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羲不仅勤于写作，而且诲人不倦。他在清初长期从事讲学。培养了许多有用人才，并开创了学术史上一个重要学派——清代浙东经史学派。

黄宗羲的讲学活动主要在康熙二年至十八年（1663—1679），即他54岁至70岁这段时间。他先后到语溪（今属桐乡市崇福镇，明称崇德县，清改石门县）、海昌（今海宁县）、越城（今绍兴市）、甬上（今宁波市、鄞州区）等地设馆讲学。而在这前后，无论是在余姚故居还是外出交游期间，都有许多求学者向他请教。他总是一一为之讲解，将平生学到的知识传授给别人。在20年间，拜他为师的人多达数百名，甚至不少地方官员也专门邀请他去讲学，或到他下榻处听讲。全祖望《梨洲先生神道碑文》记梨洲讲学之情形说：

问学者既多，丁未（康熙六年），复举证人书院之会于越中，以申蕺山之绪。已而东之鄞、西之海宁，皆请主讲，大江南北，从者骈集，守令亦或与会。已而抚军张公以下，皆请公开讲，公不得已应之，而非其志也。

由此可见当时黄宗羲讲学的盛况及影响之大了。这里，我们将他在语溪、海昌、越城证人书院与甬上证人书院的讲学情况略作叙述。

黄宗羲生前讲学处——龙虎草堂

康熙二年（1663）四月至六月，黄宗羲应朋友吕留良的邀请，首次到语溪设馆讲学。在此，有必要对吕留良及其与黄宗羲的交往关系作一简介：

吕留良（1629—1683），字用晦，又名光轮，字庄生，号晚村，别号耻斋老人。祖父吕娶明王室淮庄王女南城郡主为妻，任淮府仪宾。父亲吕元学曾任明太平府繁昌（今属安徽）知县。吕留良为元学侧室杨氏遗腹子，从小由同父异母兄愿良及伯父元启抚育。吕留良自幼聪慧过人，崇祯时即有文名，并组织文社。明亡，与兄愿良、侄宣忠一起“散万金之家结客”，召募义勇，投入两浙抗清斗争。兵败后，宣忠被清兵杀害。留良则遁迹田园。顺治十年（1653），25岁的吕留良改名光轮，参加清廷科举考试，得诸生（秀才）第二名。此后从事时文评选，颇负声名。顺治十六年（1659），留良结识了余姚名士黄宗炎，次年经宗炎介绍，又结识了黄宗羲和名医高旦中，相互引为知己。顺治十八年（1661），吕留良谢绝选事，设馆于城西家园之梅花阁，教子侄辈读书。康熙二年（1663），又盛情邀请黄宗羲执教于梅花阁。此后吕、黄与高旦中及本地名士吴之振、吴尔尧等经常在友芳园水生草堂雅集唱和，共同编选《宋诗钞》，从而在清初诗坛掀起了一股宗宋诗的风潮。在政治思想上，吕留良显然受到黄宗羲《明夷留书》与《明夷待访录》的影响，在复封建、辨夷夏、论君臣、尚民本等问题上的见解如出一辙，从而大大激活了吕留良的反清民族意识，促使他对自己往年“失脚”参与科举考试痛加反省。他在康熙四年（1665）所作《耦耕诗中》写道：

谁教失脚下渔矶，心迹年年处处违。

雅集图中衣帽改，党人碑里姓名非。

苟全始信谈何易，饿死今知事最微。

醒便行吟埋亦可，无惭尺素裹头归。

于是，吕留良断然放弃功名，归隐南村。行医之余，又重操选政，评选时文。通过评选时文宣传他的反清思想和社会改革理想。康熙十九年（1680），吕留良坚拒嘉兴知府的举荐，剃发入山，做了个“不参宗门，不讲义禄，有妻有子，吃酒吃肉”的和尚。

吕留良卒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享年55岁。死后50年，即雍正十年（1732），因受曾静文字狱案牵连，吕留良及其长子葆中、弟子严鸿逵被开棺戮尸，幼子毅中遭斩决，亲属流徙黑龙江宁古塔为奴。此案震惊全国，也成就了吕留良的反清名望。其著作多被清廷禁毁，传世者主要有《吕晚村先生文集》8卷、《四书讲义》43卷。（参见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二章之《黄梨洲·吕晚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吴光主编：《中国文化世家·吴越卷·明清崇德吕留良及其家族》，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吕留良与黄宗羲的关系比较复杂：他们始订交于顺治十七年（1660），初期过从甚密，如吕留良邀约黄宗羲赴崇德读书讲学，宗羲赠诗有“书来相订读书期，不是吾侪太好奇。三代之治真可复，七篇以外岂无为！”的句子，吕留良回复黄宗羲的诗《次韵答太冲见寄》则有“知交砥砺还坚忍，潇洒梨洲独好奇”的句子。但后来由于学术主张的分歧（黄尊王抑朱，吕尊朱反王），以及立身旨趣的不同，他与黄宗羲分道扬镳，甚至写了多篇指责黄宗羲人格的信函、诗文（文见《吕晚村文集》）。而黄宗羲在所编《南雷文定》、《南雷诗历》中则隐去了吕留良的姓名字号，而保留了若干交往事迹。如《南雷诗历》中《自梅花阁迁水生草堂次韵》、《寄友人》、《集饮水生草堂分得阳字》等诗就是写给吕留良、吴之振而隐其名的。

黄宗羲在语溪读书讲学，主要是寄寓在吕氏梅花阁，有时也住吴氏水生草堂，与吕留良讨论学问，并与吴之振、吴自牧父子一起选编《宋诗抄》。次年二月和十月，又两度到语溪讲学。康熙四年（1665），再至语溪讲学。并与胞弟宗炎、学生万斯选一起拜谒了宋代崇德名士辅广之墓。辅广字汉卿，号潜庵。他是南宋理学家朱熹的弟子，又是黄氏家族先贤黄震的老师。当宋宁宗庆元年间以朱熹理学为伪学下令严禁时，朱子门徒纷纷避祸离去，辅广却不为所动。所以朱熹称赞说：“当此时立得脚定者甚难，唯汉卿风力稍劲。”黄宗羲十分赞赏辅广“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志节，在扫墓之后，感慨系之地写下了《拜辅潜庵先生墓》一诗。诗中有“一时伪禁人将散，千古微言赖所闻。弟子朱门无列传，凭谁好事记斯文”的句子。事后，黄宗羲“退而考于邑志，及其邑人所作《宗辅录》……为《辅潜庵传》”（《拜辅潜庵先生墓》，《黄宗羲全集》第11册，第253页；《辅潜庵传》，载同册第31—33页。）。

