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利他与帮助行为发展的研究
许多研究者致力于对早期儿童的研究,取得了不少有价值的结果,涉及的既有婴幼儿的移情、安慰、慷慨与合作,更有许多研究集中于分享、助人的发展趋势和特点上(Ugrel-Semin,1952;Damon,1977;Huntsman,1984)。近年来,一些发展心理学家开始关注影响亲社会行为的一些主客观因素,如儿童的个性因素(Eisenberg & Miller,1989)、儿童所处的家庭、学校环境中父母教养方式、同伴关系和师生关系等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Staub,1994)。
研究显示,儿童在很小的时候就已经有了一些可称得上利他的举动。扎-瓦克斯勒观察研究表明,在12—18个月之间,婴幼儿开始表现出一些利他的行为,18个月以上的幼儿,当目击别人的痛苦时,约有三分之一的孩子表现出或多或少的利他行为。比如,他们会像爸爸妈妈一样,通过轻轻拍对方,拥抱对方,给对方玩具,甚至采用某些迂回的方法来设法安慰别人。Howes与Farver(1987)研究了43位16—33个月的幼儿,观察他们在看护中心与同伴交往的情形。如果一个孩子哭了,那么老师和同伴的反应将被记录下来,同伴友谊由老师独立评定。结果发现,93%的儿童对同伴哭泣时的反应本质上是一种亲社会行为。对同伴哭泣作出较多亲社会反应的儿童本身哭泣频率也较高。比起对陌生儿童,儿童更可能对他熟悉的伙伴的哭泣作出反应。
另有研究显示,12个月的婴儿会与别人“分享”他感兴趣的活动,偶尔还会把玩具给同伴玩。在家庭开展的研究表明,甚至两岁以下的儿童也能帮助妈妈做家务,在游戏中合作,对他人所表现的情感焦虑作出反应(王海梅,陈会昌,谷传华,2004)。范德马克等人的研究发现,当幼儿的母亲处于痛苦中时,从16个月到22个月幼儿的亲社会行为反应增多。有研究(Lamb,& Zakhireh,1997)同样发现,年龄与幼儿对同伴的亲社会行为呈正相关。宗爱东(2006)研究发现,3—5岁幼儿的亲社会行为还处在萌芽状态。幼儿的助人行为以在实验员提示下做出帮助行为的比例占绝大多数,大致处于B-Tal的理论中顺从及具体的强化物阶段,帮助行为更多是对成人权威的一种顺从。
对稍大一些的儿童研究发现,助人行为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变化,5—8岁期间的助人行为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而9—12岁期间的助人行为呈下降趋势。可见童年期是助人频率发生变化的关键期,对这一时期儿童的助人特点进行细致的描述对于研究儿童助人行为的发展变化有着一定的意义。研究还发现,对学龄前和学龄初期(一、二年级)的儿童来说,两人在一起会比独自一人出现更多的助人行为,因为人多可以消除年龄尚不大的这一时期儿童,面对助人情境时的陌生恐惧感(Staub,1998)。有关亲社会和攻击的视频游戏对三、四、七和八年级儿童亲社会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年长儿童的捐赠行为显著多于年幼儿童。玩亲社会视频游戏并没有促使儿童增加亲社会行为反应,但是玩攻击视频游戏的儿童则倾向于抑制这种行为(Chambers & Ascione,2001)。李丹、李伯黍(1989)通过分物与选物、假设和实际的道德情境了解4—11岁儿童的利他行为。结果发现,各年龄儿童作出利他选择的人数比例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多,作出利己选择的人数比例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减小。随着年龄的增长,儿童的利他观念和实际的利他行为之间的一致性增加,在实际情境中这种一致性程度的增长尤为显著。
有研究者(Markovits & Benenson et al.,2003)对589名儿童和青少年(8—19岁)的食物分享情况进行研究,考察了分享物品的价值、分享双方的关系质量以及性别因素对分享的影响,发现在各个年龄阶段个体分享时都受自身的内在模式调节。岑国桢、刘京海等(1988)的研究表明,在一般物品的分享上,中国儿童自5岁起已能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慷慨”,9岁儿童同情和重视他人“需要”已占支配地位;在荣誉物品的分享上,5—7岁组幼儿多数认为取得较大成绩的人应该分得荣誉物品,从9岁开始,则多数认为应该让这方面需要更迫切的人分享荣誉物品。也有对中学生的研究表明,不同年级学生在是否利他的态度和行为倾向方面没有显著差异(李丹等,1996)。不同年龄儿童愿意采取的助人方式很不一样,年幼儿童比较单纯,倾向于采用能够亲历亲为的方式,如捐物、捐款等;而年长儿童考虑的是怎样才能帮助受困孩子解决问题(李丹等,2002)。
