呜呼国民！我最亲最爱最敬佩最有血性之同胞！我等含冤受辱，忍痛被垢，于日本人之密约危险，以及朝夕企祷之山东问题，青岛归还问题，今已有由五国公管，降而为中日直接交涉之提议矣。噩耗传来，黯天无色。夫和议正开，我等所希望所庆祝者，岂不曰世界上有正义、有人道、有公理。归还青岛，取消中日密约，军事协定，以及其他不平等之条约，公理也，即正义也。背公理而逞强权，将我之土地由五国公管，侪我于战败国如德奥之列，非公理，非正义也。今又显然背弃，山东问题，由我与日本直接交涉。夫日本，虎狼也，既能以一纸空文，窃掠我二十一条之美利，则我与之交涉，简言之，是断送耳，是亡青岛耳，是亡山东耳。夫山东北扼燕晋，南拱鄂宁，当京汉、津浦两路之冲，实南北之咽喉关键。山东亡，是中国亡矣。我同胞处此大地，有此山河，岂能目睹此强暴之欺凌我、压迫我、奴隶我、牛马我，而不作万死一生之呼救乎。法之于亚鲁撤、劳连两州也，曰：“不得之，毋宁死。”朝鲜之谋独立也，曰：“不独立，毋宁死。”夫至国家存亡，土地割裂，问题吃紧之时，而其民犹不能下一大决心，作最后之愤救者，则是二十世纪之贱种，无可语于人类者矣。我同胞有不忍于奴隶牛马之痛苦，极欲奔救之者乎，则开国民大会，露天演讲，通电坚持，为今日之要着。至有甘心卖国，肆意通奸者，则最后之对付，手枪炸弹是赖矣。危机一发，幸共图之。

《北京学生界宣言》（1919年5月4日），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辑：《五四爱国运动资料》，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181页。

大总统令：本月四日，北京大学等校学生，纠众集会，纵火伤人一案。方事之始，曾传令京师警察厅，调派警队，妥为防护。乃未能即时制止，以致酿成纵火伤人情事。迨经警察总监吴炳湘亲往指挥，始行逮捕解散。该总监事前调度失宜，殊属疏误。所派出之警察人员，防范无方，有负职守。著即由该总监查取职名，呈候惩戒。首都重地，中外具瞻，秩序安宁，至关重要。该总监职责所在，务当督率所属，切实防弭，以保公安。倘再有借名纠众，扰乱秩序，不服弹压者，著即依法逮捕惩办，勿稍疏弛。此令。

《大总统镇压五四爱国运动的命令》（1919年5月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史料编辑部编：《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83—184页。呜呼青岛！

呜呼山东的主权！

呜呼我中国未来的前途！

贪得无厌的日本人，没有一天忘记了我这地大物博的中华民国。他知道我们的同胞：

是没有人性的，

是不知耻的，

是只有五分钟爱国热心的，

是不肯为国家吃一丝一毫亏的。

所以对于中国的土地，夺了台湾，又夺大连、旅顺，现在又拼命的来夺青岛了。对于中国的主权，夺了南满的主权，又夺福建的主权，现在又拼命的来夺山东的主权了。国一天不亡，我们—天不做奴隶，日本人总不能餍足，我受日本人欺侮，还要把日本人当祖宗看待的人，我不责你是黄帝不肖的子孙，我看你有一天打入十八重地狱，任你宛转呼号，没有人理你，象朝鲜人一样。你若是有人性，我请你：

莫买日本货，亦莫卖日本货，把日本商业来往排斥个永远干净；

莫伺候日本人，问日本人要饭吃，是有血性的，饿死了亦罢，为什么甘心做奴隶！

多看看报纸，亦晓得外埠有人性的同胞，做些什么，好学个榜样。

你若是怕为国家吃一丝一毫亏，这可被日本人猜透了。咳！未必你真是无人性不知耻的国民吗? (这是中国纸)

恽代英：《呜呼青岛》（1919年5月17日），《恽代英文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0—81页。

求新机器厂司事工人与商学界一致行动，全体罢工，已志昨报。前日(6日)午后，诸工人游行街市，表示热忱。且见街上悬挂白旗横额，风雨飘摇，易于损坏，未能垂诸久远，爰特捐集巨资，在机厂街口建造铁木牌楼一座，高六丈，宽五丈，上题四大字曰“毋忘国耻”，每字三尺，其顶置五色旗及顺风机，书有“唤醒国民”四字，随风旋转，一息不停，行人过此，莫不触目惊心，诚警醒世人堪垂久远之大纪念也。

《求新机器厂工人建造“毋忘国耻”铁木牌楼，扩大救国宣传》，《申报》1919年6月8日。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编：《五四运动在上海史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09—310页。

