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郭璞

郭璞（276—324），字景纯，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县）人。出身于寒门官僚家庭。《晋书·郭璞传》称：“璞好经术，博学有高才，而讷于言论。辞赋为中兴之冠。好古文奇字，妙于阴阳算历。”《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第1899页。他追随一位精于卜筮的郭公，得授《青囊中书》九卷，于是通晓了五行、天文、卜筮之术，“禳灾转祸，通致无方。虽京房、管辂不能过也”同上书，第1899页。。郭璞一生的主要社会活动是占卜吉凶，或施行法术，并以此为世所重。达官贵人乃至于皇帝遇到大事都请他卜筮。他总结占验的六十多个例子，作《洞林》。抄录京房、费直等人的卜筮著作，作《新林》十篇、《卜韵》一篇。又有《游仙诗》一组名于世。世人多目为道家人物。但是，郭璞思想的主流还是儒家。参见连镇标《郭璞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第95—117页。卜筮之术，是早期儒学的一部分。郭璞继承的是汉儒京房、费直的《易》学传统。由于青年时代所受的经学熏陶和异族入侵的现实，郭璞对政治表现出很高的热情，表现出儒家积极入世的一面。他“上忧国政，下悲小己”，希望东晋王朝振兴国力，收复失地。所以，温峤、庾亮欲讨伐将要反叛的王敦时，郭璞给出的占卜结果是“大吉”；王敦准备反叛时，让他占卜，结果是“无成”。因此，被王敦杀害。

郭璞才华横溢，诗赋俱佳。在语言文字学、史学、地理学各方面都取得了重要成就。据《晋书·郭璞传》记载：郭璞“注释《尔雅》，别为《音义》、《图谱》。又注《三苍》一名《三仓》。汉代人把当时流传的字书《仓颉篇》、《爰历篇》和《博学篇》合编，称为《三苍》。、《方言》、《穆天子传》、《山海经》及《楚辞》、《子虚》、《上林赋》数十万言，皆传于世”《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第1910页。。还有《毛诗拾遗》、《夏小正注》等儒学著作。所以，宋吴棫《韵补》著录《山海经赞》时称赞郭璞道：“晋之字学，璞最深。”据《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郭璞曾经注解或撰写《水经》三卷（或两卷），显示出郭璞的地理学修养。作为一位著名文学家，郭璞不仅为《山海经》作注，《新唐书·艺文志》记载，他还撰写了《山海经图赞》两卷、《山海经音》各志著录郭注《山海经》和撰《山海经图赞》之下，著录《山海经音》。虽未注明作者，当是承上省略，可惜《山海经音》已经失传。两卷。

由这样一位博学多才的大家研究、注解《山海经》，实在是学术史的幸事。因为他不仅能够很好地解释《山海经》，还能够充分代表当时社会风气和学术水平。

二、 《大荒四经》、《海内经》与《山海经》的合编

1. 郭璞合编《大荒四经》、《海内经》入《山海经》考

关于《大荒四经》和《海内经》的来源，一般认为是古已有之的两种著作，至迟也是西汉初年完成的。

魏晋时代风尚，使得《山海经》成为热门话题。笔者认为，比郭璞稍早的张华《博物志》所引《山海经》二十五种域外国族，主要是引自《海外经》，个别来自《海内南经》、《荒经》和《海内经》。可见张华读到了《山海经》十八篇和《荒经》以下五篇。《荒经》以下各篇进入《山海经》的条件成熟了。社会风尚促使郭璞重新整理这部古籍。郭璞对于《山海经》的整理主要体现在把《大荒四经》、《海内经》合编于《山海经》十八篇之中，并改篇为卷，成为二十三卷。

毕沅《山海经新校正序》认为《五藏山经》是大禹所作，《海外经》四篇、《海内经》四篇述于周秦，“刘秀（歆）释而增其文，是《大荒经》以下五篇也”。毕沅认为刘向整理的《山海经》是十三篇，为《汉书》著录。此说不确，前文已经辨析刘向未整理《山海经》。刘歆增收《大荒经》以下五篇，成十八篇。根据是明道藏本《总目录·海内经第十八》下“此《海内经》及《大荒经》本皆进在外”，毕沅注：“此郭（璞）注欤？”毕沅对于“郭注”的猜测大概只有一个根据，就是该目录附在郭璞《注〈山海经〉叙》之后。此证据有误。论证见下文。看来，毕沅否定郭璞合编的说法主要是由于古今《山海经》篇目数量不同造成的推测。

