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主义不能很好地解释语言和其它符号过程,从而受到了严厉的挑战。从1954到1956,建构主义和信息加工传统出现在舞台上,美国的心理学开始转变。乔治•凯利(George Kelley)提出了建构主义的个性理论,戈登•奥尔波特(Gordon Allport)则提出了以基于范畴的偏见理论。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研究了思维过程,并提出了有限理性的概念和信息加工理论。贾罗姆•布鲁纳(Jerome Bruner)借鉴欧洲的建构主义观点,在北美建立了建构主义研究传统。
一、凯利的个人建构论
(一)解释经验
就像海德一样,凯利提出了“人即科学家”模型,认为人就是追求预测和控制世界。街上的每个人,像心理学家一样,运用个人的建构系统形成假设和随后预测、处理发生在周围世界的事件。当然,相同的事件可以作不同的建构,于是在随后的心理过程中形成不同的方向。每个构念(constructs)有一个焦点和适用的范围,它并不必然是言语化的,而且以后可能是有效的,也可能是无效的。凯利很清楚和完整地提出了心理学的建构主义:人是主动的、认知的,强调内在表征来预测和解释经验,并且,内在表征反过来受到经验的影响。
(二)获取意义
建构主义认为人们用构念和图式(schemas)主动地进行预测,然后解释经验,建构符号意义。人们是建构而不是知觉事物的;人们解释事物而不是与反应相联系。凯利认为建构系统是一种人们不断投射于世界的筛选模式。建构主义者主张,解释的和符号的过程,跟知觉与行为过程一样,是人类心理功能的一部分,并且完全与知觉和行为结合在一起。
凯利的建构理论是功能性的,其根据是求助者努力获得对客观世界更充分的建构和适应。这种建构和适应与否,要受经验的检验。心理学中的建构主义属于认识论传统:知识是社会性使用的,以方便性来评价,而不是以其真理的价值来评价。所建构的现实在其发挥功能的社会实践中马上兑现。虽然凯利的建构理论主要是有关个体认识的,但他也认为它有社会性一面。一些有关经验的共同构念允许符号的互动,与他人的继续协商提高了跨主体性,不管是理解彼此的不同构念也好,还是统一彼此共同的构念也好。
(三)个性是社会认知的
凯利关注的是个人独特的、动力性质的建构系统,这种系统人与人有差别,并随着时间而改变着。凯利的最强有力的建构观点是有关这些认知的,它们不仅在行为中起着中介作用,而且创造了自我与他人的含义。他认为,个人的阐述和临床的评估,不只是被观察的那个人的反思,而且也是观察者,即心理学家的社会认知。个性的研究必须对研究个性的心理学家的研究。在回归到认知过程中,心理学必须挖掘人类的自我反思和元认知潜能。
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凯利是社会认知心理学基本信条的最强有力的鼓吹者,这个基本信条就是:行为受到对事件的构思和解释的影响。凯利当之无愧地成为把完整的建构主义方法运用于理论和实践的第一位美国心理学家。正是这种传统,给我们带来了建构原则,它告诉我们,在我们了解世界时,我们是在创造世界(make the world)的而不是寻找世界(find the world)的。
二、对现实的建构符号说
(一)图式的含义
认知科学不仅研究信息是如何加工的,而且研究信息是如何内在表征的。社会认知取向(米德的符号互动论)长期以来坚持认为,这种解释并不只是单个人内在的事件,而是人际沟通产生的。如果不是这里(not-here)、不是现在(not-now)是如何表征的,又如何沟通的呢?所以表征是十分重要的。但是,心理学家对表征的思考分为三种。一种是传统的认识论者和内省主义者所偏爱的现实的“重新表征”(re-presentations)一说,也就是说我们就像回放录像那样重新回顾(re-view)先前的经验:心理印象(mental images)是储存的反思。第二种是认知心理学家主张的以知觉为基础的表征,强调以基于意义的表征,也即一系列的命题是从经验中抽象出来的。第三种是基于经验而构思出来的图式;与此相对应的是构念(constructs)、范畴(catgegories)以及内隐理论(implicit theories)、脚本(scripts)和工作模型(working models)。
