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之结果，使中国失去东北四省一百二十八万五千余平方里之土地（占中国领土十分之一）。就资源而言，中国失去十分之七之大豆产额，三分之一之森林，三分之一之铁矿，三分之一之煤矿，十分之四之铁路，五分之二之输出贸易。在日本铁蹄之下，东北四省迅速成为殖民地化……

自“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又于次年发动“一二八”事件，我执政当局，因国力未充，不得不采取容忍态度，在“安内攘外”之国策下，遂与日本订立淞沪协定、塘沽协定、何梅协定及华北经济协定，结果使日本在华经济力量，日益扩展，据估计一九三一年以后之四五年间，日本帝国主义对华新投资，在华北达七万三千三百万元，在华南达三万九千三百万元……

日本帝国主义对华积极侵略之结果，打破华盛顿会议以来太平洋之均势。自一九三一至三六年间，日本在东北之投资，增至十一万万二千余万元；反之，英、美、法、苏诸国原在东北之投资七万万元，不得不自东北收回。此外，日本在华北之武装走私，影响中国民族工业之发展，且使英美等国对华贸易，遭受重大损失。

自一九二九年下半年世界经济恐慌发生以来，英美等帝国主义国家，为推销其国内过剩商品起见，咸集中注意力于次殖民地之中国，日本加紧对华侵略，引起英、美、日之间经济利害之冲突。

英国为挽救其颓势起见，乃运用其优越之金融势力，援助中国建立新货币制度，使法币与金镑联系，以便巩固其在中国金融市场之霸权。同时，退还庚款及建设公司方式，致力于长江以南之铁道事业，并以香港为据点，致力于资助广东经济建设，藉以巩固其在华中、华南之势力。

至美国在“九一八”后，扩展在华势力，亦不遗余力。在我国国别贸易中，美国已压倒英、日而占第一位。在进口贸易中，一九三二年美国占百分之二五·四三，日本仅占百分之一四·二。到一九三三年，美国对华进出口贸易总值占百分之二一·六八；而日本仅占百分之九·七一。本时期之轻工业，经欧战之绝好机会，本比较发达，其中较为显著者，例如纺织、面粉、卷烟、火柴等业。棉纺织业，在中国新式工业中，系规模最大者，但日厂之发展，较华厂更速。据一九三六年之统计，全国共计纱锭四百八十六万个，线锭五十万个，织机五万一千台，其中日商纱厂纱锭占百分之三四·六，线锭占六七·四，织机占百分之四七·七，可知日方厂数虽小，但机械能力，则占优势。棉纺织业而外，缫丝业及丝织业，亦因日本丝之竞争而衰落。以一九三六年而言，我国产丝仅五万担，日本则有五十万担。又上海丝业最盛时，共有丝厂一百二十家，至一九三六年，开工之丝厂，仅三、四十家。一九三一年广东有缫丝厂一百四十九家，一九三六年仅存三十七家。面粉厂亦为我国新兴工业之一，一九三五年据实业部统计，共九十二家，出口平均每年仅一百万袋，卷烟业虽有进展，但大部分为英美烟草公司所控制，上海华商卷烟厂共有六十家，资本共有一千五百余万元，而英美烟草公司一家，资本即有四万万元之巨。火柴工厂，全国共有百余家，外资占多数，且受外货倾销之影响，大部营业不振。

《中国民族危机与经济国难（1931—1936）》，中国通商银行创立五十周年纪念册：《五十年来之中国经济》，六联印刷股份有限公司1947年版，第232—234页。

就农业而言，凡已由自给经济进而为市场生产之农产，如棉毛蚕丝大豆桐油之类，均以供给国外工业原料为生产前提，举凡价格之高下，与夫产量之大小，均决之在人。一旦国际经济发生恐慌，工厂因受不景气影响而缩减生产，则我国之农产品，即无脱售之机，农民经济，顿将破产，年来东北之大豆与江浙之蚕丝已被斥于世界市场之外，可为殷鉴。

