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彩雅
［摘要］中国人移居缅甸历史悠久，尤其在19世纪初至20世纪初，华侨不断地涌入缅甸，缅甸华侨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本文以缅甸的仰光市为例，将这一时期仰光华侨社会的变迁置于19世纪缅甸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中，着重探讨经历三次英缅战争(1824—1826年、1852年、1885年)的缅甸直至20世纪初的仰光华侨社会的发展和变化。在这一时期，仰光华侨社会随着缅甸社会性质的剧变而变化，诸如华侨的籍贯构成、经济活动、人口分布、社会组织关系等，在移民与贸易的互动作用下，这一时期仰光华侨网络逐渐构建并成为缅甸华侨网络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关键词］仰光；华侨社会
仰光，华侨称仰岗或仰贡。在缅甸古称“奥迦拉巴”，意为“荒芜之村”，又称“大光”，梵文意“三岗村”。在雍籍牙王朝前期，仰光已成为缅甸南方的主要贸易港之一。第一次英缅战争前，仰光已有中国人在此贸易的情景。成书于1790年的《缅考》就载“西洋货物，聚于漾贡(仰光)，闽广皆通。”师范：《缅考》，《滇系》典故，第四册，转引余定邦、黄重言编：《中国古籍中有关缅甸资料汇编》(下)，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1054页。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缅中海上贸易往来频繁，仰光已经成为缅中海上贸易的主要贸易港。
[BT2][JZ]第一次缅英战争后的仰光华侨社会
1824年英国登陆仰光后，曾绘制过一幅仰光地图，图内标有“中国码头”(ChinaWharf)(见附图一)。陈孺性认为，“中国船户聚居于唐人坡一带已相当多，且已自建了一个码头于江岸。在英国人的记载中，它被称为中国码头，这是因建筑在华人区而得名”陈孺性：《缅甸华侨史略》，旅缅安溪会馆四十二周年纪念特刊，1962年，F19。。本人以为，地图上标注有“中国码头”，说明当时的仰光缅中海上贸易兴盛，当地华侨华人众多，华侨社会在仰光早已形成。
1824年仰光地图(见附图一)上标有“华人坟场”和“中国码头”，为仰光华侨经济地位重要及人数众多的佐证，而华人坟场的存在，则为华侨已在此寓居多代的证据。在侨居起初，华人因为人数少，只能随处埋葬，而随着侨居人数的增加，方出现集中的华人坟场。陈孺性因此认为，中国码头是为中国人而建筑，并建华侨聚集区，故而有此名称。
19世纪初，仰光华侨社会在原有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壮大。1826年，英国殖民当局计划重建仰光时，其规划中曾提出为欧洲人和中国人设立各自的社区。不久之后，中国移民果真就在该地区建造房屋居住。Charney，MichaelWalter.EsculentBird’sNest，TinandFish：TheOverseasChineseandTheirTradeintheEasternBayofBengal(CoastalBurma)duringtheFirstHalfofNineteenthCentury.WangGungwuandNgChinkeonged.，MaritimeChinainTransition1750～1850.Wiesbaden：HarrassowitzVerlay，2004.p.257.格兰特(ColeswortheyGrant)在其著作中曾记述了华人在仰光从事木工的具体情景，Grant，Colesworthe.RoughpencillingsofaroughtriptoRangoonin1846.Calcutta：Thacker，SpinkandCo，1853.pp.25-27.并提及在码头上有中国人与其他国家地区的人在贸易。根据他的记述，从事手工制造业的中国人数量甚众，在缅甸人中享有极高的声誉。一般的缅籍木工一天的工资为15铢，而华侨木工则为25铢；Ibid，P38.与此同时，有些男性华人在从事着洗衣业。Ibid，P46.该书附有一幅仰光市十三年的规划图(1836—1849年)(见附图二)，其中标有中国人专用的坟场。由此可见，当时仰光华侨所从事的职业甚为广泛，包括木匠、商人、手工业者、洗衣工等，规划图中标有华人坟场，亦说明当时在仰光寓居或定居的华人为数众多。在中文资料方面，曾记载有1845年闽籍陈姓华侨在仰光成立血缘性的社团——颖川公司。闽籍陈姓华侨在仰光的势力大到足以建立自己家族性的宗亲组织来加强相互联系及互相帮助，足见其人数之多。另据缅甸最早的洪门社团——洪顺堂(初名为义兴馆、义兴公司)的文献记载，该社团首次“架桥开墟”系在仰光的广东观音庙侧举行，时在咸丰二年(1852)十二月二十九日，此为首次招收新丁日期。可见当时该洪门组织的主体为广东人。这条史料说明，仰光在1852年前就有广东人建造的观音庙。此外，还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在仰光的广东人之多，已有能力整合力量，建造起供海外乡亲进行精神寄托的宗教场所，并且组织起一种具有会党性质的团体来进行自我保护。华人坟场的官方设立、中国庙宇的陆续建立、血缘性社团及会党的成立，这些都可视为缅甸仰光华侨社会在19世纪上半叶继续发展壮大的表现。
