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中国正处于前所未有的社会变迁过程中,变迁给社会和个体带来了众多的发展机会,但也带来了各种社会问题。社会变迁打破了原有的社会平衡结构,致使许多潜在的社会冲突不断地被激发出来。社会结构的分化,导致贫富两极差距加大,一方面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家、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主等经济收入较高的商界新阶层的诞生,另一方面,由于经济结构的改变,也有越来越多失业人口以及从农村向城市流动的人口艰难地生活在社会底层。各种不确定的灾害、疾病等因素也给一些家庭和个人生活带来了困扰,这些困扰既可能是物质层面上的,也可能是心理层面上的,有些困扰是暂时的,只要个体稍加努力,或借助身边亲人的支持便能克服;另有一些困扰是长期的,需要借助专业人士或社会机构的帮助才能解决。无论怎样的帮助对于身处困境的人大多是有益的,但实际情况却是,面对社会各界给予的帮助,并非所有人都愿意接受,还有一些人因为犹豫不决而错失受助的良机。
由于助人过程是助人者和受助者互动的过程,只有你情我愿的助人行为才是完美的,因此考虑受助者的态度,了解受助者的心理和行为,是非常有必要的。
1.影响寻求帮助的因素
我们的社会为了救人于困苦之中,更好地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已经设立了不少固定的慈善救助机构,也有不少临时性的救助措施,如各类困难补助、助学金、失业保障金、各种减免困难者费用的措施等,但实际上,还是有许多陷入困境者并不去利用有效的服务,并不要求他们所需要的东西,即使在代价很低、物质来源可靠的情况下,也不愿这么做。正如人们在伸出援手之前可能有各种各样心理活动:“我的付出将大于我的获得吗?”“我比他强有力,所以我应该帮助他。”“如果不帮助他,我会受到良心谴责的。”……受助者在寻求帮助之前也可能考虑诸如此类的问题:“别人的帮助真的能减轻我的痛苦吗?”“我请求帮助是否很丢人?”“谁最有可能给予我所需要的帮助?”……这些问题的背后隐藏的是各种复杂的影响因素,以及不同的个体对问题的不同理解。
(1)施受双方的关系本质
个体是否寻求帮助,在一定程度上受求助者和施助者之间关系本质的影响。有研究者(Wilcox,Birkel,1983)曾经要求离婚妇女连续记四个星期的日记,记录她们遇到的问题以及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结果发现,60%以上的被调查者寻求来自朋友和亲戚的帮助;而Nadler(1987)的一项实验室研究发现,寻求帮助的情况少于20%(见Schroeder & Penner el al.,1995)。究其原因,前者的反应发生于亲近的关系中,人们极少会在这种关系中关注行动的代价或利益,更注重的是他人的幸福,关系双方崇尚的是“好心有好报”的做人原则;实验室实验中的人际互动,由于素不相识,当时情境下的帮助或受助更有可能是一种“交换关系”,这种关系使人存在一定程度的负债感,感觉亏欠对方,需要借机偿还,因此减少了个体的求助行为。在日常生活中,个体是否产生负债感也受地域影响,以馈赠为例,有些地方的人形成一种习惯,如果接受了别人的一份馈赠,必定要回赠一份与之价值不相上下的礼物,否则就会产生一种强烈的负债感;而另一个地方的人则可能把馈赠作为友谊的象征、人缘好的标志,愉快地接受却无半点负债感。接受帮助与接受馈赠的道理是相通的,其产生的负债感可能包括两个方面,即偿还的义务感和不偿还的内疚感。
(2)自我形象的维护
除了施受双方的关系本质,是否寻求帮助与个体的面子问题有关,也就是个体要维护自尊感和胜任的形象。有些人失业了却羞于领取救济金,因为会感觉没面子,害怕领取救济金时可能会遇到各种窘迫状况;有些人将失业与不胜任等同,为了维护自己的胜任感而放弃可以方便得到的救助。最终是否作出寻求帮助的决定取决于两种力量的平衡状态。一种力量源于达到特定目标的动机,包括改善个人的处境,解决特定的问题,使自己感觉好受等;另一种力量便是前述的维护自尊、自我形象的动机,个体要能把握自己的命运,寻求帮助通常代表对这些信念的潜在威胁和挑战,因此人们在请求帮助之前,通常要深思熟虑。如果达到特定目标的动机占上风,人们就愿意寻求帮助;如果维护自我形象的动机占上风,则放弃求助而转而自助。
(3)羞怯敏感性
害羞是阻碍个体寻求帮助的重要因素。害羞的人通常不敢主动去做某些对自己有利的事情,总是担心一旦开口向别人求助,万一得不到别人的回应,似乎会让自己感觉难堪。害羞的人在社交场合也是焦虑、不确定的,他们害怕别人可能会笑话自己,担心说错话可能引来人们耻笑,因此总是逃避与他人相互作用,尽可能逃离大家的视野。过分害羞者总是担心自己不能很好地与别人相互作用,也害怕受到帮助者拒绝,这可能与他们的自我实现预言有关,因为害羞者往往预期自己的要求将受到拒绝,一旦某一次这样的预言得到印证,则逃避就成为行为处事的常用方式。