康熙五年（1666），黄宗羲仍在语溪设馆教书。自康熙二年至五年，黄宗羲在语溪设馆教书以及与吕留良、吴之振等论学编诗，陆续经历3年。在此期间，他将吴之振家藏书几乎全部读遍，为他日后编著《宋元学案》、《明儒学案》积累了大量史料。

黄宗羲在语溪讲学期间，曾到海昌（海宁）访问特立独行的老同学陈确（字乾初）。

陈确（1604—1677），字乾初，初名道永，字非玄。浙西海宁人。早年以孝友、文学称誉乡里。崇祯十七年甲申（1644），与同邑祝渊（字开美）同受业于蕺山先生刘宗周。次年乙酉，蕺山、开美自尽殉国，乾初从此隐居山野，潜心著书。著有《大学辨》、《性解》、《禅障》、《葬书》、《家约》等论著及诗文集约50卷。晚年得拘挛顽疾，足不出户，卧病在床15年。卒于清康熙十六年丁巳（1677），享年74岁。黄宗羲为之撰写了墓志铭。称其“天才绝出”、“其学无所倚傍，无所瞻顾……遂多惊世骇俗之论”、“无愧为蕺山之徒”。（《陈乾初先生墓志铭》（丁巳初稿），《黄宗羲全集》第10册，第360、361页。）

黄宗羲与陈确的关系非比一般：他们都是蕺山先生同门弟子，但同学时“所得尚浅”，并无深交。明亡之后，他们只有一次晤面深谈，即康熙五年丙午岁（1666），宗羲在语溪（桐乡）讲学期间偕同陆家淑（字冰修）到海昌（海宁）去拜访陈确。其时，“先生已病废，剧谈终日而精神不衰”，临别，乾初以所著《葬论》示梨洲，可见双方意气相投。此后，又11年“不相闻问”。至康熙十五年丙辰岁（1676），梨洲至海昌讲学，与乾初互通书信，这是双方唯一一次书信往还，其内容以讨论“性善”问题与“理欲”关系为主。大致是梨洲对乾初论学宗旨提出驳论，而乾初坚持己见，故梨洲所作陈乾初墓志铭中称“鄙见不无异同，先生欣然往复”。

但黄宗羲真正理解陈确，是在陈确死后细读其书而领悟其学术精神之后，所以他对所撰《陈乾初先生墓志铭》三易其稿（关于黄宗羲改写《陈乾初先生墓志铭》的问题，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之十二只知有两篇，称“第一篇泛泛叙他的庸德而已，第二篇才把他学术要点摘出”；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册第二章批评了梁启超的疏误，称“梁氏只读《文约》改定稿，未看《文定》原稿……而不知应别有一篇泛叙庸德者，早经梨洲削去，在现行南雷各集中早已不见也”。然钱氏虽知大概，却并未睹其全貌。实际上，梨洲《陈乾初先生墓志铭》共有四篇，其一为丁巳初稿本，载万斯大校订、朱人远点定的《南雷文案》康熙原刻本卷八（又载《南雷余集》、《南雷杂著稿》）；其二为丁巳重撰本（二稿），载《四部丛刊·南雷集》所收《南雷文案》卷八；其三为改订本（三稿），载康熙二十七年（1688）靳治荆校刻《南雷文定后集》卷三；其四为最后改定本，载黄百家编、沈廷芳校刊的《南雷文定五集》卷三（又载郑性刊行的《南雷文约》卷二）。钱氏只见后三种而未见《南雷文案》原刻本和《南雷杂著稿》原稿本，故所论未必全面。笔者主持《黄宗羲全集》第10、11册《南雷诗文集》编撰时，已据原稿、原刻本收录了上述四种文本，读者可作比较研究。），对陈氏学术宗旨的理解由粗浅至于精细，对陈氏思想成就的评价由批评转而赞赏，我们也可从一个侧面看到黄宗羲晚年思想的转变。

陈确的学术思想有两大亮点，一是其《大学辨》，称“《大学》首章，非圣经也；其传十章，非贤传也”（（明末清初）陈确：《大学辨一》，《陈确集》下册《别集》卷十四，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552页。）；二是其天理人欲之辨，他指责周敦颐说：“周子无欲之教，不禅而禅。吾儒只言寡欲耳。圣人之心无异常人之心，常人之所欲，亦即圣人之所欲也。”又说：“确尝谓人心本无天理，天理正从人欲中见，人欲恰好处，即天理也。向无人欲，则亦并无天理之可言矣。”（（明末清初）陈确：《无欲作圣辨》，《陈确集》下册《别集》卷五，第461页。）这在当时而言，确实是惊世骇俗之论。对此，黄宗羲在陈确生前是不以为然的。他在康熙五年丙午（1666）会晤陈确后所写的《刘伯绳先生墓志铭》中批评陈确说：“子刘子既没，宗旨复裂。海宁陈确乾初，以《大学》有古本，有改本，有石经，言人人殊，因言《大学》非圣经也，自来学问，由正以入诚，未有由诚以入正者。”（（明末清初）黄宗羲：《南雷文案·刘伯绳先生墓志铭》，《黄宗羲全集》第10册，第314页。）显然，这时的黄宗羲，是将陈确之论当作割裂师说的谬论的。他在康熙十五年（1676）写给陈确的《论学书》也批驳了陈氏“天理人欲”之辨，说：

气质人心，是浑然流行之体，公共之物也。人欲是落在方所，一人之私也。天理人欲，正是相反，此盈则彼绌，彼盈则此绌。故寡之又寡，至于无欲，而后纯乎天理。若人心气质，恶可言寡耶？……以此而禅濂溪，濂溪不受也。必从人欲恰好处求天理，则终身扰扰，不出世情，所见为天理者，恐是人欲之改头换面耳。（（明末清初）黄宗羲：《南雷文案·与陈乾初论学书》，《黄宗羲全集》第10册，第159页。）