今人张宗祥反对毕沅之说。张云：

……此书各经皆以南西北东为次，而《荒经》以下独否。说者以五篇为释经之外篇，古本别行，郭作传时并之。窃疑《海内经》当在《海内四经》以下，犹四山之有中山也。《海外四经》，又当在《海内经》之下，以接《大荒》。《大荒四经》，亦当以南西北东为次。则十八篇井然符合。此（指今本）必后人羼乱。安见刘、郭有所更并乎？张宗祥：《足本山海经图赞》，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56页。

张说《海内经》当在《海内四经》之下，犹《中山经》在《四山经》之下，欠妥。中山位于中部，海内不可能有中。《山海经》言四海，只是讲四方异族而已，故不可能有中海。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二辨四海之意甚明，可参。张又臆改《大荒经》以下五篇次序。其说不可从。

袁行霈先生正确批评了毕沅、郝懿行《大荒经》以下五篇是刘歆或后人注释《海外四经》、《海内四经》的说法。但是，袁先生认为《大荒四经》是原来《海外经》的一部分，《海内经》是原来《海内四经》的一部分。可能是因为刘歆嫌其文字重复错乱，或神话色彩过于浓厚而删除，为的是遵循儒家对于神怪的怀疑态度，“以求‘质明有信’”袁行霈：《〈山海经〉初探》，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华文史论丛》1979年第3辑，第12页。又见《当代学者自选文库·袁行霈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6—7页。。此说似可商榷。对比《大荒四经》、《海内经》和《海外四经》、《海内四经》，它们的方位顺序完全不同，前二者是东南西北，后二者是南西北东，明显是两个系统的东西。至于神话色彩的浓厚程度，前后双方没有明显区别。甚至于在双方对于同一国族的描述中，《海外四经》、《海内四经》的内容反而更加荒诞，例如《大荒东经》君子国“其人衣冠带剑”，简略朴实；而《海外东经》君子国除此以外还有“食兽，使二大虎在旁。其人好让不争。有薰华草，朝生夕死”云云。所以，《大荒四经》、《海内经》并非是从《海外四经》、《海内四经》中删下来的。

笔者根据《隋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认为郭璞注本原来是二十三卷，比刘歆十八篇本的篇目数多五卷，应该是郭璞增加了《大荒四经》和《海内经》。毕沅以后学者多根据明道藏本“此《海内经》及《大荒经》本皆进在外”，或南宋淳熙七年（1180）池阳郡斋尤袤刻本《山海经目总十八卷·海内经第十八》下云：“此《海内经》及《大荒经》本皆逸在外”一语，认为是郭璞注文，由此推定篇目。误，此篇目是尤袤或他人所加。考证见下文。

《大荒四经》、《海内经》全是对于远方异族、神怪的叙述，比《山经》更加虚无缥缈，而且与《海外四经》、《海内四经》存在矛盾冲突和重复。若不是魏晋时代过于好博、好奇的风气，很难想象郭璞把它们编入《山海经》。

2. 郭璞注本篇目的争议与考证

由于郭璞时代书籍已经由刘歆时代的竹简改为纸卷，所以郭璞注本不再称篇，改称卷。由刘歆十八篇（《山经》十篇、《海外四经》、《海内四经》各四篇），加上《荒经》以下五篇，扩大为二十三卷。至此，今本《山海经》的内容基本定型，只是今本的分卷方法和卷数尚未固定。

郭璞合编并传注的《山海经》篇目存在的第一个疑难点是二十三卷，还是十八卷，争议甚多。《隋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著录的郭传《山海经》均为二十三卷。但是完整的二十三卷本今已失传，连篇目也未留下。而《旧唐书·经籍志》著录为十八卷、南宋尤袤刻本《山海经传》中郭璞《注〈山海经〉叙》附录的总篇目也为十八卷，与今本同。

今查日本汲古书院编《日本书目大成》所收藤原佐世《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唐贞观年间成书，日本明治年间抄本影印本）第二十一类“土地家”下首列“《山海经》二十一（三、明治时代抄本在“一”字旁加“三、”，当为抄者所加，以纠正其误。小川琢治以二十一卷为是，推测可能是《山经》十三篇加《海外经》以下八篇而成，无据。下文“《山海经赞》”中加“图、”字，亦当为抄者所加，意同。小川琢治云《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中“别揭《赞》二卷，《图》一卷”，不知所据。明治抄本无“图一卷”三字。）卷。郭璞注，见十八卷。《山海经（图、）赞》二卷，郭璞注。《山海经抄》一卷。《山海经略》一卷”。则唐代流传到日本的郭注《山海经》也同时存在二十一（当为“三”）卷本和十八卷本（以下简称日本古本）两种。

