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羲生长在书香门庭，从小就受到严格的家庭教育，养成了良好的读书习惯。他跟随父母在北京的御史官邸生活时，父亲每天都要他完成八股制义的功课，而宗羲却喜欢偷看那些野史、小说。几十年以后，他在回忆母亲生平事迹的文章中追述当时读书的情景说：

宗羲此时年十四。课程既毕，窃买演义，如《三国》、《残唐》之类数十册，藏之帐中。俟父母熟睡，则发火而观之。（（明末清初）黄宗羲：《南雷文钞·家母求文节略》，《黄宗羲全集》第11册，第24页。）

终于有一天，这些闲书被父亲发现了。父亲将此事告知母亲，母亲怕儿子耽误做八股文的功课，所以希望黄尊素出面禁止。但这位父亲还算开明，说：如果禁止他读野史、小说，就可能会伤害他的豪迈勇往之气，影响他的探索精神，还是让他用这类书去启发聪明智慧吧！从此，母亲虽不反对儿子读小说，但却经常偷看儿子读书时的心得批注，而且始终不让儿子知道父亲发现他偷看杂书这件事。此事说明宗羲在少年时代就不热衷科名，而喜欢博览群书、独立思考。而其父母虽然望子成龙，却也给了他自由发展的空间。这对他后来揭露批判科举制度的流弊、提倡经史并重、切于民用的“经世”实学是有很大影响的。

崇祯元年（1628）秋天，黄宗羲护持着父亲的灵柩从北京回到家乡。正式办理丧事时，已经入冬了。他父亲的好友蕺山先生刘宗周专程从绍兴来余姚吊唁亡友，他用衣袖拂去棺木上的仆仆风尘，不禁悲从中来，放声痛哭而去。当初，黄尊素被逮押送京城时，刘宗周亲自为之饯行。临别时，尊素谆谆嘱咐儿子要拜蕺山先生为师，刻苦攻读经史。次年春天，宗羲即遵照父亲遗训，到郡城绍兴拜刘宗周为师。同时，刻苦自学，博览群书，广交朋友，切磋学问。从崇祯二年到崇祯十七年（1629—1644）明亡这段时间，可以说是黄宗羲拜师、读书、游学、交友的黄金时期。其间虽参与了一场驱逐阉党余孽阮大铖的政治运动，但绝大多数时间是在读书学习。

黄尊素之所以训命儿子拜刘宗周为师，是因为宗周不仅是当时的大儒，而且是朝廷直臣，东林诤友，且与尊素私交甚笃。

刘宗周（1578—1645），字起东，号念台，学者称念台先生，因其讲学于蕺山，故又称蕺山先生。浙江绍兴人。他于万历二十九年（1601）登进士，在万历、天启两朝历官行人司行人、礼部主事、光禄寺丞、尚宝司少卿、太仆寺少卿、通政司右通政。他是最早弹劾宦官魏忠贤的官员。在天启元年（1621）当魏阉羽毛未丰时，即上疏弹劾魏进忠和保姆客氏，而被罚俸。天启五年（1625）二月，朝廷命他升任通政司右通政，他连上三疏辞官，并再次上疏弹劾魏忠贤。于是奉旨“革职为民，追夺诰命”。崇祯朝，历官顺天府尹（首都行政长官）、工部左侍郎、吏部左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相当于现在的监察部长），又屡因忠正直谏而被革职夺官。南明弘光朝，复起为左都御史。弘光覆亡，浙江失守，刘宗周坚守臣节，绝食20日而死。死后，南明鲁王谥曰“忠端”，唐王谥曰“忠正”，清乾隆又追谥曰“忠介”。刘宗周虽然通籍45年，但在朝为官仅只4年多，大半时间是在野讲学著书，曾先后讲学于绍兴证人书院和京师首善书院。其学以慎独、诚意为宗旨，而成为明末大儒。据董《蕺山弟子籍》记载，正式记名于蕺山先生门下的弟子有百余人，全祖望的《子刘子祠堂配享碑》则列举了“其学行不愧师门者三十五人”，其中多数在明清嬗替之际坚持大义大节，或殉国，或遇难，或守节隐居。其中比较著名者如：顺天金铉（伯玉）、山阴祁彪佳（世培）、余姚章正宸（羽侯）、孙嘉绩（硕肤）、武进吴钟峦（峦稚）、台州吴执御（朗公）、松江陈子龙（卧子）、嘉善陈龙正（几亭）、会稽王毓蓍（玄趾）、金坛周镳（仲驭）、海宁陈确（乾初）、祝渊（开美）、会稽王毓芝（紫眉）、余姚王业洵（士美）、山阴秦弘佑（履思）、诸暨陈洪绶（章侯）、余姚黄宗羲（太冲）、黄宗炎（晦木）、黄宗会（泽望）、董（瑞生）、余姚姜希辙（二滨）、山阴张应鳌（奠夫）、武进恽日初（仲升）、嘉善魏学濂（子一）、杭州冯（俨公）、江浩（道）、钱塘张岐然（秀初）、长洲周茂兰（子佩）、慈溪刘应期（瑞当）、桐乡张履祥（考夫）等，皆为蕺山高徒，其学问、行事与名节均有可称者。

