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条约》正式签订之后,舰队并没有马上离开南京,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英国要等待中国皇帝对条约生效的批准,可是两个星期过去了,仍然没有得到任何回复。第一期赔款300万银元必须支付给我们。与此同时,巴夏礼得到了全职的聘用。在向本国政府汇报之前,有一大堆的文件需要完成。于是这个男孩不得不每天留在“女王”号上抄写各种令人生厌的公文和报告。郭实腊对中文课的要求很高,他们四分之一的时间都在同一艘船上,所以巴夏礼学习中文的机会更多了。有时候巴夏礼也上岸去散步,但是不像以前那样轻松快乐。这个国家的大部分现在都泡在水里,当他打算送一封信给静海寺(《南京条约》签订的地方)里的满人时,他发现水深竟有四五英尺。如果没有任何中国人在前面探路,他随时会摔倒在水坑里。沼泽滋生各种疾病,士兵和水手们常常感染发烧,巴夏礼也无法幸免,他在中国生病了。
9月15日的日记记录:“皇帝已经表示赞成《南京条约》的签订,但是并不是很愿意,他让可怜的耆英全权负责此事。”皇帝的政策使英国官员们的处境得到明显改观,和平最终缔结的消息传遍了整个舰队。马尔科姆少校带着条约回英国,这标志着远征军的任务完成了。9月17日开始,舰队陆续离开。巴夏礼和郭实腊一同搭乘“蒂斯尔”号,他们直到24日才起航。行程耽搁的原因是,沼泽地的可怕天气让巴夏礼很不舒服,他的四肢和胸部疼得厉害,甚至连呼吸也变得困难。郭实腊非常尽心地照顾他,但是男孩仍然十分虚弱,他原本的充沛精力消失得无影无踪。他唯一能做的就是用外套将自己包裹起来,躺在甲板上读《征服格拉纳达》(ConquestofGranada)。最糟糕的是,“中国热”和所有疟疾一样,它似乎不会让患者痊愈,总是反复地发作。起航之后,巴夏礼的状况得到改观,能够和他的表姑父一起上中文课了。
9月29日,“蒂斯尔”号抵达舟山,巴夏礼做回日常的秘书工作。英国人将保留对舟山的控制权直至1845年,直到中国将赔款支付完毕。在占领期间,英国需要在那里设立进行日常管理的政府。璞鼎查任命郭实腊为地方官,巴夏礼则跟着他一起工作,并在他的指导下学习中文。但巴夏礼最终是否留下取决于他自己的意愿,当然,他表示非常愿意留在舟山。在给自己的两个姐姐的信中,他写道:
〓〓在几个回合的通信和沟通之后,郭实腊先生将一直留在舟山,直到来年的春天。然后他会去福州,我也会和他一起去。现在我开始做一些与中文相关的工作,扮演着翻译官助手的角色,因而我也有工资收入。此前我在马儒翰先生手下做事,如果他愿意,他是可以阻止我继续留在舟山的。只是我自己认为我更应该在表姑父的教导下学习中文。尽管马儒翰先生一直以来都尽其所能来帮助我提高中文水平,但是他手头的工作太多了,他不可能像我的表姑父那样注意我的需要。“女王”号上的经历也证明了这一点。我将有怎样的未来完全取决于现在有怎样的努力,当我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时,我更愿意留在表姑父的身边,而这也是他所期望的。当我考虑了上述所有事情之后,我决定暂时不来见你们,我愿意继续留在这里,然后还要到南方去。马儒翰先生说我的决定太蠢了,事实上他并不清楚我这样做的原因。1842年11月13日巴夏礼在舟山写给姐姐们的信。
在正式开始工作之前,巴夏礼还和璞鼎查一起度过了一次愉快的旅行。
〓〓上个星期我在宁波过得很开心。宁波是5个开放的通商口岸之一,亨利先生去那里处理事务。他是乘坐“女王”号去的,并在那里逗留了8天。在他的许可下,我也参加了一次宴会,度过了非常快乐的时光。从各个方面来看,宁波是我见过的中国最好的城市。1842年11月13日巴夏礼在舟山写给姐姐们的信。
璞鼎查