[BT2][JZ]第二次缅英战争后的仰光华侨社会
第二次英缅战争后，英缅殖民当局将其政治经济重心由丹那沙林地区转移至仰光地区。1862年，仰光作为英属印度缅甸省的首府，成为英属印度缅甸省的政治经济中心，下缅甸华侨的活动中心因此也随着英殖民政治中心的转移而随之发生变化。仰光在原有的基础上继续扩大发展，俨然成为下缅甸华侨社会的中心。
19世纪60年代，来自丹荖、毛淡棉、土瓦、巴城、三宝垄、旧港、马六甲、槟榔屿、新加坡及厦门等地中国人的商船经常活跃于仰光港口。1863年，寓居缅甸仰光的闽籍华商和侨民共同捐资建造了庆福宫，在今天尚保持完好的《庆福宫捐缘石碑序》上镌刻记载了以下闽商的船号：陈启彰：《庆福宫百年沿革简史，庆福宫百周年庆典特刊〈甲篇〉》，第29-30页。
[ZK(][HTK]〓〓屿(指槟榔屿)舟：金荣源、丰胜船、翼丰船、绵顺利、金衣罗、振丰船、怡发船、金利捷、金德盛、勿力颁芝、鼎丰船、金德顺、金源发、金协成、全和发、颜元咸；
叻(指新加坡)舟：陈金声、陈金钟、杨广昌、漳潮观、蔡福元、蔡福美、洋顺船、金协德、金裕盛、金福泰、金长发、长茂号、顺美号、美利船、道利船、振成船、谁立船、金丰发、金庆瑞、杨广源、金源隆；
呷(指马六甲)舟：许永占、金棉瑞、金振成；
土(指土瓦)舟：金顺发、金广发、金福盛、金福发、金德源；
仰(仰光舟)舟：金万发；
棉(毛淡棉)舟：合丰船、金福盛；
老(指丹荖)舟：金顺发、金和顺；
厦(指厦门)舟：叶文澜；
旧(指旧港)舟：隆源西弼；
垄(指三宝垄)舟：金顺成、金成兴、金绵盛；
吧(指吧城)舟：金庆隆。[HTSS]
由于这一由闽商集资捐赠的庙宇庆福宫为福建人供奉的观音庙，所以上述这些船只应为闽人所有。从上述资料可知，当时由闽籍华商掌握的帆船经常由厦门、新加坡、马六甲、槟榔屿、三宝垄、旧港、吧城等地来仰光贸易，由此足见闽籍船户和商民在仰光港埠的活跃。此外，粤籍船户和商民当时在仰光也很活跃，其帆船常靠泊于仰光港。据1868年镌刻的广东观音古庙石碑，当时来往仰光的广东商船有广悦兴船、广合兴船、广悦合船、广衡昌船、广连昌船、广源船、二合公司船、万利兴船、永义成船、陈振顺船、义合源丰船、万财利船、万兴利船、来锦船、利源船、沈义合船、万万船、来鼎昌船、万成利船、万成船、成丰船等。因手上未有1868年广东观音亭的碑文石刻序文，故以林锡星《中缅友好关系研究》(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9页)与陈孺性(ChenYiSein)《缅甸华侨史略》(旅缅安溪会馆四十二周年纪念特刊，1962年，F18)中相关内容结合而成。
由此可知，在19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冠有“金”字的闽船和冠有“广”及“万”字的粤船已行驶于仰光及其他英属缅甸省的港口，这一由闽粤商人掌控的帆船贸易一直持续到轮船业兴起的19世纪末叶。据《庆福宫捐缘石碑序》载：“坡长义士及四方船户”踊跃募捐建观音庙。在广东观音庙的重修石碑中，也叙述了当时船户的捐赠情况。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当时船户在仰光华侨社会的地位，其在仰光的人数断不在少数。
同样，在《庆福宫捐缘石碑序》中刻石捐款的闽侨商号包括协振栈、胜茂号、承兴号、振和号、丰泰号、新荣顺、合益号、新隆兴、顺兴和、新合春、新裕振、恒茂号、协成号、丰美号、合源号、美茂栈、顺兴号、详兴号、瑞云斋、新和春、新万泉、新德安、裕成号、荣发号、銮裕号、义成号、瑞兴号、成发号、协和号、瑞胜号、合利号、春成号、顺利号、瑞泰号、新振益等陈启彰：《庆福宫百年沿革简史》，《庆福宫百周年庆典特刊〈甲篇〉》，1961年，第29-30页。，共有商号达35家林锡星在《中缅友好关系研究》(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0页)也载该商号，但作者漏算为29家。林锡星认为这些闽侨商号都为土产杂货商号，但笔者不同意其说法，因为商号中出现的协振栈、美茂栈应为客栈。所以笔者以为该商号并非都是土产杂货商号。。而1868年的广东观音古庙石碑中同样载有商号，经林锡星先生的计算包括有经茂号、朱广阑号、王万丰号、集顺号、广兴瑞、义和庄、顺兴和号、广安隆号、德兴隆号、庄锦源号、双锦公司、永顺泰公司、永成源公司、永顺行、永信顺公司、永胜顺公司、永顺丰、万成源公司、永胜顺公司、永顺丰、永胜和、万成源公司、永顺成公司、新源茂公司等24家。林锡星：《中缅友好关系研究》，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1页。林先生还提及1875年后，经营酒楼饭店的广东人增加，其中以富南楼、美南楼、冠南楼等较为著名。