淞沪护军使会同沪海道尹前日（八日）呈府院云：“万急。北京大总统、国务总理钧鉴：此次沪上风潮始由学生罢课，继由商人罢市，近且将有劳动工人同盟罢工。初因青岛外交，提倡抵制日货，后即以释放京师被捕学生，并罢斥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人为要求条件。现在罢市业经三日，并闻内地如南京、宁波等处亦有罢市之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失此不图，将成大乱，所以永祥等昨日召集南北商会、省县两教育会切实会议开市办法。商界已允劝导开市。学界则坚持电请准将曹、陆、章三人去职，奉明令方能开市。永祥等伏查上海为东南第一商埠，全国视线所及，内地商埠无不视上海为转移。现上海学界既坚以曹、陆、章三人去职为开市条件，商界亦曾有电请求，民心向背，即时局安危，亦不敢壅于上闻，可否查照上海总商会前电所呈，准将三人一并免职，明令宣示，以表示政府委曲求全力顾大局之意，事机万迫，伏候明令遵行，谨合词电呈。卢永祥、沈宝昌。庚(八日)。”

《卢永祥等电北洋政府明令准将曹、章、陆免职》，《新闻报》1919年6月10日。彭明主编：《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1册（1919—1923），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55—156页。

陈独秀先生是什么人?大家都晓得是一个“鼓吹新思想”的书生。

北京政府捕他是怎么缘故?因为他是“鼓吹新思想”的缘故。

“鼓吹新思想”的书生，北京政府何以要捕他呢?因为现在的北京政府，是顽固守旧思想的政府、卖国的政府。陈先生是一个极端反对顽固守旧思想的急先锋，并且还用文字反对政府卖国的行为。他的文字，很有价值，很能够把一般青年由朦胧里提醒觉悟起来。北京政府为了这样，卖国的举动不大方便。所以忌到这位“鼓吹新思想”的陈先生，想把“莫须有”的事随便戴在陈先生的头上，说是在他家里发见过激派的书籍印刷物。这事并不是真的。要把陈先生做个标本，来恐吓许多鼓吹新思想的一般人，不然实在陈先生乃是一个赤手空拳的书生，不是拥兵来反对政府，又不是拿炸弹手枪要暗杀政府里面那个的大老官，何以政府恨他到这样极点，要得他而后甘心?顽固守旧思想的政府，要想对“新思想”杀个下马威，一定要在这位鼓吹新思想最力的陈先生下手。我这句话不是凭空虚拟的，实在是此次北京政府捕陈先生用意的索隐。

政府一定要捕陈先生，既捕以后，还是时时刻刻在那里想法子的。何以见得呢?当陈先生初被捕时候，很有许多人代他营救，政府恐怕这样又是干得不好。一时又并没有什么罪名加他身上，乃假手一人(王克敏)，说“陈已经释放，政府且派人安慰陈的家属”。这话的意思，就是拿来缓和那一般代陈先生营救的人。现在陈先生还是没有释放，并且防卫加严，也不许家属省视。正在慢慢“锻炼周纳”陈先生的罪名。似政府这等苦心孤诣的对待一个书生，也算是很难为了他。

陈先生捕了去，我们对他应该要表两种的敬意。

一，敬他是一个拼命“鼓吹新思想”的人。

二，敬他是一个很“为了主义肯吃苦”的人。

陈先生拼命“鼓吹新思想”，人人都晓得的，不消我再说。我把他很“为了主义肯吃苦”的理由说出。

当蔡鹤卿先生出京时，许多朋友也来劝陈离开，陈不但不肯走，还说道：“我脑筋惨痛己极，极盼政府早日捉我下狱处死，不欲生在此恶浊的社会。”又在第二十四号《每周评论》上说，“研究室和监狱是文化的发祥地”。据此看来，陈先生已将他“宁为了主义情愿牺牲的决心”全盘托出。因为他受了种种刺激，遂下了“牺牲的决心”，以为用“文字”来“鼓吹新思想”，还是不够觉悟多人，率性把自己的“肉体”来凑做“鼓吹新思想”的资料。

陈先生捕去已经多日，听说要交法庭，我们大家且看政府怎样吩咐检查官起诉审判官定罪就是了。

要而言之，捕去的陈先生，是一个“肉体的”陈先生，并不是“精神的”陈先生，“肉体的”陈先生可以捕得的，“精神的”陈先生是不可以捕得的。

顽固守旧思想的政府能捕得有“新思想”、“鼓吹新思想”的陈先生一个人，不能捕得许多有“新思想”、“鼓吹新思想”的人。纵使许多人都给政府捕去，那许多人的“精神”还是无恙的。

今日世界里面的国家，若是没有把“新思想”来建设改造了“新国家”，恐怕不能够立足在二十世纪!北京政府若能觉悟这个意思，快回复“无罪的”、“有新思想的”、“鼓吹新思想的”陈先生的自由来，给他自由“鼓吹新思想”，帮助中国文明的进步。咳！我说到这里，又是“对牛弹琴”咧！

李达：《陈独秀与新思想》，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19年6月24日，第8版。署名：鹤。《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