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沙赫特和辛格情绪归因理论
(一)沙赫特和辛格情绪归因理论的基本观点
让我们先来看一下沙赫特(S.Schachter,1959)所做的一个实验。实验的情景是实验者戴着听诊器,穿着实验用的白长褂,说要给被试以强有力的电击,从而使被试感到害怕。在实验中,沙赫特发现,如果被试与并不处于同样处境的人们待在一起等待电击的话,他们便没有交往的欲望。也就是说,被试希望和参加实验、等待电击的人交往。与他人交往的其中一个原因是要想知道有关在那种情景下自己的情绪是否恰当。沙赫特推论说,人们通常用来解释自己的情绪的内在线索可能是相对模糊的,而且有多种解释。如果人们能直接了解情绪,他们为什么还需要和其他人在情绪上作比较呢?可见,人们对情绪的知觉是间接的和不稳定的。沙赫特提出,可能存在着引起情绪产生的条件。其实,詹姆士(W.James)早就提出了这种观点。
许多年以前,詹姆士(1892)提出了一个令人奇怪的情绪理论。他认为情绪能分成两个部分——情感的和认知的。在情绪反应中发生的第一件事是对生理反应的一种体验。然后,这个人用获得的认知或者信息去加以解释。用詹姆士的例子来说,如果我们见到一头熊要来追我们,我们会体验到突然而来的生理上的激起,于是我们跑了。之后,我们把有关的信息放在一起,作出决定,即我们害怕了。在詹姆士看来,不是因为我们害怕,所以我们跑了,而是我们跑了后,才知道自己害怕了。
沙赫特和辛格(J.E.Singer1962)的情绪理论再现了詹姆士的思想。依照他们的观点,情绪由两个因素组成:(1)生理上的激起;(2)认知标签。他们与詹姆士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认为认知标签并不一定来自我们的行为,也可以来自情景中其他人所提供的线索。沙赫特和辛格的理论模型可用这个等式来表示:E=A×C,E表示情绪,A表示情感,C表示认知。如果激起或者认知标签有一样不存在的话,那么就不可能产生情绪。
(二)沙赫特和辛格情绪归因理论的实验研究
要检验上述结论是否正确,就有必要把激起和认知标签分开来操作。沙赫特和辛格(1962)进行了一个让被试参加所谓维他命补剂效果的实验。在注射了这种药之后,被试被带进一间房内,里面已经有另外一个被试坐着了。主试告诉俩人:“你们俩在这里等着维他命补剂产生效用,然后,再进入下一阶段实验。”当被试等着的时候,另一个早来的被试突然以一种奇怪的方式活动起来,他开始把纸撕碎,扔进废纸篓,然后又做起投篮的姿势来,一会儿扔球,一会儿接球。接着,他用纸折了一架飞机,扔起飞机来,然后又拿了个竹圈跳起了愉快的舞步。这样过了一会后,实验者回来了,要求两个人填一张问卷表,表中有几个问题是问被试心情的。
当被试填好问卷表之后,被试才知道实验已经结束。事实上,早坐在那里等着的一个被试是实验者的助手,被试所注射的药也不是维他命补剂,而是肾上腺素。我们都知道,肾上腺素制剂能产生高度的生理激起状态。这个实验是用来判断激起和认知标签对被试所陈述情绪的影响的。激起由肾上腺素提供;认知标签则由实验助手的欣快的行动来提供。实验者想要知道,被试经过这种程序之后,是否体会到愉快的情绪。
沙赫特和辛格的完整的设计包括下述条件:
(1)肾上腺素—忽略—欣快。这就是前面讲的那个被试所处的条件,由药剂产生激起,主试对于药剂的副作用忽略不提,并且让被试看到实验助手的愉快动作。主试预计,被试在实验结束时将会感到愉快,这是因为激起和认知标签两个条件都已具备。
(2)肾上腺素—告知—欣快。这个条件犹如上述被试所处的条件,除了一点例外,即告知被试维他命滋补剂有一些副作用,会产生如心跳加快、面孔红、手颤抖这样一些症状。主试认为,由于这种信息能为生理的激起提供足够的认知标签,那么实验助手的认知标签就不是必要的了,因此,最后被试不会报告有愉快的情绪。
