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成长的过程中,儿童与他人的相互关系是如何影响儿童的道德行为的?到底是什么激发了道德行为?道德行为究竟与哪些因素有关?对道德的认知与道德行为之间存在何种联系?情感因素对道德行为的影响又有多大?许多研究者从各自的理论角度出发,提出了自己的假设,并进行了相关的研究。
1.道德认知与道德行为
道德认知是指儿童对是非、善恶行为准则及其执行意义的认识。许多理论都认为儿童的道德行为与道德认知的发展密切相关。皮亚杰认为,尽管“儿童认为道德与他们所做的事情之间没有明确的联系,并且对他们自己拥有的具体经验确信不疑”(1965),但是道德认知和道德行为两者的确是相互影响的。对儿童来讲,发展了的道德认知能够促进道德行为的发生,同样,道德行为的实践也可以使得儿童的道德认知有新的进步。
柯尔伯格等人(1984)提出了一个关于道德认知和道德行为之间关系的模型,这一模型认为,个体对“某种道德选择为什么正确”的理解能力越成熟,他实践道德行为的可能性就越大。道德推理引起义务选择的发生,当受到责任判断以及对他人内部因素(如自我力量和勇气)判断的支持时,就会导向道德行为的发生。道德认知引起道德行为的发生可以这样来阐述:首先,人们判断什么是正确的;然后决定他们是否有责任完成道德行为过程;最后,如果他们认为是自己有责任,就会集中精力去付诸行动。以让座行为的产生过程为例,潜在行为者A在公交车上看到需要帮助者B时,A首先判断对待B什么样的行为是正确的,即让座还是不让座;接下来A会判断自己是否有责任让座,以及B是否确实需要让座(如B是否年迈、是否残疾、是否抱着婴儿等等);如果前两步的判断都是肯定的,那么A就会起身让座,于是A在一系列道德判断的指引下,道德行为发生了。如果我们将让座这一道德行为的产生过程用图表示出来,这个图就是柯尔伯格等人通过相关的研究来验证的一个模型。例如,研究发现,作为第三者在柯氏测验的假定的道德场景中表现出来的道德判断阶段与作为当事者在另一个道德场景中实践道德行为的可能性成单调的函数关系,也就是说在柯氏测验中道德判断得分高的被试,在真实的道德场景中实践道德行为的可能性也大,反之,在柯氏测验中道德判断得分低的被试,在真实的道德场景中则不大可能做出道德行为(Blasi,1980)。而且,成熟的道德推理者理应在行为上也是道德的,当个体向更高水平的道德思维发展时,道德推理和道德行为之间的关系会更密切(Blasi,1990)。对较年长的学龄儿童、青少年进行的研究发现,与道德推理水平较低的人相比,达到较高道德推理水平的人更有可能表现出利他行为和有良知的行为,并较少撒谎或者参加违法犯罪活动(Rest,Thomas,& Edwards,1997)。另有研究表明,在有机会作弊时,道德推理达到后契约水平的大学生中只有15%的人在测验中作弊,而有55%达到契约水平的学生有作弊行为,处于前契约水平的学生作弊者达到了70%(陈会昌,2004)。
也有研究者对此提出了质疑(Krebs & Denton,2005),他们认为用这种方式设计的研究不能够确定被试在作出道德决策的时候所进行的完全是道德推理。科氏测验的道德判断和测得的道德行为之间的关系很可能还受第三个因素的影响,这一因素可能与道德推理的阶段有关,如智力水平、教育程度、对实验者预期的推测以及道德价值观等。对此,吉布斯也承认说“尽管认知发展观点能够部分地考虑到道德动机,但是在对道德行为进行全面的理解时,移情的共同推动作用以及歪曲的认知的破坏作用都应该考虑在内”(1995)(Gibbs J C.The cognitive developmental perspective.In:Kurtines W M,Gewirtz J L.Moral development:An introduction.Boston:Allyn&Bacon,1995)。
在这样一个质疑下,克雷布斯和登顿(2005)提出了新的道德认知和道德行为之间关系的模型。他们假设,个体追求目标,而且有提高自己利益的愿望。并认为人类社会的道德规则是建立在合作基础之上的,道德包含管理人们合作的标准和指导方针——尤其是权利、义务和利益如何分配,社会中的个体是平等的,每一个个体都与其他个体按照均等利益和负担的规则进行合作。在这样一个假设和理论前提的基础上,他们提出了一系列的命题用来阐释道德认知和道德行为的关系。
首先,社会包含不同的合作系统,合作的形式也多种多样。在特定的条件下,个体能够通过与他人合作而更有效地达到自己的目标,这比采纳更加独立或者自私的行为策略要有效得多。个体可能为了达到彼此受益的目标而共同工作。他们可能同时交换身体的、物质的、社会的或者心理的资源,也可能在延时的基础上直接或间接地交换这些资源。个体可能在自己付出较少的情况下给予他人有价值的帮助,从而换来当自己有需要时他人能付出高价值的帮助。
