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台湾“中央”大学客家学院整合性计划《客家族群民主治理之东亚经验分析——以(中国)台湾、日本、泰国及新加坡为例》的子计划《南洋客总与抗战前期的中国——以〈新加坡客属总会十周年纪念特刊〉为研究中心》的一部分。[ZW)]
王力坚
［摘要］1939年8月举行的南洋客属总会十周年庆祝活动出发点是团结各地客属，壮大抗战救国的力量。胡文虎与陈嘉庚之间的个人恩怨，并未对抗战救国的大局造成冲击。整个客总十周年纪念活动始终贯穿着鲜明的“胡文虎元素”，显示胡氏主导、掌控大局的意志。客属总会十周年纪念活动的中“胡文虎元素”，事实上是综合了时局需要、国家加持、民间期待、社群协调，乃至领袖魅力、经济实力、媒体操作等诸多元素，集中在胡文虎这么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个体”身上，颇为充分地展现了中国抗战前期南洋客属总会的时代特质。
［关键词］南洋客属总会；十周年纪念活动；胡文虎；抗日战争
[BT2]〓〓一、引言
1939年，为了纪念《星洲日报》创刊10周年《星洲日报》创刊于1929年1月15日。，由关楚璞为主编，编辑委员包括郁达夫、姚楠、钟介民、张礼千、许云樵、张匡人和李葆贞等，出版了《星洲十年》。该书对新加坡与马来亚各地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及历史等进行颇为详尽的介绍，其中所特载《胡氏事业史略》对《星洲日报》创始人胡文虎(1882—1954)的事业，在“公益”、“慈善”、“文化”、“生产”四方面进行了颇为全面的介绍。由此也可见，1929年到1939年在新加坡的十年，是胡文虎事业走向鼎盛的时期。而这十年，也恰好是胡文虎在南洋(尤其是新加坡)客家社会最为活跃亦最具影响的十年。1929年，新加坡二十八所客属会馆丰永大公会、应和会馆、茶阳(大埔)会馆、丰顺会馆、永定会馆、惠州会馆、广西暨高州会馆、兴宁同乡会、南洋五华同乡总会、客属林氏公会、客属宝树同宗社、武吉班让客属公会、茶阳何氏公会、嘉应五属公会、梅蕉平同乡会、客属黄氏公会、客属刘氏公会、嘉应张氏公会、新加坡杨氏公会、嘉侨同乡会、星马客属廖氏公会、客属延陵公会、河婆集团、茶阳(大埔)励志社、南洋上杭同乡会、南洋客属邓氏公会、客总文娱部、南洋客属陈氏公会。组建成南洋客属总会当时对客总的称谓不一致，有“新嘉坡客属总会”、“新加坡客属总会”、“新加坡南洋客属总会”、“南洋客属总会”、“客属总会”等。1948年8月24日，客总召开特别大会，决议授权董事会，将“客属总会”名称冠以“南洋”二字，全称“南洋客属总会”(NanyangKhekCommunityGuild)。参看吴慧娟《独立前后新加坡南洋客属总会的作用》，黄贤强主编《新加坡客家文化与社群》(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新加坡南洋客属总会、新加坡茶阳［大埔］会馆联合出版，2008)，第102页。为了论述方便，本文依约定俗成原则，在一般论述中，使用“南洋客属总会”或“新加坡南洋客属总会”的称谓，简称“南洋客总”、“客属总会”或“客总”。，首任会长即是胡文虎；到1939年的十年间，南洋客属总会领导层轮换四届，胡文虎担任了第一、二、四届会长。南洋客属总会自1929年成立以来，曾在1934年与1936年举办过五周年及七周年的纪念活动，但规模皆不大，仅作庆祝形式而已。《本会十周年纪念大会筹备经过》，新加坡客属总会编《新加坡客属总会十周年纪念特刊》(新加坡：新加坡客属总会，1939)，第11页。该特刊的目录将内容分为“照像”、“宣言”、“序文”、“题词”、“插图”、“史实”、“十周年纪念大会”、“论著”、“各地公会代表大会”、“编后话”、“附录”。除了“史实”、“十周年纪念大会”、“论著”、“各地公会代表大会”，原特刊目录缺《我驻星总领事高凌百训词》、《来宾及各地公会代表演说词节录》二文题目，原目录中《胡会长开会词》应为《胡会长文虎先生开幕词》(内文所示)；特刊内容的次序排列与目录不尽相符，其他部分均无页码；另外，该特刊封面所题刊名为“客属总会十周年纪念特刊”，刊内背脊所印的刊名却有“新加坡客属总会十周年纪念特刊”与“新嘉坡客属总会十周年纪念特刊”两种。为了易于辨识，本文取“新加坡客属总会十周年纪念特刊”为其刊名。事实上，当时(包括特刊及报刊)对新加坡的称谓有“新加坡”、“新嘉坡”、“星嘉坡”、“星加坡”等，按照目前的习惯用法，本文一致采用“新加坡”。到1939年，南洋客属总会在时任会长胡文虎主导下通过一系列董事会决议，展开了大规模的十周年庆祝活动。
