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2年8月20日在明朝旧都举行的仪式,在古老的中国是史无前例的。南京城墙的前方,英国士兵为发动进攻作着准备。扬子江宽阔的水面上,70多名英国士兵正在为运送火药而忙碌。面对来自中国长时间的侮辱和伤害,伯驾译者注:伯驾(1781—1869),出身英国贵族。1841年5月12日,英政府任命伯驾为侵华军总司令兼海军司令,统率英侵华舰队一路进攻厦门、定海、宁波、镇海、乍浦、吴淞、镇江等地,直至1842年8月战争结束。1843年5月,伯驾以战功晋位爵士,年俸300英镑。提督和郭富译者注:郭富(1779—1869),生于爱尔兰。鸦片战争爆发后,他被任命为英国侵略军陆军总司令,于1841年3月2日抵达广州。将军终于决定予以应有的惩罚。但是由谁来负责实施这一行动尚未成定论,因为他们中谁也没有作好足够细致的准备。外交,而非战争,才是值得推崇的工具。驻华公使璞鼎查译者注:璞鼎查(1789—1856),鸦片战争时英国侵略军全权代表。1841年继义律之后作为全权代表来中国,扩大侵略战争,率舰队攻陷厦门、定海、宁波和乍浦。1842年6月侵入长江,攻陷吴淞和镇江,8月在南京与清政府代表耆英、伊里布签订《南京条约》。次年兼任香港总督。打算在中英之间缔结一份条约,把英国和中国的关系摆放到合适的位置上。中国人已经在乍浦、吴淞和镇江见识过数量众多的英国炮舰,帝国使团也最终同意派出足以代表天子权力的大臣来南京商讨和平事宜。在中国的历史上,帝国政府将第一次和一个“外藩”签订战败条约,凌辱将(以书面形式)让位于国际宽容。条约的交换仪式无疑是值得铭记的。在“皋华丽”号巡洋舰的甲板上,中国使团得到全权大使的接见。当3位中国政府的官员迈开脚步,第一次踏上英国的炮舰时,甲板上全副制服的官员们兴奋不已,海军展示着他们引以为豪的武器,乐队演奏着他们拿手的乐曲。
在盛况空前的仪式中,一个瘦长的金色头发的男孩,被非常正式地介绍给帝国使团。他就是哈里·史密斯·巴夏礼。他有着特别年轻的脸庞和活泼的蓝眼睛。这一刻,14岁的巴夏礼出现在历史性的场景之中。从这一天开始,直到后来的40余年间,巴夏礼在英国和远东关系的大部分历史事件中扮演了引人注目的角色。1842年,他开始在南京替璞鼎查处理公文,后来他作为大英帝国的公使被派往北京的朝廷。巴夏礼繁忙而波澜壮阔的一生在1885年画上了休止符。
《南京条约》签订的时候,巴夏礼受雇于马儒翰译者注:马儒翰,第一个来华新教传教士罗伯特·马礼逊之子。。马儒翰当时是璞鼎查的中文秘书。巴夏礼正在努力地跟他学习中文,希望可以成为一名翻译官。那段日子里的经历还不算是对他的综合能力的测试。对于一个13岁的男孩来说,想得到成为一名学者型翻译官的机会是很难的。一个喜欢行动的人不会是一个喜欢语法的人,巴夏礼本质上就是这一类行动主义者。对于他们来说,行动和责任感就像是维持生命的呼吸。正是他们制造了印度帝国,在地球上布下英国的殖民地。迄今为止还很难用一种综合测试来测定他们无与伦比的品质。
13岁的男孩在中国开始他的职业生涯归因于一连串的机缘。哈里·史密斯·巴夏礼于1828年2月24日出生在斯特拉福德郡沃尔索尔附近的教区。30年后,他的名字在中国家喻户晓,关于他出身的各种传奇故事也纷纷被创造出来。然而,事实总是简单而缺乏罗曼蒂克情调的。他的家位于英国中部,是一个中产阶级家庭,许多家庭成员被送去教会或者参加海军。他的祖父约翰·巴夏礼在赫尔佐温开了个诊所,并且和威廉·博拉斯通家的女儿结了婚。他们养育了两个儿子:一个叫约翰,是一名海军上尉;一个叫哈里,在伍尔弗汉普顿的银行工作多年之后创立了巴夏礼公司,他的铁厂至今仍在运作,只是不再与巴夏礼家有任何瓜葛。