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法》上明明有言论自由，可是记者可以随便被捕，报馆可以随便被封。《约法》上明明有出版自由，可是印刷局可以随便被干涉，背反《约法》的管理印刷法可以随便颁布，邮局收下的印刷物可以随便扣留。《约法》上明明有书信秘密的自由，可是邮电可以随时随意派人检查。可怜中国人呵!你那里还有《约法》!那里还有自由!

李大钊：《那里还有自由》（1919年11月16日），《李大钊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94页。

从最近几日各报所载北京传来的消息，给我们以下列诸种映象：

一、强使京民行使不能兑现之直隶流通券及山东军用钞票，以致全城各业罢市。

二、京师四郊人民不胜奉军奸淫抢劫之苦，迁入城中难民数万人，因无屋住，率皆露宿。

三、北京舆论界平常反对帝国主义及奉系军阀最激烈之京报社长邵飘萍君，被奉军枪毙；大陆晚报记者张鹏被监视；中美晚报宋发祥，世界晚报成舍吾，均被迫逃走。

四、二十六日晚，军警围北大，不准入，搜查数小时，尚在严重监视中，拟以赤化嫌疑名义，根本改组北大，尽驱逐一般进步的教员和学生；素号稳健的北大代理校长蒋梦麟，亦已出京。

从上面这些消息，我们试瞑目一想现时北京城中的黑暗反动是如何可怕，一切的住民，此刻均失去其居住言论行动的自由，完全在奉天马贼铁蹄之下讨生活。

自称讨赤救国的张作霖，对于他部下喽罗之奸淫抢劫行为，亦不能曲为辩护，所不能不发出以下之电文：

“京师四郊颇有奸淫抢劫之事，俄人尤甚(张所雇备的白党军队)，京城内亦屡出劫案，东安市场复被焚烧，殊觉失望。……年来赤贼盘据，此次撤退，尚能秩序井然，一尘不染，若我军管理以后，反多扰累，何以对国家，何以服舆论。……”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重点文献资料选编第四章 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呜呼！这就是帝国主义者及张作霖吴佩孚等所急声宣传的利赤政策之成绩，原来所谓制赤就是反对人民有生命财产营业居住言论行动的自由，把共和国民所有的人权剥削尽净，其主张要求此人权者，皆谓之赤，皆在不可宥赦之列，甚至举动稍接近民众或不能完全仰承帝国主义意旨者，亦谓之赤，亦在所必除，故国民军赤化，广东政府赤化，徐谦，邵飘萍赤化，唐生智蒋梦麟亦被指为赤化，帝国主义者直奉军阀均在这制赤的口号下联合起来，向民众进攻。

全国被压迫的民众们！我们从许多具体的事实，已经认出赤是什么，反赤是什么。北京的反动现象，已有逐渐普及于全国之势，齐燮元在京对中外记者演说直奉妥协的政策是：“先扑灭北方之赤化，然后再扑灭广东之赤化，期施行全国之刷新”；其实所谓刷新就是造成全国巩固的反动局面。我们不能恐惧这一赤化名词而放弃了一切的人民权利自由，不能视此现象为北京一隅的现象而是向全国民众进攻的开始；全国的民众，应该起来援助北京市民的安全，援助北京商人的开业；全国舆论界，应该为邵飘萍君之死而力争言论的自由，和人权的保障；全国学生界，应为北大被搜检，站在学生的利益上，反对此种摧残教育的行为。一切想得到人民自由权利的人们！均应站在同一联合战线之下，去制止这种所谓反赤的行动。

王若飞：《奉系军阀统治下的北京》，《向导》第151期，1926年5月1日，署名：雷音，第1433—1434页。

刘镇华在陕曾预征田赋至十六年，省议会提出弹劾案。……查预征田赋，本系违法，历年以来，各县公民到会请愿，及本会历届议决咨令，严禁预征，案积如山，实难枚举。讵请愿者无论何等悲恸，议决者无论何等公平，而省署之答复，乃竟一纸空文，敷衍了事，其预征者自若也。岂军队暴横，刘督军无法约束，知事虐民，省长亦无法止耶?盖明禁之而阴从之也。十三年预征，十四年预征，十五年又预征，今复预征大荔等县十六年田赋矣。虽省署咨复禁止，而据确实调查，各县预征仍复积极进行，毫无顾忌。如此辗转不止，恐后十六年田赋亦将提前预征。以陕西人民血肉为财库，日日朘削，百方诛求，犹以为未足，今复预征远隔四年之田赋，势不至殄绝秦人生命不止云云。

[四川荣县]七年，师旅往来，始有豫征。八年，收回军票，附加税废止，每正税一两，征银十四元四角三仙二星，凡为银十—万七百六十余元，如今数。时州县解款防军奉文划拨，荣月解嘉定陈鸿范银六千元。八年以后，鸿范委任局长，岁无重征，且多蒂欠，七年豫征亦抵偿。十四年，东郊之师鸿范军去，正副税告罄，筹借银二十六万元，给存印收，以正副税为质。十五年，军主易人，豫征至十八、九年矣。而旧存印收，只偿二成，今为故纸。十六年，征二十一年；……豫征愈多，隐粮愈巨。

（四川）华阳县（于1926年）已预征1931年之粮税；富顺、鄷都两县预征至1932年，富顺县并限二十日内扫数缴解;广安县竟预征至1933年。[四川的农民运动，中国农民问题，1927车1月。转见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页434。]