以上两个石碑所载的船号，不一定都是仰光华侨所拥有的船只，在碑文上的商号也不一定都是仰光华侨的商号。但是，两者有一个共同点，即碑文记载的船号与商号在仰光一定有商业往来和贸易。不仅船户在仰光有地位，商号在仰光也有一定的地位，这一方面反映了华侨在仰光的“坐商”行为，另一方面也说明了19世纪60年代仰光华侨贸易发展的状况，表明当时从事商贸人数的多寡。
仰光的华侨除有船户及“坐商”外，另有大批的木工来仰光发展。据台湾《缅甸华侨志》载：第二次英缅战争爆发后，英军曾带领大批华人木工到仰光，其中以广府、四邑人最多。台北华侨志编纂委员会编：《缅甸华侨志》，台北：华侨志编纂委员出版，1967年，第104页。
到19世纪70年代，仰光已有中国街，并在同时期的外文资料中屡次出现。戈登(GordonCharlesAlexander)在其《旅访缅甸》(OurtriptoBurmah)一书中介绍仰光的主要街道时，指出中国街为其中的一条。在仰光中国街的房屋是按照统一的规划建造而成的，高度一样，其房屋留有一大部分空间用于做生意，内部则设有神龛，摆有祖宗牌位等，与广东地区家庭的摆设一致。至于经营生意者，大多是男性成员。Gordon，CharlesAlexander.OurtriptoBurmah：withnotesonthatcountry，London：Bailliere，Tindall，andCox，1877.P25.
在仰光的华侨人数，据统计1872年有3，181人，占全市人口的3.2%。而1881年，则是3，752人，占全市人口的2.7%陈孺性：《缅甸华侨史略》，旅缅安溪会馆四十二周年纪念特刊，1962年，F20.。王芝的《海客日谭》曾记载仰光华侨的情况：“漾贡……地纵横钧约千余里，山原沃衍，产棉花、大米、嘉木、海错之属甚夥。广东、福建通商者数万人，浙江、云南商人亦间有之”；王芝：《海客日谭》光绪丙子石城刊本，转引余定邦、黄重言编：《中国古籍中有关缅甸资料汇编》(下)，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1245页。“闽粤米商最多，番舶总集于步头，繁庶不亚于沙市、汉口”；王芝：《海客日谭》光绪丙子石城刊本，转引余定邦、黄重言编：《中国古籍中有关缅甸资料汇编》(下)，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1246页。“漾贡有和兴烟廊，总榷鸦片烟之利。凡吸烟者必沽之廊。否则厚罚之。廊烟以数十种计，又有酒廊榷酒利，二廊皆英吉利设，广东人承领之，而岁归廊纲二十四万。司烟廊则朱蒋、曹俊，子石子尝主焉。”王芝：《海客日谭》光绪丙子石城刊本，转引余定邦、黄重言编：《中国古籍中有关缅甸资料汇编》(下)，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1246-1247页。黄懋材的《西[XC輶.TIF,JZ]日记》记录其在1879年抵达仰光时的情况如下：“舟抵漾贡……此处闽广之人虽多，然鴂舌难通，犹幸腾越人可以翻话。……闽、粤两省商于此者不下万人，滇人仅有十余家，然未见中土女人，皆纳缅妇为室也。”黄懋材：《西輶日记》，见《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十帙，第246—429，转引余定邦、黄重言编：《中国古籍中有关缅甸资料汇编》(下)，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1206页。
1881年由广州经广西至云南，经滇缅路线南下至曼德勒的阿奇博尔德(ColquhounArchibaldR)在其著作中提到，众所周知，掸人与中国人擅长园艺与农业生产，几乎所有仰光及其附近的蔬菜都产自中国菜农之手，这些来自新加坡、广东省、福建省的中国人，只能通过海路来到缅甸，并杂居于缅甸人中。相似的人种，相似的宗教，使他们通婚，并长住于此。在各个城镇中，中国人从事着各种类型的贸易。Colquhoun，ArchibaldR(ArchibaldRoss).AcrossChryse：beingthenarrativeofajourneyofexplorationthroughthesouthChinaborderlandsfromCantontoMandalay，vol.2.London：S.Low，Marston，Searle，andRivington，1883.p217.
