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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归因偏差与错误

第二节 自我知觉中的归因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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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动者与观察者归因偏差

1.行动者与观察者归因偏差的研究

行动者与观察者在归因时存在着区别。这种区别主要在于这么一个倾向,即我们往往把自己的行为归因于外在的或情景的因素,而把他人的行为归因于内在原因。也就是说,人们往往把自己的行为看得是富有变化的,而把他人的行为看成是跨情景地一致的、稳定的。这就是行动者与观察者偏差。对这个现象,心理学家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例如,戈德堡(L.W.Goldberg,1978)把2800个个性特征词呈现给被试,要求被试判定每个特征能描述他们自己的准确度,还要求被试判定每个特征词能描述其他人的准确度,其他人分为三种类型:他们喜欢的人;他们不喜欢的人;对他们来说态度中性的人。戈德堡推论说,如果我们把自己的行为知觉作为来自情景因素的影响,而把他人的行为知觉作为来自内在的心理倾向性的影响,那么就可以对结果作出明确的预计,即被试往往会把特征词看成只是部分准确地描述了自己;而会把同样的特征词看成是十分准确地描述了他人。结果证实了戈德堡的预计,被试确实认为特征词只是部分准确地描述自己,但相当准确地描述了他人。

泰勒(S.E.Taylor)和菲斯克(S.T.Fiske)在1975年做的实验中,两位主试的助手作为行动者,面对面地进行谈话。被试作为“观察者”坐在那两个人的后面或旁边,紧挨着他们。这样,每个行动者都有坐在后边、坐在对面和坐在侧面的观察者,显然,行动者对于那些坐在他对面的人显得很突出,而对于坐在他背后的人显得不突出。但对于坐在行动者侧面的人来说,两个行动者的突出程度是相等的,因为他们和行动者保持着相等的距离。谈话的座位安排见图4-1。然后,两位助手开始一个标准化的五分钟的谈话。他们就像刚刚见面似地谈起来,从专业一直聊到家庭等。谈话的内容是作了精心的安排的。然后,要求被试说说他们对于两人谈话的因果认识:哪一个行动者控制着谈话,决定着沟通信息的种类,导致另一个行动者的行为。结果表明,被试认为,在感觉上很突出的行动者(面对着被试的行动者)有着支配性因果作用,坐在助手两侧的被试认为他们的支配性是相等的,而坐在行动者背后的被试认为背对着他的行动者有着较少的支配作用。所以,感觉上突出的东西,即显著的、易利用性高的信息会从观察者那里诱导出对因果作用更突出的认识。

图4-1 行动者与观察者的座位安排

2.导致行动者和观察者归因偏差的原因

为什么有区别?其心理机制是什么呢?一般有两种解释。

一种解释认为他们得到了不同的信息,自然由此得出不同的结果。行动者对行为的“历史”有着了解,对现在的行为有着体验。他知道,他今天以这种方式行动,上个星期以其他一种方式行动,而明天或许以另一种方式行动,这样,他知道在各种具体的环境中他的行动方式是有区别的。所以,行动者容易把行为归因于不相同的情景,在情景中求得解释,而观察者只看到一种即时的行动,以此来判断行动者,他不知道行动者在过去的不同情景下的不同行动。因而,观察者常常对这种行动加以泛化,以为行动者的行为在许多情景下都是一致的。结果,观察者往往倾向于把行为的原因归于行动者的内在心理倾向。

另一种解释认为之所以产生这种差别,原因在于看问题的角度或倾向性不同。每个人会利用最显著、可利用性最高的那类信息,从格式塔原理上来说,同背景形成对比的刺激物更能引起人们的注意,也就是说,图形比背景更能引起人们的注意。从行动者角度来说,行动者的注意力集中在环境方面,所以更可能利用环境提供的线索作为归因的基础。相反,从观察者的角度来说,环境成了背景而行动者的行动成了注意的中心,行动吸引了观察者作出因果解释。所以,观察者与行动者相比,观察者更会利用行动者的行为作为归因的基础,来推论出他相应的内在持久的心理倾向。

3.行动者和观察者归因偏差对我们的启发意义

对观察者和行动者的不同归因对我们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从行动者角度讲,行动者在作归因时,不仅要注意环境的因素,而且要注意本人的内在心理倾向在归因中所起到的作用,如果一个特定的环境引起了自己的特定结果,其原因可能是环境的,但如果在不同环境中,自己的行动是一贯的,那就应该审查自己内在心理倾向的作用。同样地,从观察者角度讲,观察者作归因时,不仅要注意行动者行为的因素,而且要注意环境的因素,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看行动者在各种情景下是怎样的,行为是否一贯,不能看到某人在一种环境下的行为就加以泛化,认为具有普遍性,从而犯以点概面的错误。总之,对行动者和观察者的归因研究提醒我们,要辩证地、全面地看待人们的表现,切忌犯主观主义的错误。

