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文辉
［摘要］刘士木为南洋研究的首倡与推动者，毕生致力于南洋研究不遗余力，他出任南洋文化教育事业部主任，期间创办并主编《南洋研究》期刊，罗致学者，编译南洋丛书，影响了一代的学人。他的著作偏重于编译，而乏专著，故无传世名作。但他无疑是为学术文化而牺牲的文化斗士、锲而不舍的藏书家。
［关键词］刘士木；南洋研究；南洋文化教育事业部
[BT2]〓〓一、前言
刘士木(1889—1952)，原名志权，字更生，别号黑水村人。1889年生于广东兴宁。14岁入黄埔陆军小学，1909年赴荷属东印度，从事教育、编辑工作。1910年加入同盟会，同年参与创办马来亚槟城《光华日报》。1912年回上海，参与组织华侨联合会。后去日本深造，1922年毕业于日本大学经济系。曾担任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中华学校校长。1926返中国任国民党海外部秘书，1927年受聘为暨南大学南洋文化教育事业部(以下简称文教部)主任，主持编辑《南洋研究》期刊和《南洋丛书》工作。对东南亚研究工作多有所倡导。1938年南下马来亚槟城，任钟灵中学图书馆主任。1940年与姚楠、张礼千、许云樵等创办“南洋学会”于星洲(即新加坡)。曾担任多届理事及五届会长(1948—1952)。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隐居槟城黑水村14年，致力收藏东南亚资料，著述甚丰。他主编的“南洋丛书”至1952年10月为止已出版了50种。其中有9种是他撰写或与他人合编的专著，都是有关东南亚各地教育、经济和商业法律的著作。于1952年在槟城逝世。
刘士木辞世至今已经50余载，但迄今有关他的研究论著似乎极为少见。在他身后，新加坡南洋学会议决在《南洋学报》第8卷第2辑编印纪念特辑，共收录了他生前友好门生以及夫人的纪念文稿七篇，他们是许云樵、张铭慈、李益美、吴体仁、连士升、曾子瑜和萧文增，其中要以张铭慈的《刘士木先生事略》一文，针对刘士木的学术履历叙述的最为详尽，对了解刘士木学术倾向和心路历程有极大帮助。至于其他各文主要是缅怀性质，虽有论及刘士木的学术事业，也属泛泛之谈。刘士木的外孙林甦曾编有《南洋华侨史家刘士木》一书。马来西亚曾松华(梅井)先生手上有一册。据其告知，此书内容主要是汇集网上资料而成，其中许多属道听途说，史料价值不高。除了后人的文字，刘士木留下的著述也是了解其人的一个重要资料，他最早发表著述的北京《侨务旬刊》中国最早出版的有关华侨事务的刊物之一。1921年4月7日由何海鸣主持创办，由北京侨务旬刊社编。至1925年2月，《侨务旬刊》共出141期。参阅周南京主编：《世界华侨华人词典》，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507页。，目前难以取得，新加坡的陈育崧曾存收一套，后于1960年代初期被叶华芬商借，不久过世，从此这套刊物下落不明，不知所踪。马来西亚的李业霖在编著的《南洋研究中文期刊资料索引(1905—1966)》，没有将此期刊列为征引数目之一，恐怕此刊物已经不易获得。因此有关《侨务旬刊》内刘士木的著述，本文只能存而不论。但他于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在报章杂志上发表的文字，本文已经理出了一个大致，希望可以填补目前这方面的空白。刘士木曾在《光华日报》发表文章，这在《吾与光华四十年》一文中有提及，其中可知者为《黄花岗烈士李祖奎事略》、《温生财列传》和《陈敬岳烈士传》三篇，其余则不得而知。详见刘士木：《吾与光华四十年》，《南洋学报》，第8卷第2辑，1952年，第14-18页。由于可供研究的资料不多，对他的研究，只能在上述有限的资料上加以论述分析。
