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是暨南大学科研培育与创新基金项目——媒体融合背景下海外华文传媒的变革与创新(10JYB1005)阶段性成果,也是暨南大学海外华文文学与华语传媒研究基地成果之一。
彭伟步
[摘要]本文论述了陈嘉庚、胡文虎的生平及其对教育、慈善和抗日运动的贡献,深入阐述了两人借华文报纸展开政治论战是导致华人分裂的一大原因。南洋华人的政治分裂造成了不同政治取向的华人的长时间对峙,对南洋华人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文章认为,南洋华人发生政治分裂的原因,既有华人领袖的言论因素,也有华文报纸的言论影响,特别是陈、胡两人通过华文报纸展开论战,加深了具有不同政治取向的华人的矛盾,进一步造成华人社会的分裂。文章借此强调华文报纸保持客观、公正、中立的重要性。
[关键词]陈嘉庚;胡文虎;华文报纸;政治分裂
陈嘉庚与胡文虎均出自闽南地区,是南洋杰出的领袖,在发展南洋华人经济,推动华文教育的发展,支持抗战等方面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但是两人之间存在诸多恩怨。他们在华文报业展开激烈竞争,对新加坡华侨中学校门的题名发生争执,特别是因为对国共两党不同的政治态度而在华文报纸上展开论战等,都反映了两人很深的歧见。
由于远离文化母体,南洋的华文报纸除了报道华社的新闻外,还具有传播华社舆论、维系族群认同的特殊作用。从陈、胡两人通过华文报纸进行论战的效果来看,华文报纸的政治论战显然更能影响华人的态度,这也是海外华人出现政治争执和利益冲突时无一例外地利用华文报纸进行论战的主要原因。陈嘉庚与胡文虎在华文报纸上的论战,虽然有助于帮助华人认识当时中国的情况,但是也造成了许多负面效应,如相互攻击,撕裂华人族群,甚至使报纸变成发表个人言论的工具等,均使我们对海外华文报纸在华社中所担当的角色产生深沉的思考。
[BT2]〓〓一、陈嘉庚与胡文虎相继创办华文报纸
《南洋商报》和《星洲日报》是南洋最负盛名的两份华文报纸,分别由陈嘉庚和胡文虎创办。这两份报纸除了致力于推动传播中华文化,发展南洋的华文教育外,还有很浓郁的商业色彩。两人都希望除了在报纸刊登公司广告外,还能为华人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由此在华文报业当中形成了竞争。
《南洋商报》于1923年9月6日由陈嘉庚在新加坡创办,其目标是促进实业和激励教育,是新马华文报业正式朝向商业化或企业化发展的开端。陈嘉庚出于宣传公司产品的需要,萌发利用报纸推销产品的想法,因此决定创办一份报纸以刊登公司产品的广告,并借此推动南洋华文教育和传播中华文化。《南洋商报》创办后,不仅宣传和推广了陈嘉庚的公司产品,而且还刊登了其他华人企业的广告,也向南洋华人介绍了中国的情况,推动了南洋华文文学的发展,特别是它在推动南洋华文报业的市场化起到了表率和模板的作用。
《星洲日报》由胡文虎于1929年1月15日在新加坡创办出版,办报目的除了提高侨胞的爱国意识外,当然也为了促销其药品。胡文虎当时为了拓展市场,宣传虎标良药,每年广告的花销数额极其巨大,仅在上海的报刊广告费一年就高达100多万元。作为一个商人,胡文虎想,“陈嘉庚既然能够利用办报来推销他的‘陈嘉庚鞋’和‘陈嘉庚轮胎’,我永安堂为什么不可以也办一份报纸来推销‘虎标万金油’?”黄贤强:《新马华人社会与文化》,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出版,2004年,第39页。他说,“与其花钱登广告,为什么自己不办报”。《星洲日报》创刊后,封面版都被张永福树胶厂、和和饼干厂、和美酒庄、商务印书馆、和丰轮船等几家公司包下,广告收益惊人。1939年1月15日,胡文虎在《星洲日报》宴请郁达夫的餐会上也曾明言:“作为虎标行永安堂主人之一与兄弟有限公司的总经理,我不想隐瞒,办报的另一目的,那就是为了给虎标诸药做广告宣传,打开销路,借此扩大永安堂的事业及其影响。”由此可见,《星洲日报》在商言商,期望获得广告商业收益是不争的事实。