(3)肾上腺素—误知—欣快。同样,这个条件与上述被试所处的条件相同,除了一点,即被试得到有关补剂的错误信息。主试告诉被试说,他们可能体验到头疼或脚麻。因为这种解释没有为被试对于心跳加快等感觉提供认知标签,主试认为,被试将在别处寻找恰当的认知标签。到那儿去寻找呢?欣快的实验助手。预计最后被试会报告有愉快的情绪。
(4)安慰剂—欣快。这个条件与上述被试所处的条件相同,除了一点,即所注射的不是肾上腺素而是生理盐水,被试依然和欣快的实验助手待在一起。因为沙赫特和辛格提出,生理上的激起是情绪归因的基本条件,所以,主试预期,实验结束时,被试不会报告有愉快的感觉。
该实验还有第5、第6、第7个条件,它们与第1、第2、第4个条件相同,但前三个条件与后者有一点区别,即当实验助手与被试待在一块儿时,助手行为的方式不同。在这些条件下,主试要求被试和实验助手填一张问卷表。这张问卷表的开头是有关习惯的一些问题,很快,问题涉及一些隐私和不恰当的方面,如“除了你父亲之外,你母亲与几个男人有关系?”实验助手大声地读他的问卷,开始稍微有点恼怒,接着大怒,最后愤怒地把问卷撕个粉碎。这时,主试进来了,给每个被试一张正式问卷,问卷的目的是要判断被试的“心情”。主试预期,在第5个条件,即肾上腺素—忽略—愤怒下,被试会报告愤怒;在第6个条件,即肾上腺素—告知—愤怒下,被试会报告不愤怒;在第7个条件下,即安慰剂—愤怒下,被试会报告不愤怒。
实验的结果支持了预期,高度的愉快存在于肾上腺素—误知—欣快、肾上腺素—忽略—欣快的条件中;在肾上腺素—告知—欣快、安慰剂—欣快两个条件下,被试觉得愉快的程度较低。愤怒的条件和欣快的条件一样,当激起是高度的,除了助手的行为之外,没有提供其他认知标签的时候,被试报告最为愤怒(肾上腺素—忽略—愤怒条件);当提供了认知标签后,愤怒水平最低(肾上腺素—告知—愤怒条件),其次是安慰剂条件。
沙赫特和辛格的研究支持这个观点:一旦生理的激起产生后,人们会对自己的情绪作出归因,一般来说,作为归因基础的认知标签常常与产生激起的事件有关。然而,沙赫特和辛格研究范式能够把产生的刺激和提供认知标签的刺激分离开来操作。一旦这样做了的时候,被试确实表现出是按照社会线索来进行“错误的归因”的。
沙赫特和辛格的研究结果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其他学者重复得到了这样的结果,而且还有所扩展。例如,奥尔森(J.M.Olson,1988)所做的实验表明,如果能诱导个体把激起归因于与他们所完成的任务无关的相对中性的来源,那么,他们所体验到的情绪(如焦虑)有可能减轻。他设计了一个能引起被试较高水平激起的情景,如对着摄像机作一次讲演。在三个条件下,告诉被试,在讲演时他们将从耳机里听到阈下噪音。第一组被告知阈下噪音是激起的;第二组被告知阈下噪音使人放松;第三组被告知阈下噪音对他们没有影响。奥尔森预测,被告知阈下噪音是激起的被试,在讲演时所犯错误比那些“无影响”的控制组被试要少,因为他们会把激起的情感归因于阈下噪音,而不是归因于会引起焦虑不安的讲演任务。与此相反,被告知阈下噪音使他们放松的被试,会犯更多的错误,因为他们把激起归因于任务。实验结果证实了奥尔森的预测。可见,我们对自己内在状态(包括痛苦、愤怒、害怕,甚至性激起等)的知觉都会受到外在线索的影响。
(三)沙赫特和辛格的研究的意义
沙赫特和辛格的理论观点和实验结果,具有重要的意义。它们不仅广泛地影响了有关情绪的研究,而且也影响了对因果归因的理解。
沙赫特和辛格的研究对归因的重要意义在于,他们提出了,人们对激起的归因是可以转换的,也是可以引导的。也就是说,对个体具有威胁性体验所诱导出的情绪激起可以被重新归因于一个中性的或者不大具有威胁性的来源。这个思想具有深远的临床意义,因为它为治疗情绪障碍提供了一个有发展前途的一般模型。有许多人由于真实的或想象的错误原因而感到焦虑不安。例如,一位青年相信自己缺乏与女孩子谈话的能力,所以回避她们。在这个情景中,情绪的恶性循环就会发生。该青年因为害怕失去与女孩子交往的机会,而变得局促不安,手心出汗,连讲一句“你好”都结结巴巴。交往的失败又加剧了害怕与女孩交谈的情绪。类似的例子还有像害怕蛇,或害怕高空,等等。那么,让这些人把感到焦虑不安的原因,归因于一个中性的或不十分具有威胁性的原因,有助于治疗这些情绪障碍。