[BT2]〓〓二、南洋客属总会十周年纪念活动的背景
南洋客属总会十周年纪念活动的背景或许繁富复杂，难以逐一详述，不过有两点特殊表现十分值得注意：
其一，1937年“卢沟桥事变”，中国进入全面抗战时期。南洋各地华侨纷纷行动，展开各种形式的抵制日货、筹赈难民、救乡救国等活动。杨建成主编：《南洋华侨抗日救国运动始末：1937—1942》，台北：中华学术院南洋研究所，1983年，第21-170页。卢沟桥事变后一个多月，1937年8月15日，陈嘉庚召集了118个团体的代表1000余人，假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举行“星洲华侨筹赈祖国难民大会”，并成立了以陈嘉庚为主席的“星洲华侨筹赈会”。1938年10月10日至15日在新加坡举行的“南洋各属华侨筹赈代表大会”更将南洋华侨的抗战爱国活动推向最高潮。此大会的出席代表有168名(一说176名)，来自马来亚、暹罗、缅甸、法印、荷印、菲岛、北婆罗乃洲、沙劳越、香港等九属四十三地方，选出以陈嘉庚为首的大会主席团，并在15日通过组建“南洋各属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的组织大纲，选举出以陈嘉庚为主席的“南洋各属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杨建成主编：《南洋华侨抗日救国运动始末：1937—1942》，台北：中华学术院南洋研究所，1983年，第10-16页。这样一个全民性的抗战救国运动，正是南洋客属总会十周年纪念涵括筹赈祖国难民游艺会，“寓救国大义于纪念典礼之中”曾养甫：《客属总会十周年纪念特刊叙言》，《新加坡客属总会十周年纪念特刊》，无页码。的直接背景。
其二，虽然南洋客属总会已经成立十年，但各地的客属组织远未健全，致使南洋客属总会陷入一个有总会而无分会，名不正言不顺的尴尬局面，同时，也使客属总会无法有效地掌控南洋各地的客属社群，难以有效发动大规模、大范围的活动，尤其是当时所面临的全民性的抗战救国活动。事实上，有效地组织、掌控、领导南洋各地客属社群，以抗衡以陈嘉庚为首的福建社群，也是南洋客属总会十周年庆祝活动的隐性目的之一。详见后文。
丘孑夫在报告大会筹备经过时称，“筹备经过时间约三个多月”《丘孑夫报告大会筹备经过》，《新加坡客属总会十周年纪念特刊》，第15页。，事实上，1938年1月14日，在槟城客属公会筹备会成立会上，主席戴淑原即宣称：“总会会长胡文虎先生为各地客属同侨一致团结，在抗战期中努力救亡筹赈，特倡组各地公会。”胡知飞原辑，陈丹心增补：《胡文虎大事记》，《胡文虎研究》第2期(1987年4月)，第18页。而跟大会筹备工作相关的运作至少在1938年11月已启动。1938年11月27日，南洋客属总会第八次董事会上，会长胡文虎提议进行组织南洋各地客属分会，以资团结，当场获一致通过。《客署总会为组织各地分会告客署同人书》，《新加坡客属总会十周年纪念特刊》，第37页。两天后，胡文虎在《星洲日报》发表《客家精神论》，将上述董事会的决议诉诸媒体，并期待“以共襄海外客属大联合之盛业”。胡文虎：《客家精神论》，《星洲日报》1938年11月29日；载于《新加坡客属总会十周年纪念特刊》，第40页。《星洲日报》的纪年为民国二十七年，为了行文一致，本文将《星洲日报》及其他当时报刊的民国纪年一律改为公元。于是，南洋各地客属响应胡文虎的号召纷纷成立客属公会，“于此新旧一年中，先后成立客属公会者，有马六甲，野新，文冬，立卑，笨珍，文律，武吉班让，峇株巴辖，槟榔屿，居銮，雪兰莪、怡保，哥踏丁宜，而连突，劳勿，埔来，丰盛港，麻波，吉礁，金马士，关丹，森美兰，甘马挽，林明，令金，淡马鲁，仰光，居林，新山，昔加末，石叻班让，及砂涝越，占卑，坤甸等处……”《本会十年史略》，《新加坡客属总会十周年纪念特刊》，第4页。