从上述相关记载可知，当时仰光的华侨主要是闽粤人，其主要职业为米商和菜农，广东人兼有鸦片及酒的专营权。在此同时，云南、浙江的商人也在仰光从商，只是人数不多。另因当时尚未有中国妇女移民至仰光，因此相似的人种和相似的宗教导致在缅中国人与缅人之间通婚率相当高。
更能反映这一时期仰光华侨社会发展状况的，则是此时在仰光陆续建立的神缘、地缘、血缘、业缘性质等华侨社团。
例如：仰光的庆福宫，即福建观音亭，1861年动工兴建；1864年，仰光的广东观音庙重修；1875年，仰光高解地区建造福山寺。19世纪70年代居住在高解地区的华侨多数是菜农，先由菜农邱猪母捐献一块地，后由杨、邱、苏等募集七千多盾，并推出各宗姓代表28人为董事，着手建庙宇。1875年落成取名福山寺，内供奉清水祖师。[JP2]除了这些以神缘来构建的华侨社团外，在仰光的华侨社会还相继出现了以地缘、血缘、业缘等“三缘”为纽带组成的社团，详情见下表：[JP]
[JZ][HT11.H]表一〓1852—1885年建立社团一览表(不完全统计)
[HT10.H]名称时间备注名称时间备注[HTSS]
洪顺堂(义兴公司)会党(粤)植德堂(使头公司)(杨)闽
陇西堂(李)闽福建公司闽
宁阳会馆粤仰光建德堂即建德总社或大伯公会。会党(闽)
曾营崇圣堂闽汝南堂闽(周)
五邑会馆粤曹氏馆粤
龙山堂(邱、曾)闽陈家馆粤
李家馆粤鲁城行业缘(木工)
梅氏书室粤新会会所即岡州会馆。粤
肇庆会馆粤
资料来源：林清风、张平《缅甸华侨社团发展史刚要》第137页(见《缅甸社会研究(第四辑)》，澳门缅华互助会出版，2007年；《缅甸华侨志》，(台湾)华侨志编纂委员会，1967年版。[LM]〓〓
因人生地疏，语言文化的差异，仰光华侨在同乡、同省、同宗等乡土认同的基础上，成立了以“三缘”为纽带的各种社团。这种基于自身的需要，有着原生性的社团的陆续成立，说明了仰光华侨已自觉维系自己族群的特性。这也是仰光华侨网络自我维系的重要手段。
值得注意的是，在仰光成立的华侨血缘、地缘性质的团体，与槟城等英属海峡殖民地所成立的华侨社团是一脉相承的。如“槟城五大姓”所谓五大姓，广义是指槟城福建社会特定的邱、谢、杨、林、陈五个大姓，狭义指由该五姓各自组成的宗族团体，即龙山堂邱公司(1835年)、石塘谢氏福侯公司(1820年)、霞阳植德堂杨公司(1834年)、九龙堂林公司及颍川堂陈公司。中就有三姓在仰光有同姓的组织，而洪门系统也存在着类似情况。1868年成立的仰光建德堂，初为槟城总堂的仰光分堂，与槟城建德堂有密切联系。这进一步证明了当时从海峡殖民地再次移入缅甸的华侨为数众多，同时说明了原先的华商网络在扩散，仰光与英属海峡殖民地的华商地域性网络得以进一步构建并巩固。
总之，当时的仰光已是下缅甸的政治经济中心。仰光华侨帆船往来频繁及坐商贸易的繁荣，米商、木工、菜农的活动与华侨积聚区的备受关注，均说明仰光华侨社会结构的不断发展与趋于完善。以“三缘”为基础的华侨社团之陆续设立，更是反映了仰光华侨的实力。与此同时，仰光与英属海峡殖民地环安达曼海地域性的网络因商贸的发展进一步得以扩展。
[BT2][JZ]第三次缅英战争后的仰光华侨社会
薛福成在其《出使四国日记》中“光绪十六年(1890)六月二十三日”下记载：“仰光缅人尚守旧历朔望，颇宗唐风，衣服与中国无异。华人在此者三万有奇，英、徳两商最大，华商次之。华商、华工在仰光者三万余人，闽商居三分之一，生意较大。粤人虽多，而生意次之。此埠距腾越厅最近，由仰光坐浅水轮船溯流而上，六七日可到华城，又陆行三四日可到新街，又逾野人山不过三四日，可抵腾越。现英人袭据华城，收饷设戍，直驻新街矣。仰光粤商以新宁人为最多，建有宁阳会馆。此外，建立合省公司名目，举董收费，以备延请状师及保护同乡等事。”薛福成著，宝海校注，李雪涛主编：《西洋映象手记(第一辑)》，《出使四国日记》，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2007年，卷三，第127页。