巴夏礼的父亲被描述成精力充沛和独断独行的实业家,他不安于银行职员的工作,开创了自己的工厂,并全身心地投入困难和风险并存的铁厂实业中。他的儿子和他一样充满了活力和勇气。父子俩的个子并不高,都长着明亮的眼睛。巴夏礼的父亲还是受人欢迎的社交能手,擅长背诵和歌咏。据说他凭借坚持不懈的努力最终打动了巴夏礼母亲的芳心,于1821年携着心爱的女人的手踏入了婚姻的殿堂。他的妻子是乔治·吉通的女儿。乔治是一名文具商、书商,也是经营邮票和明信片的商人,住在布里奇诺斯。巴夏礼夫人聪慧的性格和体贴入微的魅力立刻为她赢得了丈夫家人的喜爱。3个孩子的诞生使他们的婚姻关系变得更加亲密。哈里·巴夏礼是她最小的孩子。她欣慰地发现他具有快速的反应能力,这也在日后成为他显著的特征。她用了极大的精力来训练他的记忆力,比如教他背诵《圣经》的全部篇章。即使在50年后,哈里仍然清晰地记得他和母亲一起做祈祷的房间的样子。不幸的是,她照顾孩子的时间并不长。1832年,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将她打垮。在她逝世后的1年,也就是1833年8月3日,她的丈夫也死于马车事故。
相继失去父母的3个孩子跟随父亲的弟弟约翰来到伯明翰定居。他们的这位叔叔此时已从海军退役,有5个女儿和1个儿子。哈里不久就和他的堂兄妹们开始了在巴尔萨赫斯的寄宿制学校的生活。对他来说,最令人兴奋的事情莫过于在假期聆听约翰叔叔讲述英国人在海上的胜利和英雄水手尼尔逊的故事。在他幼小的心灵里已经萌生了为英帝国的伟业奉献自己的想法。然而好景不长,1837年,灾难再一次降临到巴夏礼的身上,他的水手叔叔突然病逝,他的家庭在经济上陷入极度拮据的境地。尽管如此,孩子们并没有放弃学业,而是改去普通的学校上课。1838年,哈里进入爱德华国王的语法学校学习,并在那里师从曼彻斯特主教。在那里的几年,他成为达拉谟、莱特富特和韦斯科特的同窗。爱德华学校的大师和学者们对巴夏礼个性的铸造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尽管他还太小,无法在做学问方面鹤立鸡群,但他已经培养起了工作的精神和品格。
与此同时,有一件事情为巴夏礼兄妹到中国定居铺平了道路。巴夏礼的父辈的一位嫡亲表妹玛丽·温斯特加入了女士社团,并在1832年去马六甲海峡为传教士学校工作。1834年,玛丽与汉语专家、探险家郭实腊译者注:郭实腊(1803—1851),德籍新教传教士。1835年2月被英国商务监督律劳卑聘为翻译。1842年8月参与签订《南京条约》,后任港英政府的中文秘书。其外文著述有70余种,较著名的有《三次航行中国沿海记》、《中国史略》、《开放的中国》、《道光皇帝传》等。结婚。婚后不久郭实腊就被任命为商业监督,这被认为是当时驻中国官员的最高头衔。当郭实腊夫人得知她的表兄约翰去世的消息时,她正居住在澳门一所很大的葡萄牙住宅中。澳门是当时中国沿海唯一的欧洲殖民地,那时香港还未纳入英国囊中。郭实腊夫人把自己的家变成了难民所,本着慈善家的精神,她收养了中国的盲童和弃婴。她也邀请她的两个已成为孤儿的表侄女来和她同住。凯瑟琳·巴夏礼欣然接受了她友善的请求,并在她妹妹伊莎贝拉的陪伴下,于1838年坐船来中国。和她们同船的乘客中有著名的中国学者和传教士麦都思译者注:麦都思(1796—1857),英国传教士。他在东南亚一带传教近20年,曾于1835年从广州北上,游历上海和山东、浙江、福建沿海等地。1843年11月,上海开埠,他即到上海定居,建立墨海书馆。这是外国人在中国开办的第一个现代化的印刷出版机构。