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时期的黄宗羲，在赴南京、杭州等地游学期间（约当崇祯三年至十七年，1630—1644），经人介绍加入了盛极一时的知识分子文化团体——复社，并且积极参与了复社领袖发起的驱逐阉党余孽阮大铖的重要政治斗争。

明朝末叶，文人结社之风遍于大江南北，一批志同道合的文人学士，组成一个团体，推举一二名才华出众者充当领袖，定期或不定期地举行集会，或者饮酒作乐，吟诗弄文，或者高谈阔论，讽议朝政，当时称这种集会叫“文会”、“社集”，又叫“社盟”、“社局”、“坊社”等等。到天启、崇祯年间，随着东林党和阉党的斗争激烈展开，文人结社也就愈益带上了浓厚的政治色彩。

在各种文社中，以江苏太仓人张溥、张采领导的复社成员最多，范围最广，影响最大。张溥字天如，号西铭，崇祯三年（1630）庚午科进士。与同里张采（字受先，号南郭）皆有文名，时称“娄东二张”。他们先是加入常熟人杨彝（字子常）和金坛人周钟（字介生）主导的“应社”，后又说服各地社会领袖，于天启五年（1625）将10多个文社联合为一个，定名“复社”。加入这个文人社会联合组织的，有江北匡社、中州端社、松江几社、莱阳邑社、浙东超社、浙西庄社、武林读书社、黄州质社、江南应社、江西则社、吴门羽朋社等，其人数多达2000多人，其影响面覆盖到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湖广、贵州、山东、山西等省。（参见谢国祯著：《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之七《复社始末上》，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33—135页。）

复社的兴起，本以“尊经复古”、“兴复古学”为宗旨。陆世仪《复社纪略》引张溥之言曰：

自世教衰，士子不通经术，但剽耳绘目，几弋获于有司，登明堂不能致君，长都邑不知泽民，人材日下，吏治日偷，皆由于此。溥不度德，不量力，期与四方多士，其兴复古学，将使异日者务为有用，因名曰复社。（参见谢国祯著：《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之七《复社始末上》，第134页。）

可见，创办复社的初衷，是要改变浮华文风，引导士子通经致用。但随其影响扩大，逐渐添加了政治色彩，以致卷入明末党争。赞成者目为清流，争相标榜，会集其门下；反对者视为东林余孽，必欲除之而后快。

黄宗羲对于复社的作风与行为，虽也有些微词，但还是持肯定态度的，并且积极参与了复社的集会。

崇祯三年庚午岁（1630），张溥召集了复社金陵大会。正在南京准备参加科举考试（乡试）的黄宗羲，便由复社骨干周镳（字仲驭，金坛人）介绍加入了复社。在南都游学期间，黄宗羲与复社主要成员陈子龙、吴伟业、沈寿民、冒襄、陈贞慧等结为文友，时相过从。宗羲晚年所作《思旧录》回忆他与张溥的交往说：

张溥，字天如，太仓人。戊辰（崇祯元年），相遇于京师。庚午（三年），同试于南都，为会于秦淮舟中，皆一时同年，杨维斗、陈卧子、彭燕又、吴骏公、万年少、蒋楚珍、吴来之，尚有数人忘之。其以下第与者，沈眉生、沈治先及余三人而已。余宿于天如之寓。甲戌（七年），余与冯研祥同至太仓，值端午，天如宴于舟中，以观竞渡，远方来执贽者纷然。（《黄宗羲全集》第1册，第364页。）

由此可见，黄宗羲与张溥等复社名士，是颇为惺惺相惜、意气相投的。

黄宗羲《南雷杂著·张仁古本大学说序》手稿真迹。原件现藏上海图书馆古籍部

崇祯六年至七年（1633—1634），宗羲还在杭州多次参加了孤山读书社（又名武林读书社，隶属复社）的活动，与江浩、张岐然、沈寿民、沈士柱等一班名士读书论学。在这前后，黄宗羲很可能与其弟宗炎、宗会及宁波好友万泰（字履安）、陆符（字文虎）等在家乡余姚组织过“梨洲复社”，因为在现存上海图书馆古籍部的《黄宗羲南雷杂著稿真迹》原件上留下了“梨洲复社”的藏书印章。

他在《黄复仲墓表》中称赞“三吴有复社，天下之才士清流多入其中”。（《黄宗羲全集》第10册，第270页。）在《刘瑞当先生墓志铭》中记曰：

崇祯间，吴中倡为复社，以网罗天下之士，高才宿学多出其间，主之者张受先、张天如。东浙冯留仙、邺仙与之鼓相应。皆喜容接后进，标榜声价，人士奔走，辐辏其门。……其间模楷之人，文章足以追古作，议论足以卫名教，裁量人物，讥刺得失，执政闻而意忌之，以为东林之似续也。

当是时，慈水才彦雾会，姜愚、刘瑞当、冯玄度、冯正则、冯簟溪诸子，莫不为物望所归，而又引旁近县以自助。甬上则陆文虎、万履安。姚江则余兄弟晦木、泽望。盖无月无四方之客，亦无会不诸子相徵逐也。呜呼，盛矣！（《黄宗羲全集》第10册，第335—336页。）

