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代的《庄子》、《楚辞》、《吕氏春秋》等书都引用过《山海经》的内容。吕子方《读〈山海经〉杂记》论证甚详，此处不赘。见《中国科学技术史论文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例如屈原《远游》“仍羽人于丹丘兮，留不死之旧乡”，王逸注：“《山海经》言，有羽人之国，不死之民。或曰，人得道，自生毛羽也。”显然，王逸认为屈原引用了《山海经·海外南经》中所讲的羽民国、不死国。《吕氏春秋·本味》引用了《山海经》的很多内容。例如食鸟卵的沃民、中容之国等国族名；招摇山、昆仑山、不周山等神话地名；以及獾獾（即灌灌）等想象的野兽名和寿木、赤木、玄木等所谓能够使人长生不死的树木。所以《山海经》这部书在战国时代已经存在是没有疑问的。不过，当时也许还没有这个名字。

《山海经》的著作年代可以早至西周时代吗？只有极少学者持此种观点。小川琢治引述拉克倍理1894年出版的《中国文明西源论》中对于《山海经》的论述：《五藏山经》当是商代山岳记事。《海外》、《海内》两经是根据周代荒唐地理图而作，刘向将它们附录于《山经》之后。刘歆校书，加进《大荒经》和《海内经》。小川琢治：《山海经考》，见江侠庵编译，《先秦经籍考》下册，商务印书馆，1933年，第9页。蒙文通在《略论〈山海经〉的写作时代及其产生地域》中说：《大荒经》、《海内经》作于西周前期，《海内四经》作于西周中期。《海内四经》作于西周中期，而《五藏山经》和《海外四经》作于春秋战国之交。另外，张步天主张“《五藏山经》底本周王官书说”。

笔者倾向于承认《山海经》成书于春秋以前的西周中后期，不过当时《山经》、《海经》与《荒经》可能是各自单行，没有合并。《山经》底本成于周代，张步天有论。笔者补充一个论据，说明《荒经》也成于周代：源于商代人的日常生活知识的四方风神名，东为析，南为因（或迟），西为彝，北为NFDBA。这种观念在西周初年成书的《尚书·尧典》中还有保存，东为析，南为因，西为夷，北为隩。后来周人完全放弃了这种四方风或四方风神的观念，春秋战国时代的著作没有任何四方风神的记录，结果导致汉儒在解释《尧典》中的相关概念时穿凿附会。但是，《荒经》保存了四方风名与风神名关于卜辞、《尧典》和《大荒经》中四方风和四方风神的分析引自胡厚宣《释殷代求年于四方和四方风的郊祀》，《复旦学报》（人文科学），1956年第1期。，因此，《荒经》应该和《尧典》成书时代相差不太远。另外，帝俊是商人崇拜的天神，周代商而立，自然抛弃了商人的上帝观念。所以，春秋以后古籍都不提帝俊。而《山海经》保存了大量的帝俊神话。因此，《山海经》应该在周人放弃四方风和四方风神概念、抛弃帝俊神话之前——即春秋战国以前已经成书。至于其中包含某些较晚时期的因素，当是流传中掺进去的。正如颜之推在回答友人问《山海经》中何以出现汉代郡名时所说：“皆后人所羼，非本文也。”《颜氏家训·书证篇》，《四部备要》本。

有学者认为其中后代内容太多，一句“后人羼入”恐不足以解释。其实，《四库提要辨证》对此的解释非常充分：

余尝以为秦、汉以前人纯朴，故于官制地理，多用当时之名，以期合乎实用。……颜氏云“后人羼入”，余谓非有意羼入也，直是读古人书时，有所题识，如今人之批书眉。传抄者以其有所发明，遂从而抄入之，不问何人之笔耳。……凡古书有后人续入者，以历史地理书为多，议论文则少见，盖实用与空论之别耳。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中华书局，1980年，第1121页。