19世纪90年代在仰光的华侨数目已达3万人但是，布赛尔在《东南亚的中国人》卷二言：1891年，缅甸共有中国人3.7万，其中有半数以上是从海道而来的。这里自然包括华商即行商，这些华商通常不被列入正式的人口统计数据中。，闽籍华侨占三分之一，而粤籍华侨人数虽多，但是经济实力不若闽籍华侨。各省华侨都建有“公司”(社团)以“敦一本之亲，联同宗之谊，和衷共济，福利均沾，守望相助”的目的。作者还指出，当时仰光与腾越之间的交通比较便利，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仰光与我西南地区联系之紧密。
薛福成在《出使日记续刻》“光绪十八年(1892)十一月初五日”记载：“凡缅甸境内商埠，海口三处，沿江大者二十二处，小者二十九处。其腹地深山之中，商埠亦不下数十处。闽商、粤商多在海口，约有万人。滇商散布于沿江及山中各埠，几与缅商相埒，约在十万人左右。”薛福成：《出使日记续刻》，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卷六，第678页。由此看来，当时在缅甸已形成了闽商、粤商居于海口(下缅甸)，而滇商则主占内陆(上缅甸)的格局，与东南亚其他国家华侨社会中“闽、粤两籍唱主角”的情况不同，在缅甸则已形成闽、粤、滇籍“三侨鼎立”的局面。
薛福成《出使日记续刻》“光绪十七年(1891)五月初二日”还记载：“姚文栋禀称：缅甸海口之埠凡三处，而仰光扼其要；沿江之埠二十二处，小者二十九处，而阿瓦与新街扼其要。海口商务，闽商主之；沿江商务，滇商主之。粤商生意之大不如闽，人数之多不如滇，等诸自郐以下而已。”薛福成：《出使日记续刻》，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卷一，第375页。由此可知当时缅甸华侨的活动状况，大抵海口贸易由闽籍华侨掌控，滇籍华侨掌控(沿江)内河贸易，粤籍商则是经济实力不如闽籍华侨，人数又比不上滇籍华侨。
随着下缅甸社会经济的发展，仰光华侨社会也不断迅速发展壮大。盖瑞顿(GearyGrattan)在其著作中记述，在仰光，有一个迅速壮大中的华人社区，因尚未有中国女子的移入，所以中国男性多与缅甸女人结婚。Geary，Grattan.Burma：aftertheconquest：viewedinitspolitical，social，andcommercialaspects，fromMandalay.London：S.Low，Marston，Searle，andRivington，1886，p22.如杜诚诰(1864—1930)，生于毛淡棉，其父为福建人，而母则为掸族公主。http：//en.wikipedia.org/wiki/Taw_Sein_Ko.厦门灌口人苏知觉(1894—1925)，15岁双亲病死后，赴仰光谋生，20岁成为小贩，24岁娶缅甸勃奥族杜盛为妻，而后开宏益茶庄，畅销新、马各地。郭瑞明：《同安华侨华人名人录》，厦门：鹭江出版社，1995年，第83页。薛福成在其《出使日记续刻》中记载当时仰光华侨的情况：“光绪十七年(1891)四月初五日记，姚文栋又禀：查仰光华商，闽帮最大；闽帮商家，胜茂号该商号为1863年的《庆福宫捐缘石碑序》闽侨捐款商号之一。最大，现经手人监生林作秉经理文报事宜。”薛福成：《出使日记续刻》，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卷一，第362页。而下表中仰光华侨人口的数字可以更直接地反映出仰光华侨社会迅速发展的情况。[LM]
[JZ][HT11.H]表二〓1872—1911年仰光华侨人口情况表
