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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道德行为的发展

四、影响道德行为发展的自我和环境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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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道德自我与道德同一性

最近一些学者提出了道德同一性的重要作用,由于其主要强调自我在道德发展中的影响,又称为道德自我(Lapsley & Narvaez,2004b)。关于道德同一性(moral identity),不同的学者都给出了各自的看法。布拉西(1995)认为道德卷入,如道德原则、目标和义务与个体的动机和情感系统是整合在一起的,并且由此形成了行为的目标,包括责任,最后共同形成了个体建构自我和同一性的基础。摩西曼(2005)认为道德同一性使得自我和道德系统整合在一起,包括“拥有”自己作为道德行为者的清晰概念,即在尊重或者考虑他人权利和利益的基础上行动。

布拉西提出的道德同一性模型可以被看做是探究同一性和道德行为之间联系的开端。他认为在柯尔伯格理论当中的道德理解和道德行为之间存在一个空缺,为了填补这个空缺,他提出了道德机能的自我模型。这一模型包含三个关键成分。首先,道德判断是经由责任判断才使道德行为得以产生的。所以在一个特定的情境中,个体可能不仅仅要对接下来的行动进行“对的”或者“道德的”判断,还要评估他/她是否有责任按照这样的判断采取行动。其次,责任判断的标准源于个体自我的结构,布拉西将其称为道德同一性,主要反映了个体在何种程度上将道德作为自我感觉的中心。最后一个成分是自我一致性(self-consistency),人们具有一种想和自我感觉一致的本能,因此,当一个人的自我是以道德为中心时,那么这种趋向就能激发道德行为(Hardy,2005)。

由于同一性和道德的抽象与复杂的本质,很难在实证研究中对其进行系统的检测,到目前为止,关于两者之间关系的探讨仍然是理论性的建构和哲学思考居于主导。但是我们仍然找到了一些相关的实证研究,为证明道德同一性对道德行为的影响作用提供了一些可靠的证据。

阿诺德(1993)研究了青少年的道德自我和道德行为之间的关系。他们使用良好自我测验来检验他们的道德自我:先给被试呈现一张图片,图片上是三个同心圆,每一个圆都与自我有相应程度的向心性。然后给他们16张卡片,每一张卡片上都写有不同的美德,一些美德是道德方面的,比如公平;另外一些则与道德无关,比如,创造性。然后让被试按照这些美德在他们心中的核心程度,把这些卡片放到他们认为合适的圆中,但是最中间的圆最多只能放三个。最后对被试进行访谈,请他们告知为什么最中间的三个美德对自己是最重要的。对青少年的道德行为的评估使用的是道德行为等级量表(Hill & Swanson,1985),由教师报告青少年各种与道德相关的行为趋向(如,对他人要和对自己一样公平)。结果表明,道德同一性能够预测道德行为,那些将道德美德作为自我感觉核心的青少年有较高水平的道德行为。

有人(Barriga,Morrison,Liau,& Gibbs,2001)检测了青少年晚期道德自我与反社会行为之间的关系,他们使用阿诺德(1993)的良好自我测验检验了青少年的道德自我关联(moral self-relevance),即对自我概念的向心性,这种自我概念主要是指道德美德方面。该测验包括8个道德美德和8个非道德美德。使用道德美德的平均等级减去非道德美德的平均等级来确定道德自我关联的等级。使用Achenbach儿童行为测查表中的一个分量表——外部行为量表来测量儿童的反社会行为。结果表明,在控制了性别、内部行为、自私的认知扭曲(self-serving cognitive distortion)以及道德判断之后,道德自我关联与反社会行为之间存在负相关。

一项关于道德自我和道德行为的研究是对处于青少年晚期的被试进行的(Pratt,Hunsberger,Pancer,& Alisat,2003)。给被试呈现12条价值观,其中6条是道德方面的,6条是非道德方面的,让被试根据这些价值观在自己生活中的重要程度,对它们划分等级。结果表明尽管在道德自我和亲社会行为之间可能存在正相关,但是在道德价值观对自我的重要性形成之前,个体就已经有了亲社会行为。另有些人(Froming,Nasby,& McManus,1998)对11岁儿童道德自我与亲社会行为之间关系的性别差异进行了考察,结果发现,尽管女孩有较高水平的道德自我,却只有男孩的道德自我与亲社会行为之间存在正相关。此外,有研究发现道德自我在教养方式和道德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研究者在自然状态下观察儿童在14、22、33、45个月的时候对母亲的依从状况,并在儿童56个月的时候使用访谈和观察的方法测量儿童的道德自我及内化,结果表明,男孩对依从母亲的承诺促进其道德内化,这种道德内化可用于管理儿童的道德行为(Kochanska,2002)。