和亨利先生分别是件难过的事。璞鼎查南下去了香港,他和“他的男孩”之间的关系如同父子一般好,而哈里也从来没有忘记他的长官待他有多亲切。亨利先生清楚地知道如何将关爱和明智的控制相结合。在他的激励下,哈里工作很努力,同时亨利先生也给予哈里非同寻常的特权。男孩也明白好好工作才是对先生最好的回报。因此巴夏礼并没有被惯坏,他的率直、独立没有转变成无礼的傲慢。他严于律己,各种各样的训练和磨砺使他获得了更多的经历,对世界的认识也更为全面。
另一个重大遗憾是关于马儒翰的。如他的学生所描述的那样,他为人非常和蔼可亲。但是巴夏礼后来再也没有见过他。璞鼎查和马儒翰对巴夏礼的影响都十分重要,如果没有他们的出现,巴夏礼无法真正迈入他的职业生涯。在给姐姐的信中,巴夏礼简单地描述了对这次分别的感慨:
〓〓要和亨利先生告别我真的很难过,他曾经给予我那样多的帮助和关心,让我在很多方面得到提升,他就好像我的父亲一般……和马儒翰先生的离别之痛也是难以用言语来表达的。他们俩是我最亲密的朋友,不管我的将来会怎样,对于他们所给予我的一切,我都将心存感激。1843年1月1日巴夏礼在定海写给姐姐们的信。
现在,巴夏礼将要开始接受新的训练,这次的教官和以前的老师风格迥异。人们对郭实腊先生的评价有很多中伤之辞,不过有些地方也未必是危言耸听。他徒有其表的举止和装作什么都懂的样子让人难以忍受,人们开始称他为“骗子”。他还总是摆出一副天才的架势,那些最了解他的人却最不喜欢他。郭实腊并非值得信任的人。尽管如此,他个性很强,有自己的特色,所以也容易引起别人的注意,尤其是那些不如他的人。对于推行自己的意志他十分拿手,对年轻人的影响力也很大。郭实腊被认为是令人敬畏的,同时也是令人着迷的。要认清他需要花很多时间。然而,郭实腊的言行举止也并非全是伪装。他非常了解中国人,在这方面他可能比他的同行都强。他对中文的掌握并不十分完善,但是的确能十分轻松地和满人交流,让中国人把他当作自己的朋友。尽管他易怒、猜疑心重、长得皮包骨头,但他还是有非常仁慈的心的。他对中国人采取了抚慰政策。总的来说,巴夏礼能得到郭实腊的指导绝不是坏事。
巴夏礼已经从其他人那里学会了使用激烈的方式来处理问题,因此,让他了解用缓和的方式来决定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应该是件好事。郭实腊非常焦急地想帮助巴夏礼。他对这个男孩所倾注的更多的是感情,而不是判断。他还曾经一度想收他为养子,不过他也认识到,师生关系才是维系两人良好关系的最佳模式。在舟山度过的岁月里,他们仍然以“表姑父”和“表侄”相称。
在指导男孩的学业方面,郭实腊尽心尽力,尽管巴夏礼在中文学习中取得的惊人进步是否是他的功劳还让人怀疑。每天巴夏礼都和他的表姑父一起读书,这是千真万确的。不过,他每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读颇有难度的中文书籍,也许这才是他能很快掌握中文的真正原因。罗伯聃记得,有一次,他看到巴夏礼在郭实腊的房间里苦读艰涩难懂的中文书。罗伯聃先生被他的好学精神打动了,他自己也很想试试读这样的书,后来他也的确那样做了。巴夏礼从不满足于自己取得的进步,他有时也会变得急躁,觉得学习复杂的中文似乎不是必要的,它们就像挡着他前进的障碍物。他用非常轻视的态度在信中向他的姐姐们描述他的工作,这时候他已经在舟山待了几个月了。
〓〓我继续着中文的学习,但是很难说自己学得有多好。我取得了一些进步,不过这并不能使我感到满足。我想您对我在语言学习上的评价是太高了……我仍然在读《三国志》,甚至想也没有想过要去看“四书”。最近开始阅读的另一本书叫《玉娇梨》,主要是讲上层阶级的礼仪,我觉得值得一读。精读的其他材料包括布告、许可状以及过去3年中全权大使和中国当局之间的信函的副本。1843年4月1日巴夏礼在定海写给姐姐们的信。
