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情境目标理论
多依奇(1949,1962)提出的合作与竞争理论是儿童合作和竞争研究的最早的理论依据。多依奇认为,人可以分为合作情境中的个体和竞争情境中的个体。他把合作和竞争之间的差异归为两种情境下的目标性质。在促进性相互依存情境中,个体之间的联系紧密,每个个体的目标之间是积极的相互关系。每个成员必须在其他小组成员都达到目标时才能获得奖励或得到利益。而在排斥性相互依存情境中,虽然个体之间也联系紧密,但每个个体的目标之间是消极的相互关系。一个人只有在其他人未能达到目标时才能获得奖励或得到利益。
多依奇提出,合作者把彼此看做是相互依存的群体,在合作中大部分人的行为会受到积极的对待。而竞争者则彼此视为相互排斥的,在竞争中大部分人的行为会受到消极的对待。因此他认为,促进性相互依存群体较之排斥性依存群体有许多优越之处,群体工作更为协调,活动的分工更为细致,成员相互间的交往更加频繁,对同伴更为关心,具有更好的方向性和秩序性,单位时间的效率更高,产品质量更好,群体成员更加喜爱自己的群体,更具有责任感。
依据这一理论,一般的实验都是给成对或成组的被试一个任务(如卡车竞赛实验),如果彼此反应协调一致,则会达到双方都希望达到的目标,表现为合作;如果为了个人获得最高奖励而相互妨碍,则表现为竞争。
2.社会性表征理论
原有的合作与竞争研究将情境目标的成分看做个体是否合作或竞争的决定性因素,而忽略了个体的认知维度。但凯利等人以及其他人的大量研究表明,认知因素(诸如个体对意图的感知,对别人的态度,对情境的感知等)在个体的相互作用中起着重要的作用。鉴于此,阿伯力克(1982)提出了利用社会性表征理论来解释合作与竞争行为。
社会性表征理论的基本原理是,在任何特定的情境中,个体或团体的行为都会被其所处的情境及情境中的各个成分产生的表征所控制。也就是说,当个体面对任何特定的情境时,会产生一个既包括整个情境,又包括情境中各个不同部分的表征系统。该表征系统构成了对实验被试的现实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个体的行为。表征系统包括两大部分,一是客体有用的信息成分,二是被试对于客体及即时情境产生的看法、态度、策略或信念。表征是动态的,而不是固定的,它会随情境的变化而改变。
阿伯力克认为社会性表征理论同样可以用来解释儿童游戏情境中的合作行为。在实验游戏情境中,一般会出现三种类型的干预:被试自身、同伴以及所做游戏或要完成的任务。原有的许多研究中,研究者认为同一个实验情境对每个被试的意义都是一样的。阿伯力克觉得这是一个基本的理论性错误,其实每个被试对情境的理解各不相同,是被试自己制造了自己的情境,而非仅仅属于情境中的一部分。他提出的一个总的假设是,在一个实验情境中,被试出现合作或竞争行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处于该情境中的被试所形成的表征系统。具体讲有以下三方面假设:
(1)合作取决于被试的自我表象。这也是一种表征,它决定了个体对所处情境含义的理解和被试所表现出来的抱负水平。
(2)合作取决于被试对同伴产生的表征与同伴实际表现之间的对比。这种表征实际上用来确定与同伴间可能的和值得的关系,从而监控自己的行为,最终导致被试和同伴间相互作用的结果(此处的结果指个体在一个情境中所感知到的目标)。
(3)合作取决于被试对任务的表征。该表征最终确定了被试与任务有关的目标,并产生一种相应的行为来与之对应。
3.利他的群体选择理论
