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传世的各种《山海经》版本皆十八卷，包括《山经》、《海经》和《荒经》三大部分。其中，《山经》包括《南山经》、《西山经》、《北山经》、《东山经》和《中山经》等五卷。由于《山经》结尾处有“禹曰：天下名山，经五千三百七十山，六万四千五十六里，居地也。言其五臧郝懿行云：“藏，古字作臧，才浪切。《汉书》云：‘山海，天地之臧。’故此经称五臧。”郝懿行引文不完整，曾使一些学者（包括笔者）误解“五臧”即“天地之五脏”。查郝氏所引《汉书》之语见《食货志》，乃是转录《史记·平准书》中负责煮盐冶铁的官员孔仅和东郭咸阳上奏之语：“山海，天地之藏也，宜属少府，陛下不私，以属大农佐赋。”这里的“山海”，实际是山中矿产和海中盐产的简称。故，天地之臧，即天地的宝藏。五臧即五方的宝藏。“五藏山经”的意思就是“关于作为天地之宝藏所在地的五方山脉的经书”。当然，这是汉朝人的观念。，盖其余小山甚众，不足记云”一段话，所以合称为“五臧山经”（或写为“五藏山经”）。《海经》包括“海外四经”（《海外南经》、《海外西经》、《海外北经》、《海外东经》）和“海内四经”（《海内南经》、《海内西经》、《海内北经》、《海内东经》）各四卷，共八卷。《荒经》以下包括“大荒四经”（《大荒东经》、《大荒南经》、《大荒西经》、《大荒北经》）四卷和《海内经》一卷，共五卷。《山经》、《海经》和《荒经》以下三大部分性质有所不同，三者在流传过程中陆续合编到一起，才成为今天所见的完整的《山海经》。

20世纪以来，伴随着中国人文化生活模式和思维模式的巨大变迁，人们对于古代著作的认识和评价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一些著作的社会地位稳步上升，社会影响日见深远，比如古代戏曲、古代小说。另一些著作的社会地位则有所下降，比如古代道教、佛教等宗教性经典。还有一些著作的社会地位则上下起伏，变化不定，比如儒家经典。但是，《山海经》是一个例外。20世纪以来，其文化价值迅速攀升，社会地位几乎是一步登天！现代学术界对它的评价与古代相比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种变化跟《山海经》本身没有多少关系，主要是中国社会制度发生变化导致《山海经》的社会功能发生变化，而学术界自身的观念与价值取向随之改变的结果。

但是，现代历史进程的速度过快，使得学术界对《山海经》的研究呈现出纷纭复杂的局面。理论立场不同、学科不同，对《山海经》的认识就不同，彼此之间难以沟通，常常是各家自说自话。假如不对学术史进行全面清理，就很难正确评价各种已有研究成果，更不用说充分利用已有成果了。

基于以上原因，我认为：要研究《山海经》，首先需要清理《山海经》现有学术成果；而要清理《山海经》现有学术成果则必须把它们放在社会思想变迁和学术史发展脉络之中加以考察，才能全面把握。这是我把主要研究对象从《山海经》转移到《山海经》学术史的主要原因。

《山海经》研究存在哪些问题？学术界主要争议哪些问题呢？

《山海经》的作者不明。先秦典籍没有提及此书名字的，更无人谈到其作者。而书中内容也没有作者的影子，找不到关于作者是谁的“内证”。自从刘歆校进《山海经》开始，至今流行了差不多两千年的传统的作者“禹、益说”，经过现代学术批判，基本沦为一种古史传说。现代学术界针对这一问题提出了各种假说：刘师培“邹衍说”、卫聚贤“随巢子说”、顾颉刚“周秦河汉间人说”、茅盾“东周洛阳人说”、袁珂“楚人说”、蒙文通“蜀人说”、“东方早期方士说”等。但是，都还没有充分证据。刘师培发端、何观洲系统论证的“邹衍说”何观洲：《〈山海经〉在科学上之批判及作者之时代考》，《燕京学报》1930年第7期。、卫聚贤提出的“印度人随巢子说”卫聚贤：《〈山海经〉的研究》，《古史研究》二集，商务印书馆，1934年。，业已淘汰。其他各说都是模糊的“创作集体”，因此都只是对于作者问题的部分解决。即便假说成立，也不能提供具体作者。现代学术界一般倾向于承认：《山海经》非一人一手之作。

不仅作者不明，《山海经》的著作年代问题也存在较多争议。陆侃如《论〈山海经〉的著作年代》认为《山海经》中的《五藏山经》作于战国，《海经》八篇作于西汉，《大荒经》、《海内经》作于东汉至魏晋。蒙文通对于《山海经》各篇时代先后的看法与陆侃如相反。他在《略论〈山海经〉的写作时代及其产生地域》中说：《大荒经》、《海内经》作于西周前期，《海内四经》作于西周中期，而《五藏山经》和《海外四经》作于春秋战国之交见《中华文史论丛》第1辑。。袁珂从神话研究的角度出发认为：《大荒经》、《海内经》作于战国初期或中期；《五藏山经》和《海外四经》作于战国中期以后；《海内四经》当成于汉代初期袁珂：《〈山海经〉写作的时地及篇目考》，《中华文史论丛》第7辑，1978年，第147—148页。。顾颉刚认为《五藏山经》早于《禹贡》，当作于春秋末，战国初。但其弟子谭其骧《〈五藏山经〉的地域范围提要》认为：《禹贡》早于《五藏山经》，故《五藏山经》当作于秦统一六国之后，征服南越之前中国《山海经》学术研讨会：《山海经新探》，四川省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14页。。袁行霈先生《〈山海经〉初探》认为：《五藏山经》大概作于战国初期或中期，秦汉之际又附益《海内四经》、《海外四经》。如果从整体上来说，多数学者同意《山海经》的创作年代大致在战国至秦汉之际。只有吕思勉认为《山海经》是晋代人“据汉后史志伪造”见吕思勉《中国民族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7年，第8页注解。。