除了中文之外,巴夏礼还学习关于中国的一切。他居住在中国的城市里,尽其所能与中国人打交道。他也很受当局官员的喜爱。亨利先生走了之后,巴夏礼和舍尔德将军交上了朋友。每个早晨,伟大的将军和他年轻的同伴会一起去逛集市,他们的经历有些夸张,巴夏礼在信中这样写道:
〓〓我在这里过得很舒畅。1月1日开始,天气变得越发寒冷了,尤其是在晚上。昨天有霜,还结了一层1/3英寸厚的冰,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下过雪。每天早上6点半的时候,我会和舍尔德将军一起去集市。他习惯自己去买东西,结果总是被中国人愚弄。他支付的钱往往是普通人的两倍。即使是有固定价格的商品,卖家也会将价格略微提高。将军会花上一段时间和卖家讨价还价,如果卖家一直不肯将价格降低,将军就会把他们带到地方长官那里,直到问题被解决为止。但是他人很好,十分坦率,是个很讲礼貌的人。他对上帝很敬畏。1843年1月8日巴夏礼在定海写给雒维林的信。
除了他的将军朋友,巴夏礼在当地驻军和骑兵中都有很多熟人。他们一起找乐子,分享趣事,如果没有这些娱乐活动,英国军队的生活将是贫乏无味的。水手们在港口看戏,而军官们则把一座中国的寺庙改建成了戏院。巴夏礼并没有过多地去评判他们的行为,但是这样一种在娱乐方式上的互相竞争让他很兴奋。巴夏礼有一匹狂野的、被赋予独立的高贵精神的小马。巴夏礼决定参加一场比赛,对手是一名英国海军少尉候补军官。然而,马儿并没有完全秉承他的热情,只是回家的时候才跑得很快。当巴夏礼表现出想要驾驭马儿的过剩的精力时,发狂的马儿会把他摔在地上。第一次失败不会让男孩放弃,他仍然以饱满的热情继续投入和海军学生的比赛之中。他再一次摔倒在地,人仰马翻,但是他屡败屡战,他的马儿非常难驯,最后他不得不放弃试图驯服它的念头。
在定海度过的日子很愉快。人们常常可以看到郭实腊骑着马儿在村子里巡视。一位目击者说“他采取蹲伏的姿势”,“他的衣服的剪裁是波美拉尼亚风格的”,“他戴着大大的草帽,长了一对险恶的眼睛”。而在他旁边的则是巴夏礼,他骑着坏脾气的马驹。
巴夏礼告诉他的姐夫:“我过得很舒适,在这里度过了欢乐的时光……每星期我都要和表姑父一起骑马进城。你能想象我有多喜欢这样的活动。我有自己的马匹、马鞍和缰绳,我可以向你保证,我带着手枪皮套骑马的样子是非常威武的。可千万不要被它可怕的外观吓倒了,手枪皮套里装的并不是枪,而只是一些可口的小点心……我出去的时间越多,就越来越喜欢这个岛,我敢说舟山的一些景点是我见过的最美的。”译者注:1843年巴夏礼的书信,原书未注明具体日期。
1843年6月,巴夏礼的姐姐们和雒维林先生来舟山,可惜他只能和他们在一起度过两个月,接下来他要南下去香港参加中文考试。6月26日,巴夏礼搭“皇家德赖弗”号出发,3天后到达厦门,这是他日后多年的官方居所。他对这个地方的印象被详细地记录在那年8月、9月的日记中。和其他人一样,他只是间歇性地记日记。
〓〓厦门一片贫瘠,四周只见沙土和岩石,这和舟山肥沃的山丘、充满生气的村庄相比,真是天壤之别。一些堡垒还在,我们的部队没时间将他们全部炸毁,但它们都或多或少遭到了破坏。我们发现了两艘战船、七八艘商船,其中有两艘是西班牙的船,我猜它们来自马尼拉。他们的贸易活动开展得很灵活。他们白天与很多船聚集而来,出售不同的商品,而且价钱开得很低。
早餐之后,我和一些朋友上岸。我们的军队驻扎在鼓浪屿,我们想去那里看一看。军队安置在那里是十分明智的,厦门的城市太拥挤了,而鼓浪屿离城市也不过半英里。尽管这里只有沙土和岩石,并没有培养瘟疫的沼泽地,但在这个季节里,士兵们还是饱受着疾病的困扰。我们非常幸运地得到几匹马,得以愉快地骑着马旅行。岛的西部有很多树木,这里的景色显然比另一边赏心悦目得多……我本应兴致勃勃地去看看厦门的城市,但是天气真的很热,没有人能在烈日当空时走上多久,这样很容易染上霍乱。1843年8月29日巴夏礼日记。