彼得森(2001)曾就年龄、助人的能力和责任感与助人的关系做过研究。在这一研究中,学前儿童(平均年龄3.7岁)、一年级和六年级儿童共16名分别面对4种助人情境,每种情境都要求某种特定的技能才能完成助人行为。其中两个助人任务中,助人的能力需要通过培训,在这两个任务上,没有发现助人行为随年龄增长而增加的现象,但发现有与训练相关的增加。在另外两个助人任务中,助人能力是不需要培训的,助人行为随年龄增长而增加,没有发现训练的效应。在前两个实验任务中,责任感强的被试比责任感弱的被试更容易出现助人行为。研究者认为,在有些情况下,助人行为随年龄增长而增加或许是因为儿童的助人能力和责任感的增强。顾鹏飞、李伯黍(1990)的研究发现,中国儿童对助人行为的选择反应与理由推理能力随年龄的增长而发展,但在涉及被帮助者一方的利他观念上,与国外的研究相比,我国儿童在观点采择中的理由反应具有其自身的独特特点。
根据艾森伯格等人(1998)的元分析,亲社会行为从童年到青少年呈增加趋势。青少年在分享或捐献中的亲社会行为水平高于7到12岁的儿童,无论13到15岁的年幼青少年还是16到18岁的年长青少年,他们的亲社会行为水平均倾向高于小学生(Fabes,Carlo,Kupanoff,& Laible,1999)。
2.利他与帮助发展的理论
(1)助人行为发展的理论
巴-塔尔等人在分析了助人行为与认知、社会观点及道德发展之间的密切关系后,提出了助人行为三方面的认知因素:第一,助人行为由不同的行为动机所引发,这些行为动机的认知特点是按阶段发展的。第二,助人行为还应该与接受帮助者的需要有关,也就是说,观点采择能力是利他行为发展的认知基础。第三,延迟满足的认知能力,即儿童认识到为了长远的更有价值的满足而需延迟即时满足,这一能力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发展的。
从第一方面的认知因素出发,他们进行了众多的实验研究,最终归纳出助人行为的六个发展阶段,发展阶段理论的着眼点在于从动机出发的儿童亲社会行为的发展:
第一阶段:遵从和具体的、确定的强化。助人行为是为了遵从权威的要求或命令,且伴随着具体奖赏。例如,这一阶段的儿童之所以愿意帮助妈妈把地上的玩具收拾好,是因为妈妈让他们这么干的,而且妈妈答应收好玩具后给他们吃糖果。
第二阶段:遵从。这一阶段与第一阶段的区别在于,助人行为不必伴随具体的强化物。如,这一阶段的儿童报告说,他们之所以收拾玩具,是因为妈妈叫他们这样做。
第三阶段:内部引发和具体奖赏。这一阶段的儿童自愿表现出助人行为,但都是为了得到别人具体而确定的回报。比如,儿童为了玩同学手中的新颖玩具而把自己的水彩笔借给这个同学用。
第四阶段:规范行为。这个阶段儿童履行助人行为是为了遵从社会要求。例如,儿童会说,我帮助别人是因为别人将会喜欢我的行为。
第五阶段:概括化的互逆性或相互对等。这一阶段儿童的助人行为是由普遍的互换原则所引导的。他们之所以帮助别人,是因为相信有一天当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别人也会以帮助回报他们。这是由普遍的互逆性规范所决定的。
第六阶段:利他行为。这是助人行为发展的最高阶段。个体的助人行为满足了利他的三个条件。这一阶段儿童助人的动机是利他主义的,并且体验到同情,儿童的行为受自我奖赏机制所制约。
需要指出,并非每个人的助人行为都能达到最高阶段。也许有些人的助人行为永远停留在某一阶段,他只是迫不得已才助人,只是为了得到某些好处而助人;也许有些人在一生中从未想到帮助别人,却总在请求别人的帮助;然而,也有很多人在很小的时候就有发自内心的自愿帮助他人的经历,他们乐于助人、勇于助人、善于助人,因为能帮助他人而处于自我满足感的心境,这一种境界正是我们的教育所追求的目标之一。
(2)儿童亲社会推理的阶段模式
艾森伯格参照柯尔伯格的两难故事设计了亲社会两难情境来研究儿童的亲社会推理,从对学龄前、学龄儿童的亲社会道德推理中,得出了儿童亲社会推理的年龄发展阶段模式。这一亲社会推理模式实际上反映了处于不同年龄阶段儿童实施帮助的行为动因。
第一阶段:享乐主义、自我关注的取向。年幼儿童关注的是从帮助中受益,或因为喜欢、认同对方从而愿意帮助。
第二阶段:他人需要的取向。其他人的身心、物质的需要是这个阶段儿童伸出援手的主要原因,如“他要用血”,“他很悲伤”等。
第三阶段:赞许和人际关系、刻板的取向。这个阶段的儿童比较关注来自他人的表扬和他人对自己的接受、认可,儿童已经形成的有关好人或坏人的刻板印象也是影响这一阶段帮助的重要原因。
第四阶段:自我投射的、移情的取向。儿童出于对别人的同情关心,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的原因而提供帮助。
第五阶段:内化的法律、规范和价值观的取向。出于内化了的法律、职责的考虑,或者因为坚持法律、接受规范价值观而帮助。
