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明代中叶以后，王阳明所创立的心学一派逐渐取代程朱理学成为明代思想界的主流。但进入晚明时代，王学内部也几经分化，其中末流唯以袖手空谈心性为尚。在大明王朝国势不振，朝政昏暗的晚明时期，自然引发了士大夫阶层中讲究实际、主张经世致用士人们的强烈不满。

李之藻对于空谈心性的玄虚学风一向不满。他激烈批评好佛者所言“裨海大瀛、三千大千”都是“恣其夸毗，诬惑世愚”，“而质之以眼前日用之事，大抵尽茫如也”。（（明）李之藻：《〈译寰有诠〉序》，徐宗泽编著：《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第199页。）对于那些只知道沉溺于章句之学，却对国计民生毫不关心的儒者，李之藻也持批判态度。他在《同文算指》序言中就严厉指斥了这些所谓的“学者”：

乃自古学既渺，实用莫窥，安定苏湖，犹存告饩，其在于今，士占一经，耻握从衡之蒜。才高七步，不娴律度之宗，无论河渠历象，显忒其方，寻思吏治民生，阴受其敝。吁可慨已。（（明）李之藻：《〈同文算指〉序》，徐宗泽编著：《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第267页。）

愤于晚明玄虚学风的泛滥，李之藻大力倡导种种实用学问。他在《浑盖通宪图说》序言中提出：“儒者实学，亦惟是进修为兢兢。……帝典敬授，实首重焉……吾儒在世善世，所期无负霄壤，则实学更自有在。”（（明）李之藻：《〈浑盖通宪图说〉序》，徐宗泽编著：《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第263、264页。）

对于关心国计民生的李之藻而言，能够“实用”的实学是其迫切向往和急于寻求的，但时学空疏，古学又缥缈不可得。这不能不让李之藻把希望投向刚刚传入的西学身上，而“天学”的务实之风正是李之藻接受西学并对其赞赏有加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李之藻译撰西学书籍时也念念不忘实用之道。他翻译刻印《坤舆万国全图》，是因为舆地之学的巨大实用价值。《经天该》和《浑盖通宪图说》主要涉及天象测验，在儒家正统观念中，“敬授人时”的天学是“尧典之所首载”，更是“国家第一大事”。（（明）李之藻：《请译西洋历法等书疏》，陈子龙编：《明经世文编》第六册卷四八四《李我存集一》；中华书局1962年影印本，第5321页。）而《同文算指》所收录的西洋算法较之中算多有优越之处，它可以“不用算珠，落笔便成”。其“奇零分合，特自玄畅，多昔贤未发之旨：盈缩勾股，开方测圆，旧法最难，新法弥捷”。李之藻正是“喜其便于日用”，遂“退食译之，久而成帙”。他翻译此书的目的，不仅在于便利百姓日常使用，更可改变士林中的虚夸风气，“其道使人心归实，虚骄之气潜消，亦使人跃跃含灵，通变之才渐启”。（（明）李之藻：《〈同文算指〉序》，徐宗泽编著：《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第267页。）

李之藻不仅在著作文章中提倡实学，在生活中更是身体力行，将所习实学知识用于“实用”之实践。

万历三十四年（1606），黄河“决萧县郭暖楼人字口，北支至茶城、镇口”。（（清）张廷玉等：《明史》卷八四《河渠志二》。）正在工部任职的李之藻受命参与治理黄河，撰有《黄河浚塞议》。李之藻对关系国计民生的河工一向关心，对于黄河治理也早有所筹划。在接受任命后，他向朝廷上《黄河浚塞议》，提出了一整套治理黄河淤积和决口问题的方案。

李之藻在奏议中首先分析黄河决口改道的原因：

世皆以防河譬防虏，是殆未然。虏叵测而水可测，行险而不失其信者，水也。信恶在，在于就下。就下者，性也；涨涸者，时也。顺其性，乘其时；涨有涨用，涸有涸用；不得而违，不得而失，不得而胶，是之谓以水治水。其事半，其功倍。非惟无害，又可以兴利。古黄河由大而东，北播九河，逆而入海。初未尝道汴夺泗注淮，如今日之河也。其所以道汴夺泗注淮而南，非神工，非人力。河由大东北行历千有余年，有时淤，有时决，屡决屡淤。淤于下，大抵决于上。其道屡变，小变者不可胜计。而其渐东渐南，以致今日之河。则变迁之大者也。然而就下之性，固无改也。当其行正河，正河下也。当其旁决，正河淤高，旁决之地反下也。其决而复塞，淤而复通。（（明）李之藻：《黄河浚塞议》，（明）陈子龙等编：《明经世文编》第六册卷四八四《李我存集二》；中华书局1962年影印本，第5331—5332页。）