9月1日,“德赖弗”号进入了香港港,等待巴夏礼的却是不幸的消息。
〓〓那里挤满了船,“皋华丽”号74岁的舰队司令仍然在那里。从甲板上来看,整个城镇的规模比我一年前看到的扩大了近两倍。大多数房子很大,建造得很好,任何进港的人都能看到。罗马天主教堂是最引人注目的建筑了,尽管就我的观点而言,那对我们来说是巨大的耻辱。为什么新教的大教堂还没有建造起来呢?我认出很多我的朋友居住的地方,我非常想马上上岸去拜访他们,给他们一个意外的惊喜。
然而就在我想象着和朋友们重聚的喜悦时,港务局长上船来告诉我们马儒翰先生的死讯。那简直是晴天霹雳,对我而言,他是众多施恩于我的人中最重要的一个,他的和蔼可亲让人永志难忘。香港爆发了黄热病,而他也在那个时候感染上了。饱受了一星期的病痛之苦之后,他被病魔夺去了生命。马儒翰先生被葬在了澳门,在他父亲和母亲的旁边。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损失,他是每一个人的朋友,大家无法抑制悲伤。就像亨利爵士在政府的布告里所说的,马儒翰先生的确是公众的友人。1843年9月1日巴夏礼日记。
巴夏礼得知璞鼎查并不在香港而在澳门,就决定立刻去找他。他在香港的很多朋友都热情地希望他留在他们身边,但是他的责任感强烈地迫使他去见他的上级。第二天,巴夏礼就来到了澳门,亨利爵士非常兴奋地接待了他。他看上去还没有从马儒翰先生去世的悲伤中缓过神来,他将此事定义为国家的损失。在艾尔姆斯里的房子住了一晚之后,哈里去看他的朋友罗伯聃。这次拜访缘于计划的突然变化,是他始料未及的。巴夏礼被邀请去了领事办公室,这是他从未有过的际遇。
〓〓他们非常和善地接待了我,问了很多关于北方的问题。罗伯聃建议我陪同他一起去广州学习有关领事办公室的工作,这的确是我必须知道的,于是我欣然接受。亨利爵士也批准我们第二天使用政府的三桅帆船出发。就这样,我今天在这里,明天在那里,事实上和打仗没什么分别。星期五我还在香港,星期六在澳门,星期一就到了广州。但是不用担心,一切都非常顺利。我还领略了打包行李的艺术和旅行的乐趣。1843年9月3日巴夏礼日记。
1843年的时候,乘坐三桅帆船从澳门到广州的航程充满了惊险,相信大多数到中国来的游客很难适应这种刺激的旅途。不过巴夏礼显然乐在其中。
〓〓最初我们顺着惬意的微风上路,在前行了四五英里之后,风没有了,整艘船完全不动,就好像是贴在水面上的木头。船员们拼命地摇动船桨,状况并没有得到改观。那时候气温非常高,任何人到甲板上都有可能被烤焦,但是待在船舱里也很闷热。事实上,我觉得自己已经被烤得半熟了。4点钟的时候,我们坐下来吃午餐,这时候,我们离我们的出发地大概只有八九英里。午饭后风变大了,随着海浪的起伏,我们轻松地每小时前进三四英里。到了晚上,风速更快,我们漂亮的船儿几乎是在全速前进了。船的四周拍打出极大的水花,泛着一大堆泡沫。这多么让人兴奋啊!我们大家都脱去了夹克衫,享受着清风,感到无比凉爽,这完全补偿了我们先前所经历的炙烤和闷热。
10点到11点,我们通过了虎门炮台。那里看起来很开阔,要是在白天的时候来就更妙了。堡垒的外观很好,整个工事都被重新建造过了,在强大的防御者的守护下,我相信他们可以阻止任何船舰通过的企图。后来,我上床睡觉,12点的时候被甲板上巨大的响声吵醒。原来我们遭到了暴风雨的袭击,大雨伴随着雷声和闪电倾泻而下。我们把船停稳并安全抛锚后,终于走出了暴风的包围,后来的两三个小时都向着同一个方向前进。但是我们是逆风浪而行的,前进的速度很慢。
第二天早上,我们离鸦片船的停泊地点很近了,离黄埔约两三英里。我们行进得很顺利,整个河面约有1英里宽,两岸风景秀美。河水很浑浊,让我想起了扬子江,虽然后者可能有更多的泥沙。早饭的时候我们经过了黄埔,那里停靠了五六十艘船。很多是东印度公司的船。船很高级,在战争时期他们还打退过敌人的袭击,有一艘法国的帆船在英国的“黛朵”号附近,但是前者显然无法和后者相比较。