图式是一种构念,为早期社会认知心理学家鲍德温、阿德勒(Adler)所采用,并为皮亚杰和巴特莱特的实证研究所支持。凯利提出,人类形成对环境的表征,并命名为构念(constucts),而这正是被欧洲心理学家称为图式。图式这个概念指的是对先前知识的有组织的认知结构,是从特定例子的经验中抽象出来的,用以指导对新信息的加工和对储存信息的提取。因为图式是对经验反应的结果,所以图式是不断被修改的,很明显,它们不可能是静止不动的。
(二)皮亚杰等人有关图式的研究
1.同化和调节现实
虽然皮亚杰的研究不属于社会认知心理学的范围,但对于心理学的建构主义传统却十分重要,他创造了建构-发展心理学理论,用以解释知识结构如何形成,而且认同“图式”这个概念。他认为,更为普遍的知识和特殊的图式,滥觞于个体早期与世界接触之中,并在持续不断的体验中更新。图式最初表征了儿童对环境的转换,之后变得越来越抽象,人开始时是感觉-运动生物,心理始于S-R相互作用的内化。行动的结构(程序性知识)内化后表征为认知的结构(陈述性知识)。说得更清楚一点,图式通过组织和解释经验,来同化(吸收)经验;同时,经验也影响图式,图式通过调节改变自己来适应经验。因此,图式由于经验不断更新,并且新的图式继续不断的被建构。皮亚杰把图式的发展看成是借由个体的建构活动生物程序的实现。图式的数量和使用的质量,随着发展而不断增加和提高。
2.通过有组织的框架看世界
我们在这里介绍两个研究。一个是布鲁纳和戈德曼(Goodman,1947)的钱币大小研究。在该研究中,让儿童看一系列钱币或类似钱币的圆片,然后要求儿童调整光圈使得它和钱币或圆片的大小相匹配,从一分钱币到二角五分钱币。结果表明,相对于同样大小的圆片,钱币的价值越大,钱币的大小越被高估。穷人的孩子比较需要钱,要比富人的孩子更加高估钱币的大小。这一结果很难用熟知的知觉原理来解释,也难以用格式塔或心理分析的观点来解释。布鲁纳和其他学者提出了一个有关知觉的建构主义新观点:个人的和认知的变量,例如价值、需要和期望,会使知觉产生偏差。
另一个是美国社会认知心理学上的经典案例研究。在有关对达德茅思-普林斯顿的足球赛的研究中(Hastorf&Cantril,1954),研究者让每一大学的学生观看这场比赛的电影后,报告球员犯规次数。结果每一大学的学生报告犯规次数很不相同。指控与反指控在两个学校里持续了两个星期,每个学生和男生报纸专栏作家强调了自己看到的观点,反驳对方的观点。一个不大偏激的达德茅思男生,观看了由普林斯顿拍摄和提供的比赛电影,打电话给普林斯顿大学,索取电影中缺失的部分,因为他看到的没有包括公开的全部细节。缺失的部分并没有在电影编辑室里找到,实际上电影根本没有缺失,缺失是由球迷戴着图式的有色眼镜制造出来的。它不仅意味着认知对知觉的影响,还意味着社会对知觉的影响,其结论还支持了凯利有关对同一事件有不同解释的主张,因为研究结果清楚地表明,“比赛”实际上有许多不同的比赛,对特定的个人来说,所显示出来的事件版本是真实的,恰如另外的版本对另外人才是真实的那样。在寻找事实时,我们的语言看到和知晓轻率地忽略了所涉及其中的有偏见的评价性过程。评价,就建构主义观点来看,是认识的一部分。
3.图式与原始材料的交互作用
图式,超越了传统的结构与功能、主观与客观、内在与外在、思想和行动相对立的二分法。认识是内在知识结构和新信息的交互作用,它是一种图式与原始材料的符号互动,这一观点超越了杜威和本特利(Bentley,1949)的“认识与被认识”之间的互动的思想。在现代认知心理学中,环境充满着各种信息,但是被激活的图式使某些原始材料变得更令人期望,更易被搜索,更能被辨认;相反,原始材料则肯定或否定这种期望(Weisser,1967)。