4.行动者与观察者归因偏差研究的新发展

近年来对于行动者与观察者偏差的研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第一,研究表明,当行动涉及与中性相对立的积极或消极的结果时,行动者与观察者偏差的效应就有所削弱。当行动者的行动具有积极价值的结果时,例如,为他人做了一件好事,观察者经常把它归因于行动者的个人因素,会说“他是一个好人”。而具有消极价值的结果时,例如,在一次重要的聚会上迟到了,则更经常地归因于情景因素,观察者会说“他肯定有事耽搁了”。不论这些行动是出于自己还是出于他人,均发现有这种现象。

第二,在某种情形下,行动者对自己的行为可能比观察者对自己的行为作更多的心理倾向归因。特别是,当行动者的行为实际上是以内在心理倾向为基础时,这种现象更会发生。这是因为行动者知道自己以前一直是以这种方式来行动的,而且也知道以后还会以这种方式来行动。就像我们古代“卧薪尝胆”的故事中所描写的那样,越王勾践面对吴王夫差的淫威,虚与委蛇,忍辱负重,卧薪尝胆,以图报仇,最后终于如愿以偿。显然,与中立的旁观者相比,越王勾践把自己的行为看成是以意向为基础的,他自己当然清楚地知道卧薪尝胆的目的是什么。

第三,有关行动者与观察者的效应如何测量的问题。在这一方面,研究者认为,“情景归因”这个范畴是模糊的。当人们不清楚是什么东西引起了行为时,他们就利用它。当情景因素被清楚而具体地说明之后,而且含糊的、中立的或不稳定的归因被分别判断之后,行动者与观察者效应有可能大半消失了。

第四,研究者发现,行动者与观察者效应会以移情定势指导语(empathy set instruction)而逆转。例如,告知一个人假装成另一个人来观察自己,会改变对其自身行为的归因,或者诱使一个人装扮成另一个人的角色,也会改变对其自身行为的归因。诱使行动者像观察者那样“观看”自己的行为,会使归因变得更具有心理倾向性。而诱使观察者移情为行动者,会在他们的解释中出现更多情景性的归因。

第五,主动观察者与被动观察者在归因时有差别。研究者还把主动的观察者的归因(即与行动者交往的观察者),同被动的观察者(即不介入与行动者的交往)的归因作了比较。结果发现,主动的观察者与被动的观察者相比,甚至更倾向于把行动者的行为归因于心理因素。这可能是由于主动的观察者卷入行动,所以他们更需要去预测和控制其他人的行动;心理倾向的归因产生了更加稳定的推论,所以产生了更多的控制意识。

我们从上述近年来的研究结果可以看出,行动者与观察者效应还是有一些限制的,其产生的范围也只具有中等程度。而且,它可以不发生,也可以逆转,这要取决于观察者的倾向性,或者所进行的归因行为的类型。尽管这些研究结果还有所争论,还有待于进一步探索,但它们已使我们对于这种偏差的知识大大地扩展了。

二、自我中心偏差

自我中心偏差,也就是如前所述的错误的一致性反应倾向。我们通常认为,一般的人们像我们一样,如果我们以一定的方式行动,我们期望他人也会这样,如果他们不这样,我们就觉得有些特别。在一项研究中,罗斯(L.Ross,1977)等人问参加实验的大学生被试,他们是否愿意背一块大牌子在校园内走,这块牌子上写着“请到乔的餐馆就餐”。80名被试中48个同意背牌子(占被试总人数的60%),其余的被试是不同意的。然后让被试来估计会作出同样选择的学生的百分比。同意背牌子的这些被试认为大部分(62%)的同学也会背这样一块牌子的,而拒绝背牌子的被试估计,只有33%的同学会背。我们可以看到,实际愿意背牌子的被试比例,与他们推测其他人会这样做的人数的比例十分接近。更进一步,这两部分被试都认为他们自己的推论比对方的推论更有把握。总之,参与者假设,一般来说,他们的在校同伴都会作出和他们相同的决定。在这种自我中心的判断情况下,自己的同意或不同意的行为,成为了作归因的基础。