水往低处流，黄河由西往东，奔流入海，本是常态，之所以会向南改道夺其他河的河道入海，跟原来河道的淤积有很大关系。原河道淤积，黄河就不能不夺附近的其他河道入海，造成决口。淤积的河道重新畅通，则黄河自可以沿正常的河道入海。千余年来，黄河“决而复塞。淤而复通”都缘于此。

既然知道造成决口的根由所在，治理河道自然需要对症下药，大禹治水，重在顺其自然，疏导河流后听其自淤自并：

捐金钱，勤丁壮；治得其道，亦获数年数十年之安。瓠子以后，诸大役是也。禹疏九河，其道不然；不与水争地，不以力强水。陂泽荡川，率因其势，河之来也。夹杂淤沙，奔腾千里。大抵行建瓴之势则驶，行平漫之地则缓。驶则深刷，缓则沙淤。大以下，地渐平漫，无复建瓴。禹因其势，疏而九之。禹非不知水合则驶，而分则缓，其势之必至于淤；而姑且徐观其势以听其自淤，旋亦听其自并。其并者，汹涌奋迅以入海；而其淤者，宜黍宜粟以为民利。故冀土则壤上上。而所谓九河，久之亦渐归于湮灭。今平原渤海之境，往往有九河故迹存焉。而儒者以为没于碣石之海，则暗于地员者之说也。（（明）李之藻：《黄河浚塞议》，（明）陈子龙等编：《明经世文编》第六册卷四八四《李我存集二》；中华书局1962年影印本，第5332页。）

大禹之后河患日重，宋时黄河夺淮，山东、江苏、安徽均成为重灾区，而徐彭之地因河床日高，更深受水患之苦。而加固河堤、辟渠清淤只是治标之法，不足以根绝河患：

禹迹既邈，殷都屡迁；汉唐决塞时勤，无改北流之旧。至宋而渐决于东，东多山麓，势不能泻而成川；已而渐南以合淮泗，以河之浊，投泗之清，固宜不旋踵而壅且溃。所赖上激于三门，中激于吕梁，下激于淮安满浦之石锯牙。往往行数百里，辄一激之使怒，俾其翻腾跳跃以入于海。而水由地中，彭城上下，皆幸而无泛滥之患，盖地设之巧与人工之补救参焉。其渐而泛滥也，河身高也；其河身之高也，水流漫也。其水流之漫也，由徐吕二洪之凿无复冲激之力也。不激则淤，淤则高，岁淤岁高。远者毋论，即回视二十年前，相去殆以仞计。邳山一带大抵深谷为陵。挑浚固难措手，堤防力亦有穷。徒以水啮彭城，数万之生命系焉，不容不竭力加堤。今堤高已与城等，而水涨几与堤平矣。当伏秋时，即使多方防护，保无蚁冗，然而城中井水自溢，沉灶产蛙，人各求生，盗决不免。三山塞，塔山决；塔山塞，狼矢决。扫湾冲迅，形便势趋，人力又从而加功焉。一番旁决，一番淤高。而说者曰：“吾姑以人力塞之，俾就故道，行且自冲自深，不挑浚而河流顺轨也。”不知数十年以前，水由地中。偶尔一决，未甚高垫，此法尚或可用。今兹又经几决，淤土又高几尺矣。驱搏跃之水，冲二百里淤垫之河；沙壅而水力不厚，岂惟河不可成行；且更益之疾，谈何容易。诚欲塞狼矢之决，必须挑徐邳之淤。调夫数万，捐金数十万。二百四十余里间，淤者辟，浅者浚，扫湾者取直。荡然先具一受水之渠，而后可以引之，使必趋，而后可以塞之，使不决。劳费不惜，惟断乃成。然而一劳永逸，尚未可以若是几也。人力所辟，与河流自冲自刷者，终是不同。寻丈浅淤，全功尽坏。（（明）李之藻：《黄河浚塞议》，（明）陈子龙等编：《明经世文编》第六册卷四八四《李我存集二》；中华书局1962年影印本，第5332—5333页。）