然而，当他细读了陈确的著作以后，改变了对陈氏理论的批评态度，在《陈乾初先生墓志铭》的重撰本（二稿）中自我反省说：“不肖羲蒙先师收之孤苦之中，而未之有得，环视刘门，知其学者亦绝少。……近读陈乾初所著，于先师之学十得之四五，恨交臂而失之也。”他在改稿中详细引述了陈乾初论心性、论天理人欲的理论，而未作具体批评，只笼统评论说：“其于圣学，已见头脑，故深中诸儒之病者有之，或主张太过，不善会诸儒之意者亦有之。”最后又解释了自己转变态度的原因：“翼（乾初长子）以志铭见属。其时未读乾初之书，但以翼所作事实，稍节成文。今详玩遗稿，方识指归，有负良友多矣。因理其绪言以谶前过。铭曰：有明学术，宗旨纷如。……惟我蕺山，集夫大成。……龙山之下，乃有杰士。从游虽晚，冥契心髓。不无张皇，而笃践履。余忝同门，自愧浅陋。昔作铭文，不能深究。今其庶几，可以传后。”（（明末清初）黄宗羲：《南雷文案·陈乾初先生墓志铭》（二稿），《黄宗羲全集》第10册，第362—368页。）不仅如此，黄宗羲更在晚年所改《陈乾初先生墓志铭》的最后改定本（四稿）中对陈确最重要的学术观点作了肯定，他说：

（乾初）又云人心本无天理，人欲恰好处即天理。其主于无欲者，非也。乾初论学，虽不合于诸儒，顾未尝背师门之旨。先师亦谓之疑团而已。其论《大学》，以后来改本，牵合不归于一，并其本文而疑之。即同门之友，为难，而乾初执说愈坚，无不怪之者，此非创自乾初也。慈湖亦谓《大学》非圣经，亦有言《大学》层累，非圣人一贯之学。虽未必皆为定论，然吾人为学工夫自有得力。意见无不偏至，惟其悟入，无有不可，奚必抱此龃龉不合者，自窒其灵明乎？是书也，二程不以汉儒不疑而不敢更定，朱子不以二程已定而不敢复改，亦各求其心之所安而已矣。夫更改之与废置，相去亦不甚相远也。（（明末清初）黄宗羲：《南雷文定·陈乾初先生墓志铭》（四稿），《黄宗羲全集》第10册，第374—375页。）

这已经是对陈确“惊世骇俗之论”最强有力的辩护了。对此，现代国学大师钱穆先生评论说：

梨洲对乾初论学见解，逐步变迁。正见梨洲晚年思想之逐步转换也。……乾初“扩充尽才后见性善”之论，梨洲已加肯认而为之阐述矣。继此而往，乃有“心无本体，工夫所至即为本体”之说，是梨洲晚年思想之转变，固与乾初有关系也。……大凡一种学术思想之特起，于其一时期中，无不可寻得先存之迹象。而即其特提与重视，已足为别开一新局面之朕矣。故余谓梨洲晚年《学案》一序，所谓“盈天地皆心，心无本体，工夫所至即是本体”云云，不得不谓是一极大转变，又不得不谓其受同时乾初之影响者甚深。即乾初论学，亦何尝不自蕺山、阳明出？亦惟其特提与重视之转移，即足以推证其思想之变迁也。（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册第二章《黄梨洲·陈乾初》，第49—50页。）

这段评论，揭示了从王阳明到刘蕺山，再到蕺山弟子陈确、黄宗羲的思想之一脉相承与相互影响的内在联系，可谓慧眼独具。

黄宗羲在海宁拜访陈确的同时，还与好友陆嘉淑（冰修）一起拜访了著名学者黄道周的经学传人朱朝瑛。

黄道周（1585—1646），字幼平（或作幼玄），号石斋，福建漳浦（明称漳海卫）人，学者称石斋先生，是明清之际著名经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天启进士，授编修。崇祯时期，多次因直言得罪当局而被贬官、削职。弘光时任礼部尚书。南都亡，唐王任以武英殿大学士，自请至江西招兵抗清，兵败被俘，被清廷杀害于江宁（今南京）。死前留下了“纲常万古，节义千秋，天地知我，家人无忧”的绝命书。唐王谥以忠烈。黄道周学问渊博，以文章风节高天下，为人严冷方刚，不谐流俗。精通六经、天文、历数，工书善画，尤精于周易象数之学。著有《易象正义》、《三易洞矶》、《春秋揆》、《孝经集传》、《儒行集传》、《石斋集》等书。可惜学乏传人，故后世声名不彰。（关于黄道周的生平事迹，参见黄宗羲著《明儒学案》卷五六《诸儒学案下四·忠烈黄石斋先生道周》文。又见《明史·黄道周传》。）朱朝瑛堪称道周易学在浙江的唯一传人。

朱朝瑛（1605—1670），字美之，别号康流，晚年又号庵。海宁县花园里人。崇祯十三年（1640）进士，曾任安徽旌德县令，不久以丧事归里。明亡后，终身不复出仕。著有《五经略记》、《庵杂述》、《金陵游草》、《文集》等数十卷。黄宗羲所撰《朱康流先生墓志铭》中论康流之学曰：

漳海（黄道周）之学如武库，无所不备，而尤邃于《易》、历。……其时及门者遍天下，随其质之所近，止啼落草，至于《易》、历，诸子无复著坐之处，相与探天根月窟者，则康流先生一人而已。……先生博稽六艺，各有论著。……要不尽同于漳海。……自漳海悬记。先生之覃精者近三十年，又何以测其所至乎？……余丙午岁十一月，同冰修访先生于家。剧谈彻夜，绵联不休。尽发所记《五经》读之，出入诸家，如观王会之图。计平生大观，在金陵尝入何玄子署中讨论《五经》，至此而二耳。逾年，先生以《各经略记》首卷见寄，荏苒数年，欲以一得之愚取证，而先生不可作矣。……铭曰：……百年漳海，破荒而出；象数理学，会归于一。庵老人，入室弟子；削笔洗砚，俗儒心死。漳海之学，不得其传；葑泾之原，留此一线。