《山海经》是远古地理书，在流传过程中出现相当数量的后代羼入内容是正常的。

不过，若说《山海经》在西周中后期已经成书，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缺乏同时代的资料证明。因为，按照古史辨派的标准，无人提及，可能就意味着书不存在。这种运用所谓的“默证”来进行史实判断的理论危险性早已被批判，现代学者也承认《山海经》的主体部分在战国时代已经存在。但是，战国以前文献的确没有提到《山海经》，或者《山经》、《海经》或《荒经》等书名，这是历代学者否定《山海经》创作于比战国更早时代的主要根据。能不能因此否定《山海经》成书于西周时期，关键的问题在于如何解释当时无人提及此书的原因。为什么当时无人提及它？是因为当时没有此书，还是当时知道此书的人太少而丧失了被记录的机会？《山海经》在战国以前被文士们忽略、遗忘，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笔者以为，《山海经》是远古时代极其重要的官方文献。作为一种地理性书籍，《山海经》是远古时代的一部大书。清代郝懿行统计此书总共30825字，其中《山经》21265字，《海经》9560字。吴任臣《山海经广注》统计经文为39019字。可能与郝懿行所依据版本不同，或统计方法有差别。比全文仅1200字的《禹贡》长得多，内容也丰富得多，应该算一部巨著。在战国以前，《山海经》这样一部地理性质的巨著的编纂应该是一件大事，私人恐难以完成。叶舒宪认为先秦时代个人著述无法达到《山海经》的渊博性和严整性，“从某种意义上说，敢于并能够做出这种叙述的只有社会权力的代言者。……它（指《山海经》）的成书有一定的官方背景”叶舒宪、萧兵、郑在书：《山海经的文化寻踪》，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6页。。

1957年，孙文青首次提出《山海经》是中国第一部地理普查资料书。孙文青：《山海经时代的社会性质初探》，《光明日报》1958年8月15日。但他把“普查”时间推定为4000年以前的原始社会，很少有人支持。常征根据《中山经》193座13组山之中11组在周王的王畿附近，以之为“中山经”正符合周人所谓“天下之中”，所以《山海经》是“周朝官府所收藏的地理档案。”常征：《山海经管窥》，河北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31页。对此，张步天也提出“《五藏山经》底本周王官书说”张步天：《〈山海经〉研究史初论》，《益阳师专学报》1998年第2期。。他认为：《五藏山经》的早期底本是西周时代全国性的调查记录，此后不断修订。平王东迁，王室衰微，但直到春秋早期，周天子仍有一定权威，估计这种调查记录尚在延续，所以《中山经》记载洛邑附近比较详细。该底本大约在春秋战国之交形成后世之《山海经》。《五藏山经》是“中国上古时代以山岳山系为纲目的地理民俗博物志”；而《海经》则是“当时海荒地区的闻见录”，它可能来自私家之手。此说强调的是《山海经》的纪实方面。笔者觉得西周时代是否进行过全国性的实地调查目前尚无充分证明。不过，从《周官》的相关记载来看，当时政府对于全国地理情况是有所掌握的。那么，至少应该进行过全国地理资料（包括实地的、文献的和口头传说的各种资料）的搜集整理活动。《山海经》应该是这种整理活动的结果。

既然《山海经》是国家地理档案，是“全国性的调查记录”，那么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可是为什么当时无人提及？

笔者认为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

第一，地理资源是国家重要机密，不容外人染指。古代国家对于地理资源非常重视，《五藏山经》的结尾处以大禹的口气总结全书的价值说：

天下名山，经五千三百七十山，六万四千五十六里，居地也。……天地之东西二万八千里，南北二万六千里，出水之山者八千里，受水者八千里，出铜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铁之山三千六百九十，此天地之所分壤树谷也，戈矛之所发也，刀铩“铩”，袁珂认为当为“币”。见《山海经校注》，巴蜀书社，1993年，第221页。之所起也。能者有余，拙者不足。封于太山，禅于梁父，七十二家。得失之数，皆在此内，是谓国用。