由于作者不明，创作年代不详，《山海经》的写作目的难以确定、原始的使用范围（社会功能）也不明确，因此，其性质难以确定。从全书的结构形态和基本内容看，它类似于今天的自然与人文地理志。历代多数学者大体是认同其地理志性质的。在大多数的古代公私书目中，《山海经》一直被列为地理类著作。可是，《山海经》中地理记载与实际地理情况存在差异，有出入，有的时候甚至完全无法对应。同时，其中还包含大量的超自然性质的神怪内容和宗教祭祀仪式。作品的结构形态与实际内容之间存在的这种矛盾导致历代学者对于《山海经》性质的认识也出现了不少的分歧，一些人拒绝承认其地理学价值。在东晋，郭璞《注山海经叙》曾经慨叹：“世之览《山海经》者，皆以其闳诞迂夸，多奇怪俶傥之言，莫不疑焉。”见尤袤刻《山海经传》，中华书局，1984年影印。在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山海经》“百不一真”，把它从地理类退置于“小说”类中三大属之一的“异闻之属”。可以说，《山海经》的地位在这时跌到了谷底。在古代历史上，《山海经》虽然名为“经”，可是其实际地位却并不高。有关《山海经》的学术研究在古代也完全无法和其他经典（包括儒家经典和地理经典，如《禹贡》、《水经注》）的研究相提并论。《山海经》研究在古代学术中是一个十分冷僻的领域。

可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自20世纪以来，《山海经》研究迅速地发展起来。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到2010年为止，已经出版的《山海经》研究专著有41部，已经发表的论文（包括论文集所收）超过500篇。另外，根据贺学君和樱井龙彦合编《中日学者中国神话研究论著目录总汇》统计，日文发表的《山海经》论文截止到1998年为63篇。经过一百年来的探讨，《山海经》已经在历史学、地理学、文学、民族学等领域获得越来越高的评价。

具体地说，在史学和地理学领域，日本学者小川琢治在1911年对比《禹贡》和《山海经》的结论是：“要之中国上古之地志，在《禹贡》反甚有可疑。而从来中国学者不信之《山海经》，却大有可采。其研究东亚之地理及历史上，决不可忽。”小川琢治：《山海经考》，见江侠庵编译《先秦经籍考》（下册），商务印书馆，1933年，第90页。此文1911年刊于日本《艺文》杂志第2卷第5、8、10期。徐旭生在《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中说：“《山海经》中之《山经》是我国最古地理书之一，并非如清代修《四库全书》诸臣所斥为小说家言，固无疑问。其‘海内’、‘海外’、‘大荒’各经，亦保存古代传说甚多。其真正价值绝不在《禹贡》诸篇之下。”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读〈山海经〉札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51页。最为知名的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认为《山海经》中的《五藏山经》“基本上是一部反映当时真实知识的地理书”谭其骧：《〈五藏山经〉的地域范围提要》，见《山海经新探》，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第13页。，不过其年代在《禹贡》之后。刘起NFDB9《古史续辨》继承其师顾颉刚的看法，认为《山海经》与《禹贡》分别开启了中国古代地理学的“幻想”和“征实”两大派。刘起NFDB9：《古史续辨·〈禹贡〉的写成时期及其作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602页。

在文学领域，《山海经》的学术地位逐渐提高。廖平以为《山海经》是《诗经》之传注。廖平：《〈山海经〉为〈诗经〉旧传考》，《地学杂志》14卷第3、4期，1923年。茅盾以为《山海经》是保存神话最原始、最多之古籍。袁珂认为：“吾国古籍，瑰伟瑰奇之最者，莫《山海经》若。《山海经》非特史地之权舆，乃亦神话之渊府。”袁珂：《山海经校注·序》，巴蜀书社，1993年，第1页。由于神话早已被视为文学源头，所以，《山海经》实际上也就成为中国文学的源头之一。现代所有的中国文学通史著作无不把《山海经》置于保存远古神话最多的中国古代经典的崇高地位。有的学者甚至于把它视为中国的“神话之源”高有鹏、孟芳：《神话之源——〈山海经〉与中国文化》，河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李丰楙：《神话的故乡——山海经》，台北，时报出版公司，1981年。。小说史研究者无不把《山海经》视为中国小说的鼻祖。

对比古今，笔者对于《山海经》这部书在历史上所获评价之间的巨大反差深感惊奇！究竟是“百不一真”，还是“基本上是一部反映当时真实知识的地理书”？究竟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说之祖”，还是崇高神圣的“神话之源”？历代学者们各自的依据是什么？中国知识界在认识《山海经》方面究竟走过了怎样的历程？这些问题引导笔者从对《山海经》本身的关注转移到对《山海经》学术史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