合作系统也会受到自私、欺骗和自由散漫的威胁而崩溃。于是,所有的群体都创造行为、规则、规范或者法律的编码,用来定义权利、义务、规定的行为以及禁止的行为,他们认为这是维持他们发起的合作系统所必需的。人们使用道德判断来维持合作系统和解决利益冲突。
同时人们还具有维持合作系统的行为倾向。为了维持合作系统,以达到自我的目标或者提高自身利益,基于对社会道德规范的认知,人们就会采取相应的道德行为。通过人们追求目标和提高利益的愿望,道德认知促进了道德行为的产生。当然,人们追求的目标会影响人们作出道德判断,人们也可能根据道德判断达到不道德的目的,从而做出不道德的行为。
国内也有一些相关的研究涉及道德认知与道德行为的关系。董泽松、彭蕾、傅金芝等人(2005)探讨了云南地区中小学生道德判断和道德行为发展的关系。总体而言,中学生的道德判断与道德行为的相关达到非常显著的水平,具体到每个学生,道德判断能力较好的,道德行为表现也较好。从年龄差异来讲,虽然中小学生的道德判断和道德行为之间都存在显著相关,但是小学生的道德判断能力得分低于道德行为得分,中学生的道德判断能力得分高于道德行为得分。学生道德判断能力与道德行为的高低出现交叉现象是在小学五年级到六年级之间。此外,他们还考察了道德判断与道德行为之间关系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道德判断与道德行为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民族、地区因素的影响,民族和地区因素本质上是社会文化、习俗、价值观念、语言等的集中体现。
一项对山西省忻州市的中学生思想品德现状和道德行为表现的研究表明,中学生的道德认识和道德行为之间具有一致性,可以通过观察学生在学校、家庭和社会中的外显行为来判断他们道德品质的好坏。中学生的思想觉悟和道德认识在大方向上与社会要求是一致的。中学生的道德品质处于不断发展提升的状态。研究同时也发现了存在的问题,比如部分学生道德意志不坚定,心理脆弱;存在自私现象,行为选择趋近功利;道德价值判断鉴别力差,等等(张淑清,李建军,2005)。
关于道德认知和道德行为之间的关系是否存在,以什么样的方式存在等问题还存在许多值得思考的地方。第一,道德认知发展和所测量的道德行为之间是否确实存在显著的统计关系?第二,对两者关系的研究考虑了多少变量?这些变量是否合理?对道德行为指标的确定和道德认知发展水平的评定是否严谨?第三,由道德推理确定的道德发展阶段是否是道德行为发生的原因?第四,心理过程在做出高水平的道德判断和道德行为趋势之间的关系中起了怎样的干预作用(Krebs & Denton,2006)?第五,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否还受到其他诸如文化背景、社会历史阶段等因素的影响?这些都是目前研究还没有解决的问题。
2.道德情感与道德行为
任何一个道德行为的主体都是情感主体,因而没有情感的发生,道德行为同样不可能发生,人类正是因为有了自爱的情感,才产生了善待自己的道德行为;也正是有了爱人的情感,才产生了利他的道德行为。道德情感是道德行为选择的动力。道德情感是指根据一定的社会道德行为标准和客观的社会价值来评价别人或自己的言论、行为和意图时所产生的情感体验,它反映的是人的行为与道德需要之间的关系。有人(Damasio,1994)发现,情感体验遭到破坏的脑损伤病人虽然在抽象的道德推理方面没有任何缺陷,但是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却经常表现出不道德的行为。研究者对与道德行为有关的情感因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移情(empathy)、内疚(guilt)、羞愧(shame)等方面,这些因素都被认为在道德行为的发生中起了基础的作用。
(1)移情。移情是人际交往中情感的交互作用,是由于觉察到他人情绪而导致自己情绪唤起的一种情感体验。移情并不是指获得与他人同样的情感体验,而是源自对他人情绪状态的理解,并能够由此产生悲伤或者为他人考虑的情感。
霍夫曼(1991)认为社会道德规范和价值观是个体内在的动机系统的一部分,因此他将进化的情感与内化的情感结合起来,并将动机、认知、关怀和公正的道德推理以及观点采择纳入其中,描述了道德移情发展可能具有的发展模式和功能。认为移情发展可能会经历普遍性移情、自我中心移情、对他人情感的移情和对他人生活状况的移情等四个阶段。在普遍性移情阶段(1岁前),儿童不能区分自己和他人的情绪情感,常常将两者混淆。在自我中心移情阶段(1岁时),儿童仅仅能够区分自己和他人的身体是不同的,能够对他人的悲伤情绪产生同情,但是不能区分自己和他人的内在状态。处于对他人情感移情阶段(2到3岁)的儿童能够对他人的感受产生更大范围的情感反应,而不仅仅是悲伤的感受,还包括失望、感到背叛等。能够对他人生活状态移情(童年晚期)的儿童具有区分自我和他人的意识,知道他人的情绪情感源自生活经历,这一阶段的儿童在不同的情境中能够产生不同的移情体验。