及其妻子,还有皇家外科医师学会会员雒维林译者注:雒维林(1811—1896),英国利物浦人。1839年受英国基督教伦敦布道会指派来华,先后在澳门、香港、舟山、宁波等地传教施医。遗著《在华之教会医师——二十年经验之叙述》,为清嘉庆以后60年间不可多得的医学史料。,后者日后以医学传教士的身份在中国工作。凯瑟琳和雒维林在这次航行中萍水相逢并坠入爱河,1841年结为夫妇。他们两个人生活得很愉快。这本回忆录要感谢他们的鼎力相助和良好的记忆力。应该说,如果没有雒维林先生提供信函和可信的信息,此书是无法完成的。
对这两个年轻的女孩来说,在中国开始她们的生活并非易事,普通人也很难想象。确实,欧洲人对她们能否在这一广阔的大地上居住是心存疑虑的。
1833年末,对英国利益的保护从东印度公司译者注:英国东印度公司(BritishEastIndiaCompany)成立于1600年,全称为“东印度群岛贸易的英国商人联合公司”,总部设在伦敦。它得到英国伊丽莎白女王的特许状,有垄断好望角以东各国贸易的权利。1689年,东印度公司董事会决定在印度增加税收、扩大贸易、保持武力、建立国家。但是,随着英国工业资产阶级力量的增长,英国议会对公司事务的干涉越来越多。英国政府先后于1813年和1833年取消公司对印度和中国的贸易垄断权,并于1858年撤销东印度公司。转移到女王手上,这一过程将中国人和外国人之间的关系带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公司的办事机构一直蒙受着奇耻大辱,直接代表主权国家的官员竟然不能从属于该机构,东印度公司的商人们被中国人置于次等地位。一直以来,傲慢自大的中国官方就用轻蔑的口吻称呼外国人为“番鬼”或“夷人”;除了广州,公司的办事机构不能在中国广袤土地的其他任何地方落脚;与清廷官员接近,只能采用十分卑微的“请愿”的方式;与官员进行贸易活动则要以当地的“行商”为中介。
这样的状态与中国的政策保持了完美的一致:它保证了尤其被广州南方市场所认可的贸易的安全,使中央王朝一贯的趾高气扬的态度得以延续,维护了中国官方在面对其他国家时的神圣不可侵犯,也让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人对外国人所实行的无礼的、诬蔑的方针得以延续。这种待遇类似于在克莱武译者注:克莱武(1725—1774),1743年起投身东印度公司,带领军队参加东印度公司争夺孟加拉的战斗,1757年初占领加尔各答,并取得英军在加尔各答的驻防权,后被东印度公司任命为孟加拉总督。占领孟加拉期间,他抢夺了大量财富,受到英国统治阶级的赞赏。的时代到来之前,我们的东印度公司代理人不得不任由高高在上的莫卧儿统治者玩弄于股掌之间。这样的境遇确实非常糟糕,对于贸易公司的经理们来说或许还能暂时忍受,但皇权代表就没那么好欺侮了。因而当律劳卑在1834年以近乎全权大臣的头衔出任商业监督时,他采取了一种截然不同的态度。
律劳卑奉巴麦尊勋爵之命准备将一封诚挚的信呈递两广总督,努力想打开与北京朝廷进行直接沟通的局面。然而,自命不凡的中国皇帝是不会承认其他主权国家的存在的,当时大英政府还没有完全意识到这一点。律劳卑到达广州之后,请求与当局会面,英国人相信任何一个文明社会都会接待一个友好的外国特使。结果可想而知,他的书信被退回,他不但受到了侮辱还差点被中国当局处死。