艾森伯格(1979,1991)研究发现,享乐主义推理的使用随着年龄增长到青少年而减少,然后又有点增加(主要为男孩)。需要取向的推理、直接对等的推理和赞许、刻板的推理随年龄增长到儿童中期或青少年早期,然后减少。在儿童后期或青少年期有较高水平的推理模式。女孩的推理水平总的来说比男孩的推理水平更高些。此外,研究还发现15—16岁年龄组亲社会道德判断的综合分数与亲社会行为、移情、观点采择之间有积极的相关。
小学高年级的儿童开始使用抽象原则或反映内化的情感反应的推理,以及自我反省的同情和观点采择,例如,有关个体的行为对他人造成的后果的内疚感。儿童的亲社会道德推理趋于越来越抽象,自我取向的推理减少,建立在价值观、道德原则等基础上的推理随着年龄增长而日益增多(Eisenberg et al.,2006)。
此理论推出之后,引起了研究者的广泛兴趣,并在不同文化背景中做了相应的研究。蒂金斯(1986)把艾森伯格的亲社会道德两难情境改编为适合小规模的、传统的、集体主义取向的社会成员,对巴布亚新几内亚(Papua New Guinea)社会中的儿童和成人的亲社会推理进行研究。结果发现儿童和成人最常采用需要取向的推理,成人与年幼儿童相比,使用更多心理需要取向的推理。研究结果还发现,是否接受西方学校教育与享乐主义推理增加,需要取向推理减少有关,尽管这种趋势到了小学三年级以后发生逆转。儿童亲社会推理的发展方向是对别人移情的关心,而不是内化的法律、规范和价值观的取向,亲社会推理的发展和道德推理的发展一样,都是对实际社会生活情境做出的适应性反应。
我国的程学超和王美芳(1992)参照艾森伯格的亲社会两难推理,编制了适合我国儿童生活实际的亲社会两难情境故事,对6到16岁的儿童进行研究。结果发现,我国儿童亲社会道德推理的发展基本上与艾森伯格的结论一致,但他们的亲社会道德推理水平略高于美国同年龄儿童,如,艾森伯格的研究发现学前儿童和小学低年级儿童的亲社会道德推理主要处于水平1和水平2;而程等人的研究发现幼儿园大班儿童有21%处于水平1,65%处于水平2,小学二年级儿童无人处于水平1,69%处于水平2,29%处于水平3。另外,不同的两难情境对儿童的亲社会道德推理水平有一定的影响。
3.影响利他与帮助行为的因素
除了研究儿童的发展趋势外,近年来在儿童利他与帮助行为的研究中又形成了一些独特领域,包括利他行为与性别、认知因素、移情、个性特质等的关系研究,影响亲社会行为的家庭和学校、同伴关系等因素的研究。
(1)性别
通常情况下,人们总是认为男孩、女孩的行为是不同的。一些学者认为,男女两性在提供帮助的方式、种类或帮助的动机等方面均存在一定的差异。女生帮助的理由更多倾向于同情,男生更多因为公道的原因而提供帮助;与男生相比,女生选择捐物和劝说亲人接纳的比率较高,这两种方式需要人们投入更多的时间和情感,从另一侧面反映了女性的细心和感性(李丹,姜企华,2002)。这与吉利根所认为的女性占优势的是关怀取向,男性占优势的是公正取向比较一致。女性占优势的亲社会反应是表达和关心,男性最突出的亲社会反应是更多的行动和手段(Larrieu & Mussen,2001)。
卡尔卡希安等(2006)通过实验研究了害羞和害怕消极评价对帮助行为的影响。在实验中,被试在社会性(有他人在场)或非社会性(无他人在场)的情境中有机会去帮助一名女性陪试。结果显示,在非社会性情形下,男性和女性帮助的比率一样,而在社会性情形下,男性比女性的帮助多。这为帮助的性别社会角色理论提供了证据,基于社会所习惯的风俗,男性应该帮助需要帮助的女性。性别社会角色理论强调,男性角色促进英雄和侠士般的帮助,女性角色鼓励养育和关怀的帮助。在短暂的相遇中给予陌生人的帮助更多地体现了男性角色的特征,而女性更多地介入带有移情色彩的帮助,或者是低冒险性、无需太多身体能量的帮助,比如帮助神经功能紊乱的孩子,帮助有学业问题的同性朋友等(George et al.,1998)。由此可见,男女两性在帮助的细节上差异非常大。
其他研究发现,在帮助父母方面,女孩在情感支持、有形帮助、关爱以及看护方面的分数比男孩高得多;在帮助兄弟姐妹方面,女孩在情感支持、看护以及信息提供方面的分数明显高于男孩(Elizabeth,Elizabeth,& Robin,1995)。父母把女孩的行为更多归因为是天生的,而把男孩的亲社会行为归因为是由环境因素造成的(Gretarsson & Gelfand,1988)。
在帮助行为中,被帮助对象的性别是个重要因素,因为人们可能更愿意帮助异性;尤其对于男性助人者而言,被帮助对象的吸引力能够影响帮助行为。一项基于99个关于性别影响帮助行为研究的多元分析表明,男性比女性更经常、更有可能帮助他人。女性接受的帮助比男性多。在志愿者咨询情境中最重要的性别差异还是取决于来电者。男女志愿者通过单纯的倾听来帮助2/3的男性来电者,通过移情理解帮助更多的女性,大多数志愿者更愿意和女性来电者保持联系(Salminen & Glad,1992)。