但黄宗羲这次跟随老师的时间很短，不过三四个月，就因刘宗周被重新起用为顺天府尹而暂时中断。（按：（清）黄炳垕《黄梨洲先生年谱》“崇祯二年”条记载梨洲邀吴越名士60余人“共侍讲席，力摧石梁（陶龄）之说”，记述时间有误。考刘《蕺山刘子年谱》及梨洲《思旧录》等书，宗周于崇祯元年（1628）十一月受命“起升顺天府尹”，次年正月“疏辞，不允”，六月赴任。故无暇组织重大讲学活动。至崇祯四年（1631）三月，宗周赋闲在家，“始大会同志于陶石篑先生祠，因以证人名其社”，同主事讲学者有陶石梁，次年，始有石梁弟子另立白马会之事。）

崇祯三年（1630），黄宗羲寄身于南京叔父的官邸读书。当时，他叔父黄等素（字白）正在留都南京任应天府经历，黄宗羲奉侍祖母卢太淑人住在叔父官邸。于是，一面读书，一面游学交友。他与很多文人名士就是在这段时期结下交情的。如时任南京国子监照磨的番禺名士韩上桂性格豪爽，擅长诗赋，并向黄宗羲传授了诗法；时任南京工部右侍郎的文坛领袖何乔远（号匪莪，晋江人）主动吸收黄宗羲为诗社成员；金坛名士周镳介绍黄宗羲加入了复社。他的朋友、宣城名士沈寿民（字眉生）劝宗羲重理科举之业，准备应考。于是，他在南京参加了乡试。但满腹经纶的黄宗羲却榜上无名，落第还乡。当他返乡途经京口（镇江）时，遇见了曾任内阁大学士的文震孟先生，文阁老邀请宗羲一起乘船到苏州。舟中，宗羲呈上落场答卷给文阁老看。文十分欣赏宗羲的才华，勉励他说：你以后“当以古文鸣世，一时得失不足计也”。这次科举落第，对黄宗羲是极大的教育，使他看到了科举制度的弊端。此后，他虽然遵从母命而与宗炎、宗会兄弟参加过两次乡试，但对时文制艺一类八股文章已无多大兴趣，也不将登第作为目标，而将读书重点放在苦读经史和诸子百家之书上。后来，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严厉批判科举制度，指出“取士之弊，至今日制科而极”，认为当时取士制度，只有科举一途，堵塞了许多豪杰之士的进取之路，因而提出了拓宽取士途径的“取士八法”（参见《明夷待访录·取士》，《黄宗羲全集》第1册，第14—19页。）。这些思想的产生，显然与他年轻时参与科举考试蒙受挫折的经历有着因果关系。