从那以后,追求平等地位的念头就被搁置起来。官员们以一种漠然的态度恢复到先前低人一等的地位,贸易得以继续。商人们通过户部、行商进行贸易活动。律劳卑的继任者罗便臣也没有能够从当局获得多大的体谅。当他以最温和的方式抗议中方对英国船只的抢劫和对船员的囚禁时,他得到的是无尽的嘲笑。中国一直成功地为所欲为,并与外国人保持着距离,外国人也因而不得不忍受各种各样的侮辱和冒犯。但是情况也并非毫无改善,1837年,当义律成为商业监督后,中国人确实允许他居住在外国人的居留地里。中方的主要意图是让他维持英国海员和商人之间的秩序。义律同时得到了和当地官方接触的许可,但只是被当作商船押运员来对待。
在义律上尉的任期内,林则徐于1839年1月受皇帝之命来到广州(这里的鸦片贸易曾两度延缓,又两度小心翼翼地恢复),调查紧张的事态并奉命查禁鸦片贸易。参见D.C.Boulger的《中国历史》(HistoryofChina)第三册的第四、五章。该书对这一交易作了很好的记述。
林则徐
半个世纪以来,鸦片贸易成了令人烦恼的问题,英国国内就这一问题的观点也有明显的分歧。(作者注:人道主义者的哭泣,值得尊敬的、拥有平和性格的国会成员每年都沉醉于印度的预算。)据说英格兰是在刺刀的威胁之下才把有害的鸦片强加给并不愿意吸食它的中国人的。英国在中国的3场战役被冠上了“鸦片战争”的恶名。很可惜,这样的问题本不该被用于解释其他目的,英格兰的公众意见也不该被建立在对历史误解基础上的浅薄的辩论所歪曲。令在东方的英国人感到惊异的是,英国国会下议院的成员会在无知的情况下决定庄严的帝国事务。在长长一串相似的愚行的单子上,“反鸦片”热潮无疑是国会最不称职的例子。
整个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否抽鸦片(尽管这是鸦片在中国使用时的唯一方式),或者它是否有害,而在于英国向中国开战是不是为了开通鸦片贸易来获取利润。我们已经听说过关于鸦片的影响的每一种自相矛盾的观点。有人说抽鸦片是一种“无可救药的罪孽”;有人说滥用鸦片并不像酗酒那样具有伤害性,同时,适度使用是十分有益的。
所有上述讨论都偏离了主题。抽鸦片是中国人根深蒂固的习惯,在东印度公司将它带入中国之前就已经存在很长时间了。在16、17和18世纪,鸦片的进口在中国是被认可的。1799年,因为支付外国进口货物造成白银短缺,中国政府得到警示,决定禁止最大宗的鸦片贸易;所以,不是因为鸦片本身有害,而是因为它卷走了太多白银。然而,40年来这一政令只是废纸一张,贸易照常进行,这符合了中国人自己的意愿。义律在写给外交部的信中指出:“将鸦片贸易称作‘走私’完全是词汇使用的混淆”,“鸦片贸易是被正式严禁的贸易,但是当局对这一贸易的支持程度远远超过这个国家其他任何一部分的贸易。鸦片贸易的开始和存在都有赖于清国人衷心的纵容和默许,没有他们持续的支持是不可能做到这一步的”。关于恢复鸦片贸易的历史事实,请参见前任中国海关检察长H.N.Lav,C.B.撰写的《鸦片问题笔记和我们与中国关系的简要调查》(NoteontheOpiumQuestionandBriefSurveyofOurRelationswithChina,1893)。人们喜欢鸦片,中国官员喜欢鸦片,大量的罂粟在中国种植,价格昂贵的鸦片被兴高采烈地从印度进口。鸦片不再是强加给中国的,中国当局也从未控诉我们强行出口。1837年他们甚至建议使鸦片贸易再度合法化,从而检验白银是否枯竭。这些都证明,鸦片牵涉的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不是道德评判的问题。
我们确实看到了雄辩的中国人对吸食鸦片之罪恶的谩骂。我们发现,在英国公众的观点发生明显分裂之际,关于道德与否的争论立刻兴盛起来。