在李之藻看来，解决徐彭水患的关键在于新开河道：

幸而成河。徐邳二百四十里内，其自狼矢三山塔山而外，险要之处，徐州尚有房村牛市口梨林铺李家井栲栳湾，灵璧有双沟曲头集，睢宁有马家浅王家口辛安，邳州有羊山匙头湾张林铺沙坊。处处扫湾，时时防守。此不决而彼□筑塞之劳，亦何年得了乎。且又安保徐城之必能无恙也？且夫治河以为漕也，今狼矢之决，有梗于槽。吾不得不塞此，而后朝食。今董家沟之粮道自若也，则是决无害于漕也。今害于漕而其势则舍高而趋卑，灌蛤连汪周柳黄墩落马诸湖。此皆苍莽陂泽不争之地，幸无城郭田庐，为民灾害。而又南北皆有山坡，曼衍相属，可省防守之劳。此地若幸成河，天假数年之逸。所惧北湮河，及南注直河口，水高运阻，咽喉不无梗塞。然而水势不来则已，来必冲深，冲深必平畅。去岁渠流峻狭，漕挽宜艰。今春三股通流，董沟更为深广。平湖直泻，扬帆径上，而漕资焉。漕通一年，一年之利。亦讵非行河者一年之功乎？若虑北湮河，则河地形原高。黄河涨时，山东诸水亦涨，先后不争旬日。两势相抵，纵此能淤，彼亦能荡。虑在沂薛诸水自夹沙土，荡而来不虑黄河为之梗也。（（明）李之藻：《黄河浚塞议》，（明）陈子龙等编：《明经世文编》第六册卷四八四《李我存集二》；中华书局1962年影印本，第5333页。）

新开河道不仅可以解除黄河水患，还可以疏通漕运，可谓一举两得。为了打消朝廷对新开河道耗费太大的顾虑，李之藻还运用其算术所长，详细计算了新开河道所需的费用和它带来的收益：

所可议者前此估工俭啬。两岸庳薄，纤挽有路，捍御无力。若如高宝湖堤，大发金钱，增筑高厚，自是百年永赖。非特捍黄，亦捍诸河。而今固未暇及此耳。数年以来，黄河屡决屡塞。办运椿草，派夫派船。淮徐之间，民力竭矣。官法弛废，奸宄横行。塞决工小，征发尚尔愆期；挑河工大，支费□将何措。河工帑贮，按簿则有，稽实则无。逋欠侵挪，往往而是。辽阳失事，借镪者尚耽耽有欲炙之色。何处从衿肘交困时索多金以供此大役耶。然则塞决固当缓图，挑河亦难骤举。若果大挑黄河，亦当且留狼矢一口以通水道，然后人可施工。不挑先塞，川壅而溃，殆于不可。或曰：“狼矢之决屡矣，往皆随决随塞。今云勿塞，安有身任河防而坐视其横决不治者。”曰：“此有两说。往年运道必经徐吕二洪，狼矢不塞，即无运道。今重粮之行河十五年矣，不经徐吕，无事挽回旧河，是不必塞。往年河身未高，今数十年来，又经几决，河身日高。然而狼矢沟之洼下如故也。舍卑趋高，虽神禹复生，知亦不易。必是大挑，是不可塞。吾非能保河山狼矢汛入诸湖，遂以成河永无淤徙之日也。河势虽下，湖形空广。河广流缓，究竟亦淤。然而非十年不变，近亦可四五年。今吾且捐诸湖以与河，譬犹捐金帑以市虏。市虏者乘余闲以修内治，捐河者乘暇日以治旧河。旧河二百四十里，大挑不能。且挑龙沟一路，见役徭夫若干，即无分派防守之事。

