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汉初《山海经》流传范围的扩大

刘邦灭秦以后，萧何得到了秦宫保存的“天下图书”，由此掌握了全国各种资源的基本信息，为未来的汉帝国的稳固和发展立下了第一功。按照《隋书·经籍志》的说法，萧何还得到了《山海经》。于是，《山海经》这部似乎早已经被遗忘的著作，重新受到汉代人的关注。

汉代初年为了休养生息，国家开放了山海之禁。各地诸侯和大户纷纷即山铸钱，《史记·平准书》记载：“……吴，诸侯也，以即山铸钱，富埒天子，其后卒以叛逆。邓通，大夫也，以铸钱财过王者。故，吴、邓氏钱布天下，而铸钱之禁生焉。”在这新的“铸钱之禁”全面实行以前的那个开放过程中，人们对于《山海经》一类的包含地理知识的书籍产生很大需要，中央政府大概也没有像以前那样严格控制此类著作。这为《山海经》向地方诸侯的流传提供了一个契机。以淮南王刘安为核心的文士集团创作的《淮南子》大量引用《山海经》，在《地形训》、《本经训》、《齐俗训》、《氾论训》、《人间训》、《修务训》、《时则训》中都有许多与《山海经》相互一致的内容。以《地形训》为例，本篇全面叙述大地面貌，从大地总括，到具体的昆仑山、黄河等等，都与《山经》相关内容极其相似。而且其中介绍的海外三十六国居民的神奇怪异的特征，也是直接来自《海外四经》。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读〈山海经〉札记》云：“《淮南子·地形训》所记‘海外三十六国’，当本于《海外经》。其西方比《海外西经》多一夭民，当系经脱简。”毕沅认为《淮南子》引述的是汉代《山海经图》，待下文考证。可见，《淮南子》创作班子的人是非常熟悉《山海经》的，淮南王府中应该存有《山经》和《海经》。或许当时《山经》和《海经》已经是合编本，因资料不足，暂且存疑。东汉王充《论衡·说日篇》认为刘安见过《山海经》：“淮南见《山海经》，则虚言真人烛十日，妄记尧时十日并出。”《论衡》，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177页。不过，刘安不是用《山海经》去了解“天下要害”，不是为了在实际生活中应用《山海经》，而是用来构造他们的世界观体系，用来创作《淮南子》。这样，《山海经》的地理学缺陷就得以回避，并较好地发挥了它在基本世界观方面的价值，最终在《淮南子》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山海经》学术史考论第二章 汉代社会与经学视野下的《山海经》

二、 社会实践证实《山海经》存在虚构内容

随着国力提高，西汉王朝逐步成为中国历史上少有的积极进取，开疆扩土，雄视四夷的大一统王朝。随着政治经济的发展，出于统治国家和经营四方边疆的需要，汉代人对于实用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知识逐渐产生越来越大的需求。王充《论衡·别通篇》云：“殷、周之地，极五千里，勤能牧之。汉氏廓土，牧万里之外，要荒之地，褒衣博带。夫德不优者不能怀远，才不大者不能博览。”《论衡·别通篇》，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208页。汉代国土极其辽阔，历史积累的关于远方地区的地理知识完全不够用了。

开拓西域，必须了解当地情况，山川地理，人文习俗。而当时人的域外地理知识大约只有《山海经》、《禹本纪》可以依靠。但是，《山海经》的地理记录远远没有达到后来地理学的真实程度，其域外部分自然更加虚无缥缈。这当然会使得一切试图依据它的人们大失所望。张骞“凿空”西域过程中，是否使用过《山海经》，史无明载。不过，按照司马迁《史记·大宛列传》的记载，当时的汉使曾经寻找黄河之源，并试图寻找《禹本纪》、《山海经》等书记述的作为黄河源头的所谓“昆仑”。结果，他们确定的黄河源头并非神圣的昆仑，而是位于于阗（即现在的和田）的南山：“而汉使穷河源，河源出于阗，其山多玉石，采来，天子（汉武帝）案古图书，名河所出山曰昆仑云。”《史记·大宛列传》，中华书局，1982年，第3173页。汉武帝命名的昆仑当然不是《禹本纪》、《山海经》等书记述的昆仑，所以，司马迁说：“自张骞使大夏之后，穷河源，恶睹所谓昆仑者乎？”以张骞为代表的汉使们的实地考察，证实了《山海经》中存在虚构不实的成分。当然，今天看来，他们的考察结论也存在不准确之处。但是，当时人只能根据自己的现有知识加以判断。无论如何，汉朝人对《山海经》的地理记载不再深信不疑了。