崇祯四年（1631）春，刘宗周再次被革职，回到家乡讲学著书。黄宗羲再次从学蕺山。这年三月，他与同邑名士陶龄（号石梁）共举越城证人之会（或称证人社，俗称证人书院），集合同志、门生大开讲会。刘宗周为证人社制订了社约、社规，并确定每月三日举行讲会，由刘蕺山与陶石梁担任主讲。三月三日的首次大会，来听讲的缙绅、学士竟有200多人，可见其盛况。但刘、陶为学宗旨不同，刘子主“慎独”，而陶氏则近禅。所以不久便分道扬镳，陶氏另立分会于白马山，开门授徒，所讲都是佛教因果之说。黄宗羲认为非常荒谬，力驳陶氏邪说。他又邀集吴、越名士40余人（一说60余人）至刘宗周门下听讲。从此，蕺山门人日益增多，“慎独”之说也得到广泛传播。但正如黄宗羲自己在数十年后总结从学蕺山的经历时所说：

先生与陶石梁讲学。石梁之弟子，授受皆禅，且流而为因果。先生以意非心之所发，则无不起而争之。余于是邀一时知名之士数十余人执贽先生门下，而此数十余人者，又皆文章之士，阔远于学，故能知先生之学者鲜矣。

先生诲余虽勤，余顽钝终无所得。今之稍有所知，则自遗书摸索中也。（（明末清初）黄宗羲：《思旧录·刘宗周》，《黄宗羲全集》第1册，第341—342页。）

除两次从学刘蕺山之外，黄宗羲在崇祯时期的大部分时间还是自学与游学。当初，黄尊素在被押赴京的路上，曾告诫宗羲说：“学者不可不通知史事。将架上《献徵录》涉略可也。”（黄炳垕《黄梨洲先生年谱》）。于是，宗羲遵照父亲遗训，开始有计划地读书。他先从明代十三朝实录读起，再读二十一史，“每日丹铅一本，迟明而起，鸡鸣方已，两年而毕”。他“通知史事”的目的当然是为了“致用”。他还钻研了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广泛研读了诸子百家之书，以及天文、地理、历法、数学、音乐、佛教、道教等方面的书籍。甚至对耶稣会教士传入的西方科学著作如历学、算学之书，也认真地作了研究，并写了10多种历算学研究专著。这为他以后成为博学多识的一代学术大师，奠定了坚实的知识基础。

根据黄宗羲《思旧录》以及全祖望《梨洲先生神道碑文》与黄炳垕《黄梨洲先生年谱》等资料的记载，宗羲在崇祯二年至十五年（1629—1642），即20岁至33岁这段时间，是他读书、游学、论交的黄金时期。其读书交游的地域，以余姚、绍兴、杭州、苏州、南京五地为主，足迹遍布于浙、苏、皖数省。与其过从密切、友情笃厚的，上至名宦大臣，下至普通学子，数以百计。如他曾在崇祯三年、九年、十一年、十二年、十四年、十五年，多次在南京游学、应试，结交了很多名士。与复社名士张溥（天如）、张采（受先）、周镳（仲驭）、杨廷枢（维斗）、陈子龙（卧子）、吴伟业（骏公）、万寿祺（年少）、沈寿民（眉生）时相过从，常在秦淮河的小舟中举行文会，不仅参加何乔远（匪莪）的诗社，并与南中词人汪逸（遗民）、林古度（茂之）、黄居中（明立）、林云凤（若抚）、闵景贤（士行）等相交甚契。还积极参与了崇祯十一年的复社名士声讨阮大铖的“桃叶渡大会”，参与了崇祯十二年的南京“国门广业社”的文人集会，与江右张自烈（尔公）、宣城梅朗中（朗三）、宜兴陈贞慧（定生）、广陵冒襄（辟疆）、商邱侯方域（朝宗）、桐城方以智（密之）过从甚密，几乎“无日不相徵逐”。其中侯方域是花花公子，每当酒会，必定要招妓女陪酒，宗羲实在看不过去，就对主持人张尔公说：“朝宗（方域）的父亲还在坐牢，怎么能这样做呢？”尔公回答说：“朝宗的本性大概是不耐寂寞吧！”宗羲说：“如果一个人不耐寂寞，则亦何所不至！我辈不说，就是损友了。”尔公点头称是。以后，清兵南下，侯方域率先投降，大概也是“不耐寂寞”的必然结果吧，在众多坚持民族气节的复社名士面前，他真应验了黄宗羲的“损友”之说。而在这批名士中，与黄宗羲交往最密且最令梨洲老人难以忘怀者，莫过于安徽宣城的沈寿民、沈寿国兄弟了。宗羲在《思旧录》中追忆其交往始末说：