[HT10.H]年份总人口数华侨人数占全市人口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1885年的数据参考余定邦《中缅关系史》，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0年，第272页。其余数据来自Wright，Arnold.TwentiethcenturyimpressionsofBurma：itshistorypeople，commerce，industries，andresources.1910，p283；与陈孺性：《缅甸华侨史略》，旅缅安溪会馆四十二周年纪念特刊，1962年，F20。
依据移民网络理论，人口迁移是不断生成社会网络的重要驱动原因。在迁移的过程中，移出国与接收地之间的网络一旦形成，就会引发更大规模的人口迁移。从上表可知，1885年后的仰光华侨占全市人口的4%－6%，人数则从4000人增至1万多人，说明该时期仰光华侨人数增长相当迅速。当时仰光的LatterStreet和TsikaiMoungKhineStreet的交叉处是中国人的聚居区，区内建筑风格独特，居住着很多富有的中国商人。O’Connor，V.C.Scott(VincentClarenceScott).ThesilkenEast；arecordoflifeandtravelinBurma，vol.2.London：Hutchinsonandco，1904，p71.另据凯利(KellyR.Talbot)的记述，“在仰光，中国人非常多，他们掌控了大部分的内河运输贸易，本地区最好的商店与最漂亮的房子都是他们的。中国庙宇在城北，在庙宇的前面是水果集市，同时也是银器匠和制伞匠商铺聚集之地。”Kelly，R.Talbot(RobertTalbot).Burma，paintedanddescribed.London：A.andC.Black，1905，p6-8.从此可知，仰光华侨通过相对独立的社区和庙宇维系其网络的紧密性。有趣的是，凯利发现仰光地区的缅人能说一些中文。Ibid，p33.仰光的缅人学说中文，说明了中文在当地社会有其商业价值，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华侨在仰光社会的经济地位及影响力。
至于同时期仰光华侨社会社团组织的概况，详见下表：
[JZ][HT11.H]表三〓1885—1911年仰光华侨社团一览表(不完全统计)
[HT10.H][JZ]名称时间备注[JZ]名称时间备注[HTSS]
宝树堂(谢)闽鲁北行木工
阮家馆粤清河堂(张、廖、简、颜)闽[BG)F][LM][JY]续表
[HT10.H][JZ]名称时间备注[JZ]名称时间备注[HTSS]
遡源堂粤江夏堂(黄)闽
伍氏家墊粤九龙堂九龙堂、庐山堂、荥阳堂、南阳堂、四美堂、崇季堂等在光绪二十三年(1897)重修仰光庆福宫时，是以议事氏族之一而被载入1902年的碑记，可知直至19世纪90年代这些宗族社团仍然存在。1890年代闽
庐山堂1890年代闽荥阳堂1890年代闽
南阳堂1890年代闽四美堂1890年代闽
崇季堂同上闽敦亲堂(高、吕、邵、纪)闽
温陵会馆闽梁家馆粤
客属安宁会馆北城行(东家堂)营造
敬德行铁业洪胜行广兴行酒楼中华商务总会肇庆会馆粤旅缅三山会馆闽
资料来源：林清风、张平《缅甸华侨社团发展史刚要》第137页，见《缅甸社会研究(第四辑)》，澳门缅华互助会出版，2007年；《缅甸华侨志》，(台湾)华侨志编纂委员会，1967年版。
附：Bird，GeorgeW.在WanderingsinBurma一书中记载，在仰光的LatterStreet和CanalStreet各有中国人俱乐部(ChineseClub)，而在唐人坡(ChinaStreet)则有香港俱乐部(HongKongClub)。Bird，GeorgeW.WanderingsinBurma.Bournemouth：London：F.J.BrightandSon；Simpkin，Marshall，Hamilton，KentandCo.，Ltd，1897，p148.