三、 《史记》第一次出现《山海经》书名考

汉使们的发现引发的后果是严重的。司马迁说：“故言九州山川，《尚书》近之矣；至《禹本纪》、《山海经》有的学者认为《大宛传》是后人补写。马叙伦《列子伪书考》云：“……《大宛传》，司马贞谓褚少孙所补。近人崔适谓后人直录《汉书·张骞李广利传》。则《山海经》云云，亦非司马迁笔矣。”见《百年学术——北京大学中文系名家文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77页。本书采用学界一般意见。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这是史料中第一次出现《山海经》的名字。

不过，陆侃如对此有怀疑。他的根据是《汉书·张骞传赞》、《后汉书·西南国论》、《论衡·谈天篇》、《史通释》所引《史记》这段话都作“《山经》”，而非“《山海经》”。所以，陆侃如的结论是“……《史记》原文并无‘海’字，乃后代妄人所增……”陆侃如：《〈山海经〉考证》，《中国文学季刊》1929年第1卷第1期，第16页。此前一年，他在《论〈山海经〉的写作时代》对此有简要说明，见《新月》1928年第1卷第5号，第3页。倘若果真如此，那么我们当然可以否定《史记》首次提及《山海经》书名。但是，我核实陆侃如所使用的材料，发现都存在可疑之处。

第一，班固《汉书·张骞传》引述此段文字为：“故言九州山川，《尚书》近之矣；至《禹本纪》、《山经》所有，放哉！”虽然大致跟《史记》原文近似，但是，还是有差异，不是原封不动的转引，而是缩写。因此，这里的“山经”二字是不是班固转引过程中缩写了原来的“山海经”三字，不能确定。这不是确定无疑的证据。

第二，陆侃如所引《后汉书》材料为：“（汉）开四方之境，款殊俗之附……著自《山经》、《水志》者，亦略及焉。”这根本不是转引《史记》的文字，只是和后来其他书一样单独提及《山经》而已。这方面的例证，陆侃如引用很多。这些材料只能证明《山经》可以独立于《海经》之外，不能证明《史记》中没有“山海经”。因此，它跟《史记》原文中是否有“《山海经》”无关。

第三，王充《论衡·谈天篇》四次提到《山经》或《山海》，陆侃如所引只是其中之一。《论衡》原文如下：

1. “案禹之《山经》、淮南之《地形》，以察邹子之书，虚妄之言也。”

2. “太史公曰：……故言九州山川，《尚书》近之矣。至《禹本纪》、《山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也。”

3. “案太史公言，《山经》、《禹纪》，虚妄之言。”

4. “夫如是，邹衍之言未可非，《禹纪》、《山海》《山海》：黄晖认为“海”是“经”字之讹。但杨宝忠根据《论衡·别通》提到“《山海》不造”而断定此处《山经》、《山海》皆指《山海经》。“海”字或不误。见《论衡校笺》，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356页。、淮南《地形》未可信也。”杨宝忠：《论衡校笺》，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351页。

其中第一条材料也是单独谈《山经》，跟《史记》是否有“山海经”三字无关，可以不论。第二条材料是陆侃如引用的。表面看来最为可靠，跟《史记》原文只少了一个“之”字。似乎据此可以怀疑《史记》原文究竟是“山经”还是“山海经”。但是，其证据力不够。作为个人著述，《论衡》文字的可靠度是不及《史记》的。王充《论衡·自序》说：“家贫无书，乃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遂通众流百家之言。”那么，他写作《论衡》时引用《史记》可能是依靠记忆的，其可靠度有限。这里还有一条反证：《论衡》向来没有好底本，各本颇有差异。《四库全书》本《论衡》这段话就是“山海经”。而《史记》各本均为“山海经”。这更加证明《论衡》里的引文不足以否定《史记》的相关文字。第三条材料不是完整引文，证据力不及第二条材料。第四条材料分别提到《禹纪》、《山海》和《淮南·地形》。这里的“禹纪”二字的位置相当于第二条材料中的《禹本纪》，“山海”二字相当于第二条材料中的《山经》——《史记》原文里的《山海经》。这条材料直接否定了第二条材料，可以作为《史记》原文就是《山海经》的证据。通过以上辨析，《论衡》中的四条材料或者跟《史记》无关，或者自相矛盾，无法证明《史记》中是否有“山海经”三字。陆侃如所用的《论衡》底本可能类似《汉魏丛书》本，上述四处都作“山经”，没有见到其他版本。

