郦道元(?—527)从事《水经》注释，基本属于纯粹的地理学。所以，他在论及《山海经》时常常有客观之论。作为第一位主要从地理学角度研究《山海经》的学者，郦道元对于确定《山海经》地理学价值的贡献是巨大的。一、 郦道元对《山海经》地理研究的贡献

后世人普遍怀疑《山海经》的地理描写，作为地理学家的郦道元在其名著《水经注》里将《山海经》中的山水一一落实，这是一件意义重大的事。

首先，郦道元解释了《山海经》中地理记录不准确的原因：

《穆天子》、《竹书》及《山海经》，皆埋蕴既久，编韦稀绝，书册落次，难以辑缀；后人假合，多差远意。至欲访地脉川，不与《经》（指《水经》）符，验程准途，故自无会。

他把今本《山海经》的错误归罪于流传过程造成的散乱，是有一定道理的。今本《山海经》的确存在不少明显的乱简与佚失情形。郦道元的说法可以部分地打消世人对《山海经》中地理方位错误的指责。后世学者引用此言为《山海经》辩护者甚多。

其次，郦道元在《水经注》中直接称引《山海经》在一百一十次以上。一般情况下都是把《山海经》所言山川地理加以肯定，使之落实在现实之中。例如，在谈到安邑（在今山西运城）盐池时，郦道元引证多种书籍，云：“今池水东西七十里，南北十七里，紫色澄渟，潭而不流。水出石盐，自然印成。朝取夕复，终无减损。……《山海经》谓之盐贩之泽也。”陈桥驿：《水经注校释》，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08页。他用充分的事实肯定了郭璞当年对于盐贩之泽的注解。《山海经》有三条洛水，一入江，在四川；一入渭水，即所谓北洛水，在陕西；一入黄河，在河南洛阳。《中次九经》洛水源于女几之山，入江。《水经》云：“洛水从三危山……东南注之（指江水）。”郦道元注云：“《山海经》不言洛水所导，《经》曰出三危山，所未详。”同上书，第581页。这是错误的，大约他遗漏了《中次九经》的话。《西次四经》有“白于之山……洛水出于其阳，而东流入渭”。《水经注》“渭水东过华阴县北”以下郦注云：“洛水入焉。”正是指北洛水。但是，今本《水经注》遗失了《北洛水》部分，郦道元应该引述了《山海经》经文。同上书，第351页。赵一清《水经注释》卷十六从多种古籍中辑录《水经注》关于（北）洛水的记述。《中次四经》有“NFDC9举之山，洛水出焉。”《海内东经》有“洛水出（上）洛山，东北注于河。”《水经注》均以为是洛阳之洛水同上书，第266—267页，十分正确。当然，郦道元对《山海经》地理的注释成就和《水经》本身与《山海经》的一致也有关系。

在昆仑山的注解中最能显示郦道元的成绩和局限。南北朝时代，佛学已经普及全国。时人的地理视野进一步扩大到南亚次大陆。于是，出现了一些佛学著作以印度神山附会昆仑山或以昆仑山为恒水（即恒河）之发源地的说法。释氏《西域记》云：“阿耨达太山，其上有大渊水，宫殿楼观甚大焉。山，即昆仑山也。《穆天子传》曰：‘天子升于昆仑，观黄帝之宫，而封封隆之葬。’……黄帝宫，即阿耨达宫也。”同上书，第3页。释氏把印度阿耨达山附会为昆仑山。康泰《扶南传》也把昆仑山当做阿耨达山，并说：“恒水之源，乃极西北，出昆仑山中，有五大源，诸水分流，皆由此五大源。”同上书，第4页。康泰把印度神圣之水——恒河的发源地附会为昆仑山。对于这些说法，郦道元根据古经所述方位进行了批驳：“余考释氏之言，未为佳证。……释氏不复根其众归之鸿致，陈其细趣，以辨其非，非所安也。”陈桥驿：《水经注校释》，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0页。以下又引《山海经》和《淮南子》中关于昆仑山及其诸水的描写，总结道：“阿耨达六水，葱岭、于阗二水（指昆仑水系与阿耨达水系）之限，与经史诸书，全相乖异。”同上。则昆仑与阿耨达两不相干，明矣。这或许应该使当代那些把昆仑山等同于阿耨达山的学者清醒。

由于郦道元的努力，我们可以对《山海经》所述地理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不至于因为无从了解其地理方位而误以为全是虚构。这对于我们把握《山海经》的真实性质是有巨大帮助的。后代研究《山海经》地理的学者无不以郦道元《水经注》作为基础，如吴任臣、毕沅、吴承志等。对于郦道元在《山海经》地理学研究中的贡献，毕沅赞赏有加：

《山海经》作于禹益，述于周秦。其学行于汉，明于晋，而知之者，魏郦道元也。

郦道元作《水经注》，乃以经传所纪、方土旧称，考验此经（指《山海经》）山川名号。按其涂（途）数，十得者六。始知经云东西道里，信而有征。虽今古世殊，未尝大异。后之撰述地里者多从之。沅是以谓其功百倍于（郭）璞也。郭璞注，毕沅校：《山海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影印，第1、2页。二、 《山海经》地理学研究的困境

尽管郦道元的努力证实了《山海经》的地理学价值。但是，《山海经》毕竟不全是准确的地理考察记录，其中一部分完全是想象或传说之辞。郦道元企图把其中所有地名均一一落实，遇到了巨大困难。《水经注》云：