在这种商业理念的推动下,胡文虎创办了《星洲日报》,并请蒋介石题写报头。他表示,除了推销药品外,也希望增进华侨对祖国的热爱,推动华文教育的发展。他在创办本报宣言中阐述该报的使命:“求民族、政治、经济的平等地位;力倡华侨投资祖国,藉定国基;提供各种教育,沟通中西文化,以增进华侨地位”。此后,他接连在中国内地、香港、马来亚等创办多份星字头报纸,组建了著名的星系报业集团,由此成为著名的华人报业大亨。
[BT2]〓〓二、办报理念趋同造成报业激烈竞争
借办报来推销公司产品,并传播中华文化的做法,自《南洋商报》和《星洲日报》创办伊始便一直在海外华人社会当中得到承传。从陈、胡两人创办华文报纸的初衷来看,两人办报的理念显然有很大的相同之处,这就造成了两人在华文报业上产生激烈竞争。由于《南洋商报》创办时间比《星洲日报》早了六年,因此《南洋商报》先占领了华文报业市场,并在华人社会当中形成了影响力,这迫使《星洲日报》不得不加大投资力度,扩大市场和增强影响力,例如重金招聘报人,免费征订,买报送物等方式吸引华人读者。两报为扩大出版发行、广告市场等方面均展开了激烈竞争。两报为争销量第一,竞相重金招聘有才华的编辑和主笔,以调动从业者的积极性,在竞争中取得优势。
胡文虎创办《星洲日报》后,聘请了福建著名报人傅无闷为主笔,并让其负责《星洲日报》的运作。傅无闷锐意改革,从内容到形式想出许多新点子,使报纸一问世就形成了非常大的影响。各方面的报务都得到了拓展,特别是销量得到了迅速的提高。“傅无闷经过对报务的改革,销量便上升至7000份,到了1933年,早报和晚报销量分别达到了12000份,到1936年,早报和晚报分别高达15000,成为新马以至东南亚各大华文报纸的销量第一。”吴庆棠:《新加坡华文报业与中国》,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第154页。
鉴于傅无闷经营报纸的杰出才华,陈嘉庚想方设法吸引傅无闷转投《南洋商报》。1937年11月傅无闷接受《南洋商报》邀请,担任该报主笔,走时带走了一批《星洲日报》编辑部的人员,导致《星洲日报》立刻面临人才匮乏的局面。胡文虎只好从香港聘请报人关楚璞任主笔,增辟《南洋史地》、《南洋经济》与《南洋文化》三个副刊,此后又辟三个文艺园地,让读者投稿。依靠高质量的副刊,胡文虎在短时间内扭转了不利的局面。他鉴于副刊在报纸中不可替代的作用,于1938年底又重金聘请郁达夫为文艺副刊主笔,极大地提高了副刊水平,也培养了大量的年轻作者,从而使得《星洲日报》副刊成为海外华文文学艺术的重要阵地。
《星洲日报》还借鉴《南洋商报》的成功经验,版面注重严肃庄重,印刷追求精美,问世后很快受到读者欢迎,第二年销数日增。当时,新加坡有6家华文报,多数售价为1角,而《星洲日报》只卖8分,订阅达6个月以上的客户还可以享受八折的优惠,学校和社团则可享受半价优待,在高强度的促销下,每日销量达到了6000至7000份,对《南洋商报》构成严重冲击。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星洲日报》与《南洋商报》为了向读者及时报道最新的新闻和中国的最新局势,在1932年初出版早晚版和《星期日特刊》,打破过去中西各报星期日休刊的惯例,一方面满足华人在休息时间阅读报纸的要求,为他们提供最新的国际动态,另一方面希望在竞争中获得主动权。客观来说,两报的激烈竞争,极大地推动了南洋华文报业的发展,提高了华文报业的办报水平。
1929年世界发生经济危机后,陈嘉庚的企业损失巨大,无力独自承担《南洋商报》的日常运作和亏损,不得不于1932年8月对《南洋商报》进行改组,交由女婿李光前负责。二战复刊后,产权已归闽籍企业家李光前、李玉荣兄弟所有。陈嘉庚与胡文虎两人的报业竞争变成了李氏兄弟与胡氏家族的竞争。虽然陈嘉庚战后创办了《南侨日报》,拥护共产党的领导,但是由于有明显的政治倾向,销量并不大,新马华文报纸的竞争主要在《南洋商报》和《星洲日报》之间展开。至此陈胡两人的报业竞争才告一段落。
[BT2]〓〓三、政治倾向不同导致政治论战
抗日期间,中国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南洋华侨更密切注意祖国的政治动态。报纸不再单纯地报道消息,而有明显的政治倾向,由于政治理念不同,陈、胡两人围绕着拥蒋与拥共产生激烈的论战。他们利用华文报纸《南洋商报》、《星洲日报》、《总汇新报》,阐述各自的政治主张,在华人社会当中形成了两个阵线。