那么郭璞注本的原始面貌究竟是二十三卷，还是十八卷？这就成为一个问题。

对于这个二十三卷和十八卷的矛盾，《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郭璞注此书，见于《晋书》本传。隋、唐二志皆云二十三卷，今本乃少五卷，疑后人并其卷帙以就刘秀奏中一十八篇之数，非阙佚也。”袁珂认为，郭璞采用刘歆校定的《山海经》十八篇本加上《大荒四经》、《海内经》成为这二十三卷，即《隋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著录的《山海经》篇目数。而《旧唐书·经籍志》收录的郭璞十八卷本《山海经》，亦即今日所传《山海经》十八卷所本，只是“为了凑合刘秀（歆）一十八篇之数，另行编排之后的面目”袁珂：《〈山海经〉写作时地及篇目考》，《中华文史论丛》1978年第7辑，第169—170页。。此说甚好，但是，纯粹从数字推理，证据尚不足。而且，此说还意味着今本郭璞《注〈山海经〉叙》后附录的十八卷细目也是经过后人修改的，这一点似乎还有疑问。但是，笔者认为它其实是宋人所造，并不能否定袁珂上述推理。待下文详辨。

笔者认为，郭璞注本由于加上了《荒经》以下五篇，故作二十三篇，按照当时书籍形式发生变化，从简册变成卷子，所以把篇改称卷，故作二十三卷。刘宗迪认为郭璞注本没有增加新篇目，纯粹是为了均衡各卷篇幅才改成二十三卷。见其《〈山海经〉古本篇目考》，台湾辅仁大学《先秦两汉学术》2007年第8期，第67页。但是，好古的人们颇不满意它和刘歆所谓十八篇之数的不合，又不明白郭璞增加了五篇，于是只好设法合并篇目，以凑合十八之数。凑合工作在唐代已经开始。《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同时著录二十三卷和十八卷两种郭注本。其后，五代后晋刘煦《旧唐书》也著录郭注十八卷《山海经》。宋代《崇文总目》（1041）著录本为“郭璞注十八卷”。北宋欧阳修主编的《新唐书》仍旧著录二十三卷本。但是，欧阳修参与修撰的《崇文总目》著录的是郭注十八卷本。表明当时两种本子同时存在。但是，宋代三修道藏，其中至少两次皆收《山海经》，均为十八卷，只是分卷方法稍异。于是，在道藏本影响下，十八卷本逐步取代二十三卷本。

其实，宋道藏本《山海经》与今本十八卷本虽然卷数相同，但是具体的分卷方法完全不同。宋代有两种道藏本郭璞注《山海经》十八卷。其一，按照薛季宣《浪语集》所说，其中《五山经》十卷，《海外经》六卷，《海内经》、《大荒经》各一卷。其二，按照尤袤跋语所说，是《南山》、《东山经》各为一卷。《西山》、《北山》各分为上下两卷。《中山》为上中下三卷，别以《中山东、北》为一卷。《海外南》、《海外东、北》、《海内西、南》、《海内东、北》、《大荒东、南》、《大荒西》、《大荒北》、《海内经》总为十八卷。均与今本郭璞注十八卷的分卷方法不同。这是郭璞注《山海经》原始篇目研究的第二个疑难点。但是论者不多，可能是相关材料有些冷僻造成的。

笔者认为：宋代两种道藏本分《五山经》为十卷，符合刘歆当年校定的十八篇本中《山经》的数目（另有《海外四经》、《海内四经》等八篇）。但是它们的《海经》、《荒经》部分分卷方法混乱，而且每卷分量畸重畸轻，十分不合理。这表明，这些佚名的编辑者是为了凑合刘歆《上〈山海经〉表》所谓的十八篇总数而另行编排的篇目。参见前文讨论刘歆定本篇目部分，此处不赘。

其中尤袤所见道藏本实际上保留了二十三卷本的残迹，也就是说，它的分篇方法相当于二十三卷本。即《南山》、《东山经》各为一卷。《西山》、《北山》各分为上下两卷。《中山》为上、中、下三卷。《中山东》、《中山北》各为一卷（具体所指尚不明）。《海外南》、《海外东》、《海外北》、《海内西》、《海内南》、《海内东》、《海内北》、《大荒东》、《大荒南》、《大荒西》、《大荒北》、《海内经》。

南宋《中兴书目》（1178年完成）著录的都是政府藏书，其卷三“地理类”云：“《山海经》十八卷：晋郭璞传，凡二十三篇，每卷有赞。”见《宋元明清书目题跋丛刊》第一册，中华书局，2006年，第410页。这个秘阁本表面分十八卷，实际却是二十三篇的本子，和日本古本、尤袤所见道藏本十分相似。尤袤《遂初堂书目》著录两种本子，其中“秘阁本《山海经》”当是此书，而“池州本《山海经》”是他自刻。