但也有一些亲社会行为的研究结果(Eisenberg & Fabes,1998;Greener & Crick,1999)不支持人们通常的想法,即女孩更有可能表现亲社会行为,展示关系的亲社会行为(关心、安慰、纳入)。比如,格林纳和克里克问被试,“男孩/女孩想要对某人友好时,他们会做什么”,结果并没有发现男女儿童常规的亲社会行为有何不同。无论男孩还是女孩,都更多提到对同性别孩子的关系纳入,而不是常规的诸如帮助、分享等亲社会行为。这一结果验证了沃登等人(1996)的结果。
沃登等人(2003)对9到10岁儿童的研究发现,男孩同伴认为其他男孩或女孩具有同等的亲社会行为,而女孩同伴在有关实际的或关系的亲社会上有更多的性别偏爱。女孩同伴更愿意提名女孩是亲社会的而提名男孩是欺负者,女孩的亲社会行为(无论实际的还是关系的)大约是男孩的两倍多。他们认为在友谊模式方面,性别隔离可能是这个年龄段的特点。如果这种性别隔离进一步发展,那么这种性别差异可能反映了女孩对同性别同伴觉察能力更强。
(2)个性特征
一些研究者认为个性品质与帮助等亲社会行为存在某种关系,也就是存在一种利他个性(Rushton,1980;Staub,1994)。他们发现,个性问卷中的利他指标与一定情境中的助人行为呈正相关,这种情境是指当事人不得不与受困的人接触的情境。帮助别人仅仅是为了避免自我责难,个性中的利他指标实际上反映了避免内疚或害羞的自我愿望。斯托布(1974)提出“人格和周围环境的属性可能通过相互作用决定帮助行为”,他补充说“特定的人格特点可能与特定的帮助行为类型有关,而不是与他人有关”。
与此相反,巴特森等人(1986)则强调,自我报告的情境性同情反映了在容易逃离的条件下利他的关心,因为在内疚或羞愧(个性指标)的体验不存在的情况下,情境性同情与帮助之间的相关仍然显著。利他个性并不一定在情境性同情与帮助的关系中发挥作用,但情境与个性品质究竟影响后续的社会行为到什么程度与特定情境是密切相关的,也就是情境与个人因素实际上是相互作用的,在那些提供了突出线索的强烈情境中,行为的原因应该是情境性为主;而在模糊不清的情境中,特质因素将是主要的行为动因。
艾森伯格等人(1989)的研究结果表明,利他、他人取向的个性特质在某些情境中促进了亲社会行为。他们认为,确实存在一种利他个性,利他特质是以个体在特定情境中对需要帮助的人做出的同情性反应为中介的。具有利他个性特征的人似乎比其他人更可能产生他人取向的动机和与内疚相关联的帮助动机。与巴特森等人(1986)的研究不同的是,利他个性倾向指标可以解释许多情境性同情和帮助之间关系的变化。
查普曼(1987)等人的研究也反映了帮助行为与性格倾向中的积极或消极的情感体验有关。他们在实验室安排了三个需要帮助的情境来观察从学前班到六年级的60名儿童。结果发现,帮助与积极的情感呈正相关,与消极的和中性的情感负相关。进一步的分析表明,这些相关可主要归因于积极情感与帮助本身,而不是因为见证了他人困境的经历。另在故事归因中,负罪感的归因是最强烈的,并与帮助和情感表达相联系,同情和利他的归因也与帮助相关。
一些研究认为气质中的社交能力与利他行为有关,爱社交的幼儿有更多的利他行为,不爱社交的幼儿此类行为表现相对较少。刘文和杨丽珠(2004)亦证明幼儿气质中的重要维度——社会抑制性影响幼儿的利他行为,爱社交的幼儿利他行为多于害羞的幼儿。其他研究表明,在实验室里好交际的儿童比不好交际的儿童更乐于助人;但在家里的表现不受交际能力的影响。这是因为在实验室中的需要帮助者是不熟悉的,这对好交际和不好交际的儿童的影响是不同的(Stanhope,Bell,& Parker-Cohen,1987)。
个性影响人们的行为主要是通过系统建构与他们的个性特质和谐的社会环境来实现的。传统观点认为,当个体实际面对受害者时,气质移情将影响个体的情境反应;而现在的观点认为气质移情将影响个体面对受害者时的策略选择(Davis,Mitchell,Hall,Lothert,Snapp,& Meyer,1999)。此外,研究发现积极的自我观念促进了儿童的亲社会行为,但自信心、价值观与亲社会行为的关系则存在性别差异,自信与女孩观察到的关心和同伴提名的对他人的支持、帮助和安慰相关,与男孩同伴提名的关心和“每个人都可获得公平的分享”的信念相关;女孩的亲社会价值观的等级排列与观察到的帮助水平、同伴评价的对他人的关心呈显著正相关,男孩对亲社会目标的高度评价则与同伴提名的“分享行为”相关显著(Larrieu & Mussen,2001)。
(3)社会认知