即当驱集挑河，无容坐食。大约河广二十丈，深二丈。上广下缩，相准每丈一百六十方。舁土登岸每方用夫四工，水眼泥泞倍之。旧河无凿石开生之费，夫数可以屈指。每夫自水寒溽暑而外，岁可役三百日。每里一百八十丈，里数夫数相参宽为之程。五万人再岁之力，绰可集事。见夫不足，跨募充之。不则再迟一岁，河流不变。觉有余日，又可渐浚展宽。但得督工府佐家事视国，终事如始。不卖闲，不虚报。而司道以时觉察之，实夫实工。平以勾股，筹以方程。日计不足，岁计有余。有司免调发之烦，帑藏鲜冒破之费。可以大宽民力，而运事又无所妨。吾所虞者，成功不责于俄顷，则接管不止于一人。心之不同，计将中变。此则议定请旨，要以必成，权不旁挠，官必久任。天下岂有不可成之事哉！河成余力，只宜展阔加深，不宜轻易放水。水由诸湖，若果安澜无恙，奚必勒归旧河。若其积淤变更，别有溃决之兆。吾以所复旧河，虚腹待之，听自乘涨冲豁。既无别路可趋，不还故道其将安往？此亦复旧河之说也。而事之难易，力之劳逸，费之多寡，则差数相去远矣。近见狼矢塞决先挑正河小渠，塞既不成，渠亦旋壅。鄙意直谓当于正河上口高筑沙坝，下口亦然。将挑先坝，此不待言。而沙坝取其易溃。水势无常，□筹豫定。未溃则人力挑渠，一溃则水到成渠。挑浚有绪，则听其溃入。头绪尚早，则防使毋入。大抵湖不尽淤，水不骤改。一旦湖淤水改，而吾有以待之。待其自来，胜于强之使来。人之力一，水之力千。

以水治水，虽是老生常谈，然而此外必无奇也。旧河复，诸湖淤。二百四十里之污潦尽化腴田。以益徐邳穷民，民必富。以增徐邳粮额，粮必盈。每见濒河田土，河淤水退，其收数倍。所谓因败为功，转害为利，此又治河以外之余筹。不淤既幸有河，肯淤又幸有田。亟望湖淤，恐不骤得。河复其故，粮增其新。此时诸湖既已淤高，黄河不复决入。赤兰樊口诸处，俱省修防。一股单行，并力冲刷，河身必深。河患渐少，谨守南岸。如三山双沟归仁一带，以护陵寝，而黄河无复事矣。后来变态，或未可知。要千百年之安，必可保任。此之不为，而人与水争力，河与城争地。明塞暗决，此塞彼决。以有限之钱，填无穷之壑，期欲速之效，图不就之功。民穷财尽，大役更兴，天下事有不可知者。从来悍民首难多在徐淮，此不可不深长思也。”或曰：“朱旺口不塞，杨大司空执其咎。今又置狼矢于度外奈何。”曰：“朱旺不塞，不为失计。于祖陵初无涉也。”自淤自塞，究竟未尝以人力胜之。司空裁抑诸，乘机谗构，此不足鉴。当时河出朱旺口，彭城水患，却幸差缓。惟是河未凿，而重运之灌输，无他虞矣。曩日者因弃河，河不治。不治乃决，则祟在。

今日者有济运，运不误。不误则听其自决，吾可徐为之治，则利亦在。利与害固相乘相准矣。准利害之重轻，乘涨涸之消息，而人事须急辏之。机会自来，取舍勿谬。宁巧而迟，毋宁拙而速。河成而财不甚费。河顺其性，民亦安其生。眼前论功，虽无可纪；实心为国，得筹滋多。朱旺口决时，大浸延于三省。诸司会议，各欲保其境土，庇其人民。聚讼纷纭，疏塞迄无成议。今徐邳一家也，挹此注彼；水利水害，楚失楚得。从长定计，一独断而可成。其事易于往年，可以决排惟意。大省水衡钱钜万计，而直为此岌岌也。（（明）李之藻：《黄河浚塞议》，（明）陈子龙等编：《明经世文编》第六册卷四八四《李我存集二》；中华书局1962年影印本，第5333—5335页。）

根据李之藻的详细计算，新开河道较之以往的治水方式节省费用以“钜万计”，自是治河之上上策。

李之藻的奏疏上呈后，朝廷对于他的详细治理方案颇为欣赏，于是派他“赴山东治河”。李之藻在“张秋浚泉百余，复南旺湖；开济南月河，浚彭室口；起泾河、黄浦二闸，以救淮城”（康熙《仁和县志》卷一七《治行》。）。在他这一整套治理方案实施之后，当地的水患有了很大的缓解，李之藻也从中积累了治水的经验。