在这种形势之下，南洋客属总会于1938年4月30日所召开的第四届第十二次董事会议作出议决，定于该年8月23日该日期为南洋客属总会会所落成开幕十周年纪念日。起，一连五日，举行客总十周年纪念游艺筹赈中国难民大会，同时召开各地公会代表大会，其目的为：“借此机会，检讨过去，策励将来，以期对侨社对祖国作更大之贡献。”同时也议决组织“十周年纪念大会筹备委员会”。5月11日，客总第十三次董事会议决定组织筹备委员会，委员定二十五人，包括总会时任正副会长、财政理事主席、驻办以及应和、茶阳、惠州、永定、三和、丰顺六会馆各选派代表二名共十八名，为当然委员，此外，另由董事会推举七名人士，共同组成筹委会。5月25日，筹委会举行了第一次会议，议决筹委会之下，设总务，财政，游艺，交际，宣传，劝募等股，分别负责。并议决自8月23晚起，一连五晚，分别在总会礼堂及总会大门外广场露天举行游艺会，游艺节目由总会国乐部与客总属下的民众、启发、应新、广育、星洲、大侨、震旦、侨星等八所学校，以及丰顺会馆，担任表演汉剧、话剧、歌舞、国术等节目。为此，事先发出宣言，推销门票，劝募股并议决于各地公会代表齐集时，再发动大规模之献金运动。《本会十周年纪念大会筹备经过》，《新加坡客属总会十周年纪念特刊》，第11页。
南洋客属总会十周年的庆祝活动自8月23日开始，至27日结束，前后五天，其具体内容包括了三个方面：一、南洋客总十周年庆祝大会；二、筹赈中国难民游艺会卢沟桥事变后不久，1937年7月23日，英属马来殖民政府以马来民政长官名义发表声明：“居留之日华人士不得采取诸如威胁境内和平之行动，并不许有组织性的募集资金以汇寄日华两国做为军事用途。”故此，南洋华侨的抗战救国筹赈活动，往往以救济难民的名义进行。参看杨建成主编：《南洋华侨抗日救国运动始末：1937—1942》，台北：中华学术院南洋研究所，1983年，第34页。；三、南洋各地客属公会代表大会。当时，南洋群岛正处于太平战争爆发前夕，而中国已遭受日本侵略，大片国土沦丧，海内外掀起抗战浪潮。南洋客属总会十周年的庆祝活动的内容，十分鲜明地体现出这个时代特色，对客总十年历史的纪念退居十分次要的地位，重点放在通过十周年纪念活动，展示现实中新加坡客家社群的抗战热情与景象，以及通过与中国国民政府、南洋各地客家社群及民间社会密切的互动关系，呈现当时那种上下一心、内外团结、同仇敌忾的抗战热潮。
[BT2]〓〓三、南洋客属总会十周年纪念活动的目的
南洋客属总会十周年纪念活动的目的有显性与隐性两种。
南洋客属总会十周年纪念活动的显性目的，一言以蔽之即“团结”。而这“团结”的目的，也正是产生于前述抗战救国、健全各地客属公会的议题讨论之中。此类议题讨论广泛呈现于《南洋客属总会十周年纪念特刊》所载文献以及当时的报刊媒体。
早在1938年11月29日，胡文虎在《星洲日报》属文即称：“近者客属总会董事会议决，派员分赴南洋各属，整理原有客属人士团体，组织客属总会联成一贯系统，以期巩固海外客属同侨之团结，加强筹赈义捐之力量，增大服务国家社会之效能，推动公益互助教育慈善等事业，排除非理不法之侵害，其意义至为重大，此议原为鄙人所提出，而经客属总会各位董事之一致赞成通过……当自能联合能团结始，欲图实现大联合大团结，当自健全南洋各属客属团体之系统组织始，惟我客属弟兄，其共起图之。”胡文虎：《客家精神论》，载《星州日报》1938年11月29日，引载于《新加坡客属总会十周年纪念特刊》，第40页。可见，自庆祝活动的筹划开始，便由胡文虎定下了“团结”的目的，其出发点就是团结各地客属，壮大抗战救国的力量。1938年12月4日《星州日报》社论《胡文虎先生之宏愿》再次强调：
[ZK(][HTK]〓〓今胡氏于其致力全国各地慈善文化事业之余，更挺身而起，以谋团结南洋各属客帮兄弟，为有组织有系统之行动，以图增大其致力于国家民族及同侨社会之各种伟大切实工作之效率，其胸襟至为光明，其目的至为正大，果能由此收效，组成一普遍南洋之客属同胞团体，则今后必能为国家民族前途之一伟大支柱，不特于客属内部之事业，得其实益，即国家民族之前途……[HTSS]