20世纪50年代柯尔伯格通过对皮亚杰的理论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和系统的扩展,提出了以道德认知、道德判断为核心内容的儿童道德发展阶段理论。发展心理学家认为亲社会行为与道德有共同的认知基础。后来许多研究证明道德判断水平较高者,其亲社会行为也多些。如有人(Rubin & Schneider,1973)给55名7岁儿童6个道德判断两难故事(Kohlberg),两次慷慨行为的机会,第一次慷慨行为是捐献糖果给可怜的孩子,第二次慷慨行为是帮助年幼孩子完成某一任务,结果发现道德判断水平和在两个任务中显示出来的利他程度存在积极的相关。另有研究者(Emler & Rushton,1974)用皮亚杰的两个道德判断故事对儿童进行测量,发现60名7到13岁儿童捐献的慷慨程度皆可从他们的道德判断水平得到预测。拉什顿等人(1981)发现使用雷斯特发展的纸笔测验量表(DIT)测得的道德判断水平与被试在“利他量表”中是否参与这样一些行为,如献血、超市购物中让别人先付款等,有显著相关。斯托布(1974)对成人的研究也发现,处于柯尔伯格道德判断测验较高阶段的成年人更经常参与实验室情境中的帮助和营救行为。
艾森伯格(1991)指出柯尔伯格的理论是通过禁令取向的道德两难故事的测量形成的,亲社会行为与禁令行为毕竟有别。因此,艾森伯格设计了亲社会两难情境,来研究儿童的亲社会道德判断,也就是一个人的需要和愿望与其他一些人的需要和愿望发生矛盾冲突时形成的两难道德推理,这样的情境不强调法律、权威和正规的责任。艾森伯格在纵向研究中发现道德判断推理相对成熟的儿童和青少年比那些处于低水平的同伴更倾向于助人和慷慨,后来又发现内化的道德判断推理与亲社会行为呈正相关。
除了道德推理、亲社会推理与亲社会行为关系密切外,发展心理学家还发现亲社会行为的另一种认知前提是观点采择,即个人所具有的把其他人的观点和自己的观点区分开来的能力或倾向,它包括考虑别人的态度,察觉别人的思想和情感,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观点采择能力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发展的,有研究发现,幼儿园中班儿童中仅有15%的人对画面中的人物情感和观点能够完全理解,到了小学一年级,已有50%的儿童能够完全理解画面中的人物情感和观点(李丹,1994)。
观点采择能力是一个人顺利实现人际互动的必要条件,从理论上来说,较高的观点采择能力与亲社会行为相关,柯尔伯格等人对美国孤儿院儿童的研究就显示,孤儿院儿童观点采择能力发展迟缓是导致他们缺乏相应的亲社会行为的一个原因。但是,实际研究结果发现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不一致的,有时相关显著,有时相关不显著,甚至呈负相关,如,李丹(1994)的研究发现,儿童角色采择能力与分享行为之间的相关很低,甚至负相关,与捐献行为的相关却较高,角色采择能力较强者有更多的捐献行为。贾蕾和李幼穗(2005)则认为社会观点采择的发展对儿童的分享行为有影响,其中主要是认知观点采择对实际分享行为有积极的影响。
有学者研究了儿童对他人的社会观点采择能力与因果归因原理的运用之间的关系,这种归因原理是指评估他人的帮助时会将他人的善意打折扣。结果显示,社会观点采择能力和折扣使用之间有显著的相关关系(p<0.01)。当帮助行为是受自我利益驱动时,观点采择水平高的被试往往比他们的同伴更不愿意将帮助行为看做是善意的行为。观点采择可能有利于对外部动机的操作功能的识别(Mendelsohn & Straker,1999)。也就是说,观点采择能力强的个体更加善于透过现象看本质,而看得太透有时可能影响他们做出相应的有利于他人的举动,这涉及关于利他或帮助行为的价值判断问题。
观点采择能力与亲社会行为的相关还可能受其他因素的影响。比如,对自信的儿童来说,观点采择与亲社会行为有关联(Denham & Couchoud,1991);而对不太自信的儿童,则两者之间的关联相对较少。在另一项研究中,观点采择是通过预测同情和道德推理与亲社会行为间接相关的(Eisenberg,Zhou,& Koller,2001)。由此可见,观点采择能力较强的儿童通常有更多的亲社会行为,与他们的社会技能水平,以及亲社会的情感动机诸如同情心等有关系。观点采择能力强的孩子在一定意义上也被赋予了更多表现亲社会行为的机会。
伊诺蒂(1985)探讨了其中的原因,结果发现助人行为主要是与情感方面的观点采择成正相关。奥斯瓦尔德(1996)发现情感观点采择在利他帮助上起的作用比认知观点采择大得多,采取两类观点采择的个体相比不进行观点采择的个体更愿意帮助他人。此外,存在不同类型的社会认知技能也是一方面的原因,当行为需要特定的社会认知技能时,这种特定社会认知技能的测量结果才会与亲社会行为相一致。因此,归因和对他人情绪的推理若要导致亲社会行为,则对有关的情绪线索或过程的理解是非常重要的。例如,一个处于困境中的人,脸部表情为悲伤或痛苦,人们很容易就能给予正确的识别;相反,一个身处困境的人其脸部表情却是欢笑,那么年幼儿童因为无法理解,有可能不采取亲社会行为。即便都是同龄人,也可能因各自的社会认知技巧不一样,而作出不同的反应。许多研究发现,年幼儿童喜欢注意面部线索,随着年龄的增长对情境线索的注意增多。强调情绪线索的认知观点采择与要求情绪线索加工的帮助呈正相关,而不强调情绪线索的认知观点采择与要求情绪线索加工的帮助无关。