由表三可知，在仰光的中国人除了以同乡、同省、同宗等乡土认同为基础建立起以“三缘”为纽带的各种社团外，还突破狭隘的乡土观念，建立一系列业缘性社团。这些业缘性社团的设立，说明仰光华侨在该类行业中的位置。华侨在木匠、制铁业、营造业、酒楼等行业占据重要的位置。
盖瑞顿在其著述中记载，19世纪80年代后，在新加坡已经有80，000名中国人，其中有些人从海路再移民至仰光。随着上、下缅甸的交流日趋密切，数以千计的中国人沿着伊洛瓦底江从上缅甸顺流而下迁徙至仰光。Geary，Grattan.Burma：aftertheconquest：viewedinitspolitical，social，andcommercialaspects，fromMandalay.London：S.Low，Marston，Searle，andRivington，1886，p23.由此可见，当时已有大量华人从新加坡及上缅甸再次移至仰光居住。根据赖特·阿诺德(WrightArnold)的记载，当时的仰光与中国之间有固定的海上航班，而且航班的数量一直在增加，华侨的人数因此也应迅速增长。Wright，Arnold.TwentiethcenturyimpressionsofBurma：itshistory，people，commerce，industries，andresources.London：Durban：Perth(W.A.)：Lloyd’sGreaterBritainPub.Co1910，p283.单是林振宗名下就有“双美”、“双春”、“双安”、“双国”等轮船行驶于仰光与厦门、汕头、香港、新加坡之间。每次航行能从厦门与汕头带来2000个苦力。Ibid，p.307.如此看来，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从中国南方通过海路直接迁徙入缅的中国人数量相当大。
至于当时仰光华侨在当地社会经济及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从以下这两件史实中可略见一斑。其一，据光绪三十三年(1907)的调查，仰光华侨计有木厂、柴厂各10多间，榨油厂1间；槟城郊20余间，星洲郊10余间，内地郊60余间，纱布铺4号，槟榔铺30余号，杂货店50余号、铁店20余号，索料铺6号，糕点铺、酒楼、茶居各10余号，《云南杂志选辑》，第806页，转引自余定邦：《中缅关系史》，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0年，第272页。总计共约250多个店面。从槟城郊、星洲郊、内地郊这些名称中可推测中国移民的来源，说明当时从槟城、星洲以及中国内地来的华人活跃于此。当时，在仰光还已形成了五十尺路、百尺路、广东大街、南勃陶街等唐人聚居的街区。其二，20世纪初在仰光已有不少著名的华侨侨领。例如，林振宗(Limchintsong)曾获缅甸石油公司之代理权，兼营中缅间航运业，其客船航行于仰光、槟榔屿、新加坡、香港、汕头、厦门各港埠之间，每次航行均能从厦门与汕头带来2000个苦力。后来，他又获得缅甸制糖公司的代理权，并身兼仰光议会议员、教育管理委员会委员等。再如，曾妈庇(ChanMaPhee)为仰光经营日用品的大商人，他在重修庆福宫时慨捐1万盾，对中国国内的自然灾害也多有捐助，为缅华社会最大的慈善家。此外，他还拥有专营稻米、丝、中国商品、英国盐的兴茂公司(HengMoh)。这些情况均说明当时仰光华侨在缅甸社会经济，尤其是在零售及转口贸易中的地位颇为重要。
此外，仰光华侨在当地社会政治生活中亦表现突出。如中缅混血的杜生诰(杜诚诰)担任缅甸考古调查局局长，同时兼任英国太子会会员、政府碑铭官和中国事务顾问等，在缅甸的碑铭考古领域，享有国际声誉。在地方议会方面，仰光市议会由25个成员组成，其中19人为民选议员，中国人就占有两个席位。Wright，Arnold.TwentiethcenturyimpressionsofBurma：itshistory，people，commerce，industries，andresources.London：Durban：Perth(W.A.)：Lloyd’sGreaterBritainPub.Co1910，p.286.