一般上论及刘士木，无不认同他是南洋研究的“首倡者”许云樵：《纪念刘士木先生》，《南洋学报》，第8卷第2辑，1952年，第1-2页。、“为书而死”的藏书家、“为文化而牺牲”的南洋文化界战士萧文增：《追悼刘士木先生纪》，《南洋学报》，第8卷第2辑，1952年，第12-13页。、以提倡南洋研究为终身职志许云樵：《东南亚华族问题的回顾与前瞻》，新加坡：《新社季刊》，第2卷第1期，1969年，第4页。，但不无可惜的是，能针对这些论点进行深入论析的几乎厥如。因此，本文尝试在这些有限的文献基础上对刘士木的学术事业清理出一个脉络，重现这位备受学界尊敬的南洋研究舵手的学术风貌，庶几无愧于前贤的筚路蓝缕。
[BT2]〓〓二、南洋研究的首倡与推动者
刘士木矢志以毕生之力促进南洋研究，这或许与他年少时的经历有一定的关系。他14岁时曾只身离乡至广州黄埔陆军小学就读，不久离校远游至印尼苏拉威西锡江任教职数年，回乡省亲后莅苏门答腊，曾任民礼中华学校的首任校长，后来在棉兰的报馆当编辑。他在旅居苏门答腊期间，曾得当地数位侨商之助，寄居在侨商家里，并屡次表示要襄助刘士木经营生意，但都被婉拒，刘士木到日本留学的经费还是这些侨商的热心资助。这一段经历让他认定中国和南洋有着密切的关系，故此立志一心一意从事文化事业，尤其是南洋的文化事业。他到日本大学选择就读商科经济系，其目的不在为个人的将来牟利钻营，而是因为经济系设有南洋群岛研究科，专家既多，书籍和资料也丰富。张铭慈：《刘士木先生事略》，《南洋学报》，第8卷第2辑，1952年，第3页。
而刘士木选择留学日本，不知是否曾受黄遵宪的影响？黄遵宪于1877年曾随何如璋东渡出使日本，后又前往美国、英国、新加坡等地任外交官。驻外期间，他留心观察所在国的事物，认为中国要革新自强，必须效法日本维新变法。1887年完成《日本国志》，全书分为12志，共40卷，50余万字，目的是要使清朝的当政者和爱国志士通过了解日本，去学习日本，走明治维新变法图强的道路。陈铮编：《黄遵宪全集》(下)(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附录·黄遵宪资料选辑》，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1593页；郑海麟：《黄遵宪传附黄尊楷传》，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257页。刘士木入黄埔军校是因为幼时入读广东兴民小学时，音乐老师教唱黄遵宪的《从军歌》而受激动；留学课余又喜读《日本国志》，并大受感动。张铭慈：《刘士木先生事略》，载《南洋学报》，第8卷第2辑，1952年，第3页。
刘士木寓居上海时既以本身住所权充“南洋文化协会”会所，负责招待回国升学的学生和华侨观光团；也因为熟悉南洋情形被南京政府礼聘为秘书，但不过三个月因为不习惯无聊的应酬，同时又嫌官场气氛太重而辞职回上海。真正让刘士木发挥所长，实现理想的是1927年国立暨南大学在上海真茹设立，设有南洋及美洲文化事业部，当时校长郑洪年聘请他为文教部主任。张铭慈：《刘士木先生事略》，载《南洋学报》，第8卷第2辑，1952年，第4-5页。从这开始他找到了据点，积极推动南洋研究，发挥他的抱负。