《星洲日报》和《总汇新报》被胡文虎控制,立场倾向国民党,而共产党人胡愈之主政下的《南洋商报》却支持陈嘉庚和共产党。1940年3月,陈嘉庚率领中国慰劳视察团访问中国,先到重庆视察,会见了多名国民政要及将领,稍后回乡,目睹闽省主席陈仪实行苛政,贪污盛行,民不聊生,深为悲愤。陈嘉庚到延安后,对共产党艰苦朴素的作风非常欣赏。一路巡访,陈嘉庚愈来愈对国民党腐败及压制舆论自由产生反感。他说:“据诸记者言政府统制严厉所致,果尔则又与新加坡大异。新加坡西报,不但社会事自由论载,即使是政府政治事项,或公务员、市政局,稍有差误,立可批评,甚至攻击无遗。若有被诬失实,可以法律控告,不能任意检查干涉。若华字报,则转译西报而登载。抗战后如香港华文报,闻有二三十字不许对敌方使用,如‘寇字贼字’等,盖为敌领事官,向港府交涉,故禁用。若新加坡虽敌领如何交涉亦无效。”吴庆棠:《新加坡华文报业与中国》,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第210页。陈嘉庚认为,传媒能够帮助中国军民了解抗日战争的进展,有助于推动抗日运动,并消除各种弊政,国民党禁锢新闻自由,不仅不利中国抗战,而且也无法防止和清除腐败,势必把中国军民推向更危险的境地。
陈嘉庚巡访中国后,对比共产党和国民党的作风,心中支持共产党,不满国民党的念头不断增强,决定在闽侨大会上如实向华人反映巡访的情况。《南洋商报》为支持陈嘉庚,于1940年12月31日发表了一篇胡愈之撰写的《陈嘉庚先生从祖国回来》的社论,礼赞陈嘉庚不辞劳苦,跋涉万里,到前线支援、慰问前线战士的举动,支持陈嘉庚如实反映中国见闻。1941年1月20日,陈嘉庚借中华总商会召开新加坡闽侨大会之际,痛陈国民党腐败,并宣称除非国民党大力打击腐败,否则无法挽救陷于水深火热的中国军民。然而,陈嘉庚的言论引起胡文虎和国民党驻新专员的强烈不满。胡文虎认为陈嘉庚利用担任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会长的机会,攻击国民政府缺乏客观公正的态度。他借《星洲日报》发表多篇言论,批评陈嘉庚口是心非,立场缺乏客观公正,诋毁国民政府,强烈要求陈嘉庚辞去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会长。当时支持陈嘉庚的报纸较少,只有《南洋商报》等数份报纸。胡愈之坚决支持陈嘉庚。面对《星洲日报》、《光华日报》的攻击,胡愈之不仅发表陈嘉庚的文章,而且亲自撰写专论,反驳胡文虎的批评,如1941年1月15日发表社论《对于改善闽政运动的具体建议》为陈辩护等。由于南洋华人对共产党缺乏了解,而且只有《南洋商报》等少数报纸刊登陈嘉庚的言论,当时胡文虎等拥蒋派明显占据上风。
日本投降后,《南洋商报》已经不是陈嘉庚产业,由李光前和李玉荣控制。李氏兄弟的办报态度有所改变,而英殖民当局对拥共言论也加以管制,因此在国共内战期间,《南洋商报》立场倾向国民党。与之相反,面对共产党军队节节胜利,国民党大势已去的现实,胡文虎逐渐从倾向国民党转向中立,《星洲日报》、《总汇新报》的态度也因为亲共人士的加盟跟着转变。虽然胡文虎对共产党的怀疑态度并未完全改变,但是对国民党的腐败却逐渐产生不满。陈、胡两人的政治论战随着胡文虎的政治立场有所转变,《南洋商报》产权的转让,以及两报编辑人员的变化,而逐渐平息下来。
[BT2]〓〓四、借传媒进行论战严重分化华人社会
由于传统文化和宗族观念影响,海外华人时常发生争执,不团结的现象时有发生,特别是传媒介入其中,充当舆论鼓手,造成华人社会分化更加严重,如20世纪40-70年代期间,华文报纸分裂为亲共和亲蒋,新中国成立后又分裂为亲大陆与亲台湾两大阵营。他们分别攻击对方,互不相让,直至现在,海外华文传媒相互诋毁,甚至相互攻击的现象比比皆是,让我们感到华文报纸保持客观、公正的重要性。
海外华文报纸是华人社会重要的舆论工具。它们在辛亥革命、抗日战争和抗战胜利后因为政治取向不同而展开了激烈的论战,从中我们不难发现它们承袭了中国文人论政的传统。由于政治取向不同,陈嘉庚拥护共产党,而胡文虎支持国民党。两人在南洋又各自拥有一批支持者,特别是得到不同报纸的支持,使得两人的政治歧见通过报纸的论战表露无遗,反映了当时南洋华人严重的族群分裂现象和政治取向的明显分野,也反映了当时相当一部分华人对共产党持有怀疑态度的现实,也造成在华人内部产生许多政治对抗,严重影响到族群的团结,也削弱了争取族群整体权益的力量,造成了许多重大的政治利益的损失。