例如,有一个对害怕蛇的被试作重新归因的实验。在一个实验中,让被试看令人害怕的蛇的幻灯片,然后,又让被试看一张图片,上面写着“电击”一词,看着“电击”一词时,给被试的手指以轻微的电击。我们可以推测,被试不仅从蛇的画面上,而且从电击上体验到情绪激起。主试使实验组的被试相信,他们体验到的激起完全是由于电击,而不是由于蛇。怎么做到这一点呢?他们给予被试以假的心跳反馈,被试能听到他们自己的“心跳声音”,使他们觉得看了“电击”这个词之后,心跳加快了,而不是看了蛇之后心跳加快了。结果发现,接近三尺长的蛇时,实验组被试的成绩比控制组有显著的改进。所以,错误归因的研究范式指出,通过诱导人们把他们的激起重新归因于某些无威胁的来源,就可以使恶性循环中止,使他们能更有效地发挥正常的功能。
沙赫特和辛格的情绪归因理论也受到一些批评。主要批评集中在:首先,环境中的线索是否像沙赫特和辛格所说的那样容易被人接受,并成为推论自己情绪的基础。其次,人们可以对未被解释的激起作积极的解释,也可以作消极的解释。由于如何解释这些激起存在着个别差异,重新归因的效果就很有疑问了。再次,如果人们对激起已有一个稳定的解释,因而不会寻求其他的解释,也就不会再接受重新归因的诱导。对于诸如此类的问题,心理学家正在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
二、习得无助与归因治疗
(一)习得无助
习得无助(learned helplessness)的定义是,在特定的情景中,由于个体在对其行动的结果重复性地失去控制而习得的无反应或麻木状态,即使以后当事件完全在人们自己控制之下时,也不努力去控制,而是觉得希望渺茫无所作为。习得无助理论由塞利格曼于1975年提出。
有人对动物做了一些实验,当动物学习一种任务时,让他们接受不可避免的电击,这些动物不仅不能学好第二种任务,而且常常完全停止了行动。因为动物懂得了,它们的反应同强化之间毫无关系,因此也就简单地停止了行动。
习得无助现象在人身上也产生了,如一些实验者所作的研究表明,先前的对情景的“不能控制”的体验导致了后来学习上的无助,不管后来的任务是学习作避免的反应还是解决一个认知问题,其共同现象是,由先前经验产生的无助的被试明显减少了反应的企图,并且采取类似于抑郁症的全面的被动状态。
我们举一个用来检验习得无助这一现象的实验例子。实验人员把学生被试分为三个小组。第一组接触强噪音,但可以按电钮中止噪音。第二组接触强噪音,但无按钮中止噪音。第三组不接触噪音。在实验的第二阶段,所有被试处于噪音之下,但被试事先不知道噪音可以通过移动在他们面前的一个梭子来中止。“可控制噪音”小组和“无噪音”小组积极地搜寻并且很快地了解了通过移动梭子可以中止噪音,但最初不能控制噪音条件下的被试(即第二组)没有发现这个事实,相反地,他们被动地听着噪音,他们已经错误地学会了噪音情景是他们所不能控制的东西。
造成习得无助这个现象的一个原因是学习,动物和人类习得了他们对于避免厌恶的事件无能为力,结果是,他们不能认识到以后的情景实际上是在他们控制之下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归因。研究人员发现如果被试在第一次尝试中体验到失败后的无助,在第二次尝试中也许会做得好一些。他们认为,这跟被试第一次尝试失败后的归因有关。如果个体把失败归因于缺乏足以应付环境的能力的话,那就没有理由在第二次中再作尝试,但如果个体把第一次失败归因于任务,那么失败不会导致无助状态。这个观点,后来为许多实验研究所证实。在这一方面,心理学家们有一个比较一致的看法,那就是,人类的习得无助现象与对不能控制的结果所作的归因有密切关系。