就矿产言，自一八九八年以还，我国之矿权，几已丧失殆尽。一九○六年以后，虽曾作一度之挽救，然卒以大错已铸，欲图亡羊补牢，已非其时。考我国现代化之矿业，首推煤铁。煤业经营，日商占三分之一，英商占七分之一。年来外商为图霸占中国之煤业市场，复不惜实施倾销政策，不以外煤输入而以外矿在华开采之煤与国煤相竞争，使国煤频受挫折，几难自存。铁苗之开采，情形较煤业尤为恶劣。我国炼铁工业尚甚幼稚，所需铁苗，本属有限，然我国之铁矿业，则发展较速，东北与扬子一带，已有十余铁矿，从事于铁苗之采取。惟产量较大者，又泰半为日商所经营，即华商所产之铁苗，亦因条约之束缚或借款之牵制，多须输往日本，夫以我国有限之铁苗，供强邻无厌之取求，恐不出数年，即将尽其所有。今辽热已失，我国铁矿储量，已去四分之三，政府当轴，若不急谋制止扬子流域一带铁苗之开采与输出，则我国之铁矿，将更陷于不可挽救之境矣。

就工业言，外商势力亦复甚大。一八九五以还，外商根据马关条约，先后在华开设工厂，自棉纺织业以及轮船制造，莫不一一经营。棉纺织业为我国最大之工业，而日商占其五分之二，英商占其十分之一。他如天津之毛织业，东北之榨油业，上海之卷烟业，制船业，及电气业，汉口之桐油精炼业，津沪汉之制蛋业，以及散布各埠之面粉火柴等工业，或为外商所独占，或为华洋厂商所平分。其势力盖有远雄于华商之上者。抑外商在华经营工业，复有以出口原料之加工为目的者，如蛋品之制造，桐油之精炼，以及大豆之压榨等，一转手间，获利倍蓰，此尤为我国莫大之漏卮也。

我国之对外贸易，藉外人之提倡，自海禁开放以还，已有长足之进展，惟贸易性质，则具有十足之殖民地之色彩，进口品泰半为制成品，出口品则泰半为原料及半制成品，贸易组织规模虽称宏大，但无论进口业或出口业，多操纵于外商之手，国际汇兑为调剂国际贸易之金融利器，在白银国有令未颁布前，亦悉由外商霸持，国人无自主之权。关税为控制国际贸易之不二方策，何种商品宜禁绝进口或出口，何种商品宜加税减税或免税，庶国内之基本资源，不致外流，幼稚工业，得免舶来品之摧残而自由发展，端赖关税税率之升降以为调节。反观我国，则关税自主权，自鸦片战争以还，早经丧失，数年前虽已经列强交还，然凡有重要设施，仍须先期求得列强之谅解，欲藉其以为保护国内工业之利器，盖尚须有待也。

交通事业之发展，我国素称落后，以致统一局面，迟迟无从实现，新式交通之建设，虽已稍具规模，然考其建设之动机，则不得不归源于外商之急图中国资源及市场开发，以谋利润之榨取。我国内河及沿海航行权，经不平等条约开放以后，轮航事业，自始即由外商经营，以迄今日，大洋航运，固尽由外商专利，即沿海及内海航运，亦为外商所霸占，是以全国轮船吨位，英日合占三分之二，而我国只占三分之一，我国铁路，虽泰半名为国有，然以建筑款项，多藉外债，实际每受外商之牵制。驯至沿铁路区域，咸成为外商之势力范围，国权之丧失，莫此为甚矣。

中国之金融，亦受外人势力之影响，外商银行，在华势力雄厚，国外贸易以及外人在华投资，直接或间接，均赖外商银行之资助，以流通金融。国外汇兑受外商银行之控制，由来已久。自国府最近颁布白银法令，拟集中全国中外银行之存银于中央银行以来，华商银行，早已奉令实施。惟日商银行，则尚趑趄不前，采取观望态度，而不予遵循。外商银行在任何独立国，不准有纸币发行权，其在我国，则已司空见惯，无法干涉。欧美各国之保险业，向无外人经营者，我国则适得其反。无论水火人寿等险，率多由外商承办。以言财政，我国国受外债之牵制，关盐各税之征收，向由外人越俎代庖，而税收所得，复悉数存入外商银行，坐令偌大款项，听人支配，以本国之资金，作外籍企业家之调剂金融之用，而予本国工商界以莫大之打击，此诚令人啼笑皆非之现象也。