华文报纸的创办者往往是当地比较有势力的富商,他们往往担任当地某个华人社团的会长、副会长,如果这些华人社团发生纠纷,就会多多少少影响华文报纸的办报宗旨。许多需要华人社团金钱捐赠维持生存的华文报纸受到捐赠人意志的影响,有时也会自觉不自觉地充当捐赠人的喉舌,这必然影响报纸的公正性。受到资助人的意志影响,原本是华人舆论喉舌的华文报纸就会失去团结华人社会的作用,无法凝聚华人力量,争取更大的华人权益。陈、胡两人借华文报纸进行论战,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下,有助于人们对中国局势的深入了解,对帮助华人支持共产党,反对国共内战起到了显著的作用,但是也在某种程度撕裂了华人族群,不利华人的团结。由于当时华人对共产党缺乏了解,使得相当一大部分的华人对陈、胡两人的论战无所适从,同时也使许多华人在支持陈或胡之间大伤脑筋,甚至迫使自己选择陈或胡一边,严重分化了当时的华人社会。
陈、胡通过华文报纸进行政治论战,虽然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发生,有其独特的历史作用与意义,但从今天新闻专业主义的角度来看,陈、胡两人的报纸论战,其负面效应也是非常明显的。亲大陆与亲台湾形成了两个政治派别,迫使华人选择政治立场,造成不同华人之间因为政治意识形态的差异而持续三十多年的对抗,甚至老死不相往来。这种同族不同心的分裂状况,使南洋华人往往无法以华人族群的整体强大力量争取华人的利益。当地政府利用华人的分裂,采取各个击破的方式,挑拨和拉拢不同派别的华人,造成华人在争取权益时无法遂愿。
今天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虽然中国迅速发展,但是中国大陆与香港、台湾地区的政治意识形态的对峙仍将在长时期存在。面对国际形势的变化,存同求异,增进共识,共同复兴中华民族是两岸三地中国人唯一的出路。不同源流的海外华人仅因为意识形态的差异而相互攻击,或者因为个人私利,利用海外华文传媒进行舆论论战,分化华人社会,不仅不符合海外华人的整体利益,而且也将对中华民族的复兴制造许多障碍。
[BT2]〓〓五、从华人政治分裂看海外华文传媒保持客观中立的重要性
从辛亥革命、抗日战争、国共内战期间的三次论战中,我们不难发现南洋华文报业形成了政治取向明显的不同阵线。南洋华文报纸的政治论战反映了早期华人华侨的政治取向与政治归属,向我们展示了他们的生活状况和政治思想,以及早期南洋华文报业的发展情况,同时也比较完整地反映了中国政治运动的历史,清楚地呈现了大陆与台湾的政治对峙的现实。
早期南洋华侨华人众多,而且大多属于第一代移民,关心中国的政治运动,是很自然的事情,只不过,许多华侨华人大字不识一个,因此那些受过良好教育,而且在经济上比较宽裕的华商自然担负起影响社会舆论的责任。事实上,这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华侨华人正是引领华社舆论的意见领袖。他们通过自己的言传身教,影响周边的华侨华人,比如说,许多华人在华人企业里打工,就会受到该企业老板的政治倾向的影响,从而形成自己的价值观。他们的价值观又影响到其他华人,从而在华人社会当中形成社团派别之争。领袖之间各有支持者,互不相让,致使势均力敌的派别之争严重分化了华人社会。在南洋,就曾发生过数起华人之间的大规模械斗,以及数次大规模舆论论战,其原因就是不同社团为维护各自社团而激发了华人之间的矛盾。
清朝末年到20世纪80年代,南洋华文报纸大多由华人精英所创办,有明显的政治色彩,拥护各自的政治派别。由于政治取向不同,华人领袖不仅在公开场合相互批评对方,而且还利用自己所控制的报纸来影响读者,以壮大已方声势,严重削弱了华人的整体力量,不利华人向英殖民当局和当地政府争取更大的权益,甚至严重影响华社的长远发展。