（盐）水出东南薄山，西北流径巫咸山北。《地理志》云：“山在安邑县（在今山西运城）南。”《海外西经》云：“巫咸国在女丑北，右手操青蛇，左手操赤蛇，在登葆山，群巫所从上下也。”《大荒西经》云：“有灵山。巫咸、巫即、巫昐（或作盼、朌）、巫彭、巫姑、巫真、巫礼、巫抵、巫谢、巫罗十巫从此升降，百药爰在。”郭注云：“群巫上下此山采之也。”盖神巫所游，故山得其名矣。谷口岭上，有巫咸祠。陈桥驿：《水经注校释》，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08页。

这里显然把神话中的《海外西经》巫咸国登葆山和《大荒西经》灵山都落实为山西运城的巫咸山。其根据主要是三者方位均在西部，而此地山名、祠名均为巫咸。可是，三者地名差异巨大，未见任何沿革说明。巫咸国是神话国度，并不专属于某一个固定之地。《太平御览》卷七九○引《外国图》云：“昔殷帝大戊使巫咸祷于山河，巫咸居于此，是为巫咸民，去南海万千里。”这个神话与《山海经》中巫咸国是相近的，可是方位大不同。郦道元想把它们落实为运城一地，至多只是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可能性结论。而事实上，古代关于巫咸的故事很多，神农、黄帝、尧、殷帝大戊、殷中宗之时都有巫咸参见袁珂《山海经校注》，第263—264页。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五讨论各种巫咸故事之后云：“……知古贤之名为后人所假托者多矣。”见《日知录集释》，岳麓书社，1994年，第873—874页。，巫咸山得名于其中哪一位？《山海经》中巫咸又是哪一位？从神话学来讲，巫咸是神话人物，任何时代都可以有。如果想把它落实为一人一地，必然遇到无所适从的困境。不过，郦道元可能也认识到这一点，他在《伊水注》中云：

（禅渚）水上承陆浑县东禅渚，渚在原上，陂方十里，佳饶鱼苇，即《山海经》所谓“南望禅（尤袤本作‘NFDC4’）渚，禹父之所化。”郭景纯注云：“禅，一音暖（尤袤本作‘填’）。鲧化羽渊而复在此。然已变怪，亦无往而不化矣。”世谓此泽为慎望陂，陂水南流注于涓水。陈桥驿：《水经注校释》，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76页。

文中所引郭璞注可以看出鲧化禅渚和鲧化羽渊两则神话异文得到了一种解说，但这是神仙学的解释——鲧因为有神通而产生多种结局。

对于各种古籍关于昆仑山的彼此矛盾的说法，郦道元也感到难以调和。如《十洲记》说昆仑在西海之戍地，北海之亥地，去岸十三万里；《水经》云“昆仑墟在西北，去嵩高五万里”；《神异经》又云昆仑有铜柱，即所谓“天柱”云云，郦道元曰：“幽致冲妙，难本以情。万象遐渊，思绝根寻。自不登两龙于云辙，骋八骏于龟途，等轩辕之访百灵，方大禹之集会计，儒、墨之说，孰使辨哉？”这反映出地理学家企图把神话之山落实为现实山峰的努力遭遇到无法摆脱的巨大困境。

由于时代局限和个人疏忽，郦道元在注解《山海经》地理时也有失误。这和他过于看重地名相同而忽略其他因素有关，也和他主要从事《水经》注释，未对《山海经》进行全面系统的考察有关。详见本书第七章关于毕沅《山海经新校正》的评论。像《水经注》这样的皇皇巨著出现一些小错误，是可以理解的，瑕不掩瑜。

从方法论上总结郦道元对《山海经》的研究，笔者认为，单纯的地理学研究必须和神话学研究结合才能全面准确地理解《山海经》。地理学研究和神话学研究是《山海经》学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离开神话学而单纯从事地理学研究，就会面对郦道元曾经经历过的地理学困境；而离开了地理学而单纯从事神话学研究，就会出现象茅盾、郑德坤那样完全否定《山海经》的地理志属性的错误。现代学者往往如袁珂，忽略地理而专在神话学方面下功夫，也是容易出错的。由于现代学术分工的日益深入，地理学与神话学分属于自然科学和人文学，学者知识范围大都限于一隅，所以更应该警惕这方面的历史经验教训。

综观魏晋南北朝时代的《山海经》学，虽然有郦道元《水经注》关注了《山海经》的地理学价值，但是从时代总潮流看，当时人们关注的大都是《山海经》中神怪内容。这对于宋代道藏收录《山海经》和《宋史·艺文志》将《山海经》归入五行类，都有着一定的影响。

郭璞之后至唐代贞观年间，又有人作《山海经抄》一卷，《山海经略》一卷根据贞观年间日本人藤原佐世《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记载。，内容不详。从书名估计，也属于抄本或注解之类，待查。

笔者搜集到的唐代《山海经》研究材料稀如星凤，只有杜佑《通典》对于大禹作《山海经》提出怀疑之论，陆淳《春秋集传纂例》引其师啖助的话涉及《山海经》，前文已述，不赘。还有李白、韩愈、白居易等人诗歌引用《山海经》内容。故本文不再详述唐人对于《山海经》的认识。下文直接讨论宋代《山海经》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