到了广州之后,我们开始逆流而上,所以速度放慢了。在距城3英里的地方,河的中央停着中国人从英国购买来的许多船只。船被重新上漆,俗气地增添了很多装饰物,它们的格调看起来有点吓人。有一艘船的帆上挂的旗子写着“广州海域巡洋舰”,但我想可能它永远也不会离开现在的位置去开展巡视工作。船的舷墙板上摆放着小枪、火神枪,就是没有看到一把大的枪。船的样子看上去很糟糕,中桅和传动装置看上去都失灵了。我很开心终于可以从它身边过去了,因为它散发着难闻的臭味,甲板上还站着一个衣衫褴褛的人。
我们的船逆流缓缓前进。广州海域里的小船难以计数,也许有数千艘,那么居住在里面的人的数量肯定更为巨大,每个家庭约有四五口人,甚至更多,很容易想象他们居住的状况有多恶劣。船的数量实在太多了,整个河道十分拥堵。我注意到有两艘欧洲的船,他们也是中国人购买来的,船的风格和前面我们提到的那艘一样,被改造得庸俗不堪。
在靠近城市的地方,河流分成了两股,河面不宽,很泥泞。上岸之后我跟着罗伯聃先生去领事馆,在那里李太郭先生带我参观了整个办公室,并热情地把我介绍给各位在场的先生,他们一共有五个人。我敢说我应该会在广州过得很舒服,虽然这个地方显得如此无趣,但是我的同伴们是那么和蔼和健谈。1843年9月4日巴夏礼日记。
9月8日〓〓星期五
〓〓过去两天除了例行的公事没有其他事情发生。昨天我约了一个中文老师来教我。他精通中国方言,以后他会在早上和傍晚授课。要请上一个好的老师,你通常需要每个月支付15—16元的工资。午饭之后,我通常到外面走走,去美国人的花园。花园在商馆的前面,很小,但是很干净,走道修建得很好,虽然比不上英国人的手艺。
自此,断断续续的日记没有增加新的记录,但是有一个条目显示,10月11日的时候巴夏礼还在广州领事馆,“每天工作很忙,日复一日地处理各种公文和完成例行的公事”。也许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值得记录,因为每天的生活是如此单调。和舟山不一样,在广州的外国居民参加活动受到严格的限制,他们没法参与更多有趣的事情。办公室的工作成了生活的全部内容。当然,对于正在学习领事工作的人来说,这样的经历是十分必要的。从巴夏礼手写的一份备忘录来看,璞鼎查在1843年任命他为驻福州的翻译官,然而这一港口的开放被搁置了,巴夏礼在同一时间被英国驻广州领事馆雇用为驻香港中文秘书的助手。对于福州的任命,巴夏礼没有再提及,但是我们不能误以为他已经通过了中文测试,还在澳门通过璞鼎查的面试后不久成了翻译官。可能是这样,最高主管正在等待罗伯聃对巴夏礼在广州的工作表现作出评价,然后才决定是否给予正式的任命。亨利爵士曾经一度建议送男孩去厦门担任翻译官,但是,他在准备离开广州去赴任时又被召了回来。从同一个备忘录中我们得知,1844年1月,香港的财务专员和巴夏礼一起被派往广州接受中国政府的300万银元的赔款。另一个被记录的信息是,1844年4月,在璞鼎查最后一次与两广总督耆英交涉之时,巴夏礼充当了亨利爵士的翻译官。
从这些零碎的信息中,我们可以得知1843年和1844年之交的冬天巴夏礼做了些什么。在罗伯聃他在两年后的1846年9月14日去世。的指导下,他在广州学习领事事务。一直到罗伯聃去宁波出任领事之前,他都在这位和蔼的指导官的带领下努力工作。同时他也继续上中文课,了解驻香港中文翻译局的日常事务的处理。为了应对两方面的工作,他经常往返于广州和香港之间。自《南京条约》签订之后,亨利爵士一直都没有忘记关注巴夏礼,他等待合适的机会让巴夏礼重新回到职业外交生涯的轨道上,尽管这一切曾被巴夏礼在舟山的生活打断。此时,他已经掌握了他的基本职责的要素,对中文的运用能力也更上一层楼。他已经完全作好了接受任职的准备,而且有些迫不及待。当然,巴夏礼并没有等多久就获得了工作的机会,1844年6月,他成了驻厦门的翻译官。