在文教部时期他策划了两项工作以促进南洋研究，首先是创办并主编《南洋研究》期刊。《南洋研究》创刊于1928年1月，每两个月出版一期，至1944年停刊，前后共出刊11卷四十余期，刘士木曾经担任数年的主编。《南洋研究》与当时的《南洋情报》、《中南情报》和《华侨情报》等刊物及时报道了华侨动态和有关研究成果，更为重要的是，它成为中国学者研究南洋和华侨问题的主要刊物。其次是罗致不少饱学之士，编译出版专书数十种，引起中国对南洋研究的注意。他在文化部任内，大事延揽南洋研究的人才，编译《南洋丛书》，计有钱鹤、陈希文、季真如、王旦华、李则刚、陈福濬、李耀商、林奄方、刘登瀛、朱培琯、张相时、钟林等人，他们皆是一时硕彦，多服务于南洋文化教育事业，有的为报馆主任、有的为大学教授、有的为中学校长。张铭慈；《刘士木先生事略》，载《南洋学报》，第8卷第2辑，1952年，第5页。他所主编的《南洋丛书》共计有如下三十余种，即胡炳雄的《南洋华侨殖民伟人传》(1928)、顾因明编的《马来半岛土人之生活》(1928)、刘士木译的《荷属东印度之实业教育》(1928)、黄朝琴译(长野朗著)的《中华民族之国外发展》(1929)、刘士木和钱鹤合编的《南洋华侨教育论文集》(1929)、李长傅的《南洋华侨史》(1929)、李长傅的《南洋华侨概况》(1930)、刘士木编的《南洋荷属东印度之经济》(出版年份不详，丛书8)、黄昌怀的《汉巫辞典》(出版年份不详，丛书9)、李长傅的《南洋通史》(出版年份不详，丛书10)、刘士木的《南洋概要》(出版年份不详，丛书11)、林奄方的《南洋园艺视察谈》(出版年份不详，丛书12)、刘士木编的《南洋荷属东印度商法》(出版年份不详，丛书13)、刘士木和宋英仇合编的《南洋各殖民地立法制度》(出版年份不详，丛书14)、李长傅的《南洋地理志略》(出版年份不详，丛书15)、王旦华和顾因明合译的《南洋槟榔屿开辟史》(出版年份不详，丛书16)、刘士木和宋英仇合编的《暹罗民商法》(出版年份不详，丛书17)、吕家伟的《华侨运动之意义及其计划》(1931)、林奄方的《热带有用植物小辞典》(出版年份不详，丛书19)、刘士木编的《南洋荷属东印度之教育制度》(出版年份不详，丛书20)、钱鹤编的《南洋华侨学校调查与统计研究》(1930)、刘士木编的《南洋各属学校注册条例》(出版年份不详，丛书)、刘士木的《卅年来日本南进之实况》(出版年份不详)、王旦华和顾因明的《马来民族史》(出版年份不详)和《莱佛士传》(出版年份不详)、张铭慈译的《南洋丛谈》(1931)、《荷华辞典》(出版年份不详)和《马汉辞典》(出版年份不详)、张铭慈等的《南游诗稿》(出版年份不详)、刘仁航的《南洋游记》(1935)、张铭慈的《南西文稿》(出版年份不详)。此外，还有两本地图，即陈再安和顾因明的《马来半岛详图》(出版年份不详)、李长傅和顾因明的《南洋物产交通略图》(出版年份不详)。萧文增：《追悼刘士木先生纪》，新加坡：《南洋学报》，第8卷第2辑，1952年，第12-13页。其中有的是当时南洋研究的重要著述，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尤其是李长傅的《南洋华侨史》最有贡献，成为早期东南亚华侨研究的经典，此书出版后又经作者修订补充，并于1933年再版。这套丛书到刘氏去世时已经累计至50种。
这套丛书一如《南洋研究》，其内容以南洋研究和南洋华侨问题为重点，差别只在于前者是短文或论文式发表，而《南洋丛书》则以专著的形式出版，因此，许云樵认为，“在何海鸣时代，中国学者只是片断地掇拾，或粗浅地论述，到这时已能作整本专书的编译”许云樵：《五十年来的南洋研究》，刘问渠主编：《这半个世纪(1910—1960)：光华日报金禧纪念增刊》，槟城：《光华日报》，1960年，第147页。，这无疑是中国南洋研究的一大跨步。更重要的是刘士木认为华侨问题的解决已经不再是单独空泛的“提倡侨教”和“促进文化”可以处理得了的，必须具体落实到“组织华侨”和“发动华侨”的行动上。《暨大的新使命》，上海：《南洋情报》，第2卷第3期，1933年6月，第140-142页。故许云樵认为，“他鼓励中国学者南进，执教或办报，以精神文化给养南洋华侨社会，比何海鸣的唤起国内人士对华侨的注意和重要更进一步。”许云樵：《五十年来的南洋研究》，刘问渠主编：《这半个世纪(1910—1960)：光华日报金禧纪念增刊》，槟城：《光华日报》，1960年，第147页。看来是有所本，而非溢美的泛词。