林彬和岑国桢(2000)结合我国道德教育以及道德规范的实际,从内容和形式两个维度编制了儿童的道德自我问卷。他们根据前人研究的结果,将道德自我从形式上分为五种类别,即“他观自我”、“理想自我”、“自我独特性”、“自我连续性”、“自我力量”。他们还结合数十年道德研究的内容,以及中国学校道德教育的要求和现实社会道德规范的要求,把道德自我的内容具体化为21项,包括“五爱”(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四有”(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七不”(不随地吐痰、不乱扔垃圾、不损坏公物、不乱穿马路、不在公共场所吸烟、不说粗话脏话、不破坏绿化)以及人际交往、尊重权威、公正、关爱和宽恕。之后,从这两个维度出发编制问卷,问卷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这样一份问卷的意义在于,为研究者在我国进行儿童道德自我的研究提供了有效的测量工具,能够很好地结合我国的现状进行研究。

到目前为止,关于道德同一性和道德行为之间关系的研究相对较少,尽管已有的这些研究表明,道德同一性也许能够激发道德行为,却很难明确两者之间的真实关系。这是因为,其一,各研究所得的结果虽然都能表明两者之间的关系,但是,计算所得的值并不高,很难说清楚这是由于方法论的原因还是被试的取样问题(Pratt,2003)。其二,普拉特等人(2003)的研究指出道德同一性和道德行为之间因果关系的方向性还不清楚。道德同一性可能激发道德行为,但是至少在青少年这个群体中,道德行为可能会促进道德同一性的发展。道德同一性和道德行为之间的双向关系也是可能存在的,这样一来,道德行为会促进道德同一性的发展,发展了的道德同一性又能促进后续的道德行为。尚无确凿的证据能够表明道德同一性在道德行为之前,或者道德同一性是道德行为的原因;也没有证据表明道德行为在道德同一性之前,或者道德行为是道德同一性的原因。所以说,关于道德同一性与道德行为之间关系的研究才刚刚开始。

2.家庭环境因素

儿童生活在社会当中,就注定他不是一个完全独立的个体,儿童的行为固然有受其自身特质决定的一面,但其所处环境对道德行为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我国古代的经典故事“孟母三迁”体现的就是这样一个道理。在儿童诸多的学习和生活环境中,家庭环境氛围、家庭教育的影响是最重要的。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教师,家庭是儿童学习社会行为的主要场所,对儿童道德行为的发展至关重要。家庭道德教育是指父母对子女看待事物和问题的是非标准、价值观念、处世原则等的培育、引导和熏陶,从而使他们形成相应的道德观念、道德情感和道德习惯,并使遵守这些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成为子女自觉的道德需要。家庭道德教育的特点主要有:教育关系上的情感性、教育内容与日常生活的融合性、教育形式上的多样性、教育过程的反复性以及教育时间上的终身性等特点(刘胜梅,2005)。这些特点决定了家庭道德教育对个体道德发展的重要作用。

父母强权(power assertion)对儿童行为的影响也越来越受到关注。父母强权是一种无形的结构,包括强迫、明显的高压、强制性的或者激烈的坚持以及否定和批评,它通常与不佳的社会化结果相联系。这些社会化结果包括不良的自我管理、内化的行为问题以及攻击等外部行为问题。有研究(Kochanska & Aksan,2003)在儿童14个月至73个月的时间里,在母亲“允许做”和“不允许做”的强权下,母子谈论儿童最近的一次错误行为,并观察儿童在谈话之后表现出来的道德行为。结果表明母亲的强权对儿童的道德行为是有影响的,但是也具有领域特殊性的特点,母亲“不让做”的强权预测了儿童更多的道德行为和更少的反社会行为,但是对儿童认知的改变作用不显著。

