要国民有一种民主的修养，我们预备对这两件事，尽怎样的力量?

有些人太热心了，动不动便高呼起来，排外哪，革命哪，然而这不但附和的人少，不能成功，便令成了功，亦不见得有甚么好效果。

我们不是在乎与强权搏斗，我们要铲除强权的恶根基，所以我们用的力，还要在自己身上和朋友市民中间。我们的力量用到了，强权自然推到了。

中华民国的自由神，一定正恳切盼望我们开始我们奋斗的工夫，朋友——现在中华民国九年了，还不教自由神看见一个真正的中华民国的一年吗!

你怎样预备为中华民国九年做工夫，不要让那有名无实的中华民国十年，在你动手以前，又轻轻悄悄的偷得来了。

这是离中华民国九年还有一个星期，我送与我们《社会新声》的朋友的几句话，姑且把这话悬起来，看这三百六十五天的中间，我们大家做甚么?

恽代英：《中华民国九年》（1920年1月3日），《恽代英文集》，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5—116页。

我此次旅行了几个地方，虽未深入腹地，却觉得救中国只有一条路，一言以蔽之，就是增加富力。而增加富力就是开发实业。因为中国的唯一病症就是贫乏，中国真穷到极点了。罗素先生观察各地情形以后，他也说中国除了开发实业以外无以自立。我觉得这句话非常中肯又非常沉痛。舒新城君尝对我说：“中国现在没有谈论什么主义的资格，没有采取什么主义的余地，因为中国处处都不够。”我也觉得这句话更是非常中肯又非常沉痛。现在中国人除了在通商口岸与都会的少数外，大概都未曾得着“人的生活”。筑山君自美来信，他说美国农夫比中国中等人家还要好得多，可见得中国人大多数都未经历过人的生活之滋味。我们苟不把大多数人使他得着人的生活，而空谈主义必定是无结果。或则我们也可以说有一个主义，就是使中国人从来未过过人的生活的，都得着人的生活，而不是欧美现成的什么社会主义、什么国家主义、什么无政府主义、什么多数派主义等等，所以我们的努力当在另一个地方。

这个教训我以为是很切实的，好高骛远的人不可不三思之。

东荪：《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时事新报》，1920年11月5日。蔡尚思主编，李华兴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1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16页。

东荪君！你现在排斥一切社会主义……却想“开发实业”，你所谓“开发实业”，难道想用“资本主义”吗?你以为“救中国只有一条路”，难道你居然认定“资本主义”作唯一的路吗?你同情于舒君底话，说“中国现在没有谈论什么主义的资格”，又说“现在中国人除了在通商口岸与都会的少数外，大概都未曾得着人的生活”。你难道以为必须处处都成通商口岸和都会，才可得着人的生活，才有谈论主义的资格吗？你竟想造成了“文明”，再来改造“文明”吗?东荪!你曾说，“社会主义是改造人的全体生活……”，现在你既然旅行过一番，晓得了“大概都未曾得着人的生活”，为什么不把你那“改造人的全体生活”的“社会主义”再行赞美，鼓吹，——反而忍心诅咒呢?

东荪!你旅行了一番，看见社会沉静、有些灰心，想要走你旧路了吗?这也是“人情之常”，不该过于责备“贤者”，但假使我们都如此，社会将来更要沉静下去，使你灰心底机会，不是更多吗?

我怕东荪君转向，社会更要沉静，又怕东荪君这时评就是转向的宣言！

陈望道：《评东荪君的〈又一教训〉》，《民国日报》“觉悟”副刊，1920年11月7日，第1版。

数十年前，世界社会党人早就料定了资本主义瓦解的时期快到，将来世界一切战争都是帝国主义的战争。社会党人又预先警告了资本阶级：将来帝国主义战争演出大罪恶以后，无产阶级的报复手段，就是实行社会革命。

果然一九一四年的欧洲大战发生了!联合国的残忍也不亚于协国的凶横，举全世界一切物资和财富，都为支持战斗力消耗尽了。结果，俄德奥的帝国主义完全崩坏，英法意也十分困惫了，只便利了美国和日本收了渔人之利。但是俄德的社会革命，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国家，数十年前社会主义的预言，完全证实，赤色的潮流染红了全世界；资本主义的坟墓早就掘好了。

……

太平洋会议就是英美日处分中国的会议，甚么正义人道就是掠夺和分赃；甚么门户开放就是自由到中国夺取富源；什么机会均等就是均分中国财富；什么领土保全就是把空壳留下来利用那班中国的政客军阀做他们的账房和监工者来搜括压榨中国无产阶级供给他们的利益。

太平洋会议的效力如何，我们可以不问，但是他的作用，却不过如此。

中国的劳工呀!我们处到这时候，还是让那强盗的列国宰割我们，让那班政客军阀把铁锁系在我们肩上任凭他们掠夺压迫吗?或者讲求自卫的方法，把这要破产的社会夺到我们手里来行社会主义的改造?我们要扑灭世界资本主义，只有举行社会革命建设劳工专政的国家，方能挽救当面的危机，免掉将来的苦痛!

《共产党》第六号短言(1921年7月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一），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6—57页。

现在的中国，军阀的内乱固然是和平统一与自由之最大的障碍，而国际帝国主义的外患，在政治上在经济上，更是箝制我们中华民族不能自由发展的恶魔。……在这样国际帝国主义政治的经济的侵略之下的中国，在名义上虽然是一个独立的共和国，在实质上几乎是列强的公共殖民地，因此我中华民族为被压迫的民族自卫计，势不得不起来反抗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努力把中国造成一个完全的真正独立的国家。

现在，本报同人依据以上全国真正的民意及政治经济的事实所要求，谨以统一、和平、自由、独立四个标语呼号于国民之前！

《本报宣言》（《〈向导〉发刊词》），《向导周报》第1期，1922年9月13日，第1—2页。

中国人民于此时应该走的是什么路呢?两年以来，大多数人民已察觉中国之病根而高呼打倒国际帝国主义与国内军阀赞助民族革命了。到现在，帝国主义者之冲突暴露明显，军阀战争之一起一伏又表示明显，大家反会忘却革命之目的么?解决目前的时局：是日本帝国主义扶助而由军阀推戴的段祺瑞之所谓“总执政”呢?是等待道威斯计划之采行使中国受国际共管呢?还是继续能求得中国民族解放之革命运动呢?我们解答这些问题应是肯定的，我们应当知道摆在我们面前只有两条路可走：革命或死！

赵世炎：《国际情势与中国时局》（1924年11月23日），《赵世炎选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52—1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