他的积极鼓吹和推动影响了不少学人投入南洋研究的领域。例如李长傅说他自己对南洋问题发生兴趣，完全是因为有一次在无锡听过刘士木演讲所受的影响张铭慈：《刘士木先生事略》，新加坡：《南洋学报》，第8卷第2辑，1952年，第5页。，即为一例。由于这部分资料缺乏，笔者在此无法详细论述。
[BT2]〓〓三、刘士木的译著
刘士木对南洋研究的鼓吹，也具体表现在他的著述和翻译工作上。刘士木从日本留学返国后便常在《侨务旬刊》发表文章。刘士木重要的著述主要集中发表于1927年他担任文教部主任至他于1938年避居槟城的十年内。这段期间他共出版了12册专书，除了两册，其余皆由文教部出版，计有《荷属东印度之实业教育》(1929)、《南洋华侨教育论文集》(与钱鹤合编，1929)、《南洋荷属东印度之经济》、《南洋概要》、《南洋荷属东印度商法》、《南洋各殖民地立法制度》(与宋英仇合编)、《暹罗民商法》(与宋英仇合编)、《南洋荷属东印度之教育制度》、《南洋各属学校注册条例》、《卅年来日本南进之实况》、《南洋地理》(与沈厥成合著，商务印书馆，1938)，《日本之南生命线》(松村金助著、刘士木译，上海：中南文化协会，1935)，其中合编三种，合著一种，译作两种，主编四种，专著只有两种。这期间他也发表不少文章，散见于中国和新马一地的报章期刊，部分收录进上述专著。根据笔者收集所得，二战以前刘士木共发表45篇文稿，译稿、著述和书信皆有，其中译稿16篇，著述25篇，有两篇在其故后刊登于《南洋学报》，书信两封。他的文章主要发表于其主编的《南洋研究》，文教部的《南洋情报》和新加坡的《星洲日报·南洋研究》副刊也是主要的发表所在，尤其是《南洋研究》，他又编又写，几乎每一期都可以看到他的著述发表。至于其他的发表园地有《华侨半月刊》、《侨务月报》、《海外月刊》、《中南文化》和《礼拜六》。(有关刘士木文章的发表详情可详见表一和表二)[LM]
[JZ][HT11.H]表一〓刘士木翻译之译文
[HT10.H]序[JZ]发表日期[JZ]著者/译者[JZ]文章发表处卷［期］：页[HTSS]
1929年木村增大郎著、刘士木译日本南进策南洋研究1930年1月铃木梅四郎著、刘士木译马来半岛纵断记南洋研究1930年12月刘士木译南洋各殖民地立法制度——荷属东印度之立法制度南洋研究1931年5月6日刘士木译述荷属东印度之风俗习惯南洋研究1931年6月木村增大郎著、刘士木译日本人眼中之南洋华侨南洋研究1931年9月刘士木、李耀商译荷属东印度民法摘要南洋研究1932年6月5日、6月19日、7月3日、7月17日、7月31日、8月14日、8月28日刘士木(译)荷属西里伯CELEBES岛志[JP3]《星洲日报·[JP]南洋研究》1932年9月11日、9月25日、10月9日、10月23日刘士木(抄译)、藤山雷太(著)述发展南洋应有之施设[JP3]《星洲日报·[JP]南洋研究》1933年2月15日刘士木译述日本人所见之荷印与马来亚南洋情报1933年4月1日刘士木译菲律宾独立运动经济的意义南洋情报1［9］：348-349[BG)F][LM][JY]续表
[HT10.H]序[JZ]发表日期[JZ]著者/译者[JZ]文章发表处卷［期］：页[HTSS]