沈寿民，字眉生，宣城人，移寓南京。余十七岁遭难，往来都中……无暇更理经生之业，不读书者五年矣。庚午（崇祯三年），至南京，邂逅眉生，为之开导理路，谆谆讲习，遂入场屋。癸酉（崇祯六年），访我于黄竹，不遇而去。至武林，与余同寓孤山，诗酒流连月余。戊寅（崇祯十一年），余访眉生于宛陵……阮大铖党祸起，眉生变姓名至金华，不相闻问。然余逢急难，必梦投眉生之家，痛哭而醒。戊戌（顺治十五年），邹文江来，始得眉生消息，已返家园，作诗寄之。……庚戌（康熙九年），得眉生手书，余诗所谓“春尽来书岁暮收，从前犹胜竟沉浮”是也。

乙卯（康熙十四年），有客自长洲来，接眉生书云：“知己之难久矣，梨洲先生之于弟，与弟之于梨洲先生，今世才一见耳。世路羊肠，天地，不敢咫尺，先生悉此情哉！初意道驾西来，不腆敬亭，愿撰杖履，自此陟黄鹤，渡渐江，下严濑，买舟而东，拜吾太夫人堂下。日复一日，好音不续，此志渐颓。眼中之人老矣，而弟尤甚，奈之何哉！道旨愧未亲承，然于诸时贤传诵，颇窥什一。‘古今生知惟尧，学知惟舜，大禹口口说艰说难，殆困知也。’旨哉言乎，佩服佩服！”书筒上书：“四月廿日濑江寄。”而眉生之卒，在五月三日，相去仅十有二日，则此书是绝笔也。……

沈寿国，字治先，眉生弟也。庚午，同试南都。……戊寅，余至宛陵，宿于市肆，明日，欲抵安庆。治先知之，来肆中，将余被强搬去，拉予同入城，则麻孟璇、梅朗三、徐律时、颜庭生十余人，已角巾葛袍，出迎于路矣。遂寓徐乾岳之家，款留近十日。将行，出宿治先家。余卧后，治先发吾拜匣，空无所有，以五十金置其中，锁如故。迟明，余始知之，谓治先曰：“此子会银也，凡人窘则举会，奈何以饷余乎？”治先曰：“子途中不比吾家中也。”……以肩舆送至池洲，又寓书青阳吴空之锺馈金，其交情如此。（《思旧录·沈寿民》、《思旧录·沈寿国》，《黄宗羲全集》第1册，第352—354页。）

这生动揭示了黄宗羲与沈寿民兄弟的深厚友谊。宗羲更在《感旧》诗中印证了与沈氏兄弟的亲密友情：“敬亭二沈最交亲，一别于今十二春。已脱从前钩党祸，如何犹作不归人？”（《南雷诗历》卷一，《黄宗羲全集》第11册，第223页。）