然而那些研究过中国法令和布告的人认为他们的高尚情操是大打折扣的。毫无疑问,在北京存在着反鸦片的派别,他们通过另一种方式表明在总部有强烈的排外情绪,他们的焦虑使中国试图切断和“外藩”的任何交往,他们也足够精明地认定鸦片是最重要和最值得质疑的对外贸易。但是,在公众场合就这一问题表现出最高尚情操的人,却被揭发是沉迷于鸦片的,中国的大部分官僚阶层都无可救药地吸食鸦片上了瘾。在英格兰对中国采取任何行动之前,抽鸦片已经成为中国国民的一大习惯。即使没有英国向中国贩卖鸦片,中国人抽食鸦片的习惯也会继续存在下去。
1839年3月,林则徐抵达广州,鸦片问题立刻成为焦点。他毫不理会英女王的代表,而直接去和外国商人摊牌,要求上缴每一克鸦片。他引证白银的大量流失作为他的“命令”的依据,决定强行关闭外国人在广州的商馆,带走他们的仆人,切断他们的供应。英女王的代表义律上尉报告说:“我国和其他国家的商人被拘禁,没有食物的供给,没有仆人,我们和国家之间的联系也被彻底隔断了。”“如此这般的监禁严重威胁着所有外国人的自由和生命安全。”在林则徐的要求下,英国商人上缴了超过2万箱的鸦片,价值约为200万英镑。
即使这样做,义律上尉还是在7个星期之后才得到开释。值得一提的是,林钦差贴出要求外国人上缴鸦片的布告的那天,中国政府并不确定自己将来会采取怎样的鸦片政策:是将鸦片贸易合法化呢,还是取缔鸦片贸易呢,他们还不肯定。林则徐来到广州后的第10天,外国商人们集体请愿,保证再也不会和鸦片沾边。因此,钦差就没有什么冠冕堂皇的理由采取暴力手段了。他对义律上尉的粗暴使威灵顿公爵蒙羞,这是史无前例的。正如义律所说,“这是在对女王的官员们肆意施暴”。
人们不久就明白,查禁鸦片贸易只是林则徐政策的一部分,他的目的是将所有欧洲人驱逐出中国并关闭所有对外贸易。他和真正的中国佬一样,希望“夷人”卑躬屈膝。他宣布了如下让人难以忍受的所谓权力:他将在不通知帝国代表的情况下逮捕和惩罚英国国民;在作为英人避难地的葡萄牙殖民地澳门,驻扎了2000人组成的军队。为了避免和葡萄牙关系的复杂化,义律移居到了贫瘠的香港岛,英国人在港口的船只中避难。林则徐并没有就此罢手。上岸来购买生活用品的英国人要冒着受狙击的危险,有人受伤,有人死了,香港的井还被下了毒。最后,当两名英国战士拒绝交出29箱鸦片并把它们沉入大海后,林则徐由中国的皇帝授权,宣称中国和英国的贸易完全结束,请英国人再也不要踏上中国的土地。
英国的指挥者作出极大的让步,希望林钦差能回心转意。我们对侮辱的承受能力已经超越了极限。英国的官员抗议说,他们从没有为那些被中国怀疑在货船上装鸦片的官员们提供帮助。但是,这样做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安慰,反而是换来更大的恐惧。橄榄枝被踩碎了,羞辱已经到了尽头,外国人被赶出了这片土地。
林则徐的驱逐令显然导致了战争的开始。我们没有理由说一个国家应该在边界关上大门,做缩头乌龟,逃避外部世界的打扰。实际上,这样的孤立是不被允许的,至少这对它存在于其中的整个世界来说不是件好事。只要努力,中国和英国就可以打破彼此之间伪装的边界,未被授权的贸易肯定会导致国际难题的发生。在任何欧洲政府和中国建立官方关系之前,贸易活动就已经存在了,而且无论政府试图怎样压制,贸易都应该继续在两国人民之间进行。
但是如果要继续的话,贸易应该在欧洲列强可以接受的条件下体面地进行。因此林钦差的所作所为只能被视作一种宣战,英国派出船舰和军队只是在为自己的国民争取正当的待遇。
1839年12月6日中国人宣战,战争之爆发不是因为英国人坚持向无辜的中国人民倾销鸦片,而是因为中国决定永远摆脱他们所憎恨的“野蛮人”的包袱。过去50年来,我们一直都希望能削弱中国政府设立在两国合法商业往来之间的人为障碍。
