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利他或帮助行为的界定
利他(亲社会)行为的内涵非常深刻,要对它下一个概括的定义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比较心理学领域,亲社会行为指有机体为了同类中其他成员的生存而减少其自身或后裔生存机会的一种行为。而在社会心理学领域亲社会行为意味着关心其他人利益、福祉的行为。亲社会行为涉及的方面很多,社会交往中表现出来的礼貌、谦让、服务、安慰、合作、分享、帮助、营救、捐献等行为都属于亲社会行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合理的竞争行为也应属于亲社会行为,因为它有利于社会发展,能与合作行为互相转换(李丹,2002)。
亲社会行为(prosocial behavior)、利他行为(altruistic behavior)和帮助行为(helping behavior)这三个概念虽然在很多文献或著作中经常被混用,但从严格意义上说它们还是存在某些差异的,其中某个概念可能涵盖了另一个概念,也可能概念与概念之间是相互包含的。比如亲社会行为,我们可以笼统地称其为一切有利于他人和社会的行为,也许某些时候它不一定完全符合特定社会准则或标准,却促进了某一特定个体的利益。某些亲社会行为,比如礼貌只是使人们相互之间的交往更加顺畅,使交往双方处于一种比较愉悦的情绪状态中,或许能增加彼此今后交往的频率,但不一定使另一方在具体事物上更加受益。这类亲社会行为或许更适合被称为友好行为。有人曾经研究各类友好行为在小学和初中儿童心目中所占的比重,结果发现称赞他人、邀请他人一起玩、和他人聊天、与他人一起学习、主动接近他人等“关系的纳入”行为占总的友好行为的54.14%;分享、帮助、谦让、关心等通常意义上的亲社会行为占总的友好行为的20.24%;问候、微笑、友好的称呼、握手等“礼貌行为”占总的友好行为的23.83%。因此,将友好行为与亲社会行为进行区分是非常必要的(李丹,夏飞羚,2003)。
帮助是亲社会行为中最重要的一类行为。某种行为具有提供某些利益给另一个人或促进另一个人幸福的结果,就可称之为帮助(Schroeder,Penner,Dovidio,& Piliavin,1995)。所以帮助行为更多地强调一方对另一方的付出,明确地区分出助人者和受助者。助人者一方奉献自己的时间、精力、金钱、物品和积极的情绪状态,以使受助者脱离困境,获得可能的物质、力量、健康甚至生命,转变原先消极的人生态度或情绪状态,最终获得幸福的人生,这样的帮助也导致社会更加稳定、和谐。如果助人者的行为与其背后的动机相联系,则就有了利他、利己,纯粹利他与一般利他之分。因此,如果是不期望获得任何外在的奖赏而有利于其他人的帮助行为,则就是通常所说的利他行为。从下述各种对利他和亲社会行为的界定中,我们也可以看出相互之间的细微差异。
巴-塔尔和雷费把利他行为看做最高水平的帮助,是一种有利于他人的自觉、自愿的行为,是公正道德信念的结果,它不期望外在的奖赏。
霍夫曼强调,利他行为是旨在促进他人幸福的帮助和分享行为,做出利他行为者并未有意识地关心自己的个人利益。
墨森和艾森伯格对亲社会行为的界定是,倾向于帮助他人或使另一个人或另一群体得益,行为者不期望得到外在的奖赏。这种行为经常显示为行为者一方付出某些代价、自我牺牲或冒险。
而根据斯托布(1994)的理解,纯粹的利他帮助和一般的帮助其动机出发点是很不相同的。纯粹的利他帮助是自发的,个人内在价值观中产生的个人规范以及情境对需要行为的期望是诱发这类帮助行为的主要因素;而一般的帮助行为是由社会规范,也就是说以外部的、明确的、强加的奖励和惩罚为后盾的群体期望所激发的,比如医生在医院里抢救病人。
2.利他或帮助行为的分类
利他或帮助行为依不同的评判标准可以有不同的分类。从帮助所付出的时间代价来看,可分为短暂的帮助,诸如扶起跌倒的行人,给需要的人让座,为忘带钱者买车票,交还捡到的物品等;长期的帮助,包括持续多年的捐资助学,以志愿者的身份为慈善机构工作,义务教学,定期访问艾滋病患者或福利院里的老年人等。前者与旁观者数量、受害者的依赖性和身体特征、帮助者的情绪状态、代价奖赏的计算等有关,较少涉及个体内变量,诸如个性特点、宗教信仰、文化背景、价值观等。后者则更多地涉及个体内的变量,而与情境等因素关联较少。
从帮助的情境因素来看,可分为紧急与一般两种状况下的帮助行为。在前一种情境中,助人者需冒极大的生命危险,需要具备较高的知觉能力和解释能力,强烈的责任感和勇气,以及必要的助人知识和技能,行为目的在于保护他人的人身、财产不受损害,蕴涵着帮助弱者、惩恶扬善的意思;而一般情境中的助人者通常较少生命危险,所需付出的代价主要是时间上的或精力上的,影响个体在这种情境下帮助的因素可能主要是个人的价值取向、文化背景、个人特征等,此外,受助者个人特征、受困的原因也可能影响此类帮助行为。
从利他动机的纯粹与否考虑,根据社会生物学家威尔逊的观点,利他行为可分为两类,一类为无条件利他,另一类为有条件利他或互惠利他。无条件利他服务的对象更多地出现在具有亲缘关系的人们之间,利他者不求任何回报,表现出无私的忘我。而后者的实质则是自私的“利他者”,个体通过社会契约与他人互惠互利(见彭茹静,2003)。
还有学者则认为,人的利他行为可从纯度(纯粹利他或有利己动机)、程度(倾囊相助或有所保留)、广度(普度众生或只施惠于特定人群)、频度(经常为之或偶尔为之)等进行不同的区分(张旭昆,2005)。