在客总十周年纪念大会上，会长胡文虎的开幕词与闭幕词，同样凸显了“团结”的目的：
[ZK(][HTK]〓〓关于此次开会，商议统一组织，扩大团结的目的，无非是为求整齐步骤，充实力量，以期对国家民族、及本属同胞，发挥更伟大的效能起见，这是在本总会宣言中以经说过的，毋庸多赘。可是今后具体方条，认为急需商订办法进行的，无过于加强筹赈效力，救济失业同人，充实公益互助组织，及援助同侨回国创业或服务诸端，筹赈是海外同胞拥护祖国抗战建国的最低限度工作，人人皆当尽一份力，负一份责，自不待论。《胡会长文虎先生开幕词》，《新加坡客属总会十周年纪念特刊》，第14页。
在这炎热天时，整天的劳碌，不以为苦，这种坚强团结的精神，已足表现客家精神的伟大了。……最主要的为划一各地公会的名称和组织，有许多成立在先的总会，也慨然自动改为公会，以示团结一致，这种融洽坦白的精神，实在是本会最坚固的基础，是深刻的留存在每一个客属同侨的意识上，大家承认本总会为南洋各地客属同侨的最高组织，在这统一组织领导之下，实行分工合作，各自努力，共向一大目标进行，其力量之大，实不易统计，这是最值得彼此引为欣幸的。《胡会长闭幕词》，《新加坡客属总会十周年纪念特刊》，第56页。[HTSS]
其他部分，包括中国驻星总领事高凌百的训词、筹办各埠分会的组织大纲、代表大会的代表誓词、来宾及各地公会代表的演说词、“游艺筹赈祖国难民大会”的宣言等，都无不彰显着团结的目的。
可以说，从筹划到庆祝活动的召开，“团结”的目的是贯串始终的，其逻辑关系也是十分清晰明显的：抗战救国，须万众一心；因此南洋各地客属应组织起来，实现客属社群的团结(小团结)，进而与更广泛的南洋各华族社群乃至全中国人民团结起来(大团结)，以取得抗战救国最终胜利。
客属总会十周年纪念活动的隐性目的，既与团结的共识有关，更首先基于前述背景的两种特殊表现。
前述如此大规模的“南洋各属华侨筹赈代表大会”，如此高层级的“南洋各属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以胡文虎为代表的南洋客属却全员缺席南洋客属总会的领导层及出席1939年南洋客属各地公会代表大会的代表无一出现在“南洋各属华侨筹赈代表大会”主席团及“南洋各属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领导层。参看《新加坡客属总会十周年纪念特刊》，第5-10页；杨建成主编：《南洋华侨抗日救国运动始末：1937—1942》，台北：中华学术院南洋研究所，1983年，第14-15页。；而在南洋客属总会十周年纪念大会的欢迎宴会中，新加坡各界名流云集，其中包括“南洋各属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的重要领导成员李光前、郭新、林文田、陈廷谦、曾纪辰等，独缺陈嘉庚。参看《胡会长欢宴各公会代表盛况》，《新加坡客属总会十周年纪念特刊》，第13页。这一现象绝非偶然亦非寻常，隐然透见胡(文虎)陈(嘉庚)之间的罅隙纷争。而有效地组织、掌控、领导南洋各地客属社群，除了壮大客家社群力量，有效实施抗战救国活动外，也确实起到以强化客属社群内部团结来抗衡以陈嘉庚为首的福建社群的作用。这就是南洋客属总会十周年庆祝活动的隐性目的。事实上，胡陈之争无论作积极还是消极方面的解读，都给予激励南洋客属社群在抗战救国活动上应更有作为的发挥空间。
胡陈之争内情繁复，最为轰动的事件则是1928年到1930年之间——正是南洋客属总会组建、胡文虎出任第一任会长前后的时期——由于陈氏不满胡氏捐资建新加坡华侨中学虎豹楼及校门，在校门侧题字“胡文虎胡文豹捐资建筑”，发动赞助人大会，决议铲除题字，从而引发胡氏诉诸法律，指控陈氏毁谤名誉，经多次过堂，终于在堂外解决。参看吴华：《新加坡华文中学史略》，新加坡：教育出版社，1976年，第27页；郑良树：《胡文虎与新马华文教育》，《愿景季刊》第3期，2000年1月，第32-34页。此事件想必在较大程度上加深了胡陈二人之间的芥蒂与阴影，或许也就因此致成30年代南洋华人社群一系列筹赈工作中胡陈不甚协调的表现。