刘士木译日本在南洋贸易的现状及其对策侨务月报1934年3月16日刘士木译日本与南洋贸易之现状及将来华侨半月刊1935年1月13日、1月27日刘土木[JP3]南洋华侨现在所处之危机与今后之出路[JP]《星洲日报·南洋研究》1935年8月18日刘士木(译)1934年上半期南洋荷属东印度经济界《星洲日报·南洋研究》1936年7月12日、7月19日、7月26日三原新三(著)、刘士木(译)有意外希望之暹罗棉作《星洲日报·南洋研究》1936年12月5日刘士木译重新认识南洋礼拜六
[JZ][HT11.H]表二〓刘士木撰写之论文
[HT10.H]序[JZ]发表日期[JZ]文章发表处卷［期］：页[HTSS]
1928年1月日人藤山雷太氏的南进策南洋研究1928年2月荷属东印度概况南洋研究1928年3月英属南洋概况南洋研究1928年4月菲律宾概况南洋研究1928年5月暹罗概况南洋研究1928年6月法属越南概况南洋研究1929年日本之对菲律宾政策南洋研究1929年香料群岛志南洋研究1929年马来群岛概观南洋研究1929年通信；南洋问题与华侨问题(刘龙泽与刘士木来往信函)南洋研究2［3］：107-111[BG)F][LM][JY]续表
[HT10.H]序[JZ]发表日期[JZ]文章发表处卷［期］：页[HTSS]
1929年交通与华侨南洋研究1929年暹罗最近概况南洋研究1930年12月爪哇黄素封先生致刘士木先生书南洋研究1932年7月南洋华侨之危机南洋研究1932年11月15日、12月1日、12月12日、1933年1月1日、1月15日、3月1日、3月15日、4月1日、4月15日、5月1日、5月15日南洋丛谈南洋情报1933年南洋殖民地民族之解放运动南洋研究1933年1月15日爪哇人的婚俗南洋情报1933年暨大的新使命南洋情报1933年9月1日贸易非常时与南洋市场南洋情报1933年10月1日南洋经济恐慌之现势南洋情报1934年2月15日亲日国之暹罗华侨半月刊1934年4月日本经济南侵之猛进海外月刊1934年12月1日南洋华侨现在所处之危机与今后之出路中南文化日本南进论的根据星洲日报半月刊第5、6、7三期连载
今日之荷属东印度序星洲日报半月刊第12期[BG)F][LM][JY]续表
[HT10.H]序[JZ]发表日期[JZ]文章发表处卷［期］：页[HTSS]
1952年12月槟城文库组织缘起南洋学报1952年12月吾与光华四十年南洋学报
他的著述，不论专著或文章，可以归纳为如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南洋各地的教育研究，其次是南洋各地的经济和商业法律的研究，其三是南洋史地概论，最后是日人南进的研究。由于推动华侨教育是暨大的重要工作，对华侨教育的研究自然成为当务之急需，在他的编著中有四种属华侨教育研究。第二种类的著述是结合刘士木的本科专业，他毕业于日本大学经济系，南洋各地的经济情况自然成为他的研究对象，共有四种。第三种类的著述共有两种，透过对南洋各地的介绍，让国人对南洋有一概略性的了解，否则以当时中国对南洋的研究和了解，遑论欧美，即使是日本，中国也自叹不如。至于最后一类的论著，一译一著，共两种，皆在警惕国民和南洋华侨小心日本列强的野心，充分体现刘士木的爱国精神。
专著以外的文章则有25篇，内容方面以介绍南洋的文章占多数，同时篇幅也较长，共9篇。另有谈华侨的3篇、与日人南进有关的有4篇，其余的是介绍南洋经济、风俗、民族解放运动的文章。
除了译介日本著名记者松村金助从南洋返国后之调查报告——《日本之南生命线》为专书外，刘士木的其他译作皆为单篇文章。他翻译的文章共有16篇，内容方面以翻译日本人对南洋之政策和看法的文章占多数，共7篇，其余为南洋概论、风俗、经济和法律。前者的目地在于暴露和揭发日本人对南洋的野心，并以此警惕国民政府应当对南洋华侨事物多加留意。后者透过翻译日本人的研究成果，旨在让中国南洋研究的学界了解日本人研究南洋的成果及其如何研究南洋。