黄宗羲对朱朝瑛的经学成就是很重视和敬佩的。他在自己的著作中多次论及其人其学。如在《思旧录·朱朝瑛》中称赞“海昌之学者，康流、乾初二人，恐从前皆不及也”，在为阎若璩写的《尚书古文疏证序》中称“吾友朱康流”，在《张元岵先生墓志铭》中称“海昌有穷经之士二人，曰朱康流、张元岵。短檐破屋，皆拌数十年之力”、“康流于易，研寻图象，尽拔赵帜”，在其删定的《南雷文案》、《文定》、《文约》中均保留了《答朱康流论历代甲子书》之文。可见黄宗羲与朱朝瑛并非泛泛之交，而是可以深入讨论学问的良朋益友。

自康熙五年（1666）至海宁访友论学以后，黄宗羲曾在康熙十五年至十九年（1676—1680）期间，多次到海宁讲学，并担任主讲人。当时，海宁县令许三礼（许三礼（1625—1691），字典三，号酉山。河南安阳人。顺治十八年（1661）进士。康熙十二年（1673）授海宁知县。历任福建道御史、大理寺少卿、顺天府尹、左副都御史、兵部右侍郎。他在海宁知县任上，屡邀黄宗羲至海宁讲学，执弟子礼甚恭。还曾助刻《明儒学案》数卷。黄宗羲记其事曰：“余自丙辰至庚申五年，皆在海宁奉先生之教，而先生又从余受黄石斋先生《三易洞玑》及《授时》、《西》、《回》三历，不可不为知己。”又曰：“（《明儒学案》）成于丙辰之后，许酉山刻数卷而止。”见《黄宗羲全集》第10册之《兵部督捕右侍郎酉山许先生墓志铭》与《明儒学案序》。可见，许三礼也算得上是黄宗羲的在朝弟子了。）约请了一些官僚士大夫前来听讲。其中有在朝任官的昆山徐秉义（号果亭），其兄刑部尚书徐乾学（号健庵）也派门人彭孙来海宁听讲。全祖望《梨洲先生神道碑文》形容当时讲学盛况时说：

东之鄞、西之海宁，皆请主讲，大江南北，从者骈集，守令亦或与会。已而抚军张公以下，皆请公开讲，公不得已应之，而非其志也。公谓明人讲学，袭语录之糟粕，不以六经为根柢，束书而从事于游谈，故受业者必先穷经，经术所以经世，方不为迂儒之学，故兼令读史。又谓“读书不多，无以证斯理之变化；多而不求于心，则为俗学”。故凡受公之教者，不堕讲学之流弊。公以濂、洛之统，综会诸家，横渠之礼教，康节之数学，东莱之文献，艮斋、止斋之经制，水心之文章，莫不旁推交通，连珠合璧，自来儒林所未有也。

虽然给守令、抚军等官僚们讲学有些“不得已应之，而非其志”，但既然开讲，就得有所针对，因材施教。黄宗羲告诉他们说：“你们能做到爱民尽职，才是经常要温习的真学问呵！”在讲学时，黄宗羲虽然也是用《四书》、《五经》一类儒家经典作教材，但他不搞教条主义，而是鼓励学生相互辩论驳难，学以致用。他后来总结自己在海宁讲学的方法与经验时说：

余讲学海昌，每拈《四书》或《五经》作讲义，令司讲宣读，读毕，辩难蜂起，大抵场屋之论，与世抹杀。余曰：“各人自用得着的，方是学问。寻行数墨，以附会一先生之言，则圣经贤传皆是糊心之具。朱子所谓‘譬之烛笼，添得一条骨子，则障了一路光明’是也。”（（明末清初）黄宗羲：《吾悔集·陈叔大四书述序》，《黄宗羲全集》第10册，第44页。）

可见黄宗羲的治学态度是主张理论联系实际、反对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的。

在海昌讲学时，黄宗羲很重视讲授自然科学知识。他向许三礼等人传授了他研究《授时历》、《西洋历》、《回回历》的知识，向学生陈（字言扬）传授了中国传统的历算学知识以及从西方引进的历学、数学知识。陈言扬深得老师学术精华，写了一本关于“勾股定理”的专著——《勾股述》。黄宗羲非常高兴，亲自为之作序。他在《叙陈言扬勾股述》一文中，概述了中国古代的数学曲折发展的简史，批判了中国封建社会中知识分子不重视自然科学的弊病，深有感触地说：“西洋改容圆为矩度，测圆为八线，割圆为三角。吾中土人让之为独绝，辟之为违天，皆不知二五之为十者也。数百年以来，精于其学者……不过数人而已。海昌陈言扬因余一言发药，退而述为勾股书，空中之数，空中之理，一一显出”。他还回顾了自己过去刻苦钻研历算学的情景：避居四明山的荒野深谷，“双瀑当窗，夜半猿啼伥啸，布算簌簌”，到了如痴如醉的地步。但学成之后，犹如学了“屠龙之技”，“不但无所用，且无可与语者”，心境之苦闷难以形容。现在看到学生有所成就，不禁喜出望外，于是表示要将所学“尽以相授”，并期待陈“引而伸之，亦使西人归我汶阳之田也”。他无限感慨地说：“呜呼！此特六艺中一事，先王之道，其久而不归者，复何限哉！”（（明末清初）黄宗羲：《吾悔集·叙陈言扬勾股述》，《黄宗羲全集》第10册，第37—38页。）虽然，黄宗羲在这里感叹的所谓“西学源自中学”从而主张“使西人归我汶阳之田”之说不免带些“中华文化中心论”的霸道，但他批评“中土人让之为独绝，辟之为违天”的崇洋、排外心理是颇为深刻的。这也是对中国封建专制社会阻碍自然科学发展的严正批判。同时表明，黄宗羲治学和讲学的目的之一，是希望中国自然科学得以自主发展，以与西洋科学相媲美。

黄宗羲在海宁讲学前后经历5年（即康熙十五至十九年，1676—1680），听讲人员数以百计，但真正得其真传的寥寥无几。其最重要的成果，大概还是培养了一个精通历算学的弟子陈。正如黄炳垕所说：“（梨洲）公在海昌凡五载，得公之传者无闻焉，唯勾股之学，陈言扬得其传耳！”（《黄梨洲先生年谱》）当然，培养几个大弟子，出几本学术名著，这是一种有形的成果。而大师讲学对于世道人心的无形影响，则是难以估量的。