当代归因研究已经趋向于确定归因和行为之间的关系。许多研究指出,儿童和成人倾向于对体验到悲伤或害怕的人采取亲社会行为,如安慰、帮助等。根据这种理论和研究,亲社会行为是不同机制的产物,包括认知观点采择、移情和同情。如果对一种情绪状态的理解或对其作出移情或同情的反应促进了亲社会行为,那么能够理解抑制性原因的个体应该倾向于对处于困境中的个体作出亲社会行为,即使这个人隐藏了他的负面情绪。因此,其他一些认知能力,对于包含不一致线索的情境中的帮助非常重要,情绪归因和推理这样的社会认知技能有可能是建立在道德推理或移情反应基础上的亲社会行为的前提。此外,儿童的利他帮助行为也受社会规范、社会期望的引导与约束,只有儿童认知并理解了这些社会规范与期望,并内化成个人的信念,这些规范和期望才能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4)移情
移情,是对另一个人情绪状态的理解而产生的与此相一致的感情状态。移情研究的代表人物霍夫曼着重解释了移情与亲社会行为的关系。根据他的观点,儿童在很小的时候就已经能够体验他人的情绪状态,一旦儿童能够区分自我和他人,就会通过帮助的方式应对自己的共鸣情绪。霍夫曼也注意到年幼儿童的帮助可能是不适当的,因为他们不太能区分减轻他人悲伤和自我悲伤的方法,常常误以为适合自己的方法也适合他人,这与他们的角色采择能力未能很好地发展有关。根据霍夫曼的理论,随着角色采择能力的发展,儿童逐渐能够区分自己和他人的情绪状态,他们除了能够体验到移情的悲伤,还能够体验到同情的悲伤,也能够更加熟练地以合适的方式帮助别人。到了童年后期,随着儿童对人类的进一步理解,可能对他人的一般生活状况表示理解和同情,从而促进以长期痛苦的人为对象的亲社会行为。
霍夫曼之后,大量的研究表明,移情增加了助人和其他的亲社会行为(Batson,1991;Eisenberg & Miller,1987,1989),个体成熟的认知角色承担能力和情绪移情能力使人更有可能理解他人的需要,并对他人的需要做出反应,移情关心主要以融为一体的情绪反应影响助人。也有研究认为移情诱发的帮助并非因为自我和他人的融合,根据移情利他假设,移情增加了对他人幸福的关心,但不会减少自我和他人的区分,因为移情包括对他人的独特性的觉察(Batson et al.,1997)。另有研究表明,移情确实与利他相一致,而且诸如情绪的领悟力、表达能力以及角色采择能力等因素都与移情有显著相关(Robert & Strayer,1996)。
李辽(1990)的研究亦发现移情能力对亲社会行为有明显的积极影响,通过移情训练的实验班被试移情能力提高了,更为敏感地知觉到想象或真实的社会情境下他人的情绪情感状态及有关线索,并易于唤起在过去生活经验中形成的定型化情绪反应模式。邓逊(1992)研究心境与移情对助人行为的影响,结果发现心境对助人行为的影响与移情有关,而移情对助人行为的影响也与心境有关,它们不是孤立地影响被试做出的助人行为,而是共同推动助人反应。
移情并不一定都能导致亲社会行为或参与亲社会行为的欲望。移情情感的唤起可能导致帮助另一个人的尝试,也可能不会有这种尝试,因为有些因素可能抑制了个体的利他行为。巴特森等人(1987)发现,察觉处于困境中的人至少会产生两种不同类型的情绪反应:个人悲伤的情感(如着急、惊恐、心烦意乱、悲伤、忧虑等)和移情情感(如同情、怜悯、担心、热情、好心肠等)。两种情绪反应有不同的动机结果,移情的情感唤起利他动机,旨在为另一个人解除痛苦;个人的悲伤诱发了利己动机(减少个人悲伤的情绪唤起),其帮助行为是利己的,有时可能通过逃离现场而不是帮助来达到目的。
艾森伯格等人(1989)用面部表情、生理指标(心率)以及自我报告指标评估同情和个人悲伤,测量这些指标与在容易逃离的条件下儿童和成人亲社会行为的关系。结果发现,在看到别人需要帮助时心率放慢与愿意提供帮助有关,成人面部的悲伤和关心以及同情的报告与愿意帮助呈正相关。有关儿童的某些指标表明,同情的报告和面部的悲伤表情与亲社会意向和行为呈负相关,而面部的关心表情与亲社会行为指标呈正相关。这些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同情和个人的悲伤与亲社会行为的相关不同,并非都能导致亲社会行为。
此外,个体移情的范围很广——包括幸福、悲伤、愤怒,不可能都以亲社会的方式行为,移情诱发的利他可能引导个人违背道德公正的原则行动(Batson et al.,1995)。巴特森的研究发现,移情诱发的利他既不是道德的,也不是不道德的,而是无从区分是非的,有时它引导人们的行为与他们的道德原则相一致,有时它又引导人们的行为与自己的道德原则相违背。霍夫曼强调以移情为基础的助人行为是亲社会行为,移情是因另一个人的忧伤,而非自己的忧伤引起的,其主要目的是帮助另一个人,只要受害者得到帮助,一个人的感觉就会好转(霍夫曼,2003)。
(5)父母的教养方式