这段话充分说明了《五藏山经》所做记录的政治意义。地理空间和物产资源是建国的基础，是百姓生活的根据，又是战争发生的根源，货币铸造的原料。有能力者拥有的资源绰绰有余，无能力者资源短缺。国家的得失兴衰，无不仰仗于它所拥有的地理资源。由此可见，《山海经》作者的写作目的极其鲜明，就是要使国家了解这一切，掌握这一切。

古代国家对于地理资源的实际控制与上述观点完全一致。山川、海洋资源在古代长期由国家专控，即所谓“山海之禁”。主要是控制山区的矿藏——铜、铁之类，和海水煮盐。前者是武器和铸币的原料，后者是赋税重要来源，都直接关系到国家兴衰。《逸周书》云：“古者诸侯不过百里，山、海不以封。”诸侯国的规模控制在百里以下，同时其中的山、海还不属于诸侯。为的是防止诸侯控制山海资源，萌发造反之心。《五藏山经》记录各种矿产资源非常之多，仅金属就有金、黄金、赤金、白金、铜、金铜、赤铜、银、赤银、赤锡、金锡、铁等等，其中“多铁”的地方约37处学界否定《山经》成书于战国以前的最主要证据是其中出铁之山太多，而根据目前考古资料，铁器在春秋时代不多见，而其普遍使用则在战国中期以后。如袁珂《〈山海经〉写作时地及篇目考》，见《中华文史论丛》第七辑，第163—165页。此说不确。笔者认为：第一，当时所谓探矿术实际是不准确的，其数字不能完全反映当时实际铁矿数字。第二，矿山发现之后还要经过开采、冶炼、铸造等技术过程才能进入使用，所以铁矿的记录比铁器普遍使用要早。第三，考古学发现本身具有局限性。考古少见者不一定少，未见者更不一定就不存在。所以，不能简单根据《山经》所记铁矿多就否定它出于战国以前。，“多铜”的地方约25处，“多金”（其中大多都应该是铜伊藤清司也认为：“包括赤金在内的金一般应理解为铜。”见《中国古代文化与日本》，张正军译，云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425页。郭璞注以赤金为铜，白金为银。）的地方约140处，“多玉”的地方约214处。这一切显示出《山经》的作者，或编辑者十分重视矿产资源。《五藏山经》中记录山区物产的先后顺序也值得注意，它对每一山的介绍中一般都是先介绍矿产，金、玉、铜、铁、锡等，然后才涉及草木、动物等。这些矿产对于当时的普通民众并没有特别意义，对于国家则意义重大。先列矿产、后列草木动物，这应该是按照其对于国家的重要性的顺序排列的。同时，《五藏山经》又记录全国山脉分布，河流走向，关系到各地之交通（至于其精确度是另外的问题，古人对于精度的需求不像现代人那么高），也具有军事意义。《周礼·夏官》中有专门官员：“司险掌九州之图，以周知其山林川泽之阻，而达其道路。”《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80年，第844页。另外，《五藏山经》中记载的怪物，往往有关于战争、丰歉等的征兆。《周礼》中的“山师”、“川师”通过了解和控制这些信息来实现对于权力的控制。正是由于《五藏山经》记录了全国重要的自然和人文资源，所以，它属于国家重要材料，甚至可以说是机密，当然不能让一般人随便知悉。私人著作引述它更是不太可能。

《山海经》内容的重要性还可以从《周官》的政治制度看出一二。《周官》的年代有争议。按照钱穆的考证，《周官》为战国晚年书。钱穆：《两汉经今古文平议·周官著作时代考》，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462页。其内容反映了周代社会的一些方面。《周官》中有各种掌管地理资料，以便利用其中资源开展工作的官职。例如：

《天官》云：“司书掌邦之六典……邦中之版，土地之图。”《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80年，第682页。