如前所述，黄宗羲在青年时代遵从父训，拜蕺山先生刘宗周为师，学于越城（绍兴）证人书院。刘宗周殉国之后，证人书院停办了20多年。到康熙六年丁未岁（1667）九月，黄宗羲会合同门学友姜希辙（姜希辙，字二滨，别号定庵。浙江余姚人。崇祯初，与黄宗羲、董等同学于大儒刘宗周。中崇祯十五年（1642）壬午科举人，授温州府学教谕，摄瑞安县事。历任元城县令、户科给事中、都给事中等职。因服丧归田，明亡后不复出，以读书论学、刻书行义名闻乡里。黄宗羲视其为患难之交、“庶几真儒”。称“余交先生三十年，同为子刘子之弟子，同辑子刘子之遗书，同侧子刘子之讲席……老而师友俱尽，往往忍饥诵经，其间可以缓急告者，唯徐果亭与先生二人”，可见交谊之笃。（参见《南雷文定》五集卷三《姜定庵先生小传》））、张应鳌（张应鳌，字奠夫，山阴（今绍兴）人。刘宗周高弟，服侍老师时间最久。在南都奉侍刘先生时，曾协助其师编辑《中兴金鉴录》。康熙六年（1667），以年届八十高龄，与黄宗羲等发起重开绍兴证人书院，以发扬师说为职志。（参见全祖望《子刘子祠堂配享碑》、黄嗣艾《南雷学案》卷五《张奠夫先生》小传））等人，又在绍兴恢复证人书院的讲学活动，以阐扬先师的道德气节与学术思想。黄宗羲记其事曰：“先师立证人书院，讲学于越中，至甲申而罢讲；后二十四年为丁未，余与姜定庵复讲会，修遗书，括磨斯世之耳目。”（（明末清初）黄宗羲：《南雷文定·董吴仲墓志铭》，《黄宗羲全集》第10册，第466页。）其后两年，他曾数度与学友们会讲于绍兴证人书院。在讲会上，黄宗羲反复阐明其师刘宗周的学术宗旨，指出“先生宗旨为‘慎独’。始从主敬入门，中年专用慎独工夫”。黄炳垕《黄梨洲先生年谱》“康熙六年”条记梨洲在证人书院讲会上的讲学内容说：

公表显师门之学，发前人所未发者，大端有四：一曰静存之外无动察；一曰意为心之所存，非所发；一曰已发未发，以表里对待言，不以前后际言；一曰太极为万物之总名。（详公所辑《子刘子行状》）。董吴仲疑“意为心之所存”未为得也，作《刘子质疑》，公谓：“先师意为心之所存，与阳明良知是未发之中，其宗旨正相印合也。”

黄宗羲对先师学术宗旨的理解，是在经历了种种实践的磨难和全面研读了老师的著作以后才逐步深入进而融会贯通的。他曾自我总结说：“余学于子刘子，其时志在举业，不能有得，聊备蕺山门人之一数耳。天移地转，饿深山，尽发藏书而读之，近二十年，胸中窒碍解剥，始知曩日之孤负为不可赎也。”（见黄宗羲《恽仲升文集序》，《黄宗羲全集》第10册，第4—5页。又见黄炳垕《黄梨洲先生年谱》“康熙七年”条，个别文字有异。）

这段时间，他写作和编辑了多种阐述刘宗周学术思想的著作，如《子刘子行状》、《子刘子学言》、《答董吴仲论学书》、《答恽仲升论刘子节要书》等等。

然而，黄宗羲讲学影响最大且最有成就的地方，还是在宁波，即在甬上讲经会和甬上证人书院讲学时期。由黄宗羲开创的清代浙东经史学派的主力军及其活动中心，也是在宁波地区（包括今宁波余姚市、鄞州区和慈溪市）。在这里，有必要首先叙述一下黄宗羲与甬上（今鄞州区）万氏、董氏、慈溪郑氏诸家的关系。

万氏指万泰一家四代。万泰（1598—1657），字履安，号悔庵，宁波人，生于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比黄宗羲年长12岁，死于清顺治十四年（1657）。崇祯九年（1636），万泰得中举人，其才为士林所重。他与黄宗羲交谊甚厚，既是复社同道，又是抗清同志。他对黄氏父子的气节学问十分敬仰，曾多次率领子弟到黄竹浦拜访宗羲兄弟，请教学问。他常对朋友说：“今日学术文章，当以姚江黄氏为正宗。”（李邺嗣：《杲堂诗文钞·送季野授经会稽序》）万泰有八个儿子，世称“万氏八龙”：长子斯年（1617—1693），字祖绳，明邑庠生。父亲死后，他继续率众兄弟和儿子万言到余姚向黄宗羲问学。精于经学，兼通文史。二子斯程（1621—1671），曾参与抗清，并从死囚牢中营救了黄宗炎。三子斯祯（1622—1692），字正符。通经学。明亡，不复应举，以教书为生。四子斯昌（1625—1653），字子炽，一字孝先。也曾参与浙东抗清。五子斯选（1629—1694），字公择，学者称白云先生，著有《白云集》。六子斯大（1633—1683），字充宗，号褐夫，以经学著称，著有《学礼质疑》、《仪礼商》、《周官辨非》、《礼记偶笺》、《学春秋随笔》（合称《万氏经学五书》，凡十八卷）。七子斯备（1636—？），字允诚。善书法，精篆印，工诗文。著有《深省堂集》。八子斯同（1638—1702），字季野，学者称石园先生。兼通经史，而以史学著称。著有《明史稿》、《儒林宗派》、《补历代史表》、《石园集》等，凡数百卷，是万氏家族中学术成就最大者。万泰孙辈、曾孙辈在学术上有所成就的，还有斯年之子万言，斯大之子万经，万言之子万承勋。万言，字贞一，号管村。与修《明史》、《盛京通志》、《一统志》，著有《崇祯长编》、《管村诗稿》、《管村文钞》等。万经，字授一，号九沙。长于经学，兼通文史。万承勋，字开远，号西郭。传家学，善诗。著有《越中草》、《冰雪集》等。