霍夫曼提出,儿童对他人的关心是在两种条件下发展的,一是父母给予他爱的情感,另一是父母使用的诱导教育的手段。前者在对儿童的养育和支持中得以表达,有助于培养儿童的关心、同情和帮助行为;后者着重强调儿童的行为后果并指向于他人的需要,促进了儿童的移情能力。根据这样的假设,许多研究探讨了父母的社会化模式与儿童的帮助行为之间的关系,比如霍夫曼(1963)在其早期的一项研究中,对24名托儿所儿童的母亲进行交谈,了解她们在前一天与孩子的相互作用模式。同时他也观察这些儿童对他人的关心和表现出的一般情感取向,结果发现在母亲所报告的爱与儿童的积极情感取向之间存在正相关。他的另一项研究则显示,父母使用强调权威的手段(比如使用身体的力量或控制物质资源)与儿童的道德指标呈负相关,道德指标与所报告的诱导教育手段(比如,通过强调儿童行为对父母所造成的后果,唤起儿童的内疚感)呈正相关。后来的一项研究显示,女孩的帮助行为与其父亲使用的受害者中心的训练手段(将儿童的注意力引向儿童行为的有害结果)呈正相关,男孩的帮助行为与母亲使用的受害者中心的训练手段和爱的情感呈正相关(霍夫曼,1975)。
拉瑟福德和墨森(1968),以及墨森等人(1970)的研究检测了父母的社会化实践与他们孩子的助人行为之间的关系,前一研究发现愿意与同伴分享糖果的四岁男孩比不愿意分享糖果的男孩,其父母对孩子有更多的教养实践。后一项研究揭示了男孩的利他行为与母亲使用表扬与奖赏,非惩罚性的态度,鼓励成就动机,要求高标准的行为,以及强调自我控制呈正相关;女孩的利他行为则与母亲使用诱导教育的手段、宽容、考虑孩子的愿望,以及对错误行为的谴责呈正相关。权威型父母教养方式的幼儿利他行为比溺爱型的多(刘文,杨丽珠,2004)。母亲惩罚与儿童亲社会行为呈显著负相关(李丹,2000),母亲责骂甚至体罚的教育方式会使孩子产生消极抵制的不合作态度,进而对成人的要求不能顺从;母亲权威与儿童助人行为显著负相关,父亲的拒绝对儿童亲社会行为具有消极的影响(宗爱东,李丹,2005)。
斯图尔特等人(2000)通过对西方和亚洲小学二年级的儿童的跨文化研究,发现父母教养方式可以训练和强化儿童对他人的关注,并且儿童的道德推理能力与捐献行为相关。良好的青少年—父母关系与青少年在家里、学校、社会中表现出来的亲社会行为和利他行为的频率之间存在正相关。巴-塔尔等人认为,教导在儿童的帮助行为发展中起重要作用,口头指出儿童在人际互动中应该做什么和为什么,可能教育孩子对他人的需要更加敏感,使孩子能够预测到自己的行为将可能对他人的需要产生积极的或消极的后果。他们还提出对同性别父母的认同对于男孩的社会化意义特别重大,而女孩通常也能够认同她们的父亲。因此他们的研究发现,男孩的帮助行为主要与察觉到的父亲的支持行为关系密切,而女孩的帮助与察觉到的父母的支持行为均有积极的关联(Bar-Tal,Nadler & Blechman,1980)。男孩的助人行为更多受到父亲教养方式的影响,女孩则更多受到母亲教养方式的影响(牛宙,2004)。
(6)同伴的影响
同伴对个体行为,特别是青少年期个体行为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由于同伴之间的交往更加平等、更加自由,儿童愿意对同伴表露自己的新想法,愿意在同伴中尝试自己的新行为,特别是不同年龄、不同道德发展水平的同伴交往,对儿童社会性能力的获得更有帮助。皮亚杰早就谈到了同伴关系在儿童社会能力发展中的作用,儿童从他律道德向自律道德过渡的一个原因,就在于他们在同伴间建立了真正的社会交往和社会合作关系。哈特普(1977)指出,没有与同伴平等交往的机会,儿童将不能学习有效的交往技能,不能获得控制攻击行为所需要的能力,也不利于性别社会化和道德价值观的形成。许多研究都表明,同伴对青少年社会行为的影响是显著的(Hartup,1983;Rubin,Bukowski,&Parker,1998)。反社会青少年的最好的朋友倾向于对该青少年施加更消极的影响,而亲社会青少年的最好的朋友倾向于对该青少年施加更积极的影响。
科尔伯格曾经指出,道德小组讨论中,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儿童混在一起讨论,有助于使儿童重组自己原有道德经验结构的目的。另有一些研究也表明,当有年幼儿童在场时,年长儿童更多地表现出同情、关心他人的亲社会倾向;而年幼儿童也能从年长儿童那里学会如何寻求帮助,懂得什么样的行为方式才符合特定情境的要求。一些研究还表明,社会活动能力强、善于合作的儿童更易于建立和维持与同伴的良好关系,较少产生诸如孤独、不满意等社会情绪问题。亲社会行为也可能在儿童的同伴关系中成为保护因素,如,攻击性儿童若能在攻击行为之外展示中等水平的亲社会行为,就很少受到同伴的排斥(Chen et al.,2000)。
