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多数文化背景中,社会化的目标就在于帮助儿童习得与其文化习俗、社会期望和标准相一致的行为模式,通常的做法包括:父母提出各种让孩子自我控制的要求,使其延迟、限制或修正某种不符合规范或期望的行为,诸如违规、攻击行为等;儿童依照父母的要求发起或维持某种期望的或与社会规范相一致的行为,诸如道德行为、亲社会行为、符合性别角色的行为、同伴交往行为。儿童最初受到来自父母或其他成人的外部要求或命令的影响,以后随着他们在注意、语言、记忆、思维、判断、自我意识等方面的发展与成熟,成人的要求、社会的规范逐渐被内化为儿童自身的需要,从而引导他们在社会生活中的行为。
随着儿童的年龄增长,与同龄伙伴一起的时间日益增多,人际互动更多地倾向于同伴互动。如与同伴一起建立游戏规则,根据游戏的实际需要修改规则,在游戏过程中考虑到同伴的感受,在游戏过程中领会同伴的意图,并能据此得出相应的决策。同伴的言行可能影响“我”的思想和行为,而“我”的举动也可能影响“我”的同伴们。“课间休息时,几乎全班同学都在谈论最近刚发行的一款新游戏,我因生病有几天没来学校了,今天大家的谈话我怎么听不懂?我得回家上网查查有关这方面的最新信息。”“妈妈送给我一个最新出品的机器人作为生日礼物,这个机器人会动会叫还会跳,有趣极了。昨天我把机器人带到幼儿园,小朋友们都非常喜欢,都愿意和我一起玩。到了今天,几乎班级里的所有小朋友都从家里带来一个有趣的玩具,于是我们大家在教室里开起了玩具博览会。”上述这两个例子便是典型的同伴互动,互动的结果,了解了时尚,学会了分享。每个孩子由于其家庭条件(住房、游戏场所等)、父母养育观念等的差异,同伴互动的机会也会有很大差别,而这种差异可能导致儿童在特定情境中的社会行为水平高低不一。
人际互动存在于个体的毕生发展过程中,作为社会动物的个体,在生命的不同时期均在找寻对其最有意义的关系,并试图进入这种关系中,与关系中的另一方进行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在生命的早期展现最多的是亲子互动,亲子互动为其毕生发展奠定了基础;进入幼儿阶段开始借助游戏,有了最初的同伴互动,以及与保育员、幼儿教师的互动,借助互动儿童有了规则意识;到了学龄期,同伴互动占据儿童的生活中心,互动的结果就是儿童发展了各种友谊关系,习得了社会期望的积极的社会行为;随着儿童长大成人,互动的对象更多地指向了伴侣和同事,更多地发展了亲密关系和工作关系。那么,这种个体毕生追寻的人际互动,其本质究竟是什么呢?人际互动对于社会发展的意义何在呢?对于个体的功能又如何体现呢?
原先孤立的非社会的人类个体,在与其他个体的互动中,经过漫长痛苦的过程,逐渐形成了社会群体和社会制度。其结果是,在非社会的个体行动的基础上,社会秩序得以建构,社会行动得以规范,社会延续得以维系(方文,2002)(方文.社会行动者.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1)。个体之间的人际互动,促成了群体社会的建构,推动了社会规范的确立;而明确的社会规范促使个体以更加有序的方式,在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中,进行更加有效的人际互动。人际互动构成了动态的予取的关系网络,关系网中的个体通过互动相互影响,从而带给个体心智、情绪、态度、健康和行为方式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