方显廷：《中国今日之经济根本问题》，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丛书，《中国经济研究》（上），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第35—37页。

参政会昨日午后大会，专题检讨接收工作，各参政员首分别报告所闻所见之接收情形，列举弊端，其中不乏荒谬绝伦，令人痛心之事实。

王立哉书面揭穿山东接收的黑幕，谓发接收财的人极多，少则30亿元，多则200亿元，骇人听闻。……

韓汉藩报告华南接收见闻，“与华北华中情形一样混乱”。广州行营张主任发奎曾有一次说：“这次接收，简直是军队与机关争，大机关与小机关争，机关与人民争，争得糊里糊涂”。情形可以概见。韓氏更举出海南岛某大矿为例，其矿场、房屋、医院、栈房等，经由各机关乱抢而去，而剩下一条百余公里的矿场铁路没人要，“因为铁轨又笨又重，不能下荷包”。海南岛的接收怪现象是空军接收农场，接收了船的没有煤，接收了汽车的没有油。“海南岛在日人手中建设得井井有条，但在没有计划的接收之下，完全给破坏了。”

周谦冲报告了一件荒谬绝伦的事实：上海日人经营的科学研究所中的微生物研究所，培养各种微生物20余年，国际上有声誉。接收时日人请务必好好保存，谁知接收人员把所有的显微镜都拿走，而培养了20多年的微生物全部饿死。“中国人只知贪污，不知文化”。他请教育部彻查这件事，国内的生物学者都为此同声痛哭，一位老学者哭了一天。

张良修说广州的接收情形，老百姓认为简直是“抢的世界”。例举两事：（1）省参议会的会址接收前由新一军政治部占用，省参议会秘书长曾往查看过，然移交的时候杂物荡然，一切无存了。（2）中山大学建筑堂皇，日军曾用之为总司令部，水电设备俱全，接收后由军队占用，而由中山大学收回时连桌椅板凳都没有了。水电机器据说运到香港卖了2,000万元。张氏更举出地下工作人员包庇汉奸，敲诈勒索的劣迹。

赵云峰说：“接收无一处无弊端。”本年1月26日，徐州“储备银行”的5亿元伪钞， 一天之中，你一包，我一包的搬光了。日本人问：“你们究竟是谁接收？”

高集：《如此接收》，重庆《大公报》，1946年3月30日。见陈真主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 第三辑 清政府、北洋政府和国民党官僚资本创办的垄断工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751—752页。

外国资本对于农村经济的直接影响如下：

一、外国资本的输入，引起了罂粟（鸦片！）栽种的盛行。

二、外国资本给了丝业发展以最有力的推动。外国竞争的结束引起了中国丝业之急剧的危机。

三、外国资本帮助了中国种茶的发展，但在锡南、爪哇、日本、印度大规模的茶种植的发展却引起了种茶的衰落与急剧的危机。

四、外国生产品的输入破坏了，或引起了许多栽种的衰落，例如印度蓝及其他染料的植物，甘蔗的衰落。在某些限度内可说亚麻、干草等等也是衰落的。

五、对外贸易及农村生产物输出的增进引起了许多农作物之迅速的扩大，尤其是油子。满洲里的大豆、河南的胡麻、山东的落花生，在某些限度内也可说，满洲里的棉与米都是属于这类标本的实例。

六、外国（正确的说，也有中国的）工业的发展，帮助了中国内部市场的发展。在这里占有主要地位的是为外国资本深入所限制的铁路的敷设、造船业的发展。这情形推进了农业生产的地方化和专门化，接着便影响了内部市场的扩大。铁路的敷设，是殖民地化之最有力的因子。

七、农民家庭工业与农村经济的分立，伤害了或破坏了农民的纺作与织作，转变农民家庭工业的各部门为资本主义的家庭工业以及建立新的家庭工业部门是外国资本深入之重要结果之一。

八、以紧缚着中国的战争，军饷的资助、国际借款、关税攫取、垄断（盐）、消费税（酒，在某限度内，烟草也有税）为媒介，外国资本便助长了附加税的增加，并将自然品的贡税转变为货币的捐税。

