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经》在汉代知识体系中的地位可以从刘歆《七略》（见于《汉书·艺文志》）所确定的《山海经》图书分类属性来探讨。

刘歆《七略》是我国第一部全国综合性图书分类体系。它是作者对于先秦至西汉学术文化的总结，全面展示了汉代知识体系，同时也体现了西汉时代以儒学思想为核心的学术观念。《七略》失传。根据班固《汉书·艺文志》记载，《七略》包括《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数术略》和《方技略》。其中《辑略》是总论，实际的图书分类只有后面六类。与经学的意识形态地位相适应，处于首位的是《六艺略》，其中收录儒家六经和《论语》、《孝经》以及小学著作。《诸子略》包括十家，也是以儒家为首。《诗赋略》收文学著作。《兵书略》收军事学著作。《数术略》收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和形法六类。《方技略》收医学和养生类著作。总之，刘歆《七略》以儒家经学为依据，全面系统地总结了古代学术文化，是汉代最完整的知识体系。

《山海经》在这个知识体系中处于何种地位呢？据沿袭刘歆《七略》的《汉书·艺文志》所载，《山海经》被归入数术略形法家。

数术略共百九十家二千五百二十八卷。“数术者，皆明堂、羲和、史卜之职也。”包括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和形法等六类，都属于研究大宇宙，即所谓“天道”或“天地之道”的学问。李零：《中国方术考》，人民中国出版社，1993年，第18—21页。其中既有对于大自然的观察认识，也有占卜、望气、堪舆、择日的巫术迷信。天文学与占星术紧密相连，地理学与相地术、堪舆术相互依存。与数术略的情况相似，研究人类生命的学问则收入方技略，方技略同时包括医学、房中术和神仙养生术。这说明，当时的科学和巫术还混合在一起。这种知识形态体现了先秦时代中国人对于大自然的实际认识水平。

形法家，主要是所谓“相术”。其中包括六部书，即《山海经》、《国朝》、《宫宅地形》、《相人》、《相六畜》、《相宝剑刀》。李零把它们分成两类：一、相地形、相宅墓（类似于后世的看风水此说不确。《艺文志》把《堪舆金匮》十四卷归入数术略五行家。显然，归入形法家的《宫宅地形》和堪舆之术不同。因为相关书籍已经失传，只能从书名推测其内容，我们无法详细解释《宫宅地形》与《堪舆金匮》的区别。）。相当于形法小序中所谓的“大举九州之势，以立城郭室舍形”。二、 相人、相六畜、相刀剑。相当于形法小序中所谓的“人及六畜骨法之度数，器物之形容”。笔者以为这割裂了形法家的内在统一性。虽然各书所写内容不同，但是《艺文志》把它们统一在“形法”一家之内，是有根据的。根据就是各家都是从外形和内在气质本性之间的关系来探讨自然万物。小序结尾说：“犹律有长短而各征其声，非有鬼神，数自然也。然形与气相首尾，亦有有其形而无其气，有其气而无其形。此精微之独异也。”如果我们硬把形法家再细分为两类，那么《山海经》就会难以归类。因为，《山海经》的《山经》部分，既叙述山势水形，也叙述了许多禽兽、物产。其中《海经》部分更多的是远方异族。所以说，一部《山海经》既包含相地形的成分，也包括了相人、相畜、相物的因素。正如《海外南经》开头所说：“地之所载，六合之间，四海之内，照之以日月，经之以星辰，纪之以四时，要之以太岁。神灵所生，其物异形，或夭或寿，唯圣人能通其道。”这里囊括了天地万物，把握这一切，就是要“能通其道”，也就是了解万物的气质本性。《艺文志》形法家小序结尾的话可以与此相互发明，作者的确通晓了形法家著作中的“道”——“非有鬼神，数自然也。”《山海经》就是一部“相”山海万物（包括人类）的著作，目的是通万物之道。

古人对于形法家的内在统一性是有所认识的。元吴澄《吴文正集》卷三○《赠郭荣寿序》云：

或问：“相地、相人一术乎？”曰：“一术也。”吾何以知之？从《艺文志》有宫宅地形书二十卷、相人书二十四卷，并属形法家。其叙略曰：“大举九州之势以立城郭室舍。”又曰：“形人骨法之度数，以求其声气贵贱吉凶。”然则二术同出一原也。后之人不能兼该，遂各专其一，而析为二术尔。庐陵郭荣寿善风鉴，又喜谈地理，庶乎二术而一之者夫？二术俱谓之形法，何哉？盖地有形，人亦有形。是于各于其形而观其法焉。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197册，第324页。

看来，吴澄是认识到形法家各种知识的内在统一性的。

形法家的“相”万物，并非后代相面的“相”，而是对于事物的观察，通过观察了解事物。尽管由于当时社会总体气氛中巫术思想浓厚、科学水平低下而导致这种观察结论存在迷信成分，但是总体上来说，形法家的知识是属于客观知识范畴的。参看李零《中国方术考》中有关马王堆帛书《相马经》、银雀山《相狗方》、新出居延汉简《相宝剑刀》的解读，人民中国出版社，1993年，第78—80页。“非有鬼神，数自然也”就揭示了形法家知识的客观属性。《山海经》是相地、相人、相物的，把地理记录和“相”联系在一起，暗示了一种地理决定论的雏形。那么，《山海经》实际上就是当时人们心目中的自然地理学和人文地理学。只是由于当时知识形态的特殊性，以及地理学水平不高（没有独立，著作不多），只好采用了“形法家”的称呼。与此相似，《尚书·禹贡》在今天看来都是地理书。但是，在没有独立地理学的情况下也被归入六艺略（儒经）。