在治理河道告一段落后，李之藻回到京中，仍任职于工部。当时朝廷上有铸钱之议，对于民间货币流通情况颇为了解的李之藻大不以为然，于是向明神宗进呈《铸钱议》，反对朝廷官员增铸铜钱的打算。

李之藻在奏疏开头就不客气地指出，铸钱之议是“利之所在，人必趋之”。“自古支告悬罄，而铸钱议起。钱之利弘矣，不增赋，不剥商。人主者手阴阳之冶，而官天地之垆。朝下令以铸，而夕用富焉。第令多铸而可必其行，则一冶之铸，真可当数州之征。鼓橐之夫，倍贤于矿税之使。计臣熟计而慨于中，于是乎议给商，于是乎议饷军，于是乎议开诸道之垆，于是乎议通输纳之路。津津乎鞭指而泉流，日可见之行也者。”（（明）李之藻：《铸钱议》，（明）陈子龙等编：《明经世文编》第六册卷四八四《李我存集二》；中华书局1962年影印本，第5330页。）

但多铸铜钱自然会引起许多的弊端，李之藻在奏疏中一一列举：

虽然多铸易也。多铸而阂且奈何，多铸而官私混且奈何，多铸而利不偿费且奈何。夫壅滞之禁，何啻三令而五申，然而行钱之地有限也。毋论远者，即都门之外，不尽以制钱行矣。今令之征纳粮税，则银钱兼收。市井贸易，则新旧互用。亦可为委曲以调之，而非其要也。钱法之，自不肯多蓄始耳。钱者年号以为政者也，年号之不能后天地而老也亦明矣。今试以问嘉靖之钱，视万历之钱价奚若。而富者肯蓄多藏厚收以自为困乎？积金以券人，逾日而息增。蓄钱以实藏，阅岁而必贱。彼日惴惴焉更铸之是患，惟恐钱之不化而为镪。而何以行之？说者曰：为大明通宝可也，而非臣下敢言也。无巳则明下新旧兼铸之令，而示以旧者之必复行也而可乎。民可使由，不可使知。母太低昂其价，而多寡布之。新者十六，旧者十四，是或一说也。然而盗铸不易防也。宝源之铸式一孔耳，他有赝者，人故得物色之。诸道之垆开，而数十其孔式一。而铜不尽一焉，铜一而火色又不尽一焉。金有白非银也，银有黄非金也。有识之者矣，而不识者多也。石火之所熔，必异于木火。

榆柳之所熔，必异于槐檀。有别之者矣，而不别者多也。何也，所争者微也。出孔多而作奸犯科之民，翳莽于深林，而鼓舫于大泽。行邓氏之钱而人莫能诘也。诘之则驾言于他省耳，是上与下共擅此也。而矧夫盗铸者贱售，官铸者不贱售。其究也盗铸者必行，官铸者必不行。不行则势不得不随之俱贱，俱贱而所得者不酬其所费，则又可虑矣。银为母，钱为子，曩民间银一两值钱四百有奇。自水衡之钱日散于工匠。榷税之钱日溢于都市。而钱忽贱，溢其值于五百之外，是多者必贱之征也。又况夫明益之以官铸，而暗耗之以私铸，驱而内之使贱。而尚云不惜工，不靳费，犹可行之而必有利乎？五行之理，金无余气。鼓铸虽广，铜不加多。数月之间，铜将踊贵。以贵铜而铸贱钱，固可立而待。即今宝源所铸，赢利不过什三。谅为他省，亦复如是。若使铜价稍增，钱价稍减。即工本不复相当。况乃广铸则增官，增官则增吏增匠。官有禄，吏有廪，匠有饩。不待鹅眼榆荚，而衿肘困见矣。（（明）李之藻：《铸钱议》，（明）陈子龙等编：《明经世文编》第六册卷四八四《李我存集二》；中华书局1962年影印本，第5330—5331页。）

多铸铜钱导致各种通宝在货币流通市场流通，根据格列善法则（格列善法则即劣币驱逐良币，这一法则理论上的归纳虽然较晚，但这种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在古代货币流通市场上早已存在。中国古代学者也早已理解这一情况，只是还无法从理论上加以分析说明。），劣币肯定驱逐良币。良币退出流通领域，百姓只能使用劣币，对经济的发展势必产生负面影响，而且铜钱不同于金银，盗铸十分容易，如果有人盗铸铜钱大量贱售，官铸铜钱必然会跟着贬值，导致“多铸而利不偿费”。而且为了增铸铜钱，设立种种官僚机构，其费用支出势必加重成本，加上铜价日昂，铸钱很可能得不偿失。