习得无助的归因模型,其基本原理是,当人们感到他们不能控制时,他们想知道为什么。一个人对缺乏控制所作的归因决定了他是否变得抑郁以及抑郁的程度。例如,一个人可以把无助进行外在的归因(“任何人都无能为力”),也可以进行内在的归因(“我缺乏这种能力”)。如果作出了内在的归因,那么,与作出外在归因相比,该个体产生更为严重的抑郁症,对其自尊心有更大的影响。
习得无助使人们在心理上产生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动机上的,无助的人将缺乏积极性,不再努力采取必要的步骤来改变这种结果;第二个问题是认知上的,无助的人不能有效地去学习有助于摆脱不良结果的反应;第三个问题是情绪上的,习得无助可能会产生轻微的或严重的抑郁症。
(二)习得无助理论与抑郁情绪的归因治疗
1.习得无助理论的三个归因维度
对抑郁症的归因分析直接来自塞利格曼的习得无助理论。如前所说,一个人对缺乏控制所作的归因决定了他是否变得抑郁以及抑郁的程度。这里,三个归因维度是重要的。
第一个维度是内在性——外在性。一个人可以把无助进行外在的归因(“这次考试特别难”),也可以进行内在归因(“我没有能力”)。举例来说,A(男子)请B(女子)外出约会,但B拒绝了,并且A后来发现B从来不接受任何一个男子的约会,A就会作外在的归因(即归因于B),他的自尊心必然不会受到伤害。然而,如果A了解到B经常接受其他男子的约会,他便会将她的行为归因于他自己的个人因素,感到受了伤害。所以,一个人对消极事件作出外在的还是内在的归因,决定了消极事件对自尊的影响。
第二个维度是普遍性。如上例,A在作与B约会失败的归因中,他能归咎于一个特殊因素,“B不喜欢矮个子男子”(假定A是个矮个子)也能归咎于一个普遍因素,如“女子就是不喜欢矮个子男子”,普遍的归因常常比特殊的归因产生更严重的抑郁。特殊的归因使A只是避免B这个女子,而A的普遍归因使他避免所有的女子。
第三个维度是稳定性。如果A只有18岁,把与女子交往的失败归咎于个子矮,那么还有希望,因为他可以再长高(不稳定的归因);另一方面,如果A已35岁了,把他的困难归因于个子矮,那么他在身高方面已无运气可言(稳定的归因),因为他不可能再长高了。一个人作出稳定的归因还是不稳定的归因,影响了无助将持续多长的时间,稳定的归因导致了长期的无助。
2.习得无助模型与归因治疗
习得无助模型是归因治疗的一个基础。例如,A是一个高中毕业生,想进医学院学习,但在高考时成绩较差。如果他相信自己无论作多大的努力都无法改变结果,抑郁症就可能产生。对不可控的信念,反过来导致不愉快(情绪上的缺陷),导致不再学习有关材料(动机上的缺陷),导致不成功的学习(认知上的缺陷)。如果A因失败而谴责自己,他的自尊心也会下降,并且如果他因失败而谴责普遍因素,如自己样样事情上都不成功,他的无助将会泛化,也许会妨碍他申请入学法律学院、商学院或其他大学。如果他的归因同时是稳定的,如谴责自己无能,抑郁会变得持久,停学一年也不会好转。如果A相信任何事都不能改变这种情况,那么,干任何事的能力或动机都会是差的;并且,如果结果是重要的——他早就想以医生为终身职业,就像他父亲那样,那么,他的消极情感和低的自尊会变得更坏。
归因治疗概述了可以利用认知上的重新评价策略进行干预的四种方法。第一,可以引导他改变对结果的评价。使这个想成为医学院学生的人认识到“考不上医学院也可以成为一名医生”。例如,先上高级护士学校,毕业后再考医学院;或通过函授等方式自学成材。第二,改变认知的目的指向性。拿A来说,强调其他职业的优点,指出成为一名医生的缺点,也是可以达到治疗抑郁症状的一种方法。第三,能改变一个人的期望,使之从不可控的期望,改变为可控的期望。假设A上医学院是符合现实情况的,并且也有着可能性,重新训练A正确地运用学过的知识,发挥最大的主观能动性,使之将注意力集中到考试上,如了解过去几年医学院入学考试卷,都将有助于改变他的认知。第四,改变一个人对失败所作的归因,将对内部的、整体的、稳定的归因(“我是笨蛋”)改变为对外部的、特殊的、不稳定的因素的归因(“那是一次特别困难的入学考试”)。
