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皇帝朱由检（1610—1644）即位之初，诛阉党，用正人，颇有点励精图治的架势。然而大厦将倾，独木难支。明王朝的整个统治体系已经近于解体、难以挽回了，整个国家机器也已经衰朽得不堪一击。何况崇祯皇帝也不是什么明主圣君，而是一个刚愎自用、专制独裁的孤家寡人。所以，明朝的灭亡不是是否可能，而是势在必亡，至于亡于何时、假手何人，则只是一个时机问题而已。

纵观明代政治，万历中期以前较为清明，自万历十四年（1586）明神宗朱翊钧（1563—1620；1572年即位）经常以“头昏眼黑，力乏不兴”为由不上朝理政以来，政治日益腐败，最后落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概括而言，明朝有五大弊政：一是皇帝荒淫无度，长期不理朝政，以致大权旁落。史载神宗深居二十余年，未尝一次接见大臣、“不见廷臣已二十五年”（参见《明通鉴》卷四〇、卷七五。），虽然未必尽然，但也算得上空前绝后的了。二是宦官专权，朝臣结党。宦官专权几至颠覆社稷者，如明英宗时期的王振，酿成“土木之变”，英宗被俘；明武宗时期的刘瑾，招致了安化王的叛乱；明熹宗时期的魏忠贤，则铸成了中国封建王朝政治史上最惨烈的迫害、杀戮大臣的冤案。在朝臣结党方面，自万历“怠政”以来，朝臣们通过“争国本”（册立太子之争）、“京察大计”（官员考核）等事件分派结党，逐渐形成了以宣城籍官员汤宾尹为首的“宣党”、以昆山籍官员顾天峻为首的“昆党”以及以亓诗教为首的“齐党”、以应震为首的“楚党”、以姚宗文为首的“浙党”，其中尤以宣、昆、浙三党势力最大，他们相互之间虽然勾心斗角，但在反对东林党这一点上却是一致的，尤其是在天启年间，三党与阉党沆瀣一气，迫害东林党官员，可谓臭名远扬，所以史家将宣、昆、齐、楚、浙党贬为“邪恶派”，将东林党人誉为“正直派”，大致是名副其实的。（关于明朝后期“正直派”与“邪恶派”的分野及其斗争，参见汤纲、南炳文合著之《明史》下册第十五章第二节、第十六章第一节，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关于明末党争的来龙去脉及其后果，详见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中华书局1982年版；［日］小野和子著：《明季党社考》，日本同朋舍1996年版。）三是设立厂（东厂、西厂、内行厂）、卫（锦衣卫）制度，厂卫机构实际上是皇帝专制、宦官专权的特务组织。此制虽创立于明初，但在明末更趋完善，其罪恶真是罄竹难书。四是除传统的赋税征收之外，明神宗还向各地特派矿监、税使，到处搜刮民脂民膏，鱼肉百姓，从而大大激化了社会矛盾，激起了各地特别是商品经济较发达地区的人民反抗运动。到明末，又有所谓“辽饷”、“练饷”之征，更是激发起大规模农民起义，加速了明王朝的灭亡。五是吏治腐败，官员贪污成风。对于当时官吏的贪腐成风，吏科给事中韩一良上崇祯皇帝的一个奏疏说了一段很典型的话，他说：

皇上平台召对，有文官不爱钱一语。然今之世局，何处非用钱之地？又何官非爱钱之人？皇上亦知文官之不得不爱钱乎？何者？彼原以钱进，安得不以钱偿？……诸臣言蠹民者，俱归咎守令之不廉。然州县亦安得廉？俸薪几何？上司票取……中途过客，动有书仪，多则十金以上……岁送不知几许。至巡按荐谢，每百金，旁荐五十金，其例也。……遇考满朝觐，或费至三四千金……而欲守令之廉得乎？……臣两月内辞书仪可五百余金。臣寡交犹然，余可推矣。今日之势，欲求人之独为君子，已必不能！（（明末清初）谈迁：《国榷》卷八九。）

这“何官非爱钱之人”、“而欲守令之廉得乎”、“欲求人之独为君子，已必不能”几句话，充分暴露出造成贪腐的制度性根源。这贪腐之风，就像癌症一样，已经侵入整个国家肌体，人既求独为君子而不能，则国之败亡亦必然也。