我们必须回过头来叙述与巴夏礼的将来相关的特别的事情。郭实腊夫人和她的表侄女共同度过了这段不安定时期的危险与不便。当林钦差的命令被实行时,和其他英国家庭一样,他们失去了仆人和食品,只能在停靠于香港港口的船只上避难。经过6个星期的漂浮生活之后,他们在马尼拉度过了1839年剩下的日子。1840年初,他们都回到了澳门,等待英国远征军的到来。15艘军舰和4000人的军队在6月份抵达,他们占领了宁波对面的舟山,作为开启与中国朝廷的直接和谈的据点。郭实腊先生作为将军的汉语秘书去了舟山,他的妻子和他的表侄女也一同前往。英国兵力的出现似乎预示着在中国的问题能够得到解决。出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郭实腊夫人同意了巴夏礼姐妹召唤在英国的弟弟来舟山的愿望。在这一紧急、混乱的状况下,他的盘缠是由一位在澳门的朋友提供的,即文森特·斯当东。文森特不久之后就在中国成为阶下囚。
1841年6月13日,巴夏礼搭坐“福阿姆”号从朴次茅斯出发,10月8日到达澳门。在那里,他不但有两个家,一个是郭实腊夫人家,一个是他的大姐雒维林夫人的家,而且还有了一个工作。马儒翰已经准备好欢迎他加入政府工作的阵营。马此时正担任英国全权大使和商业总监督的秘书和首任翻译官。他是华语词典的编纂者马礼逊的儿子,还是我们早期的杰出汉语学家之一。在巴夏礼到达的那天,他写信给雒维林夫人说:“您知道我和您亲爱的弟弟再次会面时是多么高兴,我诚挚地为您感到高兴。我已经提起过,如果您愿意看到他追随我的人生轨迹,让我引导他向前,这将是我莫大的荣幸。我们非常需要翻译官……就目前而言,只要他能说一丁点儿中文,我们也将很乐意接受他。”这是把巴夏礼推向女王在中国和日本的事业之最高官位的第一个阶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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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中国后的最初6个月,巴夏礼和他在澳门的亲戚们一起度过。曾经安静的旧世界的殖民地在当时受到了战争和关于战争的传言的困扰。在充斥着警报声的环境中,13岁的男孩开始学习中文。对于这门颇有难度的语言,巴夏礼的快速掌握能力是非比寻常的。1842年5月,他便在香港加入了马儒翰的行列,迈入官场。
此时,中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自英国远征军到达之后,通向广州的要塞都被英军拿下,整个城市处在英国船舰的严密监视之中,只有在中国人支付赔偿的情况下,才可以获得自由。然而,英国人却采取了一项错误的宽大的行为,日后为之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沿海的抗议和对舟山的暂时占领引起了中国政府的警觉。尽管如此,中国人并没有因此改变他们一贯的拒绝承认外国政权之平等性的方针。北京当局批判琦善在广州协商条约的行为。虽然大英帝国获得了香港,但是当胸襟开阔的璞鼎查爵士在1841年8月以全权大使身份出使中国时,他发现事情陷入了一反常态的境地:广州地区的贸易恢复了,南方进入了并不平静的休战状态,北方的司令部里却充满了敌对的情绪。显而易见,英国的利益并无法因此得到保证。既然攻击敌人的四肢没有作用,璞鼎查爵士决定敲打他们的头部,于是他出发去了北方。英国已经在厦门和宁波驻军,舟山再次被占领。全权大使希望英军的武力展示能给中国皇帝以冲击力。1842年3月,1万名中国人集结进攻驻宁波的英军,显然这不是璞鼎查翘首企盼的结果。英军轻而易举地打退了中国人的进攻,再三思量之后,璞鼎查命令部队挺进扬子江流域最大的城市——南京,向中央政权施压。沿着扬子江,英国人的战舰一路耀武扬威。为了配合全权大使的行动,伯驾和他的战舰及运输船一起向扬子江航行。