除了以上提及的著述，他死后仍未出版的著述计有《南洋游记》、《日本南进文献汇编》、《中国南洋文献》、《槟城漫记》、《南洋问题研究》、《五百石洞天挥尘》、《卧云楼笔记》、《槟城闻见录》、《爪哇故事集》。萧文增：《追悼刘士木先生纪》，新加坡：《南洋学报》，第8卷第2辑，1952年，第13页。
刘士木虽是南洋研究的首倡者，但他的著述以介绍概论性质为主，同时偏于当代时事析论，若以现今的研究视角视之，已经没有多大的学术价值，他的著述也没有为后人留下宝贵或开创性的成果，这是刘士木在南洋研究上的不足。其著述最大的意义在于提供有关南洋的讯息，是中国认识南洋的一扇窗户。同时，在当时的政治局势下，他对于南洋的时事分析无疑地对中国了解南洋和华侨，争取南洋华侨对中国的认同，以及正视南洋的重要性，均有积极的作用。他的译作，情况与著述大同小异，所选译文章之内容也偏重于介绍性质和有关日人南进政策的论著，除了《日本之南生命线》为整部专著翻译外，余皆为短小的文章，欠缺鸿篇巨著经典著述的译介。限于选译文章的内容和性质，刘士木的译作，也鲜少针对内容详加注释考订，仅在某些地名物产名称费苦心。故此，他的译作相较于冯承钧和姚楠，实无法同日而语。此外，他偏重于编译，而乏专著，这是为何刘士木不论在译作或著述方面没有传世名作的原因，其身后悼文多有述及他为南洋研究的推动人或首倡者、为学术文化而牺牲的文化斗士、锲而不舍的藏书家，但却无一语道及他的著述成就。
这种情况的出现，与刘士木所处的时代有密切的关系，1920年代末至1937年“七七事变”是日本人侵华日促、觊觎南洋的年代。南洋华侨的处境以及南洋的资源和优势由此必须给予关注。认识和了解南洋因而成为当时国民政府的紧迫任务之一。暨南大学的成立即担负这种使命，即“促兴华侨文化”和“教育华侨子弟”。在暨大名下成立于1927年的文教部目的即在通过调查研究推动这项使命。文教部的创设意义在暨大校长郑洪年的《16年改革计划大纲》内有明确的阐述：“设立南洋文化教育事业部，期与南洋华侨各种教育机关，联为有系统的组织，以统一南洋所有文化教育事业，并调查南洋各属华侨的生活，为将来文化运动上设备扩充的根据。”《南洋文化教育事业部概况》，新加坡：《南洋研究》，第2卷第1号，1928年，第161页。当时规定文教部应努力的事项有如下五项：一、灌输祖国文化于南洋；二、调查南洋实际情况，以为研究及启发之标准；三、从教育上增进华侨开拓之能力；四、促成国人向南洋发展之企图；五、鼓励华侨参加祖国之一切运动。由于文教部使命的扩大，因此刘士木认为“具有错杂的内容和新的形式底华侨问题，已经决不是什么‘促兴华侨文化’、‘提倡华侨教育’等单独的口号和行动所能解决了。相反，倒要从经济与政治之实践的斗争中，把华侨问题——在这里可以说是华侨解放运动——作为是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之一有机的部分来处理，那么才可以把握着这个问题之结解开的端绪。”《暨大的新使命》，新加坡：《南洋情报》，第2卷第3期，1933年6月1日，第140页。
从暨大的使命和文教部的工作项目观之，文教部的成立具有强烈的政治性，主要在促进侨务，而学术研究仅是促进侨务的一个组成部分。身为文教部主任的刘士木为达成任务，其所撰述和译述的文字自然难免以此为导向，充斥时效性、政治性和概论性，自然难以流传久远。