《地官》云：“大司徒之职，掌建邦之土地之图，与其人民之数，以佐王安扰邦国。以天下土地之图，周知九州之地域广轮之数，辨其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之名物，而辨其邦国都鄙之数……”同上书，第702页。

《地官》又云：“遂人掌邦之野，以土地之图经田野，造县鄙形体之法。”同上书，第740页。“土训掌道地图，以诏地事，道地慝，以辨地物……”同上书，第747页。

《夏官》云：“司险掌九州之图，以周知其山林川泽之阻，而达其道路。”同上书，第844页。

《夏官》又云：“职方氏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与其财用，九谷六畜之数要，周知其利害。”同上书，第861页。

地图以及其中标记的各种资源成为多个政府职能部门掌握的必备信息，可以看出《周官》的作者是多么重视地理知识。而且，这种资料的使用范围还分成不同的等级，司书只掌握本邦国的“邦中之图”，司险才“掌九州之图”，只有大司徒和职方氏才“掌天下之图”，其内容也最为全面。由此可知，这套等级制可能属于机密等级，高级官员才能掌握更加全面的地图。因此，不会让普通人接触这些地理资料，尤其是其中大司徒和职方氏所掌握的“天下”一级的地理资料。仔细体味职方氏所掌握的材料，它与《山海经》全书所写内容具有某种一致性。既有国内的，也有国外的。既有自然知识，又有人文知识。这就暗示了与《山海经》同类型的图书的重要性。

第二，从《五藏山经》中系统的山神崇拜和祭祀山神仪式看，它也是国家宗教权力的一部分，普通人不能插足。

古代全国性的山川祭祀活动由天子掌握。《礼记·祭法》云：“山林川谷丘陵能出云，为风雨，见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诸侯在其地则祭之，亡其地则不祭。”《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80年，第1588页。《礼记·王制》又云：“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岳视三公，四渎视诸侯。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同上书，第1336页。则祭祀山川之神固为国家祀典之重要组成部分，天子祭祀全国所有山川，诸侯只能祭祀自己辖区内的山川。《山海经》东、南、西、北、中各山的山神具有相当系统化的外形。《南山经》中的山神的形状分别是“鸟身而龙首”、“龙身而鸟首”以及“龙身而人面”，都有超现实的龙的部分形体，它们之间相当一致。《西山经》中的山神则分别是“人面马身”、“人面牛身”、“羊身人面”，都是用人和常规家畜的一部分彼此组合而成，它们之间也存在一致性。《北山经》中的各位山神情况稍微复杂，有“人面蛇身”、“蛇身人面”的，也有“马身人面”、“彘身而载玉”、“彘身而八足蛇尾”，基本采用兽身人面的造型。《东山经》中的山神形状分别是“人身龙首”、“兽身人面载觡”、“人身而羊角”，多数采用人身兽面，与《北山经》的神相反。《中山经》中的山神形态则是“人面鸟身”、“人面兽身”、“状如人而二首”、“人面而三首”等等。《五藏山经》中各位山神的形状基本上都是采用人、鸟、兽、龙四者进行组合的结果。这些位于不同地区的神灵彼此相近，不可能是来自不同地区的地方宗教、民间宗教的神灵，而应该是同属于一种宗教体系，这和前文所言天子对全国山川的祭祀权力是一致的。考察对于这些山神的祭祀方式，也发现它们具有一致性，显然是国家的系统的祭典的模样。

当时人相信矿产资源等都是山川神灵所赐，人们必须十分虔诚地祭祀山神才能得到矿产资源〔日〕伊藤清司：《中国古代文化与日本》，张正军译，云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423页。。从国家控制宗教祭祀权的角度看，《山海经》在远古时代也不可能让普通人接触。

在这种条件下，即便是一般王官也不能任意得到全国，乃至全天下的类似《山海经》一类的地理资料与宗教资料，外人更不可能。所以，《山海经》在战国以前很难出现在其他著作中。