那么,为什么会产生自我中心偏差呢?一个解释是选择性接触。这就是,我们常常追求同我们相似的同伴,并且事实上我们也与同我们行为相似的同伴相处。这样,我们对其他人会怎样行动的估计,实际上反映了我们利用作为推论基础的有偏差的人群样本的看法。第二个解释是,在预测我们对某情景将怎样反应时,我们头脑中必须解决一些模糊的细节问题。这些细节问题就其本身而言,可能促进或阻碍某一行动而不是另外一种行动。这样,就使得所选择的行动过程看上去似乎像明显的抉择。例如,设想一个人背着广告牌时,其他人指指点点地加以嘲笑。于是,他自己可能拒绝背广告牌行走,并估计其他人处在这样的难堪境地时,也会拒绝。相比之下,如果认为背一块广告牌是一种嬉戏,其他人对此也会感到有趣好玩,那么,他可能会接受该要求,并且认为其他人也会接受。第三个解释是,人们具有把自己的行为和信念看成是恰当的、良好的和典型的需要,因而把行为和信念归因于他人以维护自尊。当然对这种偏差还有其他一些解释,但上述三种解释是主要的。究竟哪一种解释最正确,目前尚无定论,也许,这三种情况都起着作用。

自我中心偏差是归因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偏差。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看到,人们确实过高估计自己行为的典型性,并且,人们还过高估计自己情感、信念和观点的典型性,由此,往往会固执己见。所以,错误的一致性反应效应,是人们坚持认为自己的信念或观点是正确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错误的一致性反应会使人作出一种假设:许多人与他有同感,而实际上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同样地,如果把自己的信念或观点强加于他人,并不以此为羞,反而认为理所当然,无疑会造成人际关系上的种种误解和紧张,也对我们的工作造成不良后果。纠正自我中心偏差,对我们的工作和人际关系都有好处,而孔子所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是对我们纠正这类偏差的一个劝告。

三、自我服务偏差

自我服务偏差,也称功和过的偏差。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会发现一种现象,即人们常常从好的、积极的方面来看待自己,当取得一些成功时,容易归因于自己,而做了错事之后,怨天尤人,把它归因于外在因素,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把功劳归于自己,把错误推给人家”。这显然是一种主观主义的表现,也是一种归因偏差,克服这种主观偏差,对我们的事业大有好处。

例如,在一个实验中,主试让被试完成有关社会敏感性的任务,如决定哪两张自杀书中的一张反映了真实的自杀愿望,一共有20张自杀书。完成了任务以后,被试收到反馈信息,反馈信息显示出他们判断成功或失败的程度。然后要求他们指出对他们的判断成绩愿负责任的程度。结果发现了我们说过的自我服务偏差:与判断失败相比,他们对判断成功愿负更多的责任。

问题是,这种把成功归于自己,把失败归因于环境的现象最容易发生在什么条件下。研究表明,这种防卫归因产生的偏差容易发生在下述条件:第一,当行动者高度介入到一种活动中去的时候;第二,当行动者自愿选择地从事一种活动中去的时候;第三,当行动者的成绩公开的时候,也就是为大家所知的时候。

自我服务偏差产生的原因有两个。一个原因是自我服务偏差有助于保护或提高我们的自尊。如果我们对积极的结果负有责任而对于消极的结果没有受到谴责,那么,支持了自己的自我价值感。另一个原因是,自我服务偏差有助于提高我们的公开形象。然而不管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这种归因偏差比较普遍,它也是造成人际关系障碍的一个因素。例如,当两个人一起工作时,每一个都认为自己对任务完成作出了更多的贡献。

上文我们谈到了与自我知觉有关的归因偏差,了解这类偏差对我们有着启发意义。行动者与观察者的归因偏差启示我们要辩证地、历史地、全面地看待一个人的行为表现并作出推论。要考察一个人在不同场合的不同表现,进行综合评价,不能就事论事;对待我们自己,则要经常进行自我反省,自我批评,要注意本人的内在特征在归因中所起到的作用,如果一个特定的环境引起了自己的特定结果,其原因可能是环境的。但如果在不同环境中,自己的行动是一贯的,那就应该审查自己内在特征的作用。自我服务归因偏差告诫我们切不可犯主观主义的错误,把功劳归于自己,把错误推给人家或环境条件。在评功罚过时,特别是在追究错误的责任时,要进行客观的分析,尤其要严于律己,自我批评,勇于承担责任。

在这里应该指出,归因偏差错误虽然常见,但不能把它们普遍化,绝对化。例如就行动者与观察者来说,老练的社会活动家、政治家,优秀的政治思想工作者往往不大会犯这类错误,这与一个人的马列主义修养、政治思想觉悟、实际的经验以及文化知识水平等有着密切的关系。提高上述几个方面的修养水平,加强学习,是防止产生这类归因偏差的根本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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