又如在杭州时，黄宗羲与武林读书社（又称孤山读书社）诸君子如张岐然（秀初）、江浩（道）、冯（俨公）、闻启祥（子将）、严调御（印持）等交往甚笃。他们经常读书论文于杭州城中、孤山脚下。当时，黄宗羲对《十三经》注疏颇感兴趣，并且重视经传之名物象数。此外，宗羲还疏证了《汉书·地理志》，并研究乐律，撰写了《律吕数义》（参见黄宗羲：《南雷文定后集·张仁庵先生墓志铭》，《黄宗羲全集》第10册，第457页。按：宗羲在文中自称“余疏《汉书·地理志》”、“余著《律吕数义》，仁庵与薄子珏、魏子一取余杭竹管肉好均者，截为十二律及四清声，吹之以定黄钟”，今梨洲遗著中未见其汉志疏证及律吕著作，仅黄百家、全祖望著录了《律吕新义》。盖因少时之作不足传世，而《律吕新义》则《律吕数义》之改本也。）。读书社的人们敬佩他深得《论语》、《周易》之精髓，讲论儒家经典时能够“凿空新义，石破天惊”。

在家乡余姚，黄宗羲与甬上（宁波）名士陆符（文虎）、万泰（履安）订交。他与陆符、万泰的交情最称至交，不但序其文、为之写作墓志铭，而且在自己的诗文中多次称述其交情，对两人的诗文、人格推崇备至。其《万悔庵先生墓志铭》（写于顺治十六年己亥宗羲五十岁时）记曰：

予束发出游，于浙河东所兄事者两人，曰陆文虎、万履安。两人皆好奇，胸怀洞达……世间嵬琐解果之士，文虎直叱之若狗；履安稍和易，然自一揖以外，绝不交谈，其人多惶恐退去。……诗坛文社，三吴与浙河东相闭隔，而三吴诸老先生皆欲得此两人为重，浙河东风气渐开，实由此两人。

文虎既死，履安只轮孤翼，然其好奇日益甚。……大兵渡浙，一时士人讳言受职，皆改头换面充赋有司，而公车之征，先生独不行。当是时，先生遁迹榆林，丧其夫人，已又丧其太夫人，翰林之书卷青毡，荡于兵火。先生一病三年，炊烟屡绝，形废心死，然友人高中丞在狱，予弟晦木犯难，犹能以奇计出之。先生既无心于当世，庙堂著作，坊瓦摸勒，凡士林之所矜贵者，一不以寓目。……间或出游，则多与失职之人聚于野店僧寮，闻一奇事，咨嗟而乐道之……

先生讳泰，字履安，晚年自号悔庵。……举崇祯丙子乡试，郁然领袖名士。十年流落，饥渴寒冻，未尝不为江湖所传诵，正复不恶。然方其盛时，交游满地，事有不可言，风波消铄且尽，先生间行过之，荒台天末，彷徨而不能去。先生即好奇乎？而抑郁憔悴，已见之于发容矣。盖先生本用世之才，售答俄顷，悬然天得，置之寂寞，非其所长，而乃忍人之所不能忍，斯真可谓之好奇者也。……自文虎死后，先生始为诗文。文虎之诗以才，先生之诗以情，皆有可传。当其渡岭，则酸咸苦辣之味尽矣。……忆晦冥之际，予过甬上，文虎新死，先生病疟，翦烛相对，凄惋欲断，是日先生之疟为之不发。十年以来，岁必相过再三。每一会合，破涕收泪，竟不知其身在困顿无聊之中也……（（明末清初）黄宗羲：《南雷诗文集上·万悔庵先生墓志铭》，《黄宗羲全集》第10册，第297—299页。）

其《陆文虎先生墓志铭》（写于康熙十六年丁巳宗羲六十八岁时）记曰：

陆文虎先生卒三十有二年，其丧尚在浅土，未亡友黄某泫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乃告于世之为郭元振者，而使契家子万斯大董其事，某月某日葬于城西之外，忆其平生崖略而志之。

先生讳符，字文虎。陆氏世为宁波望族。……四岁时，大父引置膝上，口授以杨忠愍草疏传奇，先生对客辄抗声高唱，意若深慨慕之者。……先生风貌甚伟，胸贮千卷，謦为洪钟响，一时士大夫听其谈论，皆以为陈同甫、辛幼安复出……举（崇祯）壬午顺天乡试，监国时赐进士出身，授行人司行人，奉使闽中，不果行。……丙戌（顺治三年）十月初十日卒，年五十。……