三、错误归因治疗法
许多研究人员使病人进行错误归因,从而缓解或治疗一些心理症状。举例来说,尼斯比特(R.E.Nisbett)和沙赫特1966年所进行的用以减少人们所感受到的痛苦的实验。他们说,我们判断自己害怕程度的时候,至少一部分方法是考察自己的心跳程度以及掌心出汗、膝盖颤抖的程度。知道了这些自主反应是由于我们对刺激的害怕,那么,我们就可判断害怕的程度。所以,假如在我们面临电击之前,我们体验到这些所有的自主反应征兆,并使我们相信这些激起(arousal)主要是由小小的药片引起的,那么,可以预见,我们会把自己看得不那么害怕,于是可以忍受更大的电击。
这就是尼斯比特和沙赫特在实验中所要做的。他们使被试对即将来到的电击感到极端的害怕或中等程度的害怕。随后,给一些被试吃药丸(实际上是安慰剂),告诉他们说,药丸能使手颤抖,心跳加剧等,其他的被试则被告知说药丸可能有些副作用。然后,每一个人接受一些电击。电击的电流强度从微弱逐步增加,共分37档,一直到被试报告说,电击十分痛苦(痛苦阈限),以及他们不能再忍受了(忍受阈限)才停止。在高度害怕条件下,主试预期药丸不会产生非常大的差别,因为激起的原因对被试来说是十分清楚的。但在低害怕条件下,主试预期一个外在标签的存在将会影响被试对电击的反应。结果表明,在低害怕条件下的被试,当他们具有药丸来解释他们的自主激起时,他们能接受更多的电击。
如果用电流安培数来表明被试的忍受程度,对于预期的支持,就更加明显。在低害怕条件下,能够把他们的自主反应归因于药丸的被试所忍受的电流安培数,与那些只能把他们的自主反应的激起归结为害怕电击的被试相比,前者是后者的4倍。
一些研究结果表明,在心理治疗中,如果病人把他们情绪上的激起归因于其他外在的刺激,那么这些症状,如害怕空间、害怕处在高处等,就会减小或消失。这在心理治疗中是有用的一种方法。
再举一个斯托姆斯(M.Storms)等人于1970年做的研究实例。他们利用情绪上重新标签的办法,来减少一种普通的症状:失眠。在药物和做想象力实验的借口下,给失眠者服一种药(实际上是安慰剂),睡前服。人们通常认为,有失眠症状的人在床上时,通常会体会到一种较为严重的生理激起。斯托姆斯等人预言,如果把这种激起归因于药,那么失眠者就会容易入睡。主试告诉在激起条件下的被试说,药将会增加他们的身体活动,使他们感到紧张和不安(这些症状都是主试预先询问过一些失眠者而得到的)。在放松条件下,告诉被试说,药会使他们镇静和放松。接着要求被试记住大约服了药多久他们入睡了。结果表明,在激起条件下的被试报告说,服了药的那些晚上入睡早12分钟左右。与此相反,那些体验到他们通常失眠时的激起的被试,服了使他们“镇定”的药的晚上,要比平时晚15分钟才睡着。激起的被试明显地在他们服了药的晚上对于失眠的激起进行了重新标签,由于他们想到激起是由于药,而不是由于他们神经衰弱,所以他们入睡得比平时快。相反地,那些服了药后觉得他们应该是镇静的和放松的被试,依然体会到激起,会对失眠引起的激起产生更多担心和不安,因而比平时更难以入睡。在这个研究中,相信药会使他们镇静的被试,就变得难以入睡。用归因的话来说,即使有环境的力量(如药)抑制激起,激起依然存在,这一事实使得病人更加归因于个人的内在因素(“我一定是最最严重的失眠者了”),病人会作出更严重的个人归因——觉得自己的问题比原先想象的严重得多。所以诱导病人作出错误的归因,可以起到治疗的作用。当然,使用这种诱导方法还要注意伦理问题。
四、激动转换理论及其应用
在前一章,我们已讨论了沙赫特和辛格有关情绪的研究。我们可以回顾一下。沙赫特等人说,当个体被激起时,个体会在环境中寻找激起的原因,从而来标签激起。他们认为,环境中的线索决定了大部分激起的个体所表达的情绪形式。在本节,我们要来考察一下对沙赫特等人情绪理论的扩展研究以及这些扩展研究在归因方面的应用。