第四，吴任臣《山海经广注》引郭延年《史通释》云：“《山经》，太史公已不敢言。尤袤定为秦书，疑信者半。”这段文字的前半部分只是转述司马迁的意思，未必完全准确。另外，后半部分关于尤袤的话则完全错误。我核查尤袤在刊刻《山海经传》所题之跋，原文：“《山海经》十八篇……其为先秦书不疑也。”见中华书局影印宋本《山海经传》。尤袤所定年代是先秦，不是秦。由此可见，郭延年的引文不可靠，缺乏证据力。陆侃如说自己没有见到尤袤自己的文章，只是转引。但是，他前文同时转引了吴任臣《山海经广注》的话：“《汉志》《山海经》十三篇，尤袤定为先秦之书，非禹及伯翳所作。”这话跟郭延年相矛盾，陆有忽略反面证据之嫌。

综上所述，陆侃如使用的材料或者与《史记》无关，或者证据力不足，并且存在忽略反面证据的嫌疑，因此，其结论不可靠。这种使用“他书所引”来纠正原书的做法本身就不是一个可靠的方法。按照无罪推定、疑罪从无的现代法学原则张岩《审核古文〈尚书〉案》对此原则在古籍辨伪学中的适用性有详细说明。见该书第286—298页，中华书局，2006年。，我们目前应该坚持司马迁《史记》此处提到的书名是《山海经》。

至于有人在陆侃如基础上推论司马迁时代《山经》、《海经》尚未合编，则更嫌推测过甚。

四、 《山海经》在汉代社会的继续使用

尽管司马迁首次提到《山海经》书名，但是他对《山海经》的评价显然是负面的。由于司马迁在中国史学领域的权威地位，他的这一负面看法几乎成为后世一切批评《山海经》者的口头禅。不过，司马迁并没有完全否定《山海经》，只是对其中虚构的“怪物”敬而远之，并通过比较而批评了《山海经》中的地理内容不如《尚书》的相关内容可靠。他并未否定其中“怪物”以外的其他内容。这是我们应该注意的。

目前，还没有发现关于汉代人用《山海经》探矿、采矿的任何资料，但是，根据《山海经》本身对于矿产的叙述，估计其效果不可能令人满意。

《山海经》对于国内部分山川的记述还是比较真实的，仍然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汉代人在治理黄河时，多利用《禹贡》中关于黄河的知识。其实，也有使用《山海经》的。据《后汉书·王景传》，东汉永平十二年（69），明帝准备修汴渠，特意召见王景。“问以理水形便。景陈其利害，应对敏给，帝善之。又以尝修浚仪，功业有成，乃赐景《山海经》、《河渠书》、《禹贡图》及钱帛衣物。”《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第2465页。汉明帝在此时将这些具有地理性质的书籍和图画赏给王景，显然是给他治水作为参考的。次年夏，王景疏通了从荥阳到千乘海口的河道，治河成功。由此可知，在汉人眼中，《山海经》是具有实用价值的。此事对于后代支持《山海经》地理价值的学者有较大影响。可是，由于史料没有直接写明王景是否直接利用了《山海经》来治河，也有人怀疑朝廷赐给王景的《山海经》是否真能起到帮助作用。笔者借助于现代历史地理学的成果来加以说明。现代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曾经有一篇绝妙的历史地理学论文——《〈山经〉河水下游及其支流考》《中华文史论丛》第7辑，中华书局，1978年。。《山经》本来没有直接描述黄河下游河道，但是，却描述了黄河下游的一系列支流。谭其骧通过研究《山经》所记录的黄河下游各个支流的入河口，把上述支流的所有入河口连点成线，从而考证出一条远古时代的黄河下游河道。这就证明了《山海经》所叙述水系的真实性，它在指导治河这个方面应该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汉明帝赏赐给王景的《山海经》应该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

综合本节所论，汉代社会对于实用地理知识的需要，部分地推动了《山海经》的流传，但是，实际应用的结果却暴露了《山海经》在科学性、准确性方面的欠缺。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变化，将引发《山海经》地理志性质的逐步淡化。

汉代学术主流是儒家经学，汉人对于《山海经》的看法主要受到经学的影响。即便司马迁主要是从史学立场，而非经学立场作出了自己否定性的评价，但是其结论与儒家“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80年，第2483页。的经学立场暗合。所以，他的结论对于后来正统儒家经学反对《山海经》起了很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