当巴夏礼离开他在澳门的亲戚家,加入马儒翰在香港的事务所时,远征军正在北上的征途中。他刚刚度过14岁的生日,从外貌看来比实际年龄要小。那些仍然记得那时的他的人将他描述成一个聪明的小伙子,有着坦白、大胆的举止,而淳朴自然的快乐脾气让他无论走到哪里都能赢得朋友。和年长者在一起时,巴夏礼安静而谦逊,有着晚辈应有的礼貌;但他并不害羞,也不拘谨,只是并不多言,有着一股稍显成熟的沉静。这种少年时的乐天性格,他一直保持到年长以后,即使身处忧患时,这一点使得他的长者们都坚信,他是个前途远大的年轻人。在巴夏礼离开英格兰之前,他的朋友们就预言他一定会有所成就。在异国他乡的6个月他没有焦躁不安,反而更加专心地埋头于学习和工作。巴夏礼之所以拥有坚定的信念,是因为他丝毫没有自私之心。从孩提时代起,他就懂得体谅他人,经常拒绝和同龄的男孩子一起玩耍。长大成人之后,与人为善的本性表现得越发强烈。没有人像他那样愿意施予人恩惠,如果有任何麻烦的工作,他总是自愿承担,而且完成得很出色。
在香港,男孩和他的上级相处得很好。马儒翰得到所有人的爱戴,巴夏礼能有这样的导师十分幸运。在他的指导下,巴夏礼进步显著。马儒翰的才能是得到大家公认的,他工作努力,为人和蔼,又善解人意。在马儒翰身边度过的这段日子,对巴夏礼的成长来说意义重大。大家都相信马儒翰绝不会骄纵一个有前途的孩子。他会紧紧地盯着他,告诉他发奋工作的价值。巴夏礼一直都将老师的教导铭记在心,他比任何人都清楚苦干是克服困难的有效途径。
巴夏礼初到香港岛时,这里的环境并不好。英国人管理香港只有几个月的时间,欧洲人的住所寥寥可数,连马儒翰也只有一个简单的容身之处。他也知道,对巴夏礼的邀请谈不上是任何奢侈豪华生活的保证。马儒翰写道:“我们这里的条件并不舒适,但是我们会摆好床铺,准备好替换衣服,让巴夏礼能自在地和我们一起生活。”在3间简陋的小屋里,马儒翰总是苦干到深夜,而年轻的助手巴夏礼则用英文为他抄写公文,尽量帮他的忙。他们通常和军事法官凯恩少校一起进餐,法官先生总是给巴夏礼带来惊喜,让男孩觉得自己如同在家里一般。那些官员非常友好,尽管是他们给香港带来了战争。巴夏礼甚至习惯了看法官在法庭上宣判给海盗100下的鞭刑、干18个月的苦力的处罚,然后看着这些无赖们带着镣铐修路。除此之外,巴夏礼经常有机会看到璞鼎查。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还成了第一个将英国进攻乍浦这一消息告诉全权大使的人,璞鼎查当下便邀请他共进晚餐。男孩很快赢得了璞鼎查的喜爱,只要巴夏礼愿意,他可以在任何时候去找他吃饭。巴夏礼对璞鼎查充满敬意,他写道:“我很喜欢亨利爵士,他总是愿意和我交谈,显得那么和蔼可亲。”璞鼎查的继任者没有谁像他这样给这个男孩留下过如此深刻的印象,巴夏礼很早就开始观察他的领导们的才能了。
然而,巴夏礼职业生涯的第一章并不只是在和权贵人物打交道。正如马儒翰所说,“和一群年长者一起生活,他开始变得有男人味了”。马儒翰指导巴夏礼认真地工作,积极地思考,并鼓励他参加各种形式的体育锻炼。巴夏礼的每一天是这样度过的:起床后的第一件事是去大海里游泳,中午之前他都被安排去学习艰涩难懂的中文,接着是拉丁文和法文。除了办公室的日常工作,他还要帮忙抄写公文,这有时要占据他一整天的时间。马儒翰正试图帮助男孩补偿他早年远离学堂所失去的受教育的机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巴夏礼成了一个学习多种学科、掌握了大量信息的年轻人。但是巴夏礼的生活太繁忙了,对中国事务的学习存在许多不足之处,他本人也一直感到很遗憾。如果能挤出更多的时间,他就可以掌握更多门科目了。