笔者在《四库提要》和袁珂关于郭璞注本原为二十三卷的意见基础上，以为这种十八卷而内含二十三篇的本子正好反映了从实际的二十三卷本向十八卷本过渡的情况。

南宋初年，郭璞的二十三卷注本和无名的十八卷本仍然同时流传。郑樵（1104—1162）《通志·艺文略》“方物类”著录“《山海经》二十三卷，郭璞撰。《山海经》十八卷。《山海经图赞》二卷，郭璞注。《山海经音》二卷”。

由于宋道藏本的编排过于不合理，其后又有人合并《山经》十卷为五卷，重新编排出了今本十八卷的模样。这就是尤袤《山海经传》跋和王应麟《〈艺文志〉考证》和《小学绀珠》卷四所提到的所谓“刘歆所定本十八篇”。这种“十八篇”本分篇法和今十八卷本全同，所以它和刘歆十八篇本完全不是一回事。过去也一直未见。其出现时间大致在北宋中期以后，即人们经过多次重新编排郭注二十三卷为十八卷的试验之后。最迟是南宋尤袤刻书之时。笔者推测，可能是尤袤所根据之所谓“刘歆所定本”的作者，或者就是尤袤本人编定的。这样，前文留下的关于今本郭璞《注〈山海经〉叙》后附录的十八卷总目的疑问就解决了。它不是郭璞所作，不能作为郭璞注原作十八卷的证据。

今故宫博物院存元代曹善抄本《山海经》四册十八卷，可能抄自宋本。清乾隆年间所修《石渠宝笈》卷十有著录。周士琦以其第一册（《南山经》、《西山经》和《北山经》）影本比对郝懿行本，发现有五类证据显示此抄本优于明清各本。并因宋刻本与明本差异甚少而判定：“曹善这个手抄本决不是从宋刻本出，其所据祖本当为时代更早的写本。”周士琦：《论元代曹善手抄本〈山海经〉》，《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第一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笔者只读过《故宫周刊》发表的曹善抄本前三卷的照片，未见全书。根据张宗祥《足本山海经图赞》所引其卷次目录，笔者以为，此抄本十八卷分卷方法与今本全同，其祖本必是与尤袤所见“刘歆所定本”类似，其时代应该相互接近。至于其文字优于尤袤本，或许是尤氏刻本失于校刻不精所致。至于其有无《山海经目总十八卷》，待查。

明清时代《山海经》诸本中附录的《山海经目录总十八卷》，实际首见于尤袤刻本，标题原作《山海经目总十八卷》。尤袤刻本、明道藏本、明成化庚寅刻本、清毕沅本、郝懿行本每卷下还有对于经文和注文数字的详细统计。如《山海经目总十八卷》下有“本三万九百十九字，注二万三百五十根据道藏本。尤袤刻本为“注二万三百十字”，与总字数不合，误。字，总五万一千二百六十九字”。各卷皆有经文和注文总字数。如《南山经第一》下有“本三千五百四十七字，注二千一百七字”。《海内经第十八》下有“本一千一百十一字。此《海内经》及《大荒经》皆逸在外”等等。毕沅《山海经新校正》指出“总十八卷”下之注，“《玉海》有”。郝懿行《山海经笺疏》在此总目录下加注，云：“此《玉海》所校也……。”均误。尤袤在南宋初，王应麟是南宋末年人，后入元。笔者认为整个总目录是尤袤或尤袤所根据的所谓“刘歆所定本”作者所造，王应麟《玉海》只是转引尤袤刻本。《玉海》卷十五陈述十八卷本时引述了尤袤刻本中关于经文总字数和注文总字数的统计可以为证。这个详细统计数字包括了注文字数，当然不可能是郭璞自加，而是尤袤等人仿照班固《艺文志》著录本《中山经》末尾之“右《五藏山经》五篇，大凡一万五千五百三字”《中山经》末尾这段话，小川琢治认为是汉代以前古本所有，见《先秦经籍考》，第8页。袁珂认为或者是古本所有，或者是刘歆所加，见《中华文史论丛》第7辑，第163页。笔者根据其言《山经》为“五篇”，不符合刘歆本《山经》十篇，故推定当是班固著录本所加。之例而加，以取信于人。加《总目》的客观益处是便于后人掌握经文遗失情况。笔者比较了尤袤本和郝懿行本统计数字之差别，发现郝本前四《山经》比尤袤本少4975字，其中《南山经》少1686字。而《中山经》多3698字。由于郝本《中次八经》景山、荆山等多在湖北，《中次九经》岷山等皆四川之山，《中次十二经》洞庭山等皆在湖南、江西，与中山之名不符。怀疑以上郝本中的这三次《山经》皆来自尤袤本的《南山经》。袁珂从古本《中山经》后面的字数比郝懿行本字数增加数千字认定是郭璞以后所增，并进而推论《中山经》记录洛阳特详也是东汉以后历代以洛阳为都时代学者所加，见《中华文史论丛》第7辑，第163—164页。待另文分析。另外，他们还加“此《海内经》及《大荒经》皆逸在外”十二字，是为了解决刘歆《上〈山海经〉表》中十八篇与《艺文志》著录十三篇之间的矛盾。这个“逸在外”的意思并不是指刘歆把那五篇“逸在外”，而是指班固著录十三篇本《山海经》时把它们“逸在外”了。这样，就清楚地知道，毕沅把它理解为郭璞注文意指刘向未收《荒经》以下五篇，而刘歆重校“进在外”是错误的。其一误在于判定是郭璞注文，二误在于判定此文意指刘向。而现代学者认为它是郭璞注文意指刘歆未收《荒经》以下五篇而“逸在外”也不正确。其一误在于判定是郭璞注文，二误在于判定此文意指刘歆。后代一些本子也有不收该《总目》的，如清吴任臣《山海经广注》、汪绂《山海经存》。这表明有些注家并不认为该《总目》为郭璞所作。