然而，这些文字正好凸显了刘士木的爱国和民族意识。他认识到南洋和中国的密切关系，因此积极呼吁了解、认识、研究南洋和华侨，提醒国人和南洋华侨关注日本的动向，只有如此方能与日人争一日之短长。这种忧国忧民的精神在《日本之南生命线》译者序体现无遗，序文开首即点出日人之野心，以南洋和满蒙为其南北生命线，启其侵略雄图，进而论述日人如何以其政治经济实力入侵南洋，进逼华侨，“专以夺取华侨在南洋之地盘为目的，以十年为期谋尽驱逐华侨于南洋之外”，最后呼吁“政府及内地人士以相扶持相维系，发展内地及南洋实业”，并要求华侨醒悟，因为“侵华之危机，现在已至千钧一发”。松村金助著、刘士木译：《日本之南生命线》，上海：中南文化协会，1935年。其文沉痛恺切，而其翻译此书的目的在“欲使国人共知日本南进之野心，以及吾侨胞在南洋群岛目前所处地位之危险，而共谋设法挽救”。松村金助著、刘士木译：《日本之南生命线》，上海：中南文化协会，1935年。
以上所述在于体现他强烈的爱国家爱民族的精神，其为国为民服务的用心良苦深切著明，他的著述资讯介绍成分大于学术研究，有无法摆脱的政治倾向，也就无可避免了。
[BT2]〓〓四、南洋研究的藏书家
刘士木除了是南洋研究的首倡者，同时也被誉为南洋文化的斗士，这体现在他穷毕生精力搜罗南洋图籍文献上面。在新马南洋研究学界，除了刘士木，另有两位著名的藏书家，他们是许云樵和陈育崧。三人之中要以刘士木的藏书过程最为艰困坎坷。
他嗜书如命，大量搜罗和珍藏书籍剪报，但不幸的是，自1923年东京大地震至日军攻陷马来亚为止，曾先后四次遭受损书之痛。民国成立后不久，他常往返日本、上海和南洋，并在日本养成搜集资料的习惯，东京大地震虽死里逃生，但他幸苦搜集的图书资料不少毁于一旦，只剩余部分带回上海。在上海时，除在上海的日本书局购书，也从日本邮购，但“一·二八”战事爆发，其许多珍藏付之一炬。1938年避难南来，花了三年时间收集的各类图籍，于日军南侵时，虽得到两位友人代为分藏，但仍然难逃或被焚毁或被虫蚀的厄运，当时埋在土中仅存的只是无甚价值的普通参考书。太平洋战争结束后，他仍不放弃，在千疮百孔的环境下，锲而不舍，积年累月，千辛万苦的集腋成裘，又重新搜罗了大量的图书典册，这些书籍在他身后经由其夫人分类整理成为槟城文库的藏书。张铭慈：《刘士木先生事略》，新加坡：《南洋学报》，第8卷第2辑，1952年，第3-6页。
刘士木以毕生的精力，献身于文化事业，不计个人的幸福和家庭利益。他的生活俭朴，不修边幅，所穿衣物经年不坏；对于饮食起居，能省则省。无论经济拮据或手头宽松，他都采购书籍，因此其寓所里永远堆满书籍报纸，所用一切家私，几无完物。他视书重于生命。晚年病重时，他仍在气喘乏力时不断叫其女儿动手代他检出各种书报，分类处置。在服药昏眩时，他频作谵语，不时呼唤家人要提防窃贼偷窃其藏书。见人捧书，他则问是否为其藏书。直到病危时，他才泪流满眶表示其无限的伤心和不舍，还说：“我为书而死，为文化而牺牲。”临终前，他婉拒友人的协助并说：“我身无他物，惟破衣数件，破屋一间，所珍贵者书籍而已！”张铭慈：《刘士木先生事略》，新加坡：《南洋学报》，第8卷第2辑，1952年，第5-6页。难怪郑子瑜在悼文中如是评价刘士木：“你同时又是今日世界上收藏南洋研究材料最多的第一个收藏家，凡是有关南洋的材料，你无不搜集，就是国家设立的南洋研究馆，恐怕也没有你那么丰富……你近几年来蛰居槟城，在贫病交相煎迫之下，还是孜孜不倦的为研究南洋问题，以及剪存有关南洋材料，辑集有关南洋学术的著作而操劳；非至上帝把你的生命夺回去的最后一秒钟，你是决不肯停止的。”郑子瑜：《悼刘士木先生》，新加坡：《南洋学报》，第8卷第2辑，1952年，第11页。
其实藏书也是刘士木推动南洋研究的一种努力。“刘先生爱书如命，珍视文化不遗余力。自东京大地震起至马来亚日本统治时止，曾先后受四次损书之痛。光复后，于千疮百孔之处境下，重行挣扎，积年累月，经万千苦楚，遗下藏书甚丰，刘夫人将它保存槟城文库，分类整理后，免费借出”萧文增：《追悼刘士木先生纪》，新加坡：《南洋学报》，第8卷第2辑，1952年，第13页。，裨益后学。