索伯和威尔逊(1998)提出利他的群体选择理论来解释个体的合作与竞争问题。群体选择取决于公共利益。群体选择的基本理论思想是:想象某群体被分成几个相对独立的小群体(例如部落),他们进行囚徒困境游戏。每个部落中都有一些利他的人和一些自私的人,在这些游戏中,利他者倾向于合作,而自私者倾向于背信。在每个群体内部(即在囚徒困境中),利他者相对于自私者来说总会吃亏。但是,那些起初有许多利他者的群体比那些起初有许多自私者的群体发展要快得多。因为合作比背信更能使群体受益。而促使群体成员都去合作是通过他们在多人的囚徒困境中不断地相互影响来实现的(Rachlin,2002)。
为了更好地理解群体选择理论,下面简要介绍两个囚徒困境游戏——一个适合于两人,另一个适合于多人。另外介绍一种基于利他惩罚的合作观点。
(1)两人“囚徒困境”游戏
如果两人合作,每人可得到5分(可在实验结束后兑换成钱);如果两个人都背信的话,每人可得到2分;如果一个人合作而另一个人背信(defection)的话,合作的那个人得到1分而背信的那个人得到6分。上述的规则便是“囚徒困境”游戏的主要模式。
假定两人之间进行交流是违反规则的,如果这个游戏只玩一次(没有与其他人进行过相同的合作性任务),则选择背信的动机可能占优势。但是,如果有某种方法让其他人能够合作的话,无论合作能得到多少都要比背信占优势。最好的条件是一个玩家选背信而另一个玩家选合作,选背信的可以获得6分。这是一种不可能的情况,因为这样另一个玩家只能得到1分。但是如果玩家之间进行交流是符合规则的,就可以相互妥协同意互相合作,从而大家都能得到5分(是最高的公共得分)。或者如果这个游戏玩了好几次,可以通过合作来强化另一个人的合作,通过背信来惩罚另一个人的背信。我们往往把这个策略叫做“针锋相对”。
(2)多人“囚徒困境”游戏
要求参与的游戏者通过在卡上写Y或X来选择其中假设的货币奖品。游戏规则如下:
如果你选择Y,你将得到N倍的100美元。
如果你选择X,你将得到N倍的100美元,另外加上300美元奖金。
N等于选择Y的人数(通常选择10个人进行游戏)。
每种选择的结果如下:“你选择X总会比选择Y多得200美元。原因是:选择X而不是Y时,每选择一次X都将降低N(规则3),而且花费你100美元的机会成本(因为N-1);但如果你选择X,你也会得到300美元的奖金(规则2)。所以选择X的最终结果将是,你会多获得200美元(300-100)。如果都选择X,N=0,则每个人都得到300美元;而如果都选择Y,N=10,则每个人都得到1000美元。”
通常,游戏的结果大概分割成合作(选择Y)与背信(选择X)两类,说明这个游戏结果真的是不确定的。
图3.1(标签是黑体字)呈现的是囚徒困境游戏结果的不确定性情况。点A代表的是每个人合作的条件。点C代表的是每个人背信的条件。点A到点C的线段代表不同的N值时每人平均得到的奖金额。显然合作的人越多,得到的平均奖金额就越多。但是从两根线段,ABC(代表选择背信的个体的回报)和ADC(代表选择合作的个体的回报)可见,一个人选择背信总要比选择合作获得更多的回报。
图3.1囚徒困境游戏结果(图片来源:Rachlin H.Altruism and Selfishness.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2002,25:242)
但是,假设把每个人挣到的钱放在一起,捐献给福利机构。研究结果表明:考虑到这是公共的利益,现在每个人会选择Y;对于这10人来说,任何一个人每选择一次Y都会增加N。以牺牲各自的300美元奖金为代价,而获得1000美元,这样净收入将是700美元。因此,公共的利益使得在囚徒困境游戏中加强合作;因此可以说群体选择取决于公共利益,为了公共利益的增加,群体中的成员往往会选择合作。
(3)利他惩罚的合作观点
费尔和卡奇特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一项关于公共利益的实验,它是人类生活中一个很好的合作典范,因为它涉及多人合作的问题。通过该实验,研究者提出了一种解释群体合作的新观点,即当提供利他惩罚的机会时,一旦惩罚背信者,会使其由背信转而成为合作,从而促进公共利益。而之所以会有利他惩罚是因为背信者引起了其他成员情绪上的不满,且背信者的合作水平与其他成员的合作水平差异越大,引起的消极情绪也会变得越强烈,从而惩罚的力度也随之增加。