图式与原始材料对于认识都是基本的,其含义是,我们的认识是以图式为基础的,也是以原始材料为基础的,这是由输入和对输入的表征的相对强度共同决定的。在图式同化和调节原始材料时,它们融合成一个新的或修改过的图式,形成了我们个人的关于现实的理论(Epstein,1990,1991,in press;J.Martin,1994)。所以有的学者提出,个体不是他自己经验的自我满足的,单独的产物,而是一个联合建构物,之所以冠以联合两字,是要强调个体与社会和物理环境的交互依赖性(Mahoney,1991,p.111)。这个过程被称为想象的交换(illusion exchange),由交互依赖性所产生的知识形成了协商的现实(negotiated reality)(C.R.Snyder,1989;C.R.Snyder&Higgins,1988b)。它是“新的知识结构,并在记忆中得到表征,利于随后被提取”(D.L.Hamilton,1981,pp.152,151)。这个过程决不会停止:同化-调节图式-原始材料的交互作用不断继续。从这种解释来看,知识是一种对现实的建构的符号版本,而一些学者更愿意称它为协商的虚拟现实(negotiated virtual reality)。
(三)维果斯基有关社会认知的思想
1.谈话的含义
有关儿童脚本(事件次序图式,见第六章)发展的研究表明,脚本是社会建构的。脚本从话语中发展起来,在看护人指导经验(游博物馆)和(对祖母)复述中发展起来。社会行动需要共享的符号化的脚本来表征行动次序和角色。因此,脚本不是像皮亚杰所说的由个体重复性的行为次序而建构的,而是像维果斯基所认为的,是个体与该文化中的专家的交谈中由人际建构的。文化专家为新手提供了他们自身不能完成的某些部分任务的“脚手架”,指导新手取得进步。要使成人的指导有效,该成人必须不断地更新儿童的工作模型。维果斯基认为,皮亚杰忽视了过程中心的这些部分。随后的研究也支持了维果斯基的观点,即充分的心理发展不仅应该是建构的,还应该是社会的。维果斯基重新评价和阐述了杜威的观点,即心理的形成取决于其他人在场,取决于共同活动的参与,取决于语言。
维果斯基特别重视语言的作用,认为“语言是思维的工具”。语言是所谓的“接近发展区”(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里经由母亲—儿童交互作用中获得的。语言是独特的人类活动,语言,就像脚本,是社会的产物,通过社会交往被内化了。语言为我们提供了有关世界的最重要的图式:“每个词已经是一个理论”(Vygostky,guated in Kozulin,1990,p.88)。这些已建构好了的对现实的版本,其含义必须在文化交往中与孩子逐渐协商地产生。不是限于儿童自己去总结图式,而是儿童输入了隐含于语言中的已有的文化理论。我们标签一个事件用的词传递着我们对该事件的理解,也传递着文化。所以,我们共同建构我们所理解的世界,不仅用我们的交谈型式,而且用我们整个的文化——现在的和过去的,不论根据人们有关上帝和英雄的故事、伟大的书籍还是演讲或者电视谈话节目。知识是社会的,而不是个人的表征。我们的交谈,重新协商的不仅仅是个体的虚拟现实,而且是文化的虚拟现实。
2.智力的社会建构
皮亚杰等人强调儿童智力的生理成熟,与此相反,维果斯基及其学生提出了有关才智成绩差异的文化观。维果斯基的学生罗莉娅对没有文化的农民进行过认知研究,如进行分类、三段论测验。如果用心理学标准的智力测验对农民施测,会得到农民是讲究具体的,智力上有缺陷的结论,但维果斯基和罗莉娅把农民的成绩归因于处在缺乏阅读和写作氛围的世界里的文化建构。他们认为文化差异优先于个体差异。语言文字、三段论及其它抽象符号技术是学校里培养出来的。维果斯基的真知灼见是,思维依赖于语言和其它文化工具。该思想挑战了一个智力测验长期以来的简单假设,即智力评定不随测试的文化而变化。才智这种素质是社会建构的,带着这种信念,维果斯基进行了众多实验,结果证实了他的预见。