从上述史实中，我们知道，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缅甸沦为英国殖民地的初期，仰光的华侨社会发展迅速，不论是人口数量，还是华侨在当地经济活动的范围，均有相当的规模，其在当地政治生活中也开始崭露头角。华侨业缘性社团的建立和华侨精英在各行业中的表现，则是下缅甸华侨经济实力增强的体现。各类华侨社团的陆续设立，则是仰光华侨进一步维系华侨社会网络的表现。
[BT2][JZ]结论
英国对缅甸的殖民过程，是缅甸社会性质的逐渐转变的过程。在持续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作为和平的外来移民之华侨社会也相应地发生变迁。仰光华侨社会随着历经三次英缅战争的缅甸社会的变化而变化着，其籍贯构成、经济活动、人口分布和社会组织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第一次英缅战争后，华侨在仰光所从事的职业包括有木匠、商人、手工业者、洗衣工等，其职业呈现逐步多样化，但并未能在当地社会经济中占据主要位置。与此同时，华人坟场、庙宇及会党的建立，可视为仰光华侨社会开始全面发展。
第二次英缅战争后，仰光成为英属印度缅甸省的首府和政治经济中心，同时也是下缅甸华侨社会的中心。随着华侨帆船往来频繁及华商贸易日趋繁荣，华侨米商、木工、菜农的活动与华侨聚居的社区逐步扩大，仰光华侨社会得以进一步发展。以地缘、血缘、业缘为纽带聚合而成，带有自发性、原生性的华侨社团的陆续设立，说明仰光华侨已开始自觉地维系本族群的特性，这也是仰光华侨网络进行自我维系的重要手段，并转而推动仰光与英属海峡殖民地环安达曼海地域性商业网络的发展。
在移民人口变化方面，在缅甸沦为英国殖民地的初期，仰光华侨社会发展迅速，其人口规模从1872年的3181人增长为1911年的16055人，增长率达到400%。当时，仰光华侨经济活动的范围是以仰光为中心，扩散至整个缅甸，甚至辐射到东南亚的其他国家。更为重要的是，华侨开始在仰光政治生活中崭露头角。换言之，仰光华侨社会的形成与发展是和中国移民的迁入与贸易分不开的，二者之间有着十分密切的互动关系。随着当地华侨社会的逐渐壮大，仰光华社自然而然地成为全缅甸华侨社会的中心和华人商业网络之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LM]
[JZ][HT11.H]附图一：1824年仰光地图
[JZ][XCT1.TIF]
[HT10.SS]图片来源：陈孺性：《缅甸华侨史略》，旅缅安溪会馆四十二周年纪念特刊，1962年，F10.[LM]
[JZ][HT11.H]附图二：仰光市十三年的规划图(1836—1849年)
[JZ][XCT2.TIF]
[HT10.SS]图片来源：Grant，Colesworthey.RoughpencillingsofaroughtriptoRangoonin1846.Calcutta：Thacker，SpinkandCo，1853，P50.[LM]
[HTK]〓〓作者简介：肖彩雅，泉州海交史馆助理馆员。
[JZ][WTHZ]TheOverseasChineseSocietyinYangonfromtheEarly
[JZ]19thCenturytotheBeginningofthe20thCentury[WTBZ]
[JZ]XiaoCaiya
[WTFZ]［Abstract］[WTBZ]TheimmigrationofChineseintoBurmahasaverylonghistory.TheChinesesocietyinBurmaunderwentgreattransitionwiththeconstantinfluxofimmigrationfromtheearly19thcenturytothebeginningofthe20thcentury.ByputtingtheChinesesocietyinYangonunderthecontextofthehistoricaldevelopmentofBurmesesociety，thesisattemptstostudythedevelopmentoftheChinesesoceityinYangonfromtheperiodsofAngloBurmeseWarsin1824—1826，1852and1885，whichconsequentlymadeBurmagraduallyintegratedintothecolonialsystem，totheverybeginningofthe20thcentury.
Inthemeantime，theChinesesocietyinYangontransformedalongwiththedramaticchangesinthesocialnatureofBurma，intermsoforiginconstitute，economicactivities，populationdistribution，relationshipsbetweensocialorganizations，andsoon.
Alongsidetheinteractionbetweenimmigrationandtrade，thenetworkofChinesewasgraduallyestablishedinYangonandsubsequentlybecameanimportantpartofthenetworkofOverseasChineseinBurmaduringthethreeAngloBurmesewars.
[WTFZ]［Keywords］[WTBZ]YangonTheOverseasChineseSociety
[HJ][LM][BW(D(Y0mm，0mm，)MD1][BG(][BHDWG4mm,WK100mmZQW][HT8.5S1]法属越南殖民政府之华人政策([XZ(90#]1[KG-2.5mm]9[KG-2.5mm]4[KG-2.5mm]5[XZ)]—[XZ(90#]1[KG-2.5mm]9[KG-2.5mm]5[KG-2.5mm]4[XZ)])[BHDWG12mm][BG)W][BW)]
[MQ(《盖码双》3B+20mm\.100mm(-+15mm,-26mm)-WZ%][CSD0,0,0,0][FK(WB8001+20mm。100mm][FK)][CSD][M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