……

余束发出游，吴来之谓子乡陆文虎志行士也，归而纳交于先生。从此左提右挈，发明大体，击去疵杂，念终身之力，使余稍有所知者，眉生与先生二人而已。在武林两京，余晨出循通衢委巷搜鬻故书，薄暮一僮肩负而返。先生邀之要路，信宿还书，必向余述其梗概，如此盛事，于今那复可得！……（（明末清初）黄宗羲：《南雷诗文集上·陆文虎先生墓志铭》，《黄宗羲全集》第10册，第347—351页。）

由这两篇墓志铭，我们可知黄、陆、万三人交情之深厚。他们不仅是共读诗书的文坛至交，而且是共同抗清的战友。后来，黄宗羲回忆旧友的《感旧》诗14首，其中两首写他与陆符、万泰的友情，其一曰：“高谈不见陆文虎，深识难忘刘瑞当。岂料一时俱夺去，浙东清气遂销亡。”（《南雷诗历》卷一，《黄宗羲全集》第11册，第223页，第224页。）其九曰：“甬上风流尽雁行，履安今日鲁灵光。两年贫病存形骨，一夕西窗截疟方。”（《南雷诗历》卷一，《黄宗羲全集》第11册，第223页，第224页。）足见梨洲对青年时期朋友的真挚情感。

这个时期，黄宗羲不辞辛苦，四处访书、读书、抄书。黄宗羲刻苦读书，广搜博求的精神是非常感人的。全祖望《梨洲先生神道碑文》写道：

公遂自明十三朝实录，上溯二十一史，靡不究心，而归宿于诸经。既治经，则旁求之九流百家，于书无所不窥者。愤科举之学锢人生平，思所以变之。既尽发家藏书读之，不足，则抄之同里世学楼钮氏、澹生堂祁氏，南中则千顷斋黄氏、吴中则绛云楼钱氏。穷年搜讨，游屐所至，遍历通衢委巷，搜鬻故书。薄暮，一童肩负而返，乘夜丹铅，次日复出，率以为常。

黄炳垕《黄梨洲先生年谱》“崇祯十四年辛巳”条记黄宗羲在南京的读书情形说：

之南中，主黄比部明立居中家。千顷堂之书，至是翻阅殆遍。……朝天宫有道藏，公自易学以外，有干涉山川者，悉手抄之。闻焦氏书欲售，公急往讯，因不受奇零之值而止。与宣城梅朗三共晨夕者数月。一日出步燕子矶，看渔舟集岸，斜阳挂网，有言某家多古画，公与朗三往观，二更而返。……都御史方孩未震儒过访，谓公曰：“君文有师法，不落世谛，真古文种子也。”

黄宗羲读书日博，学问日进，交游日广。由于父亲英年早逝，身为长子，自然承担起教导兄弟的职责。数年之内，其弟宗炎（字晦木）、宗会（字泽望）各自学有所成，名闻乡里，于是学界就有了“东浙三黄”的名目，以此称扬黄氏三兄弟的道德文章。各地慕名求教问学的人纷至沓来，蔚为盛况。当时一些宿学老儒，听说黄太冲的大名，都竞相邀请他到家里或到官邸切磋学问。例如经学家何栋如（字天玉），以精通《周易》闻名，尤其注意君子小人消长的变化。他住在南都乌龙潭的木牌蓬屋里，听说黄宗羲从学刘蕺山，颇能会通刘蕺山的心性之学与黄道周的周易象数之学，于是特邀黄宗羲到家里论学，还因为请人到家里演戏唱曲而开玩笑地对宗羲说：“我不像尊师念台先生那样因直谏而挨板子，你不必感到惊讶。”又如时任礼部侍郎的文坛名家钱谦益（字受之，号牧斋，常熟人），也主动与宗羲结交，讨论文史之学。后来，梨洲曾多次到常熟钱氏绛云楼读书作文，牧斋视为知音，临终前夕，还以“殁后文字”相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