近年来，海内外学者都能较为正视当时胡陈之间的矛盾纷争，如ChanSengNam指出，南洋客属总会的成立皆因胡文虎与福建帮陈嘉庚在政治及经济以及个人魅力方面竞争的结果。ChanSengNam，“AnExploratoryStudyofAwBoonHaw’sThought，”inSouthSeasJournal，1998，vol52，PP.19-54.陈松沾在《东南亚的客家研究》中，引述了ChanSengNam的论析，并进一步强调：“它(指南洋客属总会)当时统领了全东南亚的客属人士及其组织，声势浩大，在抗日筹款方面其作用不亚于由陈嘉庚领导的筹赈会。”陈松沾：《东南亚的客家研究》，《东南亚区域研究通讯》第六期，1998年12月，第113页。彰显了胡文虎与陈嘉庚在筹赈议题上分庭抗礼的现象。安焕然则对这一现象进行了正面的论述：“客属公会的倡建以及客家意识的强调，可让原本松散而意识薄弱，祖籍地缘认同较强且分立的客家社群，通过‘客家文化特性’的认同意识建构，为之整合，壮大客家人的势力。这在当时之抗日筹赈时期，强调‘团结’意念下，是颇有其现实意识的。当然，亦不可忽略的是，当时意气风发的胡文虎，他与另一位抗日筹赈领袖，福帮之陈嘉庚之间的矛盾问题。客属公会的倡建以及对客家意识的强调，对胡文虎个人社会地位、个人名望的提升，以及扩大其商业资本网络，无疑是颇有帮助的。毕竟，胡文虎的人气和其财势之崛起，善于搞创意的宣传是他拿手的经营策略。”安焕然：《马来西亚柔佛客家人的移殖及其族群认同探析》，《台湾东南亚学刊》6卷1期，2009年，第94页。《胡文虎大事记》更载称：“是年(1937年)冬，陈嘉庚发起组织南侨筹赈总会，支持祖国抗战。胡与陈有矛盾，胡氏不愿加入该会，决定独树一帜，与陈氏展开一场爱国大竞赛。他以南洋客属总会会长名义，大力号召侨胞投入抗日捐献运动，并特派代表丘孑夫、范长峰两人到南洋各地宣传发动组建客属公会。”《胡文虎研究》第2期，第18页。此论述虽然缺乏充分证据而失之严谨，但将胡氏呼吁组建客属公会跟胡陈矛盾挂钩，作为一种推论，却又不无道理。
上述现象及其分析，虽然不正面显见于《南洋客属总会十周年纪念特刊》及大会筹备与举办期间的报刊媒体，但当时一些报刊资料，还是侧面反映出胡陈纷争的迹象：
1939年7月25日，胡文虎属下星系三报《星洲日报》、《星中日报》、《总汇新报》《星洲日报》与《星中日报》分别由胡文虎创办于1929年与1935年，《总汇新报》则收购于1939年。《胡文虎大事记》载《总汇新报》收购于1940年(《胡文虎研究》第2期，第19页)，有误。在1940年1月1日《总汇新报》上，胡蛟著文即称“民国二十八年春我们接办本报”。联合公开致函星华筹赈会，质疑该会主席陈嘉庚将该会发表对英日谈判的意见谈话独交《南洋商报》发表，认为“殊未洽公平原则”。当日陈嘉庚函覆三报质询，解释“各节与商报刊载者不符”，并声明“与《南洋商报》无丝毫关系”。《星洲日报》在当天晚版发文表示，“本报不欲多辩，付诸社会公论”。此事件虽然短时间内得以平息，但一天内一来一往的言辞交辩中，亦不难闻见其火药呛味。
1938年12月4日《星州日报》社论《胡文虎先生之宏愿》在颂扬胡文虎“挺身而起，以谋团结南洋各属客帮兄弟……其胸襟至为光明，其目的至为正大”。同时，严辞抨击“以是广福客潮琼五大帮之区分，乃乘数百年以至于今，未尝稍变，虽其间亦曾发生极大之流弊，甚至因帮派之成见，而至分散国民之总团结，且至于相残相杀，相倾相轧，为有识者所痛心，然此特领导者之心存偏狭，只知利用帮派以争夺虚荣，扶植党羽，排斥异己，假公济私，有以致之”《新加坡客属总会十周年纪念特刊》，第39页。。
1939年8月23日，《星洲日报》为客属总会十周年纪念大会召开所发的社论《客属团结与民族团结》，亦有如此严厉指责：
[ZK(][HTK]〓〓若领导者预存私心，执持成见扶植私党，盘据要津，忌贤妒能，争荣夺誉，自己则利用帮派的力量，以为争夺权势排斥异己之工具，而对他人则高谈化除帮派，以行分散异己者力量，压逼异己者地位，及离间挑拨等阴谋，以至对公众之事务，无真是非，唯以帮派之同异为是非，对公众之领袖，无真资望，无真贤才，唯以帮派之同异为臧否，唯以私见之爱憎为毁誉，苟同侨各帮派之中，不幸有一帮派之领导者，陷于此等错误，则结果必引起别帮之反感，促成帮派对立，此时帮派之存在，乃真成为民族团结之一大障碍矣。……且每因帮派领导非人，而其恶影响即及于他帮或全体，故吾人茍不幸遇有此等环境，则须认清此等不忠其帮派不忠其国家民族之不良领袖，实为民族团结之蟊贼，必需联合各帮之力量以打倒之，始为正本清源之法，若惑于其挑拨之浮言，而自散正当之团结，则是纵其恶而长其奸，甘为其营私误国之工具。《新加坡客属总会十周年纪念特刊》，第41页。[HTSS]