麦圭尔(1994)曾要求大学生列出他们从朋友、一般熟人和陌生人那里获得和自己给予他们的各种不同的帮助,并根据大学生们答案最终勾勒出了四大类的帮助框架,即:(a)偶然的帮助,如搀扶一位不方便的行人过马路;(b)实质性的个人帮助,如为远道而来的朋友腾出居住的空间,并陪同参观、购物;(c)情绪帮助,如倾听朋友讲述其家庭最近产生的种种矛盾冲突;(d)紧急帮助,如跳进河里抢救落水的儿童。
3.利他或帮助行为的动机
利他或帮助行为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出现的频率都相当高。就人类而言,已有研究显示早在婴幼儿时期,儿童的社会行为中已经有了“利他主义”的成分,开始关注他人的痛苦(Zahn-Waxler & Radke-Yarrow,1982),能够在成人的提示下帮助别人(宗爱东,李丹,2005)。帮助行为是各年龄阶段的人经常、自然出现的日常行为,那么人们出于何种动机要帮助别人,增进他人的利益和幸福呢?克雷布斯(1982)以一名老年男士帮助一位年轻女子将一包沉重的物品拎到她的车上为例,剖析了这位老人可能存在的六种帮助动机:避免受到惩罚或为了获得奖赏;互利互惠;实现社会角色期望;遵从社会规范;奉行自己的行为原则;出于道德原则。
雷库斯基指出,要建构一个亲社会行为动机的理论体系必须考虑到各种不同的内部因素(唤醒程度、情绪状态、认知特点等)和外部因素(他人的外部特征、社会规范、情境的清晰度等)。根据社会心理学的有关实验研究,在需要帮助的情境中,如果其他潜在帮助者人数很多,天气条件非常恶劣,所在区域人口密度很高,需要帮助的人外表缺乏吸引力,帮助双方存在显著差异,现场情境模棱两可等等,这些因素均可能导致较低频率的帮助行为。个体在行动之前通常需要对特定对象或事件状态进行价值归因,在亲社会行为中,价值或者归因于一个社会对象(个体对他人的利益感兴趣),或者归因于行为的特定方式(分享、捐献等),或者归因于特定的状态(公正、平等等)。依雷库斯基的观点,价值归因的来源是多方面的,其中两种广为人知,一为功利性价值观(utilitarian values),即目标可归结为具有满足需要的特点;另一为规范性价值观(normative values),即将对象(或活动、状态)归结为具有符合社会制定的规范、准则的特点。社会各群体为人们的行为制定了各种行为规范,个体既可能因为内化了这些规范而打心眼里遵从,也可能出于尊重社会要求的动机而勉强服从。
雷库斯基建立了一个四种类型的亲社会动机理论模式,即功利性动机、规范性动机、内在的动机、个人标准泛化的动机。具有功利性动机的个体往往预期在特定情境中实施某种亲社会行为将获得某些社会奖赏(表扬、物质报酬、名声等)或避免受到某些社会惩罚;具有规范性动机的个体熟知社会规范、准则的特点,可能因为对规范的内化而帮助别人,也可能出于尊重社会要求的动机而勉强帮助;内在的动机强调对社会需要的察觉,维持与受助对象的关系,有助于主体产生自我价值感,如:我比他强,所以我应该帮助他,帮助了他就能显示我确实是强有力的;个人标准泛化的动机则把对象的需要看做与自己关系密切的,受助对象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主体对他的幸福美满感兴趣(见Derlega & Grzelak,1982)。
巴特森等人(1983)通过实验研究提出了一种“移情—利他模式”,主要分析了利他的移情动机源。他发现察觉处于困境中的人会使人产生两种不同类型的情绪反应:个人悲伤的消极情感与移情情感。移情唤起个体旨在为另一个人解除痛苦的利他动机,个人悲伤则诱发了利己动机,帮助的目的在于减少个人悲伤的情绪唤起,有时可能通过逃离现场来达到目的。希第尼和他的同事(Cialdini & Brown,1997)假设,消极的唤起状态也能激发人们的帮助,因为帮助是用于缓解这些消极情感的工具性行为。移情关心只会在助人者与受助者感到相似的情况下或称融为一体的情绪状态下导致助人行为。如果根据社会交换理论来谈有关帮助的动机问题,我们的所作所为在于使我们的利益最大化,代价最小化。帮助可以通过三种方式受益,它能增加相互对等帮助的可能性,当处于目击现场时帮助可以缓解个人的悲伤,它还可以帮助我们获得社会赞许和自我价值。如果代价超过奖赏,人们将可能不会提供帮助。
与成人相比,儿童帮助他人的动机可能有所不同。有关对幼儿、小学儿童的研究发现,许多孩子是因为规则和权威的原因提供帮助的,也就是将外界既定的规则和成人的要求作为帮助的主要依据,比如,“妈妈说的”、“老师告诉我们小朋友要相互帮助”、“好的小朋友要这样做”、“我是好小孩”等;也有一些孩子是基于同伴关系的考虑而帮助的,如,“我们是好朋友”、“要不他会生我气的”等;出于同情或移情的原因提供帮助的情况在儿童中也常有,如,“他受伤了”、“他收拾不了了”、“他摔倒很疼的”等;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如,“如果我处在他这种状况,我也希望能有人帮助我”(李丹,崔丽莹,李燕,2001)。但由于上述研究涉及的年龄层面不够广,对于年龄与动机类型之间、动机类型与帮助的发起和维持之间的关系问题尚需通过进一步的研究来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