《军阀的田赋预征》（1924—1927），选自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1912—1927），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578、580页。

自民国成立来各省连年兵灾，著者如奉直两次战争，江浙战争，以至最近奉直联合压迫西北国民军战争。其他川、湘、滇、闽、粤等省战事，尤为频繁。每次战役，皆直接间接予农民以莫大之损失。据最近之调查，去年麇聚于天津之失败军人，拥有财产数千万或数百万者，约二十余人，总数约在二万万元以上，此皆直接或间接从农民身上剥削得来之血汗也。又据外人之估计，1924年东北、东南战争之损失国力，约五万万元。又自1924年9月至1925年底，十数月之内，北方战争损失，即以一部分言，已在六万万元以上。此种巨量之损失，无一而不是增加农民痛苦的大原因。

《北洋军阀混战下的兵灾》（1924—1925），选自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1912—1927），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610页。

（1）袁项城[即袁世凯]从前在彰德、汲县、辉县等地有田产四百顷左右，……徐世昌在辉县有五十多顷地，……罗山大地主刘楷堂，曾任云南总督，拥有土地二千七百多石，约合二万五千亩，他从前买地，买心不买边，都是拣的好地。（国民党政府农村复兴委员会：《河南省农村调查》，第89—90页，1934年。）

（2）在[江苏]徐海一带，每县可以找到一家、二家或几家有一百顷[一万亩]、二百顷或更多的田地。……在江北军阀官僚仍然以宦囊来吸收土地。譬如李厚基(一九一三——二二年间历任福建镇守使、护军使、巡按使、督军、省长等职]就有二百多顷地。至今江北各县闹着没收逆产的案件，很多都是象李厚基那么情形。（吴寿彭：《逗留于农村经济时代的徐海各属》，《东方杂志》，27卷6号，第78页，1930年3月。）

（3）伴随着新垦地的大放，军阀官僚及与其相勾结的商业资本家这种原始蓄积——强力掠夺的事例，我们知道许多件。即，从前，民国五年，张作霖强迫开放达尔汉亲王旗辽河南北沃土四千余方（每方四十五垧），张作霖及其岳母王老太太、鲍贵卿、冯麟阁等分割了千余方的事；民国十一年，张作霖占有了通辽以西沃土二千八百余方的事；民国十三年，吴俊升强迫博多勒格台旗将斯卜海的土地两千垧租借九十九年，十四年，按每垧奉票五十元强迫租借博旗阿林塔拉最上耕地五千垧的事；又是年吴俊升和杨宇霆同时蚀占博旗松林哈塔耕地二千二三百垧的事（见蒙古自治筹备委员会“国联调查委员团陈情书”）等等，几乎不胜枚举。（满铁经济调查会：《满洲经济年报》，第43页，1934年。）

[编者按；方即方里的简称，每方四十五垧，每垧十亩。]

（4）中国军阀、官僚不置国民的休戚于眼中，只以肥其私腹为一生的事业，这种例可由启明会第二十三回讲演集中笹川洁氏的话来证明。他说：“我还在汉口的时候，据说某督军在职八年中，每年平均刮一千万元，共计造出八千万元的资产，即以这八千万元换买土地。在那时候，即我在汉口的时候，他已在其故乡山东成为亘达四县的土地的所有主了。”中国军阀、官僚的土地兼并之害，诚非一般日本人所想象得到的。（饭田茂三郎著，洪炎秋、张我军译：《中国人口问题研究》第195—196页，1934年10月，原著1934年7月出版。）

[编者按：所指某督军可能是王占元。王在一九一五——二一年间历任湖北军务帮办、督军兼省长、两湖巡阅使等职。]

（5）在河北方面，曹锟弟兄是天津静海一带最大的地主，而且垄断了那一带的水利机关。（穆岩：《华北农村经济问题》，《政治月刊》l卷4期，第142页，1934年7月。）

（6）据湖南、湖北底省农民协会底报告，可知这两省里面，确有不少的大地主。在湖南省新化，有陈家有田约五十万亩，聂云台有十余万亩。此外，如衡阳赵家(前湖南督军赵恒惕家)，新宁刘家(前清督抚刘坤一家)，及洞庭湖畔多数湖田地主，其所有地都在一万亩以上。湖北西部底土地，大部分为一个地主占有着。如河南袁世凯家，占有着彰德所有地底约三分之一。如安徽李鸿章家，从安徽芜湖到河南信阳方面，占有着不能测知的大土地。……原本中国北部，如在河北、山东及河南底一部分，的确中农占大多数，大地主极少，但是在这些省份，军阀、土豪、劣绅俱占有着极大的势力，同为农民经济底榨取者，农村政治底支配者，尽收夺农民底土地。（田中忠夫著、汪馥泉译：《中国农业经济研究》，第12—14页，1934年。）

（7）敝省[广西]过去的督军陆荣廷、谭浩明在他得势的时候，他的土地占着全道的三分之一，但一失势之后。甚么也没有了。（叶非英：《中国之封建势力》。转见陶希圣编：《中国问题之回顾与展望》，第1编第1章，第13页，1930年。）

[编者注：陆荣廷在一九一七——二二年间历任两广巡阅使、广西边防督办等职。谭浩明在一九一六——二○年间任广西第一师长、广西督军等职。]

《军阀地主占有土地示例》，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1912—1927年）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4—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