春秋战国时代，周天子的权威彻底丧失，中国的战乱分裂局面持续了大约五百年。周代王官之学流散了，《山海经》大约也随之流入某些诸侯国。各诸侯国需要了解和掌握本国内部和他国的各种资源，当然包括本国和他国的地理知识。举凡山川原野，道路交通、物产人文等。这是战国时代《楚辞》、《吕氏春秋》等书的身份高贵的作者们能够接触《山海经》，并引用《山海经》内容的机会。根据《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屈原曾担任左徒。禇斌杰先生考证：左徒在楚国是兼掌内政、外交的重要官员。禇斌杰：《楚辞要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4页。所以，屈原创作《离骚》、《天问》、《远游》得以引用《山海经》内容。公元前256年，秦相国吕不韦发兵灭东周，自然有机会得到周天子所藏的所有“图书”资料，即地图与相关书籍，其中应该包括《山海经》。吕不韦组织编写的《吕氏春秋》能够大量引用《山海经》内容是顺理成章的。

但是，普通士人依然不能见到《山海经》。因为，地理资料是各国的高级机密，绝对不允许外人插手，尤其不允许敌对国插手。《管子·地数》中，管子答桓公问天财地用，云：

山上有赭者其下有铁，上有铅者其下有银。一曰“上有铅者其下有NFDBB银，上有丹沙者其下有NFDBB金，上有慈石者其下有铜金”。此山之见荣者也。苟山之见其荣者，谨封而为禁。有动封山者，罪死而不赦。……此天财地利之所在也。周翰光、朱幼文、戴洪才：《管子直解》，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511页。

伯高答黄帝“欲陶天下而以为一家”之方法时，不仅仅是用政治手段封山禁山，而且加上宗教手段。其文云：

上有丹砂者下有黄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铜金，上有陵石者下有铅、锡、赤铜，上有赭石者下有铁，此山之见荣者也。苟山之见其荣者，君谨封而祭之。距封十里而为一坛，是则使乘者下行，行者趋。若犯令者，罪死不赦。同上书，第506页。

其下文举蚩尤获得葛卢之山、雍狐之山的“金”（铜）以后造成的战乱为例，说明君主垄断矿产——实际就是战略物资——的必要性。这段话揭示了山岭祭祀的政治目的就是通过设立祭坛禁止他人获得矿山资源发动叛乱。它表达了《管子》作者对于地理知识及其代表的国家资源的极端重视。

正是出于现实需要，各国也极力刺探对手情况。荆轲刺秦王，就是用燕国督亢之地图作为诱饵。这时的封山祭祀，也与控制矿山这样的理性思考关联起来。原来的宗教祭山活动，现在成了现实政治活动。所以，在战国时代那样的政治局面下，任何全国性质的地理知识自然也会遭到控制。出于政治目的，控制《山海经》的流行也是自然而然的。顾颉刚在《禹贡（全文注释）》中认为：“《禹贡》的著作时代正是《山海经》风行的时代”，即战国后期。但他对自己假设的《山海经》曾经“风行”没有提出任何证据。所以，王成祖批评此说“显然是一种主观设想”王成祖：《中国地理学史（先秦至明代）》，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17页。。笔者认为：相对于春秋以前的《山海经》完全封闭于周天子那里，而战国时代的《山海经》已经散布于各诸侯国，那么未尝不可以说：《山海经》的流传范围大了。但是，还没有到风行的地步。诸侯国的执政者也不希望它从自己手里再流传出去。