鉴于上述弊端，李之藻在奏疏最后提出了他的解决办法：

则胡不罢诸道之铸，而一其权于两京局。不然亦乞量地方大小而限其数，多不过一千万文，少者三五百万文，期于济目前之乏而止。而道各铸一字于钱背如胜国制，以资识别，而杜奸伪。仍做国初当十当三之法，量铸数万文，与制钱相辅而行。而稍异其铜色，精其内好；俾盗者不易模拟，可以省工本而通商贾之轻赍。第缗不可使之多，而孔不可使之旁出于他所。一责成于行在之宝源，而于以见人主独操驭富之，或者其有赖也乎。嗟夫！圣王治天下，因民之情与之宜之，不深强也。今民情不以钱币而以银币非一日矣。上又求金之使旁午。而积金之府岁拓，明夺其所欲。而予之以其所不欲，强而行之。无乃藉青蚨以愚黔首。天下攘攘，其亦有辞。夫惟捐畜积，施恩惠；大盈不朽蠹，而公私之费自充。不然虽万物为铜，无益于数已。（（明）李之藻：《铸钱议》，（明）陈子龙等编：《明经世文编》第六册卷四八四《李我存集二》；中华书局1962年影印本，第5331页。）

李之藻主张取消各道的铸钱机构，铸钱事宜统一由两京的相关机构负责，并严格限制铸币数量，同时提高所铸钱的质量。更重要的是尊重民情，既然民间已经习惯用银，就不应该向民间课重税掠夺金银，轻徭薄赋才是长治久安之道。

李之藻的奏疏虽然言之有据，但对于爱财如命的明神宗而言无异于对牛弹琴。这样的建议自然得不到朝廷的采纳。在国用不足的借口下，大量劣质钱币纷纷被铸造出来，“南北宝源局拓地增炉鼓铸。而北钱视南钱昂值三之一，南铸大抵轻薄。然各循其旧，并行不废”（（清）张廷玉等：《明史》卷八一《食货志五》。）。给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造成了相当大的损害。

李之藻虽然聪颖能干，但他耿直敢言的作风依然得罪了朝中不少权贵。万历三十六年（1608）底，在他完成《圜容较义》一书后不久，李之藻即被外调任开州（即澶州）知州。

根据利玛窦的记述，李之藻这次的调任是受人排斥打击造成的：

为了使人们对中国官府管理的正直得到一个概念，谈谈下述的情况可能是有趣的：那就是这位李我存因为有人控告他在他经常出席的宴会上举止轻浮以及过分沉湎于玩棋而被剥夺了所有高级职务的权利，降到一个较低的职位上达三年之久。蒙受了三年耻辱之后，他又被召回复任高官。（［意］利玛窦、［法］金尼阁著，何高济等译：《利玛窦中国札记》，第493页。）

利玛窦的叙述中可能存在一些错漏，李之藻到开州任职只有一年多。就职官品级而言，工部员外郎和开州知州都属于从五品，李之藻的任职不属于降调。但从政治中枢所在的京师平调往外地州县，其中自然含有贬斥的意味。

能干的李之藻在开州知州任上政绩斐然。他到任后即在开州重修州城，并将开州四城门分别更名为南开德门，东德胜门，西昆吾门，北镇宁门。又奖励地方教育，“重修明道先生（即程颢——引者注）书院，塑其像于春风堂”（(清)李符清修、(清)沈乐善纂：嘉庆《开州志》卷四《宦绩》。）。他还发挥治水之长，在当地开凿沟洫，防止水患的危害。在治理地方上，李之藻运用习得的西学知识处理地方上的经济纠纷案件，判案准确无误，颇得当地百姓称赞。多才多艺的李之藻还为当地孔庙挑选合适的乐器，甚至还亲自负责选派童生作祭孔之舞。虽然他任职只有一年多，却令当地面貌多有改观。

万历三十八年（1610）初，朝廷派赵琦继任开州知州。李之藻奉调入京候命，此次入京和利玛窦重逢，是李之藻人生上的又一大转折点，在接触西学近十年后，他终于皈依了西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