从新闻专业主义的角度来看,传媒保持客观公正的态度不仅能够保证准确地传播信息,而且还可以避免把某些人的观点强加给受众,防止出现受众被传媒劫持的局面。虽然南洋华文报纸远离中国,面向华人发行,却具有广泛和持久的影响力。它们之间发生过多次声势浩大的政治论战。从论战产生的结果来看,我们不难发现华文报纸在影响华人的政治取向有重大的影响力。如果华人滥用华文报纸这种舆论工具,不仅会影响舆论导向,混淆是非,而且还会严重华人的团结,甚至损害华人的权益。
当前,随着中国的强大,一些政治论战已经基本偃旗息鼓,但是华文传媒在华人社会当中拥有强大影响力,仍然会影响华人的政治取向,很容易分化华人。在关系到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方面,笔者认为,海外华文传媒有义务和责任去辨明事实,为受众提供真实和准确的信息,抨击那些损害中华民族的现象与行为。对于华社之间的利益纷争,华文传媒要跳出不同派别的争拗,以超然、客观、公正的态度面对华人的纷争,平实地报道事实,不宜介入政治和商业利益的纷争当中,以免成为某些华人领袖影响舆论的私器,造成华人社会的分裂。
笔者认为,为实现客观公正的报道宗旨,华文传媒要尽量减少利益冲突。传媒负责人最好不要加入某党派、团体、组织或某利益集团,更不要在其中担任职务。传媒的政治立场不要为某一派别服务,要给不同派别人士说话和见报的机会,实现平衡性报道的原则。如果包括海外华文传媒变成为某一派别说话的工具,不仅违背了传媒客观公正的原则,而且将造成华人社会的分裂,海外华人将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华文传媒也将被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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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Z][WTHZ]FromthecontroversyofChineselanguagepressbetweenTanKahKeeandAwBoonHaw
[JZ]toseePoliticaldivisionofsoutheastChinese[WTBZ]
[JZ]Pengweibu
[JZ]JinanUniversity,Guangzhou,China
[WTFZ][Abstract][WTBZ]ThisarticlerepresentsthelifeofTanKahKeeandAwBoonHaw,whocontributedChineseeducation,charityandantiJapanese,deeplydiscussesthefactthattheyusedChineselanguagepresstodebateandleaddivisionofChinesesociety,whichcausedlongconfrontationandfarreachingimpactsonChinesesocietyinSoutheast.ThisarticlethinksthatnotonlyopinionofChineseleaderinSoutheast,butalsoopinionofChineselanguagepressinSoutheastleadtopoliticaldivisionofChinesesociety,especiallyTanKahKeeandAwBoonHawusedChineselanguagepresstodebate,deepenedthecontradictionamongChineseinSoutheastwhohaddifferentpoliticalattitude,andleaddivisionmoredeeply.ThisarticleemphasizesthepointthatitwasveryimportantforChineselanguagepressinSoutheasttokeepobjectivity,fairnessandneutralityastheresultofChinesedi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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