九、在农村经济工具的，灌溉工具的，矿质肥料的，应用于改良种子和其他农事的以及比较时式的丝业方法的输入意义上，外国资本的影响非常微弱。

十、外国工厂（正确地说，也有中国的工厂）消化一定量的劳动力。帝国主义殖民地的侨民，在固定的或临时的工作上同样在各省的乡村生活中有莫大的影响。

十一、帝国主义的影响，引起了中国金融币值的崩坏，银价的跌落，无任何保证的纸币的盛行，及其本身不断再生产之变态的过程。

十二、以低度资本有机构成的中国农村经济与以高度资本有机构成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交换，是不等价的交换，因而引起中国农村经济之巨大的经济和农事的亏折。

十三、帝国主义鼓动军阀战争和内战，并由战争连带地引起了破坏和损失。

十四、帝国主义与农民的阶级敌人结成政治联盟以反对革命运动，帝国主义拥护地主、高利贷者、商人、官吏、绅士、买办以及反对农民。

很明显，我们在此地，仅仅注意了帝国主义对于中国农村经济影响之最明显的征象。很明显，帝国主义对于银行、工业、城市和乡村手工业的影响，以及在一般上对于城市经济条件的影响，都直接地从乡村和农业经济中反映了出来。

马札尔亚：《中国经济大纲》，徐公达译，新生命书局1933年版，第31—33页。

时代虽然已到二十世纪，物质文明，灿然具备；但可怜我国大多数农民，还是过着原始时代的生活。黄河流域，称为中国文明之发祥地，但那里农民生活怎样呢?讲道住屋，除了富农住的较好外，其余多数住的是土墙败屋、草棚、茅舍，湫隘昏黑，无空气光线可言。人畜杂住，不以为怪。在黄河南岸间，尚有人凿穴而居，小小一土洞，住满一家人。这种穴居野处的生活，与高楼大厦并存于现代，其有时代错误之感。……

讲到食，鄂境一带较好之农家有大米可吃，但大多数仍掺以小麦或甜薯。河南河北一带乡村，其主要食品则为小米、甜薯、荞麦、高梁、豆类。小米多用来做粥或饭。麦、高梁、豆类多磨成粉，做饼子或面条。甜薯除煮着吃，蒸着吃外，多余把来切成薄片，晒成薯条干，便于保存，用来与小米同煮吃。整个冬天，差不多吃这种东西。甚至冬天因无工可做，有减食之习惯。至于大米饭算是奢侈品，要到年节才有得吃。肉类亦只岁时庆节才有得吃。平时用以佐食者，多属白菜、萝卜、北瓜、大蒜等。白菜、萝卜多用清水白煮，很少炒的，因为怕费油。食盐农家比都市人用得多，因都市人有酱油、糖、昧精等调和品，而农家只单纯用盐，且好醃菜，故用盐多。但好多农家连盐都吃不起，只好淡食，其可怜到万分。统计农家全部生活支出，食料要占到百分数之六十或八十。食料支出这样高，则那有余钱用于衣服、住居、设备、卫生、智识、娱乐呢!

陈伯庄：《平汉沿线农村见闻杂述》，《平汉沿线农村经济调查》，交通大学研究所社会经济组专刊第4号，1936年，第41—42页。

这个村庄是在淮河南岸六里、在淮河支流濠水东面三里的一块高地上；村南二里的地方，又横着一条濠水的支流。全村约有五十余家，在北方要算一个中等的村落。

在我的记忆中，这是一个快乐的村庄。……

这村庄充满了欢乐，充满了和谐。然而这只是我的记忆，只是一段历史。因为这还是二十年前的事，现在却逈非昔比了。

……

村中的房屋，不但没有像从前一样整齐，而且破旧不堪。我的一个表兄，他的田地由一百五十亩变为三百十亩。三间住宅变成六间了。一个舅舅也由一百二十亩变为二百七十亩。但是大多数的村人，都变为赤贫者了。村中来去的孩子，好像街头的乞儿；负债的人家，大概总有二十家到三十家。以前几个在外做官的人，老的老了，死的死了；全村没有一个中学生。村中的那个小学校，只剩下十几个小孩子了。我去的时候，正是冬天。我问他们为什么不玩灯，不唱戏?他们答道：衣食且不完全，那里有心行乐呢? 我为好奇心所驱使，对于他们土地所有权的转移，做了一个简单的调查。在二十年以前和现在，全村的土地所有情形如后：