这项实验总共有240名被试,他们的回报是真钱(我们称钱为货币单元,或缩写为MUs)。被试被分成4人一组,每人得到20MUs。每个人允许(匿名地)捐献一部分给“群体工程”,或一点不捐献,或者都捐献给“群体工程”。然后“群体工程”会给群体四个成员中的每一位予以每1MU得到0.4MU的回报。请注意如果每个成员都是自私的,那么每个人得到20MUs后游戏结束。但是,如果每个人都是利他的,都捐献20MUs给群体工程,则各个人会得到0.4×80=32MUs。但是无论其他人怎么做,不捐献任何钱的人会得到最高的回报。例如,如果三个玩家都捐掉了,而第四个玩家一分也没捐,那三个人每人得到0.4×60=24MUs,而那个自私的玩家将会挣到0.4×60+20=44MUs。
被试的投资决定是匿名的,一旦这些决定作出之后,每个人会告知自己群体中其他3名被试。被试可以惩罚群体成员,他们可以通过在0至10分之间选择一个值给接受惩罚的成员。每1分花去惩罚者1 MU,花去被惩罚者3 MUs。所有的惩罚决定是同时作出的。每个被试反复做6次这个游戏,但是每轮过后都会变换群体成员,这样可以排除以后游戏中被试通过让合作者增加捐献额而使惩罚自我利益化的可能性。
在多人合作中,群体可以从其成员合作中获利,每位群体成员也会因别人的努力而受益,因此这时的合作是一种利他行为。但如果增加惩罚的可能性,而且有足够多的人公开地表现出勇敢行为,并真正惩罚了自私的“搭便车者”(free-rider),这样即使那些自私的人也会因为怕受到惩罚而转向合作,此时的合作就不再是种利他行为。而惩罚搭便车者的这种行为却是利他的——因为它要花费惩罚者个人成本,促使其他人去合作而让群体受益。
费尔和卡奇特将被试捐出钱的数额占总额的百分比定义为合作水平。他们发现当实验中不允许惩罚时,第一轮中被试合作的水平大约是50,即人们大约捐出20MUs的一半。但是此后合作水平逐渐下降,到第6轮时合作水平仅为10。但是,当实验中允许惩罚时,在第一轮合作的水平大约是60,到后面几轮时合作水平大约升高到75。所以,利他的惩罚使合作在以后的公共利益游戏中得到保持,并有增加合作的趋势。
4.状态与特质理论
在班级环境中,除了与同伴合作之外,儿童配合教师的教学,与教师合作也是非常重要的,这有助于提高儿童的社会认知水平和社会技能。有人(Mischel,1968)提出状态与特质理论,状态与特质理论中的合作是以儿童与成人的合作为基础的(见Herring & Wahler,2003)。儿童合作的出现与否取决于当时的社会事件(contingency),受到他们做出顺从或者拒绝反应后的强化或惩罚的影响,这样的合作被看做是一种状态(state)。相反,合作也可以被看做是种特质,儿童合作行为的出现与维持并不受环境因素的影响。
众多研究已经提供了这两种情况都存在的证据,但很多结果都是矛盾的。为此,爱泼斯坦等人(1985)通过行为现象来解释状态合作与特质合作并存的原因。他们把个体行为看做类似于分子式单元(molecular units),有时分子单元可能会独自出现,有时这些单元组合成更大的分子,称为分子集合体(molecular aggregates),由不同功能特性的单元组成。爱泼斯坦等人总结说,集合行为比起分子行为较少受到环境因素的影响,这就意味着集合行为是具有特质特性的,而分子行为在其功能上是状态的,它是集合行为的某个成分。
因此,与教师合作的分子式行为功能是种状态,因为教师的强化和惩罚事件会影响儿童作出合作或拒绝合作的决定。由于这些行为有时是更大的集合行为的一部分,因此合作与否的决定也会受到主导性集合行为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