黄宗羲与万氏祖孙交往非常密切。万泰逝世后，黄宗羲即寄书其长子万斯年，招万氏兄弟及万言到余姚受业。正如万言在《怀旧诗序》中所说：“余叔侄以先王父之旧，受业梨洲先生者有年。”在现存《南雷诗文集》中，有黄宗羲为万泰、万斯年、万斯选、万斯大作的墓志铭，还有多篇为万氏祖孙著作所写的序、跋、题辞及论学书、唱和诗。宗羲还将孙女嫁给了万斯年之孙万承勋。他在晚年为悼念万斯年而作的《万祖绳墓志铭》中悲痛地说：“余与万氏交四世矣……忽忽六十年（自崇祯七年至康熙三十二年，1634—1693），不意铭君之墓也。”

董氏指董德一家三代。董德（1603—1661）字天鉴，号铭存，世居明州（宁波）。其父董应寺是万历间举人，官至知府，与宗羲之父黄尊素是同门学友。德之子允、允珂、允玮、允四兄弟都是黄宗羲的得意门生，皆有文名。黄宗羲在《前乡进士董天鉴墓志铭》中，称其与董氏有“三世交情”。并为允（字在中）、允（字吴仲）作墓志铭，称赞说：“甬江之上，唯董氏为多才子。”他在《董吴仲墓志铭》中比较越中（绍兴）与甬上（宁波）的学风时说：“越中类不悦学，所见不能出于训诂场屋；而甬上之闻风而兴者，一时多英伟高明之士，吴仲其一也。”又说：“明年（康熙七年），余至甬上，诸子大会于僧寺，亦遂以证人名之。甬上讲学之事，数百年所创见，传相惊怪；吴仲使疑者解颐，辨者折角，而甬士风气为之一变。”可见，董吴仲在黄宗羲甬上讲学中起到了组织宣传作用。

郑氏指慈溪郑溱、郑梁、郑性一家三代。郑溱（1612—1697）字平子，号秦川先生，慈溪人，是黄宗羲挚友。他知道黄宗羲很有学问，故命儿子郑梁拜梨洲为师。郑梁（1637—1713）字禹梅，号寒村，康熙间进士，官至广东高州（今茂名市）知府。学者称寒村先生，或称郑高州，是宗羲高足弟子，以诗文著称于世。康熙六年（1667），他奉父命拜谒梨洲先生。梨洲授以亲自编定的蕺山刘子遗作《子刘子学言》、《圣学宗要》等书，并为之讲解“因文见道”的旨趣，使之茅塞顿开，自愧学识浅陋。于是，仿古人“尽弃所学而学之”的遗风，将拜师之前的旧作统统烧掉，而将此后的著作称为《见黄稿》。临终，嘱咐儿子郑性立祠于家，以纪念其父、其师。所著《寒村诗文集》三十六卷，由其子刊刻行世。郑性（1665—1743），字义门，号南溪，晚年自号“五岳游人”。著有《二老阁书目》、《南溪梦呓》、《南溪寤歌》、《南溪偶存》等，有刻本行世。郑性遵从父训，在住宅东面特筑二老阁，作为祭祀祖父秦川先生郑溱、祖师梨洲先生黄宗羲二位前明遗老之地，并作藏书、刻书之所。梨洲学术得以传播弘扬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郑梁、郑性及二老阁后人。

甬上证人书院，就是在万、董、郑三家子弟以及陈赤衷、李邺嗣等人的拥护下，由黄宗羲担任主讲而创办起来的。

在甬上证人书院建立之前，清廷曾于顺治十七年（1660）颁布诏令，严禁文人结社，但并未能够有效禁止各地反清文士的结社活动。如顾炎武就在江苏创办惊隐诗社、阎修龄在安徽创立望社、屈大均在广东办西圆诗社、僧甬可在沈阳建冰天诗社等，都不同程度地具有反清倾向。浙东文人的民族意识本来就十分强烈，结社之风也从未衰歇。康熙初年，宁波、绍兴、石门等地的文会文社又蓬勃发展起来，如黄宗羲、姜希辙在绍兴恢复了证人书院，在宁波则有陈亦衷、董允等创建的澹园社，范光阳等人办的心社，董德等人举办的西湖八子社，李邺嗣、高宇泰等人举办的南湖九子社等等。

康熙四年乙巳（1665），万氏兄弟、董氏兄弟与陈赤衷、范光阳等将几个文社合并，建立了甬上策论会。这年春天，万斯大、万斯同、陈锡嘏、陈赤衷、董允、董允、仇兆鳌等20余名策论会成员相约到余姚向黄宗羲求教，拜梨洲先生为师。

康熙六年丁未（1667），在弟子陈赤衷（字夔献）倡议下，将“策论会”改为“讲经会”，以讨论五经为主要科目。讲经会成员对五经寻根究底，讨论热烈，蔚为盛况。

康熙七年戊申（1668）三月，黄宗羲再次到宁波讲学。他的数十名学生在鄞县广济桥和延庆寺等地分别举行大会，在老师提议下，正式建立了甬上证人书院。之所以命名为“证人书院”，是表示要继承刘宗周的学术事业，改变明代文人讲学的积习流弊，造就一种新的学风。

黄宗羲在甬上讲学的地址，看来并不固定。根据记载，他先后在延庆寺、高氏宗祠、张氏宗祠、陈赤衷家、万氏白云庄等多处主讲。但时间较长，次数最多的地方，还是万氏白云庄。所以全祖望《甬上证人书院记》说：“书院在城西之管村，万氏之别业也。”万言之子万承勋在《哭黄梨洲先生》诗中，也有“忆开讲席白云庄，杖履欣然一韦航”的句子。

甬上证人书院从康熙七年（1668）创建，到康熙十四年（1675）结束，前后经历了8年。这期间，共有百余人参加讲会，向黄宗羲问学。其中不少人成了远近闻名的经学家、史学家或文学家。有的则考中科举，当了清朝的官，把学到的知识，用于“经世致用”的实践。后来，黄宗羲在多篇文章中记述了甬上讲经会和甬上证人书院讲经论学的盛况。尤以《董吴仲墓志铭》（前文已引）与《陈夔献墓志铭》记载最详。其文曰：