从上述资料中，我们可以得知四点信息：第一，复社是一个知识分子联合型的文化团体，以复兴经学、卫护名教为己任；第二，在复社旗帜下网罗了大江南北的大多数高才宿学、清流之士，可谓人物之盛；第三，复社之士也继承了东林党人“裁量人物，讥刺得失”的议政传统，因此遭到执政者的猜忌；第四，黄宗羲在南京、杭州、宁波、余姚等地都参与了复社活动，是当之无愧的复社名士。

但黄宗羲较之张溥、张采、周钟、周镳、吴应箕、刘应期这些文坛领袖，毕竟属于后进之士。因此在复社的地位并不显赫，参与的集会也不算多。他在加盟复社以后所参与的唯一比较重要的政治活动，就是带头联名发布《留都防乱公揭》（简称《留都防乱揭》）、开展驱逐阉党余孽阮大铖的斗争。

张溥领导的复社，虽不免混入个别士林败类，但总的来说是坚持改革朝政、反对阉党乱政的文人社团。

阮大铖，字圆海，安徽怀宁（今安庆）人，万历四十四年（1616）进士，天启朝任职行人司，进《百官图》投靠魏忠贤，成为阉党走狗文人。崇祯二年（1629）确定“逆案”（客魏集团）六等罪犯时，他与冯铨、顾秉谦等128人被列为第五等同谋犯，处以“徒三年，赎为民”的处罚，而避居于怀宁老家。但他贼心不死，仍图东山再起。崇祯五年（1632），由他幕后操纵，在怀宁成立了“中江文社”，企图与复社抗衡。只是由于复社名士方以智的揭露，中江文社才昙花一现，如鸟兽散。这时，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攻占了安徽大部分地区，阮大铖逃到南京避难，又暗中招纳亡命徒，用金钱美女收买复社人士和当局官僚，招摇撞骗、自鸣得意，大有死灰复燃、卷土重来之势。

阮大铖的行径，激怒了复社志士。他们认为，阮大铖图谋复出，很可能成为第二个魏进忠（忠贤），必须将他赶出南京，才能消除隐患。于是，在崇祯十一年（1638）秋七月，复社人士在周镳主导下，共推吴应箕（字次尾，安徽贵池人）起草，由东林领袖顾宪成之孙顾杲代表东林子弟、黄宗羲代表天启朝遇难的忠臣子弟带头署名，发布了声讨阮大铖罪行的《留都防乱公揭》。

《留都防乱公揭》就像一篇战斗檄文，义正辞严，慷慨激昂。它淋漓尽致地揭露了阮大铖“献策魏，倾残善类”，“招纳亡命”、“阴险叵测”的丑恶嘴脸，表达了复社志士“但知为国除奸，不惜以身贾祸”的凛然正气。他们宣言：“若使大铖罪状得以上闻，必将重膏斧质，轻投魑魅。即不然，而大铖果有力障天，威能杀士，杲亦请以一身当之，以存此一段公论，以寒天下乱臣贼子之胆！”（引自谢国祯：《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148—150页。）

这篇公揭的发表，在当时确实起了“寒乱臣贼子之胆”的作用。阮大铖吓得“杜门咋舌欲死”，于是溜到南京城外牛首山的寺庙中躲避了好几年。揭文也大长了正人君子的志气。黄宗羲与一班复社文人、东林弟子举行了“桃叶渡大会”，痛斥阮大铖的罪行，引起社会上的普遍震撼，就连烟花女子、梨园子弟也不愿演唱阮大铖写的颇有文采的《燕子笺传奇》了。

然而，对社会邪恶势力的道德谴责，如果没有强大的正义力量作后盾，是起不了多大实际作用的。明末复社志士的悲剧在于：整个封建统治阶级已经腐败透顶，分崩离析，明王朝已经病入膏肓，无可救药，政局已经不堪收拾。一批文弱书生（他们可能是社会上一些头脑清醒、人格高尚的知识分子）的大声疾呼，也只能是落个“有心杀贼，无力回天”的结局。

就在《留都防乱揭》发表6年以后，即崇祯十七年（1644）春，明中央王朝就被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推翻了。接着，清兵入关，打败了农民军。清王朝定都北京。五月，与阮大铖狼狈为奸的明凤阳总督马士英因拥戴福王即位有功，独揽军政大权，并起用阮大铖为兵部侍郎。由马、阮掌控的弘光政权不但不积极准备抗清，反而大肆镇压正直官员和复社志士。阮大铖故伎重演，就像当年向魏忠贤进献《百官图》、编造《东林点将录》那样，编造了一份《蝗蝻录》，诬指东林党人为蝗，复社人士为蝻，并按《留都防乱揭》的联名名单一一搜捕复社人士，企图一网打尽。他首先以“从贼”罪名杀害了与农民军有过联系的复社领袖周钟（字介生），又牵连及于周钟的堂兄周镳，将周镳害死在狱中。那些列名公揭的复社人士或被杀，或被捕，或逃亡。黄宗羲与顾杲一起被捕入狱。第二年五月，清军攻下南京，弘光政权瓦解，黄宗羲才得以乘乱脱身，回到家乡。宗羲晚年回忆此事时讽刺说：“弘光南渡，止结得《留都防乱揭》一案也。”（（明末清初）黄宗羲：《南雷文案·陈定生先生墓志铭》，《黄宗羲全集》第10册，第394页。关于复社驱阮一案，诸本记载略有出入，而黄宗羲系亲身经历，所记较为可靠。详见《黄宗羲全集》第10册，第395—397页。）但这桩公案虽然了结，而黄宗羲“半生濒十死”的艰苦经历，还只是一个开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