而直接促成明王朝走向土崩瓦解的最大“内忧”，是以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为领袖的农民起义，最大的“外患”则是崛起于北方边疆地区的满、蒙少数民族政权——后金与清。

天启七年（1627）和崇祯元年（1628），由于连年灾荒，加上地方豪强日益加剧的土地兼并、高利盘剥，以及官府的苛捐杂税与兵饷摊派，处在社会最底层的农民实在活不下去了，于是揭竿而起，举起了反抗朝廷的义旗。明末农民起义首先爆发于最贫困、灾荒最严重的陕北地区。起义军领袖主要有高迎祥、王自用、李自成、张献忠等。高迎祥自称“闯王”，为各路义军之最大首领，崇祯八年（1635），战败被俘，遇害。李自成继称“闯王”，数年之间，起义军很快扩展到西北与中原数省，深受民众欢迎。队伍迅速壮大起来，最后于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攻占首都北京，推翻了腐朽的明朝中央政权，崇祯皇帝山穷水尽，走投无路，被迫自缢于煤山以谢列祖列宗。当时，李自成在进军北京途中，提出了“均田免赋”口号、推行“三年免征”、“五年不征”的经济政策，还编制了宣传义军政治理想的歌谣到处传播。歌词说：

吃他娘，着他娘，吃着不尽有闯王；

不当差，不纳粮；

朝求升，暮求合，近来贫汉难存活，

早早开门拜闯王，管教大小都欢悦！（转引自业师尚钺主编：《中国历史纲要》第六章第五节，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54页。）

这正反映了农民革命的朴素要求和民心所向。然而，这次农民革命虽然推翻了明王朝中央政权，短暂地建立了大顺政权，可惜未能巩固胜利果实，最终在明军残余势力和入关清军的联合夹击下遭到了失败。

除了农民起义之外，明朝最大的“外患”是东北少数民族政权——后金与“满清”的崛起。所谓“满清”，主要是指清兵入关之前由满洲族人建立的清政权。满洲族人原称女真族，在两宋时期建立过金国，后为蒙古所灭。明朝将女真族分为海西女真、建州女真和野人女真，设立建州卫，并任命女真首领为指挥使、都督以统治女真各族。努尔哈赤父、祖三代均受明封任建州卫都指挥使。女真族在努尔哈赤领导下日渐强大，于是叛明自立，于万历四十四年（1616）建立（后）金政权。20年后（1636），又在皇太极领导下改“国号”为“清”，改称族名“女真”为“满洲”，并将“可汗”称号改为“皇帝”。清政权在皇太极时期东征朝鲜，西结蒙古，南抗明朝，降服明朝大将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洪承畴，用反间计使崇祯冤杀了守边大将袁崇焕，取得了一系列军事、政治上的胜利。最后于崇祯十七年（1644）四月，由摄政王多尔衮统帅的清军在亡明降将吴三桂（时任明宁远总兵、降清后受封为“平西王”）的导引下大举入关，打败李自成农民军，定都北京，改年号为顺治。接着，清政权采取血腥的民族征服政策平定了中原、东南和西南各族人民的抗清斗争，摧毁了南明小朝廷福王（江苏）、鲁王（浙江）、唐王（福建）、桂王（西南）政权的武装抵抗，从而重建了大一统的君主专制王朝。

明朝的覆灭，清朝的建立与巩固，对于忠于封建正统的亡明士大夫而言，自然是“天崩地解”、翻天覆地的大变化，是亡国破家的大灾难。尤其像黄宗羲这样接受儒家传统教育、明于“夷夏之辨”而不甘受“夷狄”奴役的正义之士，更是视“亡国”为奇耻大辱，因而不惜毁家疏财，积极投身于反清复明的武装斗争。而当抗清失败、复明无望时，他们痛定思痛，于是开始认真反思其斗争失败的原因，从思想上、文化上、制度上去寻找深层的原因，进而从对旧制度的批判中设计未来理想社会的蓝图。

这便是造就一位伟大启蒙思想家的文化背景和社会历史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