根据以上所述，先秦时代无人提及《山海经》之名的主要原因可能在于它的流传受到政府限制，不能归因于尚未成书。

秦国于公元前256年灭东周，后来又统一全国，如愿以偿获得了“天下之图”以及相关资料。等到刘邦攻入咸阳，这些资料自然落入汉军手中。《汉书·萧何传》云：“沛公（刘邦）至咸阳……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沛公俱知天下阨塞，户口多少，强弱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得秦图书也。”这里的“图书”就是地图和相关的书籍。《隋书·经籍志》沿袭此说，并有所增益：萧何“得秦图书，故知天下要害。后又得《山海经》”。那么，此时的《山海经》应该仍然是满足政治需要的重要著作，只是一般人无法得到这一“中秘书”而已。西汉政府对于各种“中秘书”（包括《山海经》）都是严格限制其流布的。《汉书叙传》说：汉成帝时，“斿（班斿）与刘向校秘书，以选受诏进读群书。上器其能，赐以秘书之副。时书不布，至东平思王以叔父求太史公诸子书，大将军白不许”。根据颜师古注，当时的秘书根本不许传布，连东平王的看书请求都被拒绝。那么，班斿得到秘书的副本，实在是荣幸之至。据《汉书·百官公卿表》，泄露“中秘书”甚至是一种罪行：“蒲侯苏昌为太常，坐籍霍山书，泄秘书免。”

综上所述，由于地理学知识的战略意义，描写全国乃至天下地理的《山海经》在汉代以前可能一直垄断于中央政府。汉代才逐步放松对其流传范围的控制。这使得当时已经出现的这部书难以为普通世人所知，更难在著述中引用。所以，即使无人引述《山海经》书名，也不能否定它在春秋战国以前的西周时代已经成书。

二、 作者问题

《山海经》作者不明。古代学者针对《山海经》作者问题有多种说法，例如“大禹说”（王充）、“益说”（刘歆）和“夷坚说”（陈逢衡）等。这些都是传说，都把《山海经》的写作归因于大禹治水。虽然事出有因，但作为事实都是不可靠的。正如唐代陆淳《春秋啖赵集传纂例·三传得失议第二》引其师啖助的话所说：“啖子曰：古之解说，悉是口传。自汉以来乃为章句。如《本草》，皆后汉时郡国而题以神农。《山海经》广说殷时，而云夏禹所记。自余书籍，比比甚多。是知三传之义，本皆口传。后之学者乃著竹帛，而以祖师之目题之。”陆淳：《春秋啖赵集传纂例》，《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85年，第3页。

《汉书·艺文志》把《山海经》归入数术略形法家，但是不提作者。只在数术略小序云：“数术者，皆明堂、羲和、史卜之职也。史官之废久矣，其书既不能具，虽有其书而无其人。”顾实解释说：“此明数术之学，出于古史，则今之江湖医卜星相之流，皆其苗裔也。然其授受，比诸古史世传，则又迥异也。”顾实：《汉书艺文志讲疏》，商务印书馆，1949年第4版，第244页。按照班固的说法，《山海经》一类的知识大致是出于史卜之官。

现代学者提出了各种推测，前文已述，此不赘言。

笔者依据前文所引用的《周礼》资料，推测《山经》、《海经》和《荒经》的作者可能是周王室的一批负责掌管自然资源、人口资源、天下交通和域外国族的官员，如司书、大司徒、遂人、司险、土训和职方氏等。其中“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与其财用，九谷六畜之数要，周知其利害”的职方氏可能同时掌握着《山经》、《海经》和《荒经》。

《山海经》作者不明，其原因可能有两个方面。首先，按照余嘉锡《古书通例》卷一的说法：“周秦古书，皆不题撰人。俗本有题者，盖后人所妄增。”我国最著名的各种上古典籍都没有实实在在的作者，《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均如此。由于《山海经》的特殊性质，它不可能是个人著作，因此就更不会直接留下作者姓名。其次，由于年代久远，资料阙如，后人无法从历史上那些相关的人员中去探索具体的作者。

作者的缺席，是《山海经》为人们留下的另外一个巨大的阐释空间。历代学者根据自己所处时代的社会思潮和学术原则对于《山海经》的作者问题做出了各自不同的解释。这也为我们今天探讨学术史留下了丰富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