第四阶段的移情对道德行为的产生应该具有重要的意义,霍夫曼(2000)从行为者的角度区分了道德行为产生的不同情境:其一,旁观者,即行为者看到某人处于痛苦或者悲伤中;其二,违法者,即行为者伤害了或者将要伤害他人;其三,假想的伤害者,即想象伤害行为;其四,多个道德行为要求者,即行为者需要选择去帮助哪一个人;其五,关爱与公正冲突,即行为者在考虑他人需要和权利、责任以及互惠等抽象问题上发生冲突。霍夫曼认为这些情境都能够激发移情反应,而且这种移情反应能够产生各种不同的道德行为。但是目前为止还没有针对这样一种理论的实证研究。
目前,国内关于移情与道德行为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移情与帮助、分享、利他和助人等具体行为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上,许多研究都表明(岑国桢等,2004;李丹等,2005;朱丹,李丹,2005),移情与帮助、分享、利他和助人行为之间存在正相关,但是也受到情境因素以及儿童自身的年龄特点等的制约。关于移情训练对亲社会行为影响的研究发现(张莉,1998;魏玉桂,李幼穗,2001),移情训练能够促进儿童的分享行为,这也间接说明了移情对分享等行为的积极影响。
还有研究者(丁芳,2000)将儿童的道德判断、移情进行综合考察,分析它们对亲社会行为的共同影响。结果发现,移情和道德判断对儿童亲社会行为的影响具有明显的交互作用,当移情水平较高时,道德判断水平高的儿童的亲社会行为显著多于道德判断水平低的儿童,道德判断与移情的交互作用促进了儿童亲社会行为的发生。研究还发现,即使在移情水平低的情况下,高道德判断的儿童表现出的亲社会行为仍然显著多于道德判断水平低的儿童,这说明并不是所有的亲社会行为都是由移情反应引发的,有时可能是由内化了的道德价值而引起的。因此,道德判断和移情是影响亲社会行为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
(2)内疚和羞愧。内疚被认为是与道德行为有关的另一种情感体验。在发展和社会心理学领域,内疚通常是指后悔做过的错事。它被定义为“一种激动的情感或者痛苦、后悔的感受,这种感受通常是当行为者确实引起、期待引起某种令人厌恶的事件或者与这类事件有关时产生的”(Ferguson & Stegge,1998)。内疚的行为者认为自己对那些违反内在标准或引起他人痛苦的行为负有责任,他们想要去弥补过失或者惩罚自己。内疚是与道德行为联系非常密切的一种情感。
羞愧通常被认为是内疚的同义词,人们将其定义为“由与自我有关的令人厌恶的事件引起的情感体验,这种体验以低落的情绪为基础,是一种消极的或者无助的情感”(Ferguson & Stegge,1998)。羞愧的人倾向于看低或者谴责整个自我,害怕被嘲笑,因此逃避或者躲避他人。这两种情感都包含负责任的意识,并且个体都感到自己触犯了道德标准。而且这两种情感都可能是对同一种情境的反应,都可能源自个体对自己的行为给他人带来的影响的考虑(Tangney,1992)。但是,相比而言,内疚与道德的联系更密切一些,羞愧更可能起源于非道德的情境和问题(如在表演情境中失败或者不符合社会化的行为)。
研究发现,儿童的内疚、道德自我和道德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儿童违反纪律后对不舒服经历的敏感能够约束其触犯规则的行为。即儿童在做出不道德的行为后,体验到内疚带来的不适的情感越多,以后违反道德规则的行为就会越少(Kochanska,Gross,Lin,& Nichols,2002)。当一个人体验到羞愧时,整个自我感到暴露、自卑、被贬低。羞愧的体验比内疚的体验更痛苦和紧张,并且与他人的观点相联系。相比而言,内疚比羞愧的破坏性和所体验到的痛苦要小一些,因为当一个人体验到内疚时,主要关注的是特定的行为,与自我有些区别。内疚包括感受到紧张、自责和后悔,但是不影响一个人的核心认同。羞愧与了解自我的渴望相联系,而内疚与了解行为的渴望相联系。羞愧包括对他人评价的考虑,羞愧的个体相对来讲不大可能试图去调整自己的违规行为(Eisenberg,2000)。对成人和儿童的研究都发现,羞愧通常比内疚与外部问题行为之间的相关更稳定,更强烈。当使用偏相关方法研究问题行为与无羞愧的内疚和无内疚的羞愧之间的关系时发现,羞愧与外部问题行为的正相关更稳定,而内疚则与外部问题行为之间的相关较小(Tangney,1992,1996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