3.协商的共享虚拟现实
维果斯基把杜威的功能主义、皮亚杰的建构主义和米德的符号互动主义巧妙地融合在一起,使得他成了这一方向(社会建构主义)的奠基人。
维果斯基认为,人们对社会客体的知觉不仅是内在的,而且是主动的和反应性的。例如,当一位妇女想同化一个男子的资料以便证实对他的图式时,他也在操纵她所获取的资料,以便使她调节有关他的图式(相反也一样)。对于虚拟现实,社会认知心理学家偏好用术语“协商的”(negotiated)甚于术语“建构的”(constructed)。一个行动作为一种交谈(conversational)协商是如此熟悉,如此基本,以致即便物理上无他人在场,我们也会交谈协商(想象中的对话、祈祷、对电视人物大叫),如对宠物,甚至对机器(祈求汽车发动起来,或电脑不要停机)。人们总是一块交谈,不论在两人群体还是较大的群体,追求跨主体性(intersubjectivity),共同来选择和定义意义、推论和图式。在符号互动过程中,我们利用共同的语言基础来分享我们的资料,融合我们的图式:我们互相协商共享的虚拟现实。
语言和其它文化符号系统有两重性:一旦行为公开地被观察,其符号被跨主体地理解,那么它同时是社会的和认知的。以孤立的个体脑袋中内在体验为对象的现象学,以及把行动者看成是无思想的行为主义,不可能解释观点和含义如何共享。
(四)巴特莱特关于图式的思想
1.解释和重构故事
巴特莱特(F.C.Bartlett)关于图式的思想是,图式是表征过去经验的先前概念,它的作用就是解释(或重新认知)新的输入资料,并不断为正在体验到的经验所更新。图式不是已经形成的模型,一遍又一遍地使用,而是每次使用后都重新建构。这样就否定了传统意义上结构与功能截然区分的观点。巴特莱特,认为图式和图式的加工可能是无意识的。这种无意识的心理结构,组织成为总的认知表征。
巴特莱特的研究(如“鬼魂的战斗”)发现,被试把故事与他的自己的文化知识及故事结构融合在一起,并坚持这种新的建构了的版本。被试用了先有的图式来解释不熟悉的故事,由此建构出一个按自己对故事的理解的新图式。正是这种图式指导了记忆,尽管随着再次讲述故事,图式会有变化。巴特莱特对图式的作用,提供了一个认知的功能性的解释:图式是适应性的认知工具。
2.讲述故事的启迪
对赫德(Head)和皮亚杰来说,图式的发展来自于感觉-运动器官与物理环境的交互作用,而巴特莱特和维果斯基认为,图式来自于话语(discourse)中的符号互动。维果斯基在俄罗斯显示认知发展中的社会建构主义,与此同时,巴特莱特在英国显示在成人讲述故事过程中的社会建构主义。他从讲述故事来研究记忆。他发现,一个故事的图式会随着每次讲述而修改,因听众而调节,这种调节可能在无意识中产生,这就是共享虚拟现实的协商。巴特莱特认为所协商的虚拟现实是符号的和社会的。
3.图式与记忆关系的研究
巴特莱特的研究有别于当时主流的联想主义,就在于他对日常生活中记忆中发生的建构主义的、个体的和社会因素感兴趣,批评“心理学实验室实验的人为性”(Bartlett,1932/1995,p.47)。巴特莱特有关一个人接一个人地复述故事的研究,成功地得到了G..W.奥尔波特和波斯曼等人有关复述画面等研究结果的支持。使用巴特莱特的范式进行的严格研究表明,图式和原型对于知觉、重构和记忆的精细化都是至关重要的。与图式-相符信息的记忆优于与图式无关信息的记忆,是有关记忆的最充分证明的事实之一。有人认为,现代有关叙述性话语记忆的研究,可看成是巴特莱特图式概念的发展。社会认知心理学表明,情节的、自传式记忆受到一个人有关自我及其改变的隐含的理论的影响。目击证词研究显示了重构而不是痕迹回忆。心理学家,从弗洛依德到巴特莱特,直至现在,都没有证实痕迹回忆学说的现实性。当然,对于这个课题还有许多问题值得我们去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