根据以上所论，《艺文志》对于《山海经》性质是形法家的看法，和刘歆《上〈山海经〉表》认为它是大禹君臣见闻记录——即自然与人文地理志的意见是一致的。这也和王景用《山海经》治理黄河的实践活动相互呼应。《山海经》列入数术略形法家，表明它在汉代被视为一种关于大自然的实用知识。这种科学限于当时人类的认识水平，记录并不准确，甚至还带有比较浓厚的巫术色彩。

后代学者往往不了解形法家的含义，以为《艺文志》把《山海经》十三篇归入形法家是失误。例如，明代焦竑云：（《山海经》）“入形法家非，改地里（理）。”《钦定续通志》卷一百六十四，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394册，第588页。至于毕沅《〈山海经〉古今篇目考》认为《山海经》“以有图，故在形法家”的说法，实为臆测。汪俊《〈山海经〉无“古图”说》驳之甚详，《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第84页。章学诚《文史通义》基本认为《汉志》形法家就是“后世地理专门书”，“地理则形家之言，专门立说，所谓道也。《汉志》所录《山海经》之属，附条别次，所谓器也”，“……地理与形法家言，相为经纬”。见《文史通义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第995、996、1014页。但是，又遗憾地表示：“形法之家，不出五行、杂占二条，惟《山海经》宜出地理书专门，而无其部次，故强著之形法也。”同上书，第1080页。这表明，章学诚在如何看待形法家言的属性方面摇摆不定。现代学者批评《艺文志》把《山海经》归入形法家“不恰当”张步天：《〈山海经〉研究史初论》，《益阳师专学报》1998年第2期。，或直接把形法家（包括《山海经》）视为巫书汪俊：《〈山海经〉无“古图”说》，《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第84页。，也都源于误解了“形法家”的真实含义，不了解当时的知识形态里科学与巫术是非常接近的，错误地以为“形法家”只是巫术迷信。

沈海波认为形法家的书都是“占卜书”，而《山经》以记述地理物产为主，跟“考祯祥”绝不相干，因此《艺文志》形法家所收录的只是《海经》十三篇，不包含《山经》五篇。沈海波：《〈山海经〉考》，文汇出版社，2004年，第22—23页。沈海波的说法对《山经》的理解不全面，忽略了其中存在很多具有祯祥意义的事物，例如《西山经》中的预示丰收的狡，《中山经》的预示瘟疫的跂踵；更割裂了《山经》和《海经》的统一性。

茅盾正确认识到《汉书》中“大举九州之势以立城郭室舍形”的形法家与《隋书》史部地理类之意相同，故有“自《汉志》以至《隋志》，中间五百多年，对于《山海经》的观念没有变更”茅盾：《中国神话研究ABC》，见马昌仪编《茅盾说神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4页。的判断。不过，茅盾尚未认识到形法家所属知识体系与史部地理类所属知识体系之间的差别。其实，不仅刘歆、班固肯定《山海经》的写实属性，其前的刘安，其后的王充、赵晔，也都基本肯定这一点。汉代多数学者把《山海经》视为地理志性质的著作，虽然对其真实程度评价不一。由于当时没有独立的纯粹的地理学科直到《史记》才有《河渠书》，《汉书》才创立《地理志》。，班固只好把它和其他著作归入“形法家”。随着知识形态和学术的演变，原本一体的知识分支开始分化。完全客观的地理学在魏晋以后逐步独立，出现了挚虞《畿服》、郦道元《水经注》等一大批地理学著作，齐时陆澄合160家地理著作为“地理书”。地理学著作成为整个知识系统中独立的一家。所以，到了《隋书·经籍志》编纂时代人们就顺理成章地把《山海经》纳入了“史部地理类”。而原来那些相书则被分别归入“五行”“堪舆”等巫术性知识类别。这是中国古代知识形态的一次巨大变化和巨大进步。

当然历史上也有反对《山海经》入地理类的学者。《宋史·艺文志》把它归入“五行类”。那是不正确的。此后，胡应麟、四库馆臣正式判定《山海经》为小说家言。但是，此派观点颇遭批评。

不过，刘歆《上〈山海经〉表》和班固《汉书·艺文志》对于《山海经》作为地理志在政治军事领域的实用价值并没有直接的评价。在先秦时代和汉初，人们相信《山海经》记录了全国所有重要资源和交通要道，即所谓“天下要害”。但是，随着汉代疆域开拓，人们逐步认识到《山海经》所述地理与实际之间存在差距。书中所述矿产资源，也只是古人按照当时探矿技术的推测。日本学者伊藤清司《中国古代文化与日本·〈山海经〉研究》认为：“《（管子）地数篇》、《山经》的探矿术似乎是充满咒术禁忌的神秘的东西。”〔日〕伊藤清司：《中国古代文化与日本》，张正军译，云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422页。“……我们不能认为《山经》所记载的矿产资源全部具备了实际可以充分采掘的必要条件（埋藏量、矿质、地理位置、有无禁忌等），不能认为它已是国家财富和公私企业对象。”同上书，第423页。《山海经》的矿藏记录是靠不住的。因此，到了刘歆校书的时候，人们已经不大相信《山海经》的实用价值。这就是刘歆没有正面评价《山海经》政治实用价值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