(一)激动转换理论
一些心理学家提出,当我们体验到一种强烈的情绪时(非常高兴或愤怒),这种情绪体验的余波会扩展到另一种情绪,如性兴奋、罗曼蒂克吸引力的情感或侵犯性的情感。其中的一个代表人物就是齐尔曼(D.Zillmann),他于1978年提出了激动转换理论(excitation transfer theory)。齐尔曼认为,情绪体验取决于三个因素:第一个因素是心理倾向成分,它包括一种不能解释的、即时的运动反应(如惊讶反应);第二个因素是激动成分,它驱动机体(如激起);还有一个因素是体验成分,先前的反应到达意识并得到解释(如推论出某件事情出乎自己的意料,感到奇怪)。因为解释只发生在第三阶段,即体验阶段,所以,齐尔曼认为,激动能从一种情绪源转换到另一种情绪源。如果存在好几种刺激源,人们常常难以将激动区分开来。于是,一种刺激源所引起的激动,就有可能被解释成为由另一种刺激源所引起的激动,这就是激动转换理论。
有一项研究表明了激动是如何转换的。当一些男子冒险通过一座令人望而生畏的悬桥,或者通过附近一座相对坚实的木桥时,让一位迷人的妇女会见这些男子。然后,要求每一个男子就一张故意搞得很模糊的年轻女子的照片讲一则故事。正如研究者所预计的,与通过安全桥梁的男子相比,通过危险桥梁的显得害怕的男子在他们的故事中包含了更多的有关性的内容;而且,他们打电话给那个迷人的妇女的概率也较前者为高。这个研究说明,最初由害怕而产生的激起转换成了罗曼蒂克的吸引或性的吸引。
(二)激动转换理论的应用
齐尔曼等人把这一理论应用于侵犯性(攻击性)领域中。他们认为,已经愤怒的人,如果由于某些其他来源而被进一步激起,那么,这个人会把后来加进来的激起归因于愤怒。这种错误归因的结果是,个体会感到更为愤怒,因而也有可能更具有侵犯性。齐尔曼使被试愤怒,然后,让一部分被试进行体育锻炼,另一部分被试则不进行体育锻炼。接着让被试处于一个能对惹起他们愤怒的对象进行攻击的情景中(如,能对对方进行电击)。结果发现,经过体育锻炼而进一步被激起愤怒的被试,与没有经过体育锻炼但也已愤怒的被试相比,前者表现出更多的侵犯性。
唐纳斯坦恩(E.Donnerstein,1976)等人也曾作过类似的研究。他们让一部分被试被实验助手所侮辱,从而使被试愤怒,另一部分被试则不受到侮辱。每一条件下的一半被试处在这样一个情景下,即在他们的房间里传入高强度的噪音,而另一半被试则听到低强度的噪音。我们知道,高强度的噪音能使人产生较高程度的激起。然后,给予他们一个机会对实验助手进行“电击”。结果表明,在愤怒条件下,并且接触过高强度噪音的被试比其他几个条件下的被试表现出更高程度的侵犯。这些研究是有意义的,因为它们说明了具有激起性质的刺激能够被错误地归因为愤怒,从而增加侵犯行为。
具有侵犯性的愤怒并不是以这种方式发挥功能的唯一情绪。正如我们在前一部分中所看到的那样,害怕和性吸引也是激动转换理论的实例。有研究表明,当一个人被激怒,然后接触令人兴奋的材料,如故事、裸体照片或接触有吸引力的异性实验助手等,我们便常常发现一些有关更强烈的性激起的报告,并且附加的性激起增加了侵犯的概率。
所以,没有明确来源的激起增加了消极的行为,如侵犯,但它也能提高积极反应。在一则研究中,让人们在体育锻炼后接受他们作业成绩的令人愉快的反馈。结果表明,与没有经过锻炼但收到同样的反馈的被试相比,前者对一系列与研究无关的态度问题(如“你喜欢学校的程度有多大?”)作出了更为积极的反应。激起既能加强积极情感的反应,也能加强消极情感的反应。所以,对没有明确来源的激起能够加强对所接触到的无关人们和客体的情感、情感的方向,正如沙赫特和辛格的情绪归因理论所表明的,取决于后来的认知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