陈欣银等(1992)的研究表明,中国和加拿大儿童的亲社会行为都与同伴接受呈正相关,而攻击行为与同伴拒绝呈正相关,说明不论在中国文化中还是在西方文化中,亲社会儿童都是受同伴欢迎的。李丹(2000)以小学二、四年级和初中预备班的学生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的方式对影响儿童亲社会行为的因素进行了测查。研究结果表明,人际交往状况对儿童亲社会行为的影响非常显著,同伴关系好、人际信任度高的儿童有较多的亲社会行为。中学生同伴关系是其亲社会行为的一个有效的预测因素(刘志军,2001)。王燕等(2005)运用提名和问卷法,对香港小学三、四年级706名学生的亲社会行为、攻击行为、受欺负行为、同伴接受性及社会自我概念进行了测量。结果发现,儿童的亲社会行为对其同伴接受性有明显的正向预测效果。
同伴对儿童的利他行为的影响还体现在同伴榜样的观念、行为上。同伴不良行为榜样与青少年消极的社会观念和社会行为之间呈正相关,与积极的社会观念和社会行为之间呈负相关;积极的社会榜样则与青少年积极的社会观念和社会行为之间存在很高的正相关,与其消极的社会观念和社会行为之间呈负相关(芦咏莉,1998)。让幼儿和更为成熟的儿童在一起玩,他们会变得更加合作,更多采用建议或请求方式,而不是运用武力。同样也有证据表明,如果经常和慷慨的儿童在一起,或经常看到他们慷慨的行为,儿童也会变得更加大方。也就是说,虽然没有经过直接亲社会行为训练,但通过观察成熟同伴或年长同伴的良好行为,儿童也可以获得学习(崔丽莹,2002)。儿童亲社会行为水平低可预测小学早期持续受同伴拒绝(Vitaro et al.,1990),在有关帮助的假设情境中,缺少朋友和朋友质量差与提出非支持性的目标或策略有关(Rose & Asher,2004)。
马(2003)研究了家庭社会环境、同伴影响以及同伴关系对中国儿童利他倾向的影响,结果表明,儿童的利他倾向与积极的家庭社会环境之间存在联系,利他倾向与积极的同伴影响之间存在联系,与消极的同伴影响之间也存在联系;利他倾向与个体感知到的好朋友的亲社会行为之间存在联系,同样,与个体感知到的好朋友的反社会行为也有联系。因此可以说,好的家庭社会环境,积极的同伴影响,以及好的同伴关系能够增加儿童的利他倾向。
(7)传媒的影响
除了现实生活中父母或同伴等的影响之外,电影电视等传播媒介对助人榜样的宣传对于鼓励儿童的帮助行为是非常有效的。上个世纪80年代或90年代出生的儿童被称为“电视的一代”,因为他们生逢一个电视日常化的时代,看电视成为他们生活中的一个主要内容。2002年的一项社会调查显示,北京市的家庭里,表示“天天看电视”的儿童有64.2%,“经常看电视”(每周3—6天)的有19.5%,“偶尔看电视”(每周2天以下)的有14.5%,“不看电视”的只有1%。《人与自然》《神奇的地球》等电视知识类的节目使儿童拓宽了知识视野,《米老鼠和唐老鸭》《狮子王》《西游记》等娱乐性节目让孩子们从中学会辨别善与恶,获得许多有益的情绪体验。在某种意义上,电视已成为父母和教师的替代物,也因为看电视,如今的孩子似乎个个心智早熟,见多识广。
关于电视传媒的影响问题,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有国外学者进行研究。有研究(Sprafkin,Liebert & Poulous,1975,见巴伦,伯恩,2004)让三组6岁儿童分别观看一个营救的片段(助人模范),一个与亲社会主题无关的片段,一个幽默片段(无亲社会内容)。看完片段之后,让孩子们一起玩游戏来赢取奖金。游戏过程中,实验安排这些儿童经过一群饿得乱叫的小狗,如果停下来帮助这些小狗,就可能失去赢取奖金的机会。结果显示,那些观看过营救片段的孩子更有可能停下来安慰那些可怜的小狗,而另外两组儿童却很少停下来帮助。另有人(Friedrich & Stein,1973)研究了97名参加暑期活动的3—5岁儿童。先是进行三周的自由玩耍活动,把孩子的行为分为“攻击性的”、“亲社会的”和“自我控制的”等几类。然后,把孩子随机分成三组,连续4周观看有选择的电视节目。一组儿童观看带有攻击性的电视片;第二组儿童观看中性片,如孩子在农场干活;第三组儿童观看一个亲社会的教育电视节目。结果发现,观看攻击性的电视内容导致儿童攻击性行为增加,观看亲社会电视内容导致儿童亲社会行为增加;攻击性电视片使儿童的自控行为减少,而亲社会电视片使儿童的自控行为增加。
钱伯斯等人(2001)的研究得到的结果与上述略有不同。他们考察了亲社会和攻击的视频游戏对儿童亲社会行为的影响。研究对象为小学三到八年级儿童,共使用了四种实验处理条件,分别为儿童独自或与另一个孩子合作玩有亲社会内容的视频游戏,儿童独自或与其他儿童竞争性地玩有攻击内容的视频游戏。然后测量这些儿童的捐赠和帮助的水平。结果表明,年长儿童的捐赠水平显著高于年幼儿童。玩攻击视频游戏的儿童其捐赠水平显著低于独自玩亲社会游戏的儿童。通过与控制组的比较,他们最后得出的结论是,玩亲社会视频游戏并未增加亲社会反应,玩攻击的视频游戏却倾向于抑制了这种行为。不过,他们将亲社会游戏不能加速亲社会反应归结为,研究的处理相对比较简单和所使用的是特定内容的亲社会视频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