巴夏礼经常会骑着马儒翰的小马驹溜达,这给他的工作增添了无穷的乐趣。在马背上运动时的兴奋体验使巴夏礼欲罢不能,直到他人生最后的日子,他对骑马的热爱仍然不减。巴夏礼在马背上度过了很多时间,可以说他成了一名成功的骑兵。在香港时,他很喜欢爬维多利亚山。现在,在这座山上我们能看见人们住在条件良好的房子里,可是1842年的时候,那里除了杂草和灌木,什么都没有。巴夏礼千辛万苦爬到山顶就是为了俯瞰整个岛和海域,然后又要费劲地下山。等返回山脚时,他身上常常有多处摔伤。他对其中一次攀爬经验的描述值得我们分享。他在14岁时的日记里写道:
6月1日〓〓星期三
〓〓大约在4点半的时候,我去找凯恩少校,他已经完全作好了出发的准备。陪同我们前往的还有一群苦力,他们带着枪、剑、望远镜、食物和瓶装的凉茶。来到山脚下时,一群士兵也加入我们的行列之中。经过两个小时的攀登,我们终于到达了山顶……这时太阳升起来了。还好我们选择开始爬山的时间早,否则一边爬一边被太阳追赶的感觉太不好受了。
我们开始从另一边下山。呈现在眼前的山谷如此美丽,一条条小溪从四处淙淙地奔流而来,交汇到一起。啊,今天我们看到的不同寻常的景色真美,至少是目前为止我所见过的最美丽的景色。经过一个充满了浪漫气息的小村子后,我们到达了石排湾,我们在这里经历了一场大冒险。当我们正要穿过这个村庄时,一头本来被绳子绑住的公牛突然挣脱了绳子,疯狂地向我们冲过来。带了雨伞的人立刻打开他们的保护伞,站成一排,用背部顶着房子来对抗这头公牛。凯恩少校没有带伞,自然成为公牛的目标。牛径直朝他冲去,就在千钧一发之际,他一跃而起,从牛的身上跳了过去。牛离开之后,一切又恢复平静,人群发出了欢呼。这真是一次令人记忆深刻的冒险。
我们继续前进,一泓清泉从身边流过,略带诗情画意。树丛里住着鹿儿和野鸡。我们找到一块地方,坐下来稍作休息。苦力们在树荫下摆开他们从村子里搬来的桌子和椅子,大家吃了一顿开心的早餐。毕竟,在5个小时的跋涉之后,每个人都急需好好补充能量。我们看起来有点脏兮兮的,晨露使得我们的衣服沾上了灰尘。我们兴致勃勃地品尝着鸽子派、牛排、鸡蛋、荔枝、饼干和奶酪。我的同伴们非常友好,大家聊得很投机。“黛朵”号的凯佩尔上校甚至邀请我参加他的护卫舰的一段航程。我不能接受他的邀请,但很感激他的好意。
我们打算多休息一会儿,等天气变阴后继续上路,因为太阳的炙烤让我们受不了了。大约下午1点的时候,天空中还是没有出现云层,我们只得再次上路。此时的状况比早上糟糕多了,太阳灼烧着我们。然而,我们仍然保持着前进的步伐,只是每20码就要休息一下。下山的时候也十分艰难,山路很陡峭,简直难以形容。尽管如此,两小时之后,我们还是回到了主干道上,不久便到家了。凯恩少校感到很疲倦,我倒还可以。这是我离开英国之后徒步的最长路程,大约有15英里。虽然辛苦,我却十分享受这次旅程。晚饭时我胃口好极了,并早早地上了床,很快便酣然入睡。
在巴夏礼的日记里,我们读到了一种奇怪的混合体。在描写了令人吃惊的丰盛食物之后,他还用优美的词句表达了自己对酣睡和早餐的热情。显然,男孩很优秀,也的确招人喜爱,否则凯佩尔上校不会邀请他加入护卫舰。凯佩尔上校是当时最杰出的海军军官之一他现在是海军元帅。在1858年的中国战争和在日本,我们可以再次听到有关他的事迹。,被他选上是无比荣幸的事情。好吧,让我们再次回到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