尽管此十八卷本不符合郭璞注本原貌，也和过去的各种十八卷郭注本不同。但是由于它解决了长期困扰的与刘歆十八篇本数目不同的问题，分卷方法简洁明了，而且有经文、注文总字数的详细统计此种加统计数字的方法，广为后人所用。郝懿行有另外的统计。毕沅《山海经新校正》注解此《总目录》时云：“此目录下注字，今本所无。总十八卷注字，《玉海》有。已下注字，明藏经本有。”郝懿行《山海经笺疏》、袁珂《山海经校注》都收录此《总目录》。明道藏本引尤袤本《海外南经》“注六百二十二字”误“三”为“二”，毕本沿袭其误，是袭用道藏本。毕本引道藏本《大荒北经》“本一千五百六字”误“百”为“十”，郝本沿袭其误，当是袭用毕本。，更容易取信于人，因而被广泛接受。尤袤等人达到了成为新“定本”的目的。此后，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所著录均为十八卷本。

而王应麟在《玉海》卷十五引《中兴书目》著录的中秘本“《山海经》十八卷，晋郭璞注，凡二十三篇”一段话之后，却引用尤袤刻本对全新的十八卷总字数统计，大误，他混淆了这两种十八卷本。但王氏在其他著作，如《〈艺文志〉考证》和《小学绀珠》中都不提此十八卷二十三篇本，转而援用尤袤刻本所据的所谓“刘歆定本十八篇”。其中最能反映从二十三卷本向今日十八卷本过渡的过程。从此以后，尤袤所刻之十八卷本定于一尊，并一直流传至今。

相信《旧唐书·经籍志》和今本《山海经》中附录在郭璞《注〈山海经〉叙》之后的总篇目的学者则认为郭注《山海经》本来为十八卷，但是无法解答唐代以来多处关于郭注“二十三卷”的记载。清周中孚《郑堂读书记·山海经》把隋、唐二志所著录的《图赞》二卷、《音》二卷加上郭璞《注》得二十二卷，仿毕沅之例，怀疑“二十三”为“二十二”之误。侯忠义：《中国文言小说参考资料》，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56—57页。周氏实是大误。

看来，郭璞没有吸取刘歆《上〈山海经〉表》未写明各篇篇名造成后世混淆的教训。他的注本篇次屡次遭人篡改。更有甚者，今本《山海经·海内东经》自“岷三江首”以下还窜入了《水经》内容。毕沅《山海经新校正》在《海内东经》结尾云：“右自‘岷三江首’以下，疑《水经》也。《隋书·经籍志》云：‘《水经》二卷，郭璞注。’《旧唐书·经籍志》云：‘《水经》二卷，郭璞撰。’此《水经》，隋、唐二志皆次在《山海经》后，又是郭注，当即此也。”郭璞注，毕沅校：《山海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影印，第103页。

书的命运在流传过程中是作者无法控制的。

回顾关于郭璞注本原始篇目的学术争论，以往人们往往只在隋、唐二志和所谓《山海经目录总十八卷》（即今本十八卷的来源）之间选择判断，少有全面考察唐宋以来郭注本篇目的整个发展历程。这就难免有片面之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