害羞似乎存在一个文化背景的问题,在西方的文化背景中,害羞的孩子往往得不到成人的赏识,所获得的机会也较少;而在东方,特别是中国的文化背景中,害羞常常是老实、憨厚、值得信赖的同义语,许多人愿意主动给予害羞者许多机会,或各种必要的帮助。但在现今随着东西方文化的日益交融,害羞正日益成为不受人们欢迎的个人特质之一,如果个体羞于表达、羞于求助,那么许多机会也就丧失了。
(4)归因方式
归因理论强调,同样的行为结果,不同个体对行为原因的判断是各不相同的。假设某人正债台高筑,而他的对手却不断地尝试安慰他,此时这人最有可能作出的归因是:对手正在羞辱自己,不会把对手的安慰看做善良之举。然而,如果给予安慰的是自己的密友,则个体就会对其作出利他的归因。除此之外,受助者也可运用归因方式来确定自己所面临困难的原因,从而对同样的帮助抱不同的态度。如果个体将困难或挫折归因于外部的因素,如某一问题特别困难,大多数人都无法解决,或者个人意志无法控制的严重的自然灾害,则寻求帮助的可能性会较大些;困难与挫折如果是由于自己的能力或努力等内部因素造成的,则寻求帮助的可能性会减小,其中的具体情况有待探索。
(5)性别、年龄等因素的作用
女性比男性更多寻求医药治疗、心理咨询,以及与教育、工作有关的帮助。女性比男性述说更多的烦恼和问题,这与人们把女性看做柔弱与依赖的,更愿意对女性伸出援助之手有关。无论现实情境,还是实验研究的结果,都发现“寻求帮助”是更女性化的行为,通常女性给人柔弱无力的印象,因此女性比男性更经常寻求帮助也是合理的(Nadler,1991)。
越是年幼的儿童越有可能寻求帮助,因为孩子本身就是依赖于成人的。太小的孩子通常欠缺对自我价值作出整体判断的能力,比较自我中心,他往往更多考虑自己的需要,不太关注别人是否会因为他的需要对他另眼相看。当孩子逐渐长大之后,开始意识到如果自己寻求学业方面的帮助别人会怎么看,有些孩子也察觉到了特定的社会期望。这种趋势持续到成年期,年龄越大的成年人越少寻求帮助,因为他要维护个人的独立感和自我效能感。
但性别与年龄的因素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个体有关“正常”的观念,比如,老年人极容易因为身体上的些许问题而上医院寻医问药,年轻人则认为依靠自身的抵抗力这点毛病咬咬牙就挺过去了。这与老年人的身体各器官的运转效率日渐衰退,需要更加精心的维护和保养有关。同样,女性对痛苦的耐受力较差,稍有一些问题就被她们看做超出正常的界限,男性则对问题的觉察比较迟钝,或者说对“正常”的阈限较高。
2.帮助给接受者带来的负面影响
(1)改变接受者原有的生活节奏
个体寻求帮助的结果往往是将自己的问题向众人公开,既引来帮助者,使自己达成一定的目标,也可能招来各种好事者,从此自己的生活不再平静,在获得帮助的同时,会失去自我,经常要说些不想说的话,做些自己不想做的事。因此,从结果方面来考虑,宁愿自己克服困难,也不愿意寻求帮助的人,是害怕自己宁静的生活受到骚扰。
(2)对接受者形成一种威胁
在很多情况下,人们可能把帮助看做是一种威胁,比如,当帮助来自与接受者进行社会比较的某个人;帮助威胁接受者的自由和自主性;帮助含有偿还的义务,但接受者又没有机会这么做;帮助暗示接受者比帮助者差;或帮助不符合接受者积极的自我观念,等等。上述种种原因导致的结果是,接受者极易动用自我防御机制来抵制帮助,或在接受帮助后产生消极的情绪反应。
同伴辅导的方式在学校中的运用已经越来越普遍,但有时还是可能产生不利的心理影响。德保罗等人(1989)的研究显示,许多四年级学生感受到来自同伴辅导的威胁。这些孩子的反应有两种形式,那些相信自己有能力做得更好的学生越发刻苦学习;而那些感觉不能把握学习材料的学生则放弃学习任务,或者做得非常糟糕(见Schroeder & Penner et al.,1995)。其中的原因可能在于,接受者认为他们所得到的已经超出了自己应得的,他们感觉过分受益,这可能会诱发内疚感,或者认为某一天他们会因此而遭到报应。当帮助不容易相互对等时,人们可能因为某人帮助过他而讨厌他。
(3)助长接受者的依赖性
如果帮助是支持性的,有助于接受者维护自我形象和自尊感,则接受者将处于良好的情绪状态中,将对帮助者报感激之情,以后也会更多地寻求帮助,减少自助的趋势。
如果帮助威胁到受助者的自尊,则反应取决于受助者对问题的控制感多大程度上受到影响。如果帮助增加控制感,受助者将对帮助和帮助者作出积极反应,向他人求助的可能性减少,自助的时候增多,受助者越来越独立;减少控制感的有威胁的帮助则导致受助者产生消极的反应,但可能增加个体寻求帮助的行为,受助者变得越来越依赖,不断寻求帮助,这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是无法解决问题的。因此,如果求助者不能把握何时该求助,何时该自助,过多依赖别人的帮助,最终可能导致人们放弃对他的帮助,因为帮助在此时已经无法使其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