制科盛而人才绌，于是当世之君子，立讲会以通其变，其兴起人才，学校反有所不逮。如朱子之竹林，陆子之象山，五峰之岳麓，东莱之明招，白云之仙华，继以小坡、江门、西樵、龙瑞。逮阳明之徒，讲会且遍天下，其衰也，犹吴有东林，越有证人，古今人才，大略多出于是。……丁未、戊申间，甬上陈夔献创为讲经会，搜故家经学之书，与同志讨论得失。一义未安，迭互锋起，贾、马、庐、郑，非无纯越，必使倍害自和而后已。思至心破，往往有荒途为先儒之所未廓者。数年之间，仅毕《诗》、《易》、《三礼》，诸子亦散而之四方，然皆有以自见。如万季野之史学；万充宗、陈同亮之穷经；躬行则张旦复、蒋弘宪；名理则万公择、王文三；文章则郑禹梅清工，李杲堂纬泽，董巽子、董在中函雅，而万贞一、仇沧柱、陈匪园、陈介眉、范国雯，准的当时，笔削旧章，余子亦复质有其文。呜呼盛矣！非夔献开其沟浍，曷克有此？……东方为学之士，雨并笠，夜续灯，聚夔献之家，肺烹蛤蚬，蔬橡杂陈，以饮食之，连床大被，所谈不出于王霸，积月日不厌。余每过必如之。（（明末清初）黄宗羲：《南雷文定·陈夔献墓志铭》，《黄宗羲全集》第10册，第452—454页。）

黄宗羲的讲学，是有明确宗旨和独特风格的。这就是：反对束书空谈，重视真才实学；提倡明经通史，主张经世致用。他对那些空谈道德性命而没有真才实学的人十分鄙夷，对那种虚妄学风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他说：

尝谓学问之事，析之者愈精，而逃之者愈巧。……奈何今之言心学者，则无事乎读书穷理；言理学者，其所读之书不过经生之章句，其所穷之理不过字义之从违。薄文苑为词章，惜儒林于皓首，封己守残，摘索不出一卷之内。其规为措注，与纤儿细士不见长短！天崩地解，落然无与吾事，犹且说同道异，自附于所谓道学者，岂非逃之者之愈巧乎？（（明末清初）黄宗羲：《南雷文定·留别海昌同学序》，《黄宗羲全集》第10册，第645—646页。）

这对那些空谈家们真不异当头棒喝！他总结了明中叶以来讲学的流弊。说“明人讲学，袭语录之糟粕，不以六经为根柢，束书而从事于游谈”（（清）全祖望：《梨洲先生神道碑文》，《黄宗羲全集》第12册。）。他还批评明末一些读书社（如云间几社、武林读书社、娄东复社）的文人们不务实学，“本领脆薄，学术庞杂”，所以“终不能有所成就”（（明末清初）黄宗羲：《南雷文定·陈夔献墓志铭》，《黄宗羲全集》第10册。）既然如此，那么应当提倡什么呢？黄宗羲特别强调学者要明经通史，以求经世致用。他在《送范国雯北行序》中说：“末世经学不明，以致人心日晦，从此文章事业俱不能一一归正。”又说：“学必原本于经术，而后不为蹈虚，必证明于史籍而后足以应务”（（清）全祖望：《甬上证人书院记》，《鲒亭集》外编十六。），“经术所以经世，方不为迂儒之学”（（清）全祖望：《梨洲先生神道碑文》，《黄宗羲全集》第12册。）。既然经术、史籍对于社会政治、文章事业如此重要，所以黄宗羲要求前来受业的学生们“必先穷经”，同时“兼令读史”。由此可见，黄宗羲是把刻苦钻研儒家经典和熟悉历史作为他讲学授徒的两门主课的。而他的这些议论，对于克服那种满足抄袭古人语录、务虚不务实的讲学流弊有着振聋发聩的作用。全祖望评论说：“凡受公之教者，不堕讲学之流弊”（（清）全祖望：《梨洲先生神道碑文》，《黄宗羲全集》第12册。），“前此讲堂锢疾，为之一变”（（清）全祖望：《甬上证人书院记》，《鲒亭集》外编十六。）。可见黄宗羲讲学，确有救偏补弊之功。

黄宗羲讲学，并不局限于经学和史学，同时还讲授天文、历法、数学、地理等自然科学知识。如前所述，他在海宁讲学时，就培养了一个精通数学的学生陈言扬。他还向海昌知县许三礼传授了有关授时历、西洋历、回回历的科学知识。他的学生万经（万斯大之子）在寒村七十寿序中回忆说：黄梨洲在甬上讲学时，他的弟子对经学、史学以及天文、地理、六书、九章至远西（指西方国家）测量推步之学，都能刻苦学习，“争各磨砺，奋气怒生，皆卓然有以自见”。尽管黄宗羲的自然科学知识水平不算最高，接受的西方自然科学知识也不算丰富，但在那风气未开的封建专制时代，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了。他同他的朋友方以智（方以智（1611—1671），字密之，号曼台，兼有别号多种。安徽桐城人。明清之际思想家、科学家、书画家。早年参与复社，与冒辟疆、侯方域、陈贞慧并称“明末四公子”。明亡后积极参与抗清。失败后削发为僧。黄宗羲《思旧录·方以智》记其交往曰：“己卯（崇祯十二年），余病疟。……密之为我切脉。……壬午（崇祯十五年）在京师，言河洛之数，另出新意。从永历为相随。后削发为僧，法名无可。”）一样，在自然科学领域也是站在时代前列的，比起那些只懂经史之学而不懂“质测”之学的正统老儒（包括他的老师刘宗周）来，黄宗羲确实要高明得多了。

康熙十八年（1679），黄宗羲已经70岁。这位古稀老人从此停止了讲学活动，而集中精力从事著书立说。直到86岁逝世前，他所念念不忘的仍然是如何传承他的学术与思想。如在病榻上向儿子百家口授《明儒学案序》，在逝世前夕写下了足以警世传世的“临终遗嘱”——《梨洲末命》与《葬制或问》。他通过诲人不倦的讲学活动与孜孜不倦的著书实践，向学生们树立了一代学术大师的风范，也培植了一个具有独特风格的学派——清代浙东经史学派。