这些评述看似语焉不详，然其锋芒所指，难免不令人多加联想。
与前述“显性”目的的正面、积极意义相比较，这些“隐性”目的无疑具有负面、消极的意义，但其负面、消极意义所发挥的作用，大抵局限于胡陈之间的个人恩怨之中，并未对抗战救国的大局造成冲击，即使对客属与闽属之间的负面影响也应是有限的。前文所述陈嘉庚虽未出席南洋客属十周年纪念大会，但其亲信李光前等多人欣然赴会，以及闽属立场的《南洋商报》为客属总会十周年纪念发表社论，并以“客属团结应为马华团结”为题的呼吁来积极响应客总十周年纪念的“团结”主题，无不显示了这一判断之可信。
[BT2]〓〓四、贯穿始终的“胡文虎元素”
上文所讨论的客总十周年纪念活动的目的，无论显性还是隐性，其实都跟胡文虎密切相关。事实上，整个客总十周年纪念活动就始终贯穿着鲜明的“胡文虎元素”。
如前所述，1938年11月27日，南洋客属总会第八次董事会上，会长胡文虎提议进行组织南洋各地客属分会《客署总会为组织各地分会告客署同人书》，《新加坡客属总会十周年纪念特刊》，第37页。，接下来几天之内，《星洲日报》发表了胡文虎的《客家精神论》胡文虎《客家精神论》，《星洲日报》，1938年11月29日；载于《新加坡客属总会十周年纪念特刊》，第40页。及社论《胡文虎先生之宏愿》《星州日报》1938年12月4日社论，载于《新加坡客属总会十周年纪念特刊》，第39页。。这些动作，当不是单纯的新闻媒体行为，而是胡文虎报业大王优势的着意发挥，使得客总十周年纪念及南洋各地公会代表大会的筹备，从一开始就注入鲜明的“胡文虎元素”。其实，南洋客属总会成立十周年活动，从筹备到举办，胡文虎星系报业各家报纸如《星洲日报》、《星中日报》、《总汇新报》、《星槟日报》等进行了大量的追踪报道。可以说，抗战救国的大时代背景加上胡文虎报业大王的优势，南洋客属总会成立十周年活动运作如虎添翼，进行得有声有色，体现出鲜明且浓烈的时代色彩。
筹备活动正式展开后，胡氏更处处身体力行，事事亲力亲为，并着意主导、掌控大局，从如下两则报道可见一斑：“虎标永安堂泗分行落成，胡文虎亲往主持开幕，两星期后即行返星，主持客属代表大会。”《总汇新报》1939年8月5日。“胡文虎今日返新，躬自主持客属总会各埠代表大会及十周年纪念大会。”《星洲日报》1939年8月14日。爪哇泗水之行，主持虎标永安堂分行落成，本是胡文虎的主业，然而一往一返的两则报道，聚焦点却落在南洋客属总会十周年纪念大会，由此可知当时胡文虎当时的生活重心所在。
南洋客属总会十周年纪念大会的举行过程，作为大会主席团主席，从主持大会、致开幕词及闭幕词，到宴请代表、观赏游艺会并接受献花，胡文虎事必躬亲。这固然体现胡氏勤勉谨严、平易近人的作风，但亦无疑贯彻了胡氏主导、掌控大局的意志。
特刊所载的《胡会长欢宴各公会代表盛况》，颇为集中地呈现了胡文虎强势的影响力：
宴会固然是胡文虎主持，但也是偕同“杨副会长溢璘，应和、茶阳、惠州、丰顺、永定、三和六会馆、星洲、星中、总汇三报馆”一并做东，尤其是“胡会长亲自率领星洲日报社长胡昌耀君，星中日报经理胡蛟君，殷勤招待……胡会长偕社长昌耀君站立播音机前，胡昌耀君代表胡会长致欢迎词”俱见《新加坡客属总会十周年纪念特刊》，第46页。。这除了表明胡文虎在新加坡客家社群中的领导地位，也更彰显胡文虎与星洲、星中、总汇三报馆的密切关系。星洲日报社长胡昌耀是胡文虎的堂侄，星中日报经理胡蛟(兼总汇新报社长)是胡文虎的长子，可见胡文虎内举不避亲，以亲属掌控媒体的强势作风，这也正致使胡文虎可以颇为充分地利用媒体对南洋客属总会十周年纪念大会进行广泛宣传报道，同时也充分展现了胡文虎作为“报业大王”的专长与优势。