此外,父母的道德观以及家庭的功能在儿童道德发展的过程中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里的家庭功能是指家庭的凝聚力、适应性和交流(White,2004)。家庭凝聚力是指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联结,如兴趣、时间、距离、友好、决策制定和娱乐等;适应性是指家庭系统在面临压力或困境时,灵活改变它的权利结构、谈判风格、角色关系以及关系规则的能力;积极的交流是指移情、静听以及支持等,这些可以使家庭成员感受到彼此互相需要和珍惜(Olson,1992)。研究发现,那些认为自己家庭的凝聚力强的青少年比那些认为自己家庭的凝聚力不强的青少年更多地报告自己进行道德决策时受到家庭道德观念的影响。而且,认为自己与父母有积极交流的青少年,在道德问题的看法上与父母达到了较高水平的一致性(White,2000)。

怀特(2004)还从家庭功能的这三个方面以及父母的道德观与青少年的道德之间的关系进行考察,结果发现,儿童感知到的家庭凝聚力和交流能够缓和父子间的道德观冲突;父母的一些道德显著地预测了青少年的道德;三种家庭功能显著地预测了青少年道德的特定方面。因此,父母对青少年道德价值的社会化影响根据父母的道德观而有所不同,根据家庭功能的力度以及所传递的道德内容而有所不同。

3.社会环境因素

社会环境对儿童道德行为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当今社会处于“信息爆炸”的时代,各种信息通过网络、电视、游戏等传媒方式迅速传播,遍及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各种暴力视频和网络游戏作为满足人们追求刺激的一种娱乐手段,对成人来讲可能是消除压力和疲劳的一种方式,但是对于认知发展尚不成熟,尚不能明辨是非的儿童来讲,暴力场景中的内容极易被看做是真实的。他们会认为,人被拳脚相加地暴打之后可以很快地康复,人的血液流光了可以重新补充,人的生命可以有多条,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只有敌人和战友,只要不是同道中人,就一定是敌人。一旦这种错误的认知形成后,他们对现实世界的看法和行为也会受到这种认知的影响,从而缺乏道德敏感性,对各种道德情境视而不见,或者根本不认为这是道德情境,自然就无从谈起道德行为的发生了。更有甚者,可能会缺乏责任心、漠视生活和生命,即使伤害他人也不觉得愧疚。曾有一名青少年受挫后沉迷于网络游戏无法自拔,当本来就贫困的家庭无力支撑其玩游戏的支出时,他竟将家里值钱的东西一点点变卖,包括农具和金属的锅盖,最后逼得母亲竟卖掉了新盖的房子,只因为他寻死寻活要买电脑在家上网。在他身上,几乎找不到道德行为的影子,当网络游戏成为生活中的一切,亲情、责任、道义都已荡然无存。

电视广告对儿童道德行为的影响也不小。有研究指出(徐红、曾彬彬,2004),儿童电视广告在让儿童学到了必要的消费知识、引导了儿童的消费行为的同时,也给儿童的道德行为带来了消极的影响。如,养成了消费的浪费行为;增加了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冲突,容易伤害亲情。电视广告中对物欲的宣传与赞赏,导致儿童以是否满足自己的物质要求来衡量父母或其他家庭成员的好坏,亲情变得不再重要,逃避责任、逃避现实的错误归因则时常发生。有些广告宣传强调之所以遇到挫折,如考不上大学、心情不好或者在群体中受到排斥等,是因为没有消费某产品,一旦消费了某产品,这些问题都能迎刃而解。这样的宣传容易让儿童形成不良的认知,认为这些失败与自己无关,从而逃避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诱发爱慕虚荣、互相攀比等不良行为。

不可否认,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各种媒体和信息渠道虽然给儿童道德行为的发展带来了隐患,如果对其有益的一面加以利用,也可以促进儿童道德行为的发展。商业广告自然少不了商业目的,但是公益广告却能给儿童图文并茂的道德教育,目前电视上的公益广告涉及节约资源、尊老爱幼、团结友好、和睦相处等许多方面,无疑是一种很适合利用的道德教育资源。另外,网络上丰富的资源可以为青少年儿童提供便利的信息检索,从而有助于他们开阔视野,培养广泛的兴趣;利用网络语言生动形象的特点,可以通过发布道德教育短片,形象地展示不道德行为引起的不良后果,而不是表现不道德行为者恣意且不受惩罚的一面,都可以达到良好的道德教育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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