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经》研究自古有三大疑难问题：第一是此书的性质。第二是作者或成书年代。第三是全书篇目。

为了便于讨论，笔者首先陈述自己对以上三个问题的看法。

判断《山海经》的性质很困难，因为其中既有写实性内容，又有虚幻性内容。它在历史上发挥的社会功能在地理、历史、政治、宗教、文艺各方面都有体现，所以后世学者对其性质产生了不同认识，陆续提出“形法家书”、“地理书”、“方物书”、“小说家书”、“巫书”、“神话书”、“综合志书”等说法。笔者认为它是一部远古时代的地理志（包括自然地理、人文地理）。它的内容是适应当时社会需要产生的，并采取了当时的地理知识形态——既有客观地理事实，也包含一些神怪内容，因而和现代地理志存在一定的差异。

在现代学者眼中，《山海经》内容产生的时代与其最后成书的时代是存在差异的。现代学者很少相信《山海经》是大禹或者大禹臣子伯益的作品，一般认为它成书于战国中期或后期。尽管有些人认为《山海经》的某些部分成书于秦汉之际，但是，没有人反对《山海经》的大多数内容属于先秦时代。笔者认为：把《山海经》成书时间定在战国时代是太晚了，主要是受现代考古资料中战国之前出土铁器太少的局限（详见下文）。《山海经》的各个原始底本，即《山经》、《海经》和《荒经》以下的成书年代大约在西周中后期。

古本《山海经》为三十二篇。刘歆据此校定为十八篇。但是，这个十八篇的《山海经》跟今本分卷方法完全不同。根据宋代记录的《山海经》分卷方法推测，刘歆本的《山经》为十篇、《海外经》四篇、《海内经》四篇。但是，不包含今本《荒经》以下五卷——它们“逸在外”了。《汉书·艺文志》记录的所谓“十三篇”本《山海经》可能是有人合并了刘歆本《山经》十篇为五篇而成。东晋郭璞根据刘歆十八篇《山海经》，并附加了单独流传的《荒经》以下五篇，成二十三卷《山海经传》。唐代开始，有人把郭璞《山海经传》合并为十八卷。对篇目问题的考证比较复杂，详见本书第二章第三节讨论刘歆对《山海经》的校定和第三章第二节讨论郭璞对《山海经》的整理等部分。

《山海经》学术史考论第一章 《山海经》的著作年代和性质

以下，我将分别讨论上述三个基本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