20年前现 在

150亩…………1家310亩…………1家

120亩…………1家270亩…………1家

70亩…………3家100亩…………1家

5—60亩…………4家90亩…………3家

30亩…………9家80亩…………1家

20亩…………11家70亩…………2家

15亩…………7家20亩…………15家

10亩…………1家10亩…………5家

无地的…………—无地的…………8家

上表告诉我们，五十亩以上的几家，土地都渐渐的增多了。而在三十亩以下的人家，就大多流于破产。他们破产的原因，主要的是天灾；其次就是借债(这是在前一现象下的必然结果)。那些完全丧失土地的村民，现在多到城市中间去谋生。

这三十七家原有土地约共一千三百亩，现在已有一千五百余亩。但这是很明显的，并非普遍的增加。比如从前五十亩以上的九家，约共有土地六百八十亩。三十亩以下的二十八家，约共有土地六百零五亩。现在前九家已有土地一千一百七十亩；几乎增加了一倍。而三十亩以下的(即现在二十亩以下的)二十八家，只有土地三百五十亩了； 反比从前快要減少一半。从上面的数字中，不但可以看到土地的增加，全被五十亩以上的九家佔去；而且还可看到他们在向其他农家兼併买土地。在这二十年中，九家地主增加土地约五百亩；而那二十八家农民，反而丧失土地二百五十余亩。

邨陋：《淮河南岸的一个村庄——二十年间土地关系的变化》，《东方杂志》第33卷第4号，1936年2月16日，第106—107页。

在这样严重的灾荒下直接受到生活威胁的自然是千百万贫苦的农民。中国的贫农平日本已在饥饿线下打滚，丝毫没有容忍灾荒的潜能。靠着借贷度日的政府，也很难筹措一笔巨大的款项，有计划地办理“赈灾”。特别在水灾区域，受灾农民多数是被驱到“死亡之路”。东北各省难民的“嗷嗷待哺”情形不必说，其他各省因赈款无着，只得任千万难民“宿露餐风”的事实，在报纸上也时常可以发现……

在旱灾区域的农民，虽然不致立刻走上“死亡之路”，但是秋收无望，存粮日断，也被迫着走上绝径。各地豪绅地主的存粮，不但不平价出售，反而勾结了商人，提高米价，囤积居奇。……

“自救乏术，求救又无效”，少数慈善机关点缀式的赈济，又属杯水车薪，无补于事。于是大多数的灾民，只有三条路可以走：

第一条路：自杀。

第二条路：流亡。

第三条路：“铤而走险”。

希超：《灾荒下挣扎的农民》，中国经济情报所编：《中国经济论文集》，生活书店1936年版，第128—131页。

米价虽如此高涨，农民并没有得到利益。农民在未收获之先，已费去许多许多劳力及其他资本于手田中。一旦遇到灾歉，任何希望，俱成泡影，全年生活，亦全无着落！即或丰收，亦因田赋、杂税、债务及生活费等关系已不容许将收获之农产品，多贮藏一日。在未登场时，每预售于粮食商，或抵偿债务。本来，新谷登场时，价格低廉，农民亦明知后日谷价必高涨，不得不忍痛售出，仅留存小部分作一家食用而已。故米价虽然高涨，而农民的生活，仍然贫困如故也。

普通农民，在农忙时，每日工作，至少有十一小时，多者竟达十三小时，至冬季农闲时，懒惰者整日无事可做，消磨于茶社赌桌之中，勤劳者则修理农具或挑塘拾粪，女子则多走入都市——南京——为储，形成劳力过剩之现象，甚非所宜。

农民之营养，可怜万分，完全食用杂粮者达百分之五十，混食杂粮与糙米者达百分之三十五，其余极少数人能够完全食米或小麦，蔬菜种类，亦非常缺少，舍青菜而外，几无其他蔬菜可食矣！

吴学源：《事变以来六合村概况》，《中国农情月报》创刊号，1944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