[BT2]〓〓五、结论
刘士木的离世已逾半世纪，他是位爱国的文史推动者和工作者。他透过组织办学报、提拔人材、主编丛书，并大量搜罗有关藏书，鼓吹南洋研究，同时发扬爱国意识。他本身如此自许：“予致力南洋文化事业凡三十载，向以专著之编纂，及图籍之刊布为两大要务……”刘士木：《刘序北大年史》，许云樵：《北大年史》，新加坡：南洋编译所，1946年。南洋学会致送如下的挽联：“论事业，论文章，一生南洋研究，开源导流共推泰斗；是学者，是名士，十年北马隐居，安贫乐道不愧完人”；许云樵认为他是“正式研究南洋的首创者，一生从事南洋研究，到处鼓吹南洋研究，安贫乐道，至死靡它。”许云樵：《五十年来的南洋研究》，刘问渠主编：光华日报金禧纪念增刊》，槟城：《光华日报》，1960年，第147页。这样的评论是恰如其分的。他不仅开创中国南洋研究的新局面，因为他在暨大的努力，为新马南洋研究制造了发展的契机，对新马南洋研究有着承前启后的作用。
为了纪念他，南洋学会理事会议决作出三项永久纪念办法：(一)在南洋学报第八卷第二辑编印纪念特辑；(二)筹募纪念基金为奖励南洋研究；(三)赞助并鼓吹“槟城文库”的成立。纪念特辑今已如期出版；以“槟城文库”命名的珍贵图书约200种，现藏于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图书馆，部分则由该馆转赠槟城韩江学院。至于纪念基金的筹募，似乎没有后续行动，这无疑是美中不足，有所缺憾的地方。
[HTK]作者简介：廖文辉，马来西亚新纪元学院中文系讲师。
[JZ][WTHZ]AnAssessmentofLiuShimuandHisWorks[WTBZ]
[JZ]LEWBonHoi
[WTFZ]［Abstract］[WTBZ]LiuShimuwasthemanwhofirstadvocatedanddevotedhiswholelifetopromotingSoutheastAsianstudies.DuringhistermofthedirectorofDepartmentofCultureandEducationofSoutheastAsia，heeditedandpublishedtheJournalofSoutheastAsianstudies.HealsocompiledandtranslatedtheseriesofSoutheastAsiapublicationwhichinfluencedthescholarsofthetimes.Helackedthemasterpiecesbecausehisworkshadbeennomonographandplacedemphasisoncompilingandtranslating.However，itiscertainthathewasabookcollectorwithperseveranceandafighterforacademicstudiesandculture.
[WTFZ]［Keywords］[WTBZ]LiuShimu；SoutheastAsianStudies；DepartmentofCultureandEducationofSoutheastAsia
[HJ][LM][BW(D(Y0mm，0mm，)MD1][BG(][BHDWG4mm,WK100mmZQW][HT8.5S1]美国学者关于华人历史的研究及其对华人正面历史形象的重塑[BHDWG12mm][BG)W][B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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