应邀出席的嘉宾包括：“高总领事，邝领事，林随领，高主事，中华总商会会长李光前、林文庆博士、郭新、林文田、华侨银行总理陈廷谦、太平局绅曾纪辰、林金殿、杨惺华、伍燊才、杨[XC纉.TIF,JZ]文、梁元浩、梅启康、胡文钏、林庆年、林谋盛、王吉士、胡少炎、颜世芳、连瀛洲、王声世、李金枝、邵逸夫、萧百馨，各报记者等及各地代表达百余人”《新加坡客属总会十周年纪念特刊》，第46页。。这些嘉宾不仅涵括了民国政府的外交高官及当地华人社会各界头面人物，更重要的是还包括当时与胡文虎有私人恩怨的陈嘉庚阵营的李光前等(见前述)。这固然显示华社同仇敌忾团结一致的和谐气氛，但也从中可见胡文虎在南洋华人社会中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来自麻坡茶阳会馆的罗美东代表各地公会代表致谢词称：“此次代表大会乃在胡会长领导之下，于前数月号召全马各地，倡组客属公会藉由小团结而进谋大团结，经胡会长登高一呼后，万山响应，不久之将来，行见客属公会将遍及南洋每个角落矣。”《新加坡客属总会十周年纪念特刊》，第47页。可谓重笔渲染了胡文虎个人的强势影响力。这种强势的影响力，固然为胡文虎的领袖人格魅力使然，还有其雄厚财经实力及广博的人脉关系为后盾，这也正是所谓“胡文虎元素”的具体呈现。有关学者在探讨胡文虎主导推动南洋各地成立客属公会的动因时即指出：当时正值抗日筹赈时期，胡文虎结合自身的经济财势，利用中国现代复杂的历史环境和客家在海外的特殊境况，运用“社会资本”参与的客家运动，塑造客家的“族群意识”。张侃：《胡文虎与马来西亚客家社团关系初探》。载于林金树主编：《中华心客家情：第一届客家学研讨会论文集》，吉隆坡：马来西亚客家学研究会，2005年，第43-76页。
同样的“胡文虎元素”，在十周年纪念活动及其相关报道中触处可见：“北婆罗洲西海岸客籍人士筹组公会，举出筹委数十名进行组织，钦仰胡文虎先生倡议南洋各地组织客属公会，一致团结，以增抗战力量之伟大计划。”《星洲日报》，1939年8月8日。“游艺会筹赈事项，售券成绩颇佳，外埠方面，从七月廿日开始发券，本坡方面从本月一日起才开始售券，胡会长文虎先生即购名誉卷一张，国币十万元，为之倡导。”《丘孑夫报告大会筹备经过》，《新加坡客属总会十周年纪念特刊》，第15页。“客属总会十周纪念筹赈游艺券，已售国币廿余万，胡文虎独购十万元。”《星洲日报》，1939年8月22日。“武吉班让客属公会，景仰胡会长义举，踊跃认购游艺筹赈会名誉券，举彭学麟等为出席大会代表。”《总汇新报》，1939年8月6日。“胡文虎激昂演说，各代表精神兴奋。”《总汇新报》，1939年8月26日。“马六甲代表熊志苍，以胡主席能促成各地公会之组织，深表欣慰，并望加紧团结，为国努力，吉打代表谢笑侯称，筹赈为治标办法，望胡会长能领导治本办法，开发西南富源，立卑代表胡剑琴，希全体代表拥护胡会长，努力筹赈工作……新山潘成容，促属侨拥护领袖胡会长，加强救国力量，文冬代表江集传，歌颂胡会长过去对总会之功绩，并表全体属侨愿于胡会长领导下，为国努力，武吉班让代表彭学麟，对胡会长过去对国家之贡献，深表敬佩，并望侨胞发挥更大力量，为国努力，野新代表徐志衡，申述大会意义之重大，希望侨胞捐除帮派成见，并誉胡会长为今世大慈善家，并望其努力为邦家谋福利。”《来宾及各地公会代表演说词节录》，《新加坡客属总会十周年纪念特刊》，第18页。
“客属总会筹赈游艺，民众义校歌舞阵容甚盛，胡文虎先生独资创办之‘民众义务学校’出节目十几种。”《星洲日报》1939年8月22日。“客属总会借胡文虎六万余元，胡文虎慨然自动报效，代表大会全体代表表示热烈感谢。”《星洲日报》1939年8月25日晚版。“客属各公会代表大会决为胡文虎铸像永垂纪念，统一公会名称，调查各地邑侨专门人才，出版定期刊物以广宣传，俱经大会通过。”《总汇新报》1939年8月26日。“各地客属公会代表大会决议，铸铜像纪念胡文虎，因胡氏慨助客属总会叻币六万余元，商创办金融机关开发西南，修正总章。”《星洲日报》1939年8月26日。“胡文虎在客属代表大会中，宣布创办银行，额定资本叻币四百万元，招足二百万即行开业。”《星洲日报》1939年8月26日晚版。“客属代表大会已圆满闭幕，二百余万客属同侨精诚团结共赴国难，昨分电林主席、蒋委座拥护抗战国策，誓为政府后盾，拥护胡文虎领导同侨发展各种事业。”《星洲日报》1939年8月28日。无论是各地组建公会、选派代表、筹赈售券，还是胡文虎激情演说的反应、代表对胡文虎的拥戴，无不彰显着鲜明而深刻的“胡文虎元素”。