“浙东学派”的概念，最早是黄宗羲提出的。他在《移史馆论不宜立理学传书》中，批评了明史馆馆臣所谓“浙东学派最多流弊”之说，指出：“有明学术，白沙（陈献章）开其端，至姚江（王阳明）而始大明。……逮及先师蕺山（刘宗周），学术流弊，救正殆尽。向无姚江，则学脉中绝；向无蕺山，则流弊充塞。凡海内之知学者，要皆东浙之所衣被也。今忘其衣被之功，徒訾其流弊之失，无乃刻乎！”（（明末清初）黄宗羲：《南雷文定·移史馆论不宜立理学传书》，《黄宗羲全集》第10册，第221页。）而黄宗羲所谓“浙东学派”，指的是从王阳明到刘蕺山的“东浙学脉”，而非现代意义上的“浙东学派”。

现代意义上的“浙东学派”的概念，则是由近现代学术大师梁启超首先提出的。梁氏于1902年所撰《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说：“浙东学派……其源出于梨洲、季野而尊史，其巨子曰邵二云、全谢山、章实斋。……吾于诸派中，宁尊浙东。”（梁启超：《饮冰室文集·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第3册，上海中华书局1936版，第95—96页。）梁氏又在1923年所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说：“明清嬗代之际，王门下惟蕺山一派独盛，学风已渐趋健实。……而梨洲影响于后来者尤大。梨洲为清代浙东学派之开创者，其派复衍为二，一为史学，二即王学。”（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之五，第138页。）由此可见梁启超对以黄宗羲为首的清代浙东学派的推崇与对学派流变的认识之具体。

但梁氏论清代浙东学派却存在一个偏向，即把这个学派仅仅看作史学流派。他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论清代学术说：“大抵清代经学之祖推（顾）炎武，其史学之祖当推宗羲。……宗羲以史学为根柢，故言之尤辩。”又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说：“梨洲学问影响后来最大者，在他的史学。”（两书均见《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第14、147页。）自梁氏以后，学者论及清代浙东学派者，大多受梁氏影响，而称“浙东史学”或“浙东史学派”云云。如何炳松称“浙东学派”、“浙东史学”，陈训慈称“清代浙东史学”，杜维运称“清代浙东史学派”，等等（参见何炳松著：《浙东学派溯源》，上海商务印书馆1932年初版，中华书局1989年新版；陈训慈：《清代浙东之史学》，《史学杂志》2卷6期（1931年4月出刊）；杜维运：《黄宗羲与清代浙东史学派之兴起》，载氏著《清代史学与史家》，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4年版，中华书局1988年版。关于“浙学”与“浙东学派”之名称及其内涵的讨论与梳理，参见吴光：《试论“浙学”的基本精神——兼论“浙学”与浙东学派的研究现状》，载台北《中国文哲研究通讯》1994年第1期、杭州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陈亮研究论文集》；《简论“浙学”的内涵及其基本精神》，《浙江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董平：《浙东学派之名义及其内涵》，载南京大学《思想家》Ⅱ，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其实，黄宗羲不仅重视史学，而且重视经学，其学术特色是经史并重的。他强调学问必须“以六经为根柢”，要求“受业者必先穷经”，然后“兼令读史”，提倡“学必原本于经术而后不为蹈虚，必证明于史籍而后足以应务”（见全祖望：《甬上证人书院记》。）的经世实学。正因如此，其弟子在宁波创设“讲经会”，以辩论五经、阐扬经学为宗旨。黄宗羲自己的学术成就，不仅有《明儒学案》、《行朝录》一类史学著作，而且有《易学象数论》、《孟子师说》、《授书随笔》一类经学著作。其弟子与私淑、后学，如万斯大、万斯同、邵廷采、全祖望、章学诚等，虽然各有侧重，但都并非偏废经学，而是兼治经史的。如著名史学家万斯同，除了《明史稿》、《补历代史表》等史学著作外，还有《庙制图考》、《石经考》、《群书疑辨》、《讲经口授》等经学著作，而其兄万斯大则是著有《经学五书》的著名经学家。被称为“浙东史学”传人之一的邵晋涵，虽然一生主要从事史书编纂整理工作，但其最重要、最有影响的著作却是经学专著《尔雅正义》20卷。所以，不能将浙东经史之学割裂分析。正如近现代学者刘师培所论：“浙东学派承南雷黄氏之传，杂治经史百家，不复执一废百。鄞县万氏承之，学益昌大。若祖望之学，殆亦由万氏而私淑南雷者欤？”（刘师培：《全祖望传》，转引自董平撰《浙东学派之名义及其内涵》。）关于清代浙东学派的学术特色与定位，笔者在20年前发表的《黄宗羲与清代学术》一文就对梁氏之说提出异议，拙文指出：

关于清代浙东学派，前人往往作狭义的理解，称之为“浙东史学派”，并以章学诚为其殿军，恐怕有失偏颇。愚意以为，浙东学派是一个包括经学、史学、文学、自然科学在内的学术流派，虽以史学成绩显著，但不应仅仅视作一个史学流派。这个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以史学为主兼治经学的有万斯同、万言、邵廷采、全祖望、邵晋涵、章学诚，以经学为主兼擅史学的有万斯选、万斯大、黄百家、王梓材，其文学代表人物则有李邺嗣、郑梁、郑性等，自然科学代表人物则有陈、黄炳垕等。（吴光：《黄宗羲与清代学术》，原载《孔子研究》1987年第2期。收入吴光论文集《儒道论述》一书，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4年版。）

尽管20年前的研究还有些粗糙，在人物分析上未必精确，但我的基本看法至今未变，并且自信可以成立。我认为，以黄宗羲为首的清代浙东学派，是一个涵括经学、史学、文学、科学等多个学术领域而以经史之学为主体的学术流派，可以称之为“清代浙东经史学派”。有人或据章学诚“六经皆史”说而定位清代浙东学派为“浙东史学派”，其实似是而非也。试问：若说“六经皆史”即是“史学”，则“经学”之名是否还能独立存在？如“经学”之名不可废，“经学”之实不可替，则所谓“六经皆史”者，就不能片面指称史学，而应包含经学了。因此，不能凭此一语就将浙东经史学派片面指称为“浙东史学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