[BT2]〓〓五、结语
从整体大局着眼，所谓“胡文虎元素”多体现积极正面的意义，但也不排除在具体的事例中，“胡文虎元素”会有消极负面的影响。如安焕然曾不无谨慎地指出：“关于战前30年代中期的客属公会成立运动，其实际的影响力或许我们也要谨慎看待。笔者在哥打丁宜边佳兰进行实地考察时，虽意外发现了战前‘客属公会’之牌匾以及其会所的遗址。但是根据当地父老的追记，他们对胡文虎的倡组事宜和作风，似乎颇有意见，以致会馆开幕之时，胡文虎并没有出席。或许这仅是一‘个案’，笔者亦不敢妄下断论，以偏概全，仅记述存档，供后续学者更进一步的研究。”安焕然：《马来西亚柔佛客家人的移殖及其族群认同探析》，《台湾东南亚学刊》6卷1期，2009年，第95页。
从以上的史实陈述及其分析可见，客属总会十周年纪念活动的中“胡文虎元素”，事实上是综合了时局需要、国家加持、民间期待、社群协调，乃至领袖魅力、经济实力、媒体操作等诸多元素，但集中在胡文虎这么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个体”身上，确实也颇为充分地展现了中国抗战前期“应运而生”的南洋客属总会的时代特质。
[HTK]作者简介：王力坚，台湾“中央大学”中国文学系专任教授。
[JZ][WTHZ]TheElementofHuWenhuinCommemorativeActivitiesforthe10thAnniversary
[JZ]byNanyangKhekCommunityGuild[WTBZ]
[JZ]WangLijian
[WTFZ]［Abstract］[WTBZ]ThemotiveoftheNanyangKhekCommunityGuild’s10thanniversarycommemorativeactivitiesheldinAugust1939istouniteHakkasfromvariousregionstostrengthenthesavethemotherlandmovement.ThepersonalgrudgebetweenHuWenhuandChenJiagengdidnotaffectthemovementintheslightest.ThewholecommemorativemovementwasinfusedwiththeelementsofHuWenhu，whichrevealHu’svolitiontomanageandcontroltheoverallsituation.Infact，theconcentrationofelementssuchasthecurrentpoliticalsituationneeds，statesupport，citizenexpectations，socialcooperation，aswellasthecharismaticleadership，economicpowerandmediaoperationonsuchasymbolicindividuallikeHuWenhufullyexpressesthespecialcharacteristicsoftheeraofNanyangKhekCommunityGuildintheearlydaysoftheresistancewaragainstJapan.
[WTFZ]［Keywords］[WTBZ]NanyangKhekCommunityGuild；commemorativeactivitiesforthe10thanniversary；HuWenhu；warofresistanceagainstJapan.
[HJ][LM][BW(D(Y0mm，0mm，)MD1][BG(][BHDWG4mm,WK100mmZQW][HT8.5S1]试论刘士木及其著述[BHDWG12mm][BG)W][BW)]
[MQ(《盖码》3B+100mm\.20mm(-+15mm,146mm)-WZ%][CSD0,0,